邓聿文

联合早报 | 邓聿文:特供不除,中国食品难有保障

邓聿文:特供不除,中国食品难有保障 (2011-09-21)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一个头疼的问题 [时事漫画] 标普下调意大利信评 [名家专评] 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中国政情] 中国不良贷款 明年或显著增加 ● 邓聿文   在食品安全不断恶化的背景下,近日中国媒体曝出浙江一些权力部门和单位,如浙省国土资源、水利、农业等部门以及一些外地政府机关,在该省生态环境优越的遂昌县开辟农产品“特供渠道”,让当地一些绿色农产品基地,高标准保障其部门和单位内部供应,引起了舆论很大反弹。许多人就质疑,当官员,尤其是监管者通过权力,能够享受到无毒无害的有机食品,自己的食品安全得到保障后,他还会尽心尽力地去打击各种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吗?   百姓的诘问是有道理的。某种意义可以说,正因为政府部门,尤其是对食品安全负有监管之责的部门,对日益泛滥的有毒有害食品根除没有信心,才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建立食品特供渠道,先把自己小圈子的食品安全保障好。只要自己能够吃到放心的蔬菜食品,百姓能不能吃到,不在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客观上无疑会松懈食品安全的保障力度。惟有监督者自己也随时受到有毒有害食品的威胁,才可能尽心尽力地去考虑老百姓的食品安全问题,从而对各种有害食品安全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这乃是人性使然。   但现在监管者选择了先确保自己的食品安全。权力部门这样做,当然是因为他有条件如此行事。这就说明,不管监管者自己是否明确意识到头脑里的特权思想,社会依然客观存在特权和等级现象。一个社会,要完全杜绝特权和等级是不可能的,总会基于各种条件,产生特权和等级,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竞相去效仿,建立自己的特权圈子,而社会并不去阻止。   现在中国的问题恰恰是,“特供食品”并不只是媒体曝光的一些案例,而是大面积存在,几乎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特供农场和蔬菜养殖基地与渠道,从商家喜欢为某种产品打上“特供”来看,社会也普遍存在着“特供”心理需求,这又进一步反证了目前的食品安全的确堪忧。   事实上,中国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对“特供”这个字眼并不陌生,它曾经高调地存在,代表着物资紧缺时代,普通人难以得到的好东西。任何特供,都表明一种物品的稀缺性。计划时代如此,当前的各种食品特供现象依然如是。只不过前者是普遍的物资短缺,现在则是让人放心的物品短缺,可称之为一种结构性短缺。   因此两者之不同是:计划时代的特供,是作为一种制度,一种按权力大小分配资源的特权和福利,普遍存在于官员队伍里的,它明确与权力和官职挂钩,权力越大,官职越高,所能得到的特供也就越多;当前的特供,则还未形成一种明目张胆的制度,它只是少数部门和单位借助于权力,为自己部门建立的一种福利,享受这个福利者,不单是单位领导和官员,普通职员也能得到。但不管怎样,特供存在本身,说明特权现象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 特供的寄生虫本质   假如社会多数人都想通过特权来谋取建立特供体系,从而使自己免受物资匮乏或免受有毒有害食品之苦,结果必定是食利者众多,生产者愈少,出现更多的物资匮乏,更多的有毒有害产品,最后导致整个社会不堪重负。   苏联就是前车之鉴。有研究者认为,二战后,苏联的生产效率一直在提高,但是国民生活水平改善缓慢,原因就在于庞大的特供体系,霸占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成果。特供体系下,特权与职务挂钩,并扩大到家属,致使党政机构设置越来越多,干部队伍越来越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权食利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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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邓聿文:中国社会的诚信缺失源于产权虚置

