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新加坡是优质民主吗?(更新完毕)

2011/05/19 07:29:47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新加坡是优质民主吗? 张铁志   两年前,我在新加坡的一间咖啡店,拜访新加坡重要的异议份子──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及他们党部唯一的工作人员。为了争取新加坡的民主,过去十几年徐顺全不惜以身试法,未经申请就屡次公开演讲、集会,因此多次入狱。政府还控告他诽谤,使其在2006年因付不出罚款而破产,护照也被政府没收。   在那间光鲜亮丽的咖啡店,来来往往的人们很难看见徐顺全的悲哀。这正是整个新加坡的缩影。   近来新加坡大选后,有学者解读新加坡政治,认为该国是“优质民主”,是亚洲仅次于日本的民主政体。相比来说,韩国和台湾的民主因为“过于西化”,所以有许多问题。我想这是要让中国读者知道新加坡的发展并不是靠威权,而是靠民主治理,但问题是,说新加坡比韩国和台湾的民主更“优质”,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当然,我们并不太知道所谓韩国和台湾“过于西化”的民主造成了什么问题,也很难了解新加坡的优质民主到底是哪里为优。我们比较确定的是,新加坡事实上是一个残破不全的民主体制。   一个真正的民主政体不只是要有政治竞争和公民参与选举的权利──政治学已经指出这叫“选举主义的谬误”,真正的民主体制还意涵着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对政治权力的限制等等。对后者的保障欠缺,如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更会导致政治竞争的不公平,而这正是新加坡的不民主成份之一。   在这个看似国际化的城市国家,国内媒体是由政府所控制,基本上对政府的监督与批评都相当有限,而外国媒体若是批评新加坡政府,则不是被政府控告,就是被赶出境外。   媒体如此,对反对者打压更为严重。长期以来,新加坡凭借殖民主义传统留下的内部安全法令来镇压异议者。该法令以国家安全之名,让行政单位可以任意拘捕人民,且不经审判就无限期拘禁。   最著名的例子是前社会主义阵线的谢太宝被拘留二十多年,从未受过法庭审判。1987年5月21日,16名年轻的律师、商人、剧场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等,也被指控是一个要颠覆人民行动党的左派组织,而在没有被审判的情况先是被秘密逮捕而后被拘禁。   李光耀曾说过:“秩序先于法律,因为没有秩序就不能执法……很多情况下,我们必须选择,举行审判让有罪的人逍遥法外继续破坏社会,还是不经由审判把他们关起来。”   内部安全法令之外,李光耀政府的另一狠招是用诽谤罪控告批评者。1981年和1984年,工人党议员惹耶勒南连续两届当选议员,成为极少数的反对派议员。他批评李光耀兄弟是多家公司董事,但被李光耀控告诽谤,最后告到破产,丧失议员资格。1997年大选,李光耀和吴作栋对工人党候选人邓亮洪提出诽谤诉讼,导致邓亮洪离开新加坡。前文提到的徐顺全则是在2001年被控告诽谤,2006年因缴不出赔偿金而破产。   新加坡对于公民集 的 会、公开演说的权利都非常严格地限制。对选举制度的操弄,也严重不利于反对党。小者如选区划分、竞选时间的限制,大者如新加坡独创的“集选区”制度:这个制度固然可以保障少数族群的政治代表,但明显是为了让反对党难以在集选区获得席次。   这些问题还不包括人民行动党因为历史上长期执政,对政治经济资源的垄断,所造成的不公平政治竞争。一个限制公民自由,打压政治批评而形成的一党独大体制,连民主都可能称不上,更何况是优质民主。   来源: http://cn.wsj.com/gb/20110519/ZTZ072947.asp?source=UpFeature 新加坡是优质民主 2011年05月18日14:29  东方网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很多人误认为新加坡是一党制。但实际上,新加坡是多党制国家,只是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一党独大。在新加坡,政党登记是自由的,反对党也出来参加国会大选,参与选举的门槛并不高。西方教科书认为,民主就是轮流执政。但民主本质不是多党,而是竞争,是否竞争出高素质的政治治国人才,是否给人们带来好的生活。   新加坡的优质民主,包含几个基本条件:   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新加坡民主选举很清廉,没有北非、亚洲等地普遍存在的贿选现象,甚至比美国、欧洲的选举都要干净,这当然有很多因素,但与经济水平肯定相关。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地方,往往一包香烟、一顿饭就能把选民搞定。   二、经济发展带来教育扩展,公民素质提高。新加坡的选民是比较理性的,尤其是年轻一代。现在老一辈可能还有恐惧心理,但年轻人的恐惧更少,这与教育程度的提高也有关系。   三、法治健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重要的不是选择哪一个政府,而是维护政治秩序稳定。没有秩序,就没有经济发展,更没有民主。新加坡政治秩序的建立和稳定,与健全的法治有很大关系。   新加坡的经验说明了,民主制度创新不仅很重要,而且是可能的。比如集选区制度。这曾引来很多批评,认为对反对党不利。实际上,集选区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制度设计,它有效解决了今天西方仍没解决的种族冲突问题。比如强制性投票。西方认为强制投票本身就是不民主,但今天,西方一些国家投票率只有30%多,这意味着领导人是30%多的公民决定的。西方民主理论认为,公民素质是民主运行良好的前提条件。公民素质要经过长时间训练。新加坡过去几十年的强制性投票,就在慢慢培养起公民精神。   新加坡虽然是后发民主国家,但从民主演变路径看,与发达国家的优质民主没有大的差别,均以中产阶层、公民社会和健全法治为支撑。新加坡权力集中并不是为个人,也不是为党派,而是为整个国家服务的。李光耀一代最大的贡献是把手中权力转化成制度,而不是让制度为权力服务。西方的优质民主,同样在于所有政党和人们都认同国家的基本制度,无论哪一个党上台,都按这一套去做,这就使得一个社会是不断进步和发展的。   民主是大家选出一个领导人,说到底就是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新加坡部长议员每个星期都要定期跟选民见面,这是高度制度化的,如果部长因事不能出来,就要委托另一个部长,不能让秘书或下级出来。对部长和议员来说,保持与民众的关系非常重要,因为要面临5年一次的考试——国会大选,你不为选民服务,选民就不投你的票。如果没有这个机制,跟选民见面,就容易变成作秀。执政党切断与社会的联系,也是切断了自我改进的机会,肯定导致危机。   很重要的是,人民行动党是向社会开放的,所有的社会精英,无论在哪个领域,只要做得出色,都有可能被人民行动党吸纳进政府。新加坡是真正的精英制度,人民行动党选拔人才也很严格。任何政党都希望自己是一党独大,但关键是怎么在合法框架内做得到。人民行动党是开放的一党独大。   高薪养廉也是被很多人误读的新加坡经验。新加坡的官员廉洁是靠很多机制保障的,高薪不过是近十几年的事。新加坡实行官员高薪,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官员工资货币化,部长除了薪水,没有其他特殊福利,自己开车,自己买房子。第二是以高薪从企业界吸引人才。   新加坡的优质民主,与执政党向社会开放的机制有关,也与理性的反对党和社会有关。优质民主并非某个社会、某个政党或某个人等单一因素决定,而是由很多因素决定,这些因素是可塑造的。   来源: http://news.sina.com.cn/pl/2011-05-18/142922486667.shtml 掐脖子:周三,基辅,乌克兰议会副议长亚当·马泰恩尤科(Adam Martynyuk,图右)在一次立法会议上掐住众议员奥列格·利亚申科(Oleg Lyashko)的脖子。 淹没:周三,美国密西西比州维克斯堡的洪水灾区,一幢房屋已几近被完全淹没。 X光透视:这张由墨西哥契亚帕斯省官员提供的X光透视图显示了挤在一辆卡车车厢中的移民。这些移民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准备前往美国。墨西哥当地警方说,他们周二发现了两辆载有超过500名移民的拖车。图中的红色箭头是用来标注间距的。   类别: 转贴   查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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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NGO:使党的影响力向下延伸 …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拓展党员服务群众渠道,构建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体系”,不仅非常重要而且非常紧迫。因为在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的号召力、凝聚力面临重大挑战。一些党员的不作为、少数干部的腐败、基层组织的长期封闭运行等等,已经严重损害了党群关系。在遇到困难时,部分群众不找党组织转而求助于社会团体(NGO)甚至宗教组织,认为“党组织不如社会组织,党员不如社员”。新加坡郑永年分析,主要是“因为党和其各种外围组织(包括共青团)的建制化(或者官僚化)”,把自己孤立于社会之外,使党和社会严重脱节。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很重要很关键的一个方面,就是如何重新建立党和社会的连接点或者有机关系,让党员走向社会。”   我们认为,这种分析是很深刻的。长期以来,我们主张党员“立足本职”发挥作用,这在“单位就是社会”的计划经济时代是可行的。但是在大量“单位人”变为“社会人”以后,仅仅立足本职是远远不够的,群众认为“不是党员也应该立足本职”。因此,如果不走出组织、走出单位、走向社会,不让群众看到党员的身影、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党员联系服务群众就是一句空话。   而现实的问题是,目前党员走向社会的工作缺乏组织、缺乏氛围,形式僵化,不仅没有起到联系群众的目的,反而有作秀的嫌疑。因此,党员走向社会,既要有组织地进行,又要让群众乐意接受。近几年来,重庆市大渡口区委组建党员义工队,实行全员义工计时制度,作为党员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普遍欢迎的“红色NGO”,直接使党的影响力延伸到了社会最基层,为新形势下密切党群关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以党组织为依托组建开放式义工队,以此作为党组织在社会中的组织延伸   大渡口区委不要求每个党组织都建立党员义工队,而是紧紧依托有实力、有热情、有经验的党组织,以党员为主体、广泛吸引群众参与,组建开放式义工队。在机关、企业、街道(镇),依托相关党组织,分别以专业、以企业、以地域命名了15支机关义工队、5支企业义工队、8支辖区义工队,下设162支分队和320支小分队。目前,全区党员义工组织的总数不但远远超出全区注册社团组织和备案民间组织的2倍,而且其活跃程度和影响力也远远超过了任何社团组织和民间组织。开放式的党员义工队已经成为我们党在社会最基层的重要组织延伸。   