邓聿文:中国社会的诚信缺失源于产权虚置 (2011-09-01) 早报导读 [时事漫画] 澳洲最高院阻止澳与马国交换难民 [中国早点] 国资委「拉郎配」 央企重组貌合神离 [南中国海] 菲总统访华缓和南中国海局势? [总统选举] 选举过程反映民主机制越来越成熟 ● 邓聿文   诚信问题是中国当下一个严肃的社会生态问题。诚信普遍缺失已经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国际形象。对此,中国政府正在着手治理。但治理首先是要寻找病根。恰恰在这一点上,看法比较分歧。   多数人把中国社会出现的诚信不足归咎于政府,这在知识阶层几乎成了一个共识。比如,最近老牌新闻期刊《瞭望》周刊对社会学家周孝正的专访,后者就持此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还是政务诚信出了问题。周解释说,政务诚信或国家主权信用在诚信体系中起主导作用。这是因为政府既是社会信用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又是公共信用的示范者,由此决定了政务诚信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如果政府不讲诚信,企业诚信就难以做到,个人诚信就更无从谈起。   单就政府在社会诚信建设中的作用而言,上述解释大体是不错的。不过,我认为,把社会诚信缺失的原因归之政府,还是没有说到点子上,可以说政府应对社会诚信缺失负很大责任,甚至负首责,但社会诚信缺席的根源,应该不在政府,而在产权的虚置。 产权是信任的载体    产权在此既是实指也是虚指。经济领域的产权、企业产权、财产权等是实指,政治领域的产权则是虚指,是一种借喻。如现代政治强调主权在民,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于它治下的那个群体——人民的授权与同意。换言之,若把国家比作一个公司,人民是公司的股东,而治国者不过是受人民这个股东之托的公司经理。经理作为“打工者”(尽管是高级“打工者”),在公司业务经营中,可以有创新,有发挥,但不能违背股东的意志和利益,否则,他就会被全体股东炒掉。   其实,周在访谈中,借习近平的“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话,也表达了这层意思,指出中国要最终化解社会诚信危机,要有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政府的执政权力只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授权,而且只能是用来为人民谋福利的。   此乃因为,产权是信任的载体,无恒产者,无恒心,自然也就不会有诚信。企业不是我的,我凭什么对它负责?因此,只要能赚钱,经营者的利润能最大化,手段是可以不问的。大不了,打一枪,换个地方。也就是说,没有产权,企业经营者不会有动力和耐心去经营品牌,对消费者负责。因为品牌和信誉的积累说到底是为了长期利润,没有产权,辛苦积累的利润全部或大部最终归产权所有人,企业经营者哪有激励去培植信用?   当然,有人会说,有产权也不见得会有诚信。民企有产权,可很多的假冒伪劣产品、有毒有害产品大都出自小作坊和不规范的小企业之手,这又作何解释?   可以这么来看待。首先,任何事都不是绝对的,所谓无产权无诚信,只是就社会的多数现象而言,是对这种现象的一个概括和理论抽象,并不排除无产权有诚信和有产权无诚信这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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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质疑重庆市安装50万个视频镜头

但前提是监控录像不被非法传播,也不能随意安装,必须把握好“度”,这个“度”就是权利行使的合法性与可控性。而目前,对什么地方可以装监控设备,以及如何安装、如何使用等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更由于监控设备并不全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掌控之中,从而难以避免电子监控设备不被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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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邓聿文:中国的外交哲学需要适度修正

邓聿文:中国的外交哲学需要适度修正 (2011-07-06)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购买力下滑的启示 [时事漫画] 日重建部长上任9天就下台 [名家专评] 周兆呈评陈有为新著 [总统选举] 哪位将是陈总统? [中日关系] 日渔船赴钓鱼岛海域 中国要求撤离 ● 邓聿文 最近一年来的中国周边外交风波尤其是围绕南海问题与越、菲等国的摩擦,促使学界和民间开始反思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战略是否需要适时调整,以适应中国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身份以及变化了国际环境。笔者的看法是,中国以“和谐世界”为理念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外交哲学的确需要进行适度修正。 外交理想主义的由来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5年提出的和谐世界”的理念和主张,成为指导中国外交的根本思想,把人类利益、持久和平、普遍繁荣、共同安全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目标。这些目标很宏大,也符合中国和世界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但是,要实现这些宏大目标,即使将来中国经济实力世界第一,仅靠中国的一己之力或少数国家的力量,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外交哲学带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 无论是个人、民族或国家,是需要一点理想的。然而,理想的实现必须建基于现实之上,而在国际关系领域,最讲究的是彻底的现实主义。所以,若忽视现实,根据理想而制定的战略、方针、决策等,必然会碰鼻。中国理想主义的外交哲学及其实践,某种程度就陷入了如此窘境。 首先,“和谐世界”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在中国传统的思想和文化中,“和”是最核心的概念之一,所谓“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落实到外交层面,就是“朝贡体系”。但“朝贡体系”暗含着中国是天下中心和共主的意思,且要维持这一体系,必须有强大的国力不可。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和、合”思想和天下观念,是建立在家、国不分基础上的。换言之,近代以来以主权国家为标志的国家概念在古代中国并不存在。因此,以“和、合”思想来指导中国的外交实践,并不现实。 其次,“和谐世界”是由“和谐社会”衍化引申而来。后者是针对中国内部的“不和谐”提出来的。当今世界虽然也非常不和谐,不太平,然而,它并不像一国一样,有一个可以行使治理权的政府,以及全体国民都必须遵守的法律。国际社会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虽然有联合国,但除了安理会作出的决议具有约束力外,联合国并没有执法权,也没有一个执法体系。所以,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从来都是以“丛林法则”来描绘现实的国际关系的。虽然“丛林法则”这个词不好听,含有弱肉强食的味道,但国际社会的本质还是按权力和实力来分配利益。因而,虽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但把用于处理一国内部事务的原则和方针简单地应用到外交上来,难以行之有效,因为两者面临的环境截然不同。 设想与现实的差距 再其次,“和谐世界”构想所依据的一个重要判断是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这个时代主题论虽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却被后来的领导人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成为中国外交战略所追求的主要目标。然而,这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和平与发展固然是世人的普遍愿望与诉求,但把它作为时代主题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它并没有揭示一个时代真正的本质。人们会问,难道冷战结束前的人类历史就不追求和平与发展了?如果说,鉴于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教训,人类真正醒悟到和平的可贵,可为何其他国家,特别是与中国类似的新兴大国,没有明确把和平作为本国追求的至高无上目标,它们就不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吗? 最后,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国家利益的趋同和国家差异的缩小。“和谐世界”出台的一个背景是经济全球化,这的确是后冷战时期的一大特征,各国因全球化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正如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沃尔兹指出的,当今世界以贸易和海外投资占世界生产总额比例衡量的相互依赖即全球化程度并未超出一战前的水平,而尽管那时的理想主义者也以同样的热情欢呼世界经济一体化将为世界带来持久和平,结果却恰恰相反。因此,把世界和平、和谐的希望寄托在国际经济合作、相互依赖、一体化上也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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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邓聿文:公民独立参选中国人大代表的意义