以党员为主体壮大义工队伍,以此作为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力量延伸   大渡口区委要求每一个符合条件的党员(60岁以下的男党员、55岁以下的女党员),必须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至少一支义工队注册并参加每年至少16小时以上的公益性、群众性、社会性服务,在此基础上,积极鼓励引导群众参加义工队、开展义工活动。四年来,共组织协调150多支义工队策划开展了1500多次解民忧、济民困的义工活动,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2.6万个,扩大了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影响力。目前,已经有符合条件的7633名党员成为注册义工,通过这些党员义工,还影响带动了5860名群众成为注册义工,壮大了义工服务队伍,使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的主体力量在社会中得到了广泛延伸。   以网络为手段建立党员义工网上平台,以此作为党组织在虚拟世界的阵地延伸   参照现实党员义工队的组织构架,我们依托12371党建信息平台建立了20个网上党员义工组织的网上活动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党组织和党员义工队可以发布义工活动信息,利用平台手机群发功能或党员义工QQ群点对点地对党员进行动员,收集群众对义工活动的需求;党员可以随时随地查找义工活动信息,根据个人兴趣和爱好选择参加义工活动;群众可以在线反映问题、发布求助信息,极大地方便了党员义工组织、义工、群众之间的在线交流,使党组织有效占领了互联网上的组织、思想和活动阵地。四年来,通过12371党建信息平台共发布义工活动信息、简报4000多条,发起义工活动730次,动员了2万多名党员和群众参加义工活动,党员义工组织在互联网上的活动非常活跃,使这个平台成为了党组织在互联网上的重要活动阵地。   以专业化、人性化为主要原则开展义工活动,以此作为党内“创先争优”在党外的延伸   为了避免目前社会义工服务低层次、简单化、随意性的弊端,我们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专业化、人性化的活动原则。一方面,本着义工活动一切服从和服务于群众需要的思想,通过落实“三进三同”、“结穷亲”、“大下访”等形式,结合党群联系服务群众“三项制度”,积极开展党员义工服务;通过义工上门了解群众意愿、收集群众反映的问题,建立了有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员、留守儿童、因病致贫人员等22种类型1万名左右困难群众的基本信息库,为人性化的服务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要求党员义工组织尽量按照专业特长来组建和开展活动,为群众提供专业化的高质量服务,把党员义工服务作为“创先争优”在党外的重要活动载体。几年来,我们重点围绕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和文明劝导、技术辅导、电脑维修、法律维权、维护稳定等,组织开展了专业化义工服务活动。比如,家教义工队进社区帮扶贫困留守儿童750名,义工助学16300小时,得到家长和社会的好评;新山村街道党工委将辖区内党员义工队、红岩志愿者、青年义工队进行整合,打捆组建“96000”社区义工队,让社区1200多名老人和困难群众能够定期得到有效帮助;鑫鹏公司党委与南海村党支部实行结对帮扶,组织党员义工到南海村帮助困难群众提供致富信息、引进致富项目,让100多户群众实现脱贫致富。   “红色NGO”开展活动四年来,党员义工家喻户晓,义工服务深入人心,党群关系大大改善:2009年,重庆市委对各区县考核的民意调查结果中,最能体现党群关系的“党员关心困难群众”、“基层党组织为困难群众办实事”两项指标,大渡口区得分遥遥领先,列主城九区第一名,分别比最后一名高出24和15个百分点。这说明,广大党员已经顺利走向社会、走进群众。   分析党员义工活动成功因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   民间化。义工组织机构“亦官亦民”,既有党组织主导因素,又有志愿的民间团体色彩,“红色NGO”容易取得群众的认同。只有民间化,才能普及化。   全员化。义工组织成员“半官半民”,既有对党员全员参与的强制性要求,又有对普通群众的灵活性接纳;“红色义工”有利于打消党员顾虑,也有利于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只有全员化,才能常态化。   组织化。实行区域化、专业化的组建党员义工团队,有利于从一开始就避免低层次、简单化的运作模式,有效整合党内党外两方面的资源、发挥党员群众两方面的优势,提高党员义工的效益。只有组织化,才能科学化。   “红色NGO”的成功实践也说明,不但需要党员在关键时刻站得出来,也需要党员在平时就站出来;党员要从群众中来,更需要党员到群众中去;党员联系服务群众需要形式,但不能形式主义;党员既需要立足本职发挥作用,更需要党员到社会上展示形象;我们党不能不要组织,但绝不能囿于组织。“红色NGO”,或许就是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的不可或缺的社会治理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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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权贵阶层“偷”了中产阶层财富

谁“偷”走了中国的中产阶层?发此一问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5月2日,郑永年先生在《联合早报》撰文指出,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即中产阶层社会。由于中产阶层过小,社会稳定缺少基础,道德和信仰缺失,社会往往被“极左”或者“极右”主导。   郑先生认为,央企的扩张造成了“国富民穷”的局面,控制庞大资源的国有部门(包括银行)并没有动力去执行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政策。只要这样的经济结构不改变,一次分配就不可能实现基本的正义和公平。   不利于中产阶层成长的另外一个结构性因素,是特权阶层的存在。他们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方面面,都享受着特殊的待遇。出于对特权的维护,他们不会有任何动力推动社会改革。   特权阶层之外,还有一个属于少数人的富贵阶层,其所拥有的财富量,不容小觑。日前发布的全球奢侈品市场报告显示,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2010年,中国内地的奢侈品销售增长了30%——这或可看作富人消费能力的一个见证。   权势和财富的结盟意味着腐败。5月2日的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高尔夫球场的激增指向中国的腐败”一文。文章援引北京林业大学高尔夫教育与研究中心提供的数字:中国高尔夫球场的数量已经从2004年的170个增加两倍,发展到目前的近600个。   除了玩高尔夫,富人们开始经营农场。5月3日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说,在渴望进行新一轮投资的中国富人中,购房热冷却下来,经营农场开始热起来。   上个月,中国互联网巨头丁磊宣布他的公司将建占地1200亩的养猪场,京东网上商城的老板刘强东也在老家租了5000亩的土地种植水稻。   尽管《金融时报》的文章分析说,有机食品行业一定会兴旺起来,因为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对优质粮食和肉类的需求在增加。实际上,真正有实力投资农场保证自身食品安全的是富裕阶层,中产们除了抱怨几句,在超市购物小心点儿之外,别无他策。而对于特权阶层,有着特供的食品,自然也不怕“瘦肉精”的侵袭。   权贵阶层“偷”走了本该属于中产阶层的财富,也挤压着他们的生存空间。不光是中产阶层,农民们的日子也遭遇威胁。美国之音电台网站5月2日报道说,非法征用正威胁中国农民的土地权益。   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发现,非法用地现象越来越普遍。这个研究所同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去年对中国17个省1564户农户进行了调查,发现37%的农村近年出现过农田非法征用的问题,60%的农民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   该所创始人罗伊·普罗斯特曼说:“你问农民,村干部们拿到的补偿金哪里去了?他们通常会说‘吃掉了’,每天晚上大宴小酌,都挥霍了。一个村庄很贫困,但村干部们可以在豪华的二层砖楼里上班,里面有空调和取暖设备,外面停着几辆德国大众轿车。从技术角度说,他们是没有私吞,但确实属于挪用。” ———————- 郑永年:中国要稳定须建”橄榄形”社会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现在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另外一面,即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也产生了一个任何国家都竭力想逃避的“奇迹”,那就是社会的高度分化。这个社会的特点是:中产阶级产生并且也有成长,但其规模还是非常小,并且其制度基础极其微弱;除了少数可以和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相媲美的富人外,社会的大多数仍然是穷人。对中国中产阶级规模的估算,使用不同的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无论哪一种估算法,人们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即中产阶级社会。   社会结构更类似于拉美   如果把这个现象放置在东亚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中看,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形就会表现得非常显著。日本是东亚第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而后是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新加坡和香港)。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大体相当,它们都在大约二十来年的时间里创造了经济奇迹,而且也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在这些经济体里,中产阶级不仅是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动力,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尽管很多人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路径也类似于东亚其他经济体,即所谓的东亚模式,但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显然区别于东亚其它经济体。