邓聿文:公民独立参选中国人大代表的意义 (2011-06-20)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求形似先于神似的管理 [时事漫画] 希腊近半民众反对政府节约措施 [南中国海争端] 马国防长: 智慧解决 避免动武 [塑化剂风波] 中国药品“力百汀”立即停售 [总统选举] 论政网站晚宴 陈清木陈钦亮齐亮相 ● 邓聿文 我的朋友熊伟日前宣布参选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我为他的行动感到高兴。作为一个非京籍的外来者,若能当选区人大代表,无疑将有利于推动对外来人口权利的保护。 除了熊伟外,近段时间宣布参选最高地方人大代表的还有网络达人李承鹏等,我支持这种参选的举动,因为这是公民责任的体现,代表着历史的发展方向。 公民须重视选举并强化选举 对一个社会来说,公民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政治权利就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国政治民主化的程度如何,首先看的是公民选举权利的落实和行使情况。事实上,中国的宪法和选举法早有规定,年满18周岁的中国公民,都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但为什么在现实中这个规定落实得不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不能认真地对待宪法和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自动地放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从人类的发展史来看,任何公民权利的获得,尤其是政治权利,都是通过自身的努力争取来的,即使宪法和法律上有规定,若不去争取,也不会自动实现。而在现代社会,公民在国家政治权益上的分配一般是通过选举来实现的,因此,只有认真对待选举,才能真正保障自己的法律权利;只有当人们充分重视并正确行使自己的选举权,才会发现权力其实就在自己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认真对待选举,也是在维护人大制度,因为人大制度的根本目的,是推进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客观地说,目前最高的人大代表选举,在公正性和透明性上与过去相比,都有所进步,但竞争程度还有待加强。尤其在地方,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人大代表被分配和指派的情况。这当然是因为执政党从理论上假定,当选的代表能从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不存在个人私利。问题是,此种理论假定并不存在,由这个理论假定出发而设计的制度,就可能造成实际当选的人大代表,结果并不会为全民说话,他代表的只是自己所属阶层的利益,甚至是小团体利益。这种情况在近年的人代会日益明显。 要改变这种情况,就需要每个人都重视法律赋予自己的选举权利,认真对待这种权利,强化选举的竞争性。事实上,选举的精髓就在于其竞争性。有竞选,才有比较和鉴别,人们才能在不同的候选人中更好地进行选择,选民的利益也才能得到更好保障。 因此,今次熊伟们以一个公民的身份独立参选,它的最大意义就在于给人们多了一种选择的权利,从而激活地方的人大选举。即使最后他们当选不了人大代表,这个参选的过程也可以做很多普法的工作,这其实就是民主训练的过程,是一个播撒种子的过程。 改进选举制 让更多人参选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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