相反,中国的社会结构更类似于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近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拉美化”、是否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这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中国缺失中产阶级,已经在各方面出现了问题。因为中产阶级过小,社会稳定没有基础。社会高度分化,总体道德和信仰缺失,社会信任问题越来越甚。社会价值和理想面上激进化现象严重,社会往往被“极左”或者“极右”所主导。在中产阶级缺失的情况下,权势者和贫穷者互相折腾,造成整体社会的不确定感。   中产阶级本来就很小,处于这样一种环境中更是深感不安,不断寻找机会出走,在全世界到处寻求安全的落脚点。在任何社会,中产阶级是爱国主义的来源和基础,他们在其生存的社会致富,为这个社会感到骄傲;但在中国,情况似乎刚好相反。   根源在于一次分配不公   问题在于,本来应当和经济奇迹共生的中国中产阶级去了哪里?是谁“偷”走了本来应当属于中国的中产阶级?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层面来看,培植一个中产阶级实际上一直是执政党的一个目标。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执政党更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近年来更是直接提出要建设“橄榄型”社会。那么,为什么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政策目标呢?   这里的因素很复杂。在任何社会,培植中产阶级都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但政策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政策的角度来透视中国中产阶级弱小的情况,很容易发现,政策失误和执行不力是两个重要的根源。   中国社会群体中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既是中产阶级发育不良的现实写照,也是中产阶级成长的阻碍。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主要是经济结构所致,即一次分配问题。首先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失衡。中国本来是计划经济,城市居民都生活在一个个国有企业或者政府部门,除了少数特权阶层,大家都有着“贫穷社会主义”的低生活标准。从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和容许私有企业的发展,到90年代“放小”的民营化过程,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大致平衡。这段时期,也是中产阶级成长最快的。   但是这些年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有部分大扩张,民营企业的空间大受挤压。国有企业脱离其原初占据具有国家战略地位的产业空间的设想,向原本属于民营企业的空间扩展,很快就打破了原来基本平衡的局面。这里央企扮演了一个很负面的角色。近年来,“央企化”成为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新特色,即无论是地方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纷纷投靠央企,和央企结盟。   央企的大扩张造成了社会称之为“国富民穷”的局面。央企凭借其行政和政治权力,依靠垄断而获得巨额利益。这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总体的生产力水平,更是影响着收入分配,加深社会的不公正。很多年里,央企都具有不受国家和社会控制和监督的“自行分配”机制。盈利了,分配给自己;亏损了,就向国家伸手。   与之相关的就是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失衡。在任何社会,尤其在东亚,中小型企业是一个社会达成收入公平分配最主要的机制。在中国,在国企越做越大的同时,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变得非常有限。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强调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但控制庞大资源的国有部门(包括银行)并没有动力去执行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政策。只要这样的经济结构不能得到改变,一次分配就不可能实现基本的社会正义和公平。   特权阶层“偷”走社会财富   有利于中产阶级成长的政策执行不力的另外一个结构性因素,是特权阶层的存在。特权阶层主要指的是掌权人物。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方面面,掌权人物都享受着特殊的待遇。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特权都发生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一些原本只有权势人物享受的权利,通过社会政策建设而被社会化。无论是权势人物还是一般社会成员,都能享受最基本的社会权利。但在中国,这个社会化过程还没有发生。相反,权势阶层的特权化因为种种原因(例如政治改革的缺失、国有企业的扩张等)还在强化。特权的存在,使得很多方面有利于中产阶级的政策执行无力。原因很简单,权势阶层可以在政府内部得到特权,他们就没有任何动力去推动社会改革了。   不管因为什么样的因素和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权势和财富阶层既“偷”走了本来应当属于中国中产阶级的财富,也“偷”走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不过,他们也必须承受中产阶级缺失的代价。中国社会缺失稳定的基础,现在只有依靠高强度的“维稳”机制来谋求稳定。但很显然,即使权势和财富阶层也意识到这种稳定的不可靠性。   一个缺失中产阶级的社会,各方面的博弈会是一场“零和”游戏。社会要真正稳定,必须培植中产阶级。而这又要求放权社会,还权力和财富予社会。只有当中产阶级成长壮大了,社会才会进入良性的发展进程。 相关日志 2010/09/17 — wild007:时事杂谈 (0) 2011/04/29 — 最后一根稻草 (0) 2011/04/22 — 【中产阶级到底得罪了谁】关于个税,希望你顶我 (0) 2011/04/14 — 老愚:做“人上人”的诱惑 (0) 2011/04/11 — 中产月薪万元不如公务员四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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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财经》读者日答网友问

编者按:此文为贺卫方教授参加新浪《微访谈》节目的谈话记录,讨论主题是“市场与法治的关系”。          各位网友好!我很荣幸,能够参加这个方式独特的读者日。我虽然不大懂经济和财政,但是《财经》杂志却是自己很喜欢的刊物,也算是刊物的一个老作者了。财经的一个一以贯之的特色就是关注法治。很高兴,能够与王建勋教授一起。假如敏感问题,建议大家多问他。呵呵。          @尹朝辉:向@贺卫方 提问:在当下社会文化下,单独的以经济、法治可以支撑(诠释)吗?          答:当然不能仅靠经济法治支撑社会。这也是为什么要推动市民社会的建设。需要建立在利益和观念至上的多元化社会结构,需要良好的社会阶层或行业互动,需要道德水顺的普遍提升,需要政治家的责任感,很重要的是,需要保障信仰自由。无论是道德提升,还是良好的社会秩序,宗教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          @郑华建律师:向@贺卫方 提问:贺卫方教授,你是我最尊敬的法学大家之一,请问,你对中国律师制度的前景怎么看?          答:唉,怎么说呢?我总体还是乐观的。我们前一两代人所憧憬的通过激烈革命改变社会的梦想已经破灭,我们知道,社会问题的解决是急不得的。甚至,我们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人类社会不大可能完全消灭弊端。至于前景,取决于每个人的努力。我们爱这个国,像普陀山的那只鹦鹉所说:常居此山,不忍见耳。          @韩科2011:向@贺卫方 提问:您好,贺老师,您有无想到李庄案会发生检察院撤诉一事?这个案子检察院虽撤诉,但尚未最终结案,在法律上最终会怎样处理这个案子呢?          答:虽然撤诉也是一个选项,但是,老实说,我没有预料到。在这种情况下,假如重庆方面再搞出一些声响来,那么他们真的属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了。所以,我预计事情已经完结。          @王科力:向@法律人王建勋 @贺卫方 提问:两位老师好,李庄案第二季中,律师群体,法学届、媒体界的相互扶持,跟重庆方面的妥协相比,哪一点给您印象更深?您对律协和司法管理部门的沉默有什么看法?谢谢!          答:还是前者即法律人与公众联合起来,一起怒吼,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律协中不少成员私下都非常关注,但是碍于体制,他们无法发声。至于司法部,不说也罢。          @惠和:向@贺卫方 提问:沉默的大多数可能成为台上各方的道具,也可能在关键时点上显现其本性。请问贺教授,您认为该如何让他们成为积极的力量?如果有一天他们再次陷于狂热,我们将何以自处?          答:法律人不大愿意回答假设问题。如果国人一定要选择走那样的道路,那又有什么办法?          @骑士与诗人:向@贺卫方 提问:贺老师,民众并不主动意识自己权利,即如我南方老家是开放的前沿了,但农村民众比不自知自觉,诸如选举权利,例如村委、县和镇人大代表等,于民众而言都是“当官的事”或“XX有人”……。您看在现行制度下,如何推动、帮助形成制度性的民众权利辅导机制?          答:关键是推动民主的次序有些错误。应该先从全国层面,例如全国人大真搞民主,给国民作出示范。假如候选人都是内定,甚至人大也不起多少作用,那么就难以怪罪国民政治冷漠。          @RPWI:向@贺卫方 提问:贺教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是,在一个充斥着小便宜、小利益、小团体心理的类似“搬雷峰塔石头的百姓”的中国特色的“群氓”市场中,法治如何才能应对这种“群体犯罪”的不断发生呢?          答:我理解,这种情形的根源是产权制度出了问题,另外,保障私有产权的法律粗疏,解释混乱,执行不力,也都是让人们养成公共财产甚至私有财产都可以捞一把的心理之根源。          @此用户已禁止登录:对 @贺卫方 @法律人王建勋 提问:法治的核心是什么?          答:法治的核心是限制权力,尤其是政府的权力。通过权力分立、地方自治以及保障公民政治权利,实现这一目标。          @理性地主婆:向@贺卫方 提问:贺老师,您好,您认为中国司法改革最主要的力量应该来自于哪一个群体?是所谓的法律共同体还是更具体点的某些群体?或者是法律群体之外的力量呢?谢谢!          答:我总觉得没有最主要的,你说的这些都重要。          @后座议员:向@贺卫方 提问:请问贺老师,在现有体制下,要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有多大的可能性?          答:政治体制不改,很难。          @多看几本书:向@贺卫方 提问:市场的开放使中国人有机会出国,法治的现状使有能力的人选择出国,说白了,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感觉得到朝不保夕,所以选择逃离,不知道贺老师觉得,要多久中国的法制建设才能让百姓感到安全。          答:还是要看到好的一面。我认识的一些法学界的朋友近年来陆续回国,参与到国内的法学教育和法治建设中。          @杨应昊:向@贺卫方 提问:市场离不开法制,但是又必须是以信用为基础的。您认为中国市场的信用体系欠缺问题能否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针对市场信用的法律体系应怎样建立?我们缺少什么?          答:兹事体大。可以参考英国近代化早期如何通过普通法和衡平法来确保信用制度。当然,就近考察香港的相关法律制度也是一个捷径。          @咸云野鹤:向@法律人王建勋 @贺卫方 提问:二位老师好,在当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情况下,许多时候法治与市场的关系很复杂,如何既不破坏市场原有的自主性,,又能维护司法的独立与公正?谢谢。          答:这两者这是唇齿相依的东西呢。          @我的cpu我做主:向@贺卫方 @法律人王建勋提问:我觉得市场与法治的关系,可以用某横幅来形容“律师与金钱是什么关系”。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如何证明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有效的,公正的呢?是按照功利主义 的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吗?          答:好一个横幅哥!不过,问题不那么简单。法治在晚近的发展已经在理论上有不同于功利主义的共识。那就是,如果从功利角度有利,但是违反更高的自然法,也不具有正当性的。          @大刚无敌:向@贺卫方 提问:贺老师您好。从英美的历史看其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有序快速发展都是以法治为基础的。请问贺老师,利益、权利或许有一天会屈服于法治。但面对中国人讲究模糊美、讲人情关系的文化基因、观念意识,法治之路是不是显得更加艰难?该如何去走?谢谢。          答:模糊的语言、人情关系的确是问题。但是,白话文的发育已经减少了固有语言的模糊特色,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发展也促进了人群的陌生化。          @正负极2011:向@贺卫方 提问:贺老师,我觉得司法改革的进程这些年过于缓慢,是不是因为法律人学者抗争不够?或者是力量分散?我觉得司法改革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利益。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是不是得尽可能的团结起来呼吁司法改革?不改革,祖国没有明天!          答:正在团结中。格外重要的是,体制内外和法圈内外之间的互动和联合。          @ju理想国:向@贺卫方 提问:贺老师我很尊敬您,我认为经济会决定一国政治文化乃至法治的进程,就如同文艺复兴会率先在意大利兴起一样,请教您如何看待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法治进程的关系?          答:社会发展的过程,有时候是经济起主导作用,有时却是法律或观念起主导作用。          @苍蝇屠宰场:向@贺卫方 提问:你好 贺老师 孔庆东在节目里说你是汉奸。你怎么看?          答:坏的批评甚至谩骂总是提高了对方的声誉。          @大汉长安少年:向@贺卫方 提问:贺老师,我看您经常说民主和政体改革,请问原动力是什么?          答:民主意识的觉醒,制度建设提供的愈来愈大的空间,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形成,还有开放,外部世界的景观。          @寒清子C-ute:向@贺卫方 @法律人王建勋问:请问两位老师如何看待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与法治的关系?记得有种比较极端的观点,中国民主化的前提是基督化,福音化?请问两位老师如何看这种观点?          答:我不打赞成那种基督教宪政主义。对于法律人而言,世俗的许多因素值得我们去发掘和培育。把凯撒的给凯撒,把上帝的给上帝。          @尘晖:对 @贺卫方 提问:贺老师,您什么时候能再回重庆啊,不管是到西政,或者是其他学校、单位?          答:哎呀,我怎么能够回得去呢?很想念……          @灰机起灰啦:对 @贺卫方 @法律人王建勋 @罗昌平提问:当下各种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是法律对市场的监管不够么?但另一方面有时又觉得公权力在生活中无孔不入。          答: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脉动乐园:向@贺卫方 提问:政府职能部门在依法监管市场行为时,法律所赋予的自由裁量权太大,因此寻租空间也大,立法和执法部门应如何更好地约束自由裁量权?          答:问题的症结之一是,涉及到行政事项,行政本身制定的规则常与上位法律冲突,而且法院裁判时只能依据这类无法之法。          @气定爷:向@贺卫方 提问:贺卫方老师,您好!在司法不独立的国家,尤其是在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地,出现了地方政府勾结检察院、法院,粗暴干涉法律程序的情况。法律似乎不仅无法保护弱者,还成为了助纣为虐的工具。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答:让司法机关的财政人事完全独立于地方,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青帝一梦:向@贺卫方 提问:贺老师您好,一个社会通过教育,使民众树立法治信仰和观念,之后逐步进入公民社会,这样发展通常比较平稳。而由民众自发的领悟,而政府不去宣传法治观念,最后认知参差不齐,结果一般是专制倒台,但却混乱。但今天有关部门好像更热衷于精忠报党的教育而不关心法治教育,怎么办?          答:你把问题的症结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类似的问题还有对于非政府组织的打压,转过来又拿社会一盘散沙来恐吓改革的倡导者,或者自己吓唬自己。          回复@starhub:老实说,1949年之后的舆论环境很难接纳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如果说今天司法建设的路向,我认为不必拘泥于英美或欧陆,重要的是要独立,司法人员高素质,中立,裁判说理,程序公开透明,在决策审慎与判决稳定间的合理平衡。 //@starhub:贺老师,微访谈里您没回答我的问题。您是比较法方面……          回复@老食和尚:六十年来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反宗教的。但国家学说里又难以找到足以慰藉心灵、抑制丑恶、鼓舞善良的内容。其实,你说的这个问题在吾国也算得上是一个古老难题了。 //@老食和尚:贺先生的解答真好.俺想请教先生你一问题,(现在叫兽太多,就请原谅我称呼你为先生.)我一直认为宗教和信仰是推……     不是纸上谈兵,是人类经验。与你说的相反,腐败往往来自不独立。独立才有清楚的责任划分,才能激励法官追求正义。独立配合以严格的问责制度,加上权力制衡和国民监督,至少减少许多腐败。//@和蔼老虎猫:这些学者就懂得纸上谈兵。看热闹不怕乱子大。目前中国司法如果独立,只能增添一个新的腐败平台。          通过渐次的独立赢得渐次增长的司法公信力,政治也可以在动态中变革。制度是由各种细节构造的,局部的变化一定会影响到整体。//@和蔼老虎猫:所以说一党执政体制,你根本搞不了司法独立!就是搞了也是增添混乱。司法独立是皮毛,一党执政是根本,你说了皮毛,不说根本,我当然认为司法独立是隔靴擦痒了。          我担心的是,如果我们这一代不去呼吁和推动所谓潜移默化就成了不移不化,下一代依旧无望。水到渠成,你要供水啊。//@和蔼老虎猫:回复@贺卫方:渐次那就是慢慢来,或者是潜移默化,我看早着呢。20年内不要轻谈。那时候我们退出了。下一代搞去了,对于我们没有意义了。水到渠成时不用你呼吁就来了。   进入 贺卫方 的专栏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学者文库 > 法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037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贺卫方:《财经》读者日答网友问 贺卫方:律师与正义 贺卫方: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 贺卫方:要以群众狂欢的方式处死一个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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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29条区别

1,民主国家依靠契约治国,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公平的含义;专制国家依靠恐惧治国,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刀枪的含义 2,民主国家的人民拥有讽刺和批判当权者的权利,专制国家的人民必须统一思想 3,民主国家大多不举行阅兵式,因为不需要对公民炫耀武力;专制国家很多举行阅兵式,因为要保护自己的统治 4,民主国家无诚信者出局;专制国家不服从者出局 5,民主国家舆论多是指责政府,说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如何做、不该如何做;专制国家多是教育人民,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如何做、不该如何做 6,民主国家在信仰方面经常自由争论,没有标准答案;专制国家在信仰方面不允许有争论,只能信奉一种主义 7,民主国家讲人性,专制国家讲动物性 8,民主国家是用法律来保护公民,用法律来制约政府;专制国家是用法律来保护独裁,用法律来统治群众 9,民主国家的人民用法律来制约总统;专制国家的领袖用法律来压迫人 民主国家讲人权,专制国家讲生存权,讲国权 10,民主国家的国家有的总统子女失业;专制国家的领导人的子女是金枝玉叶、将门虎子,当然衣食无忧 11,民主国家的国家秘密少;专制国家的国家秘密多,甚至子女的职业也是秘密 12,民主国家有人想当官得往下跑,争夺选民的选票;专制国家有人想当官得往上跑,领导才能给你官位 13,民主国家有候选人;专制国家有接班人 14,民主国家的总统及亲属一举一动受舆论监督;专制国家的领导人,其家人、家事全是超级绝密,不准议论,更别说有事追究 15,民主国家是制约权力机制,就是要人人权利平等;专制国家是管理群众的权力,等级制度是最好的管理方法 16,民主国家的总统是人民公开讽刺幽默的对象;专制国家的领袖是仅供人民顶礼膜拜的偶像 17,民主国家讲自治,专制国家讲统治 18,民主国家由人民选择政府,专制国家由政府选择人民 19,民主国家的总统靠赢得民心而执政;专制国家的领袖靠暴力、谎言而把持政权 20,民主国家讲得民心者得天下,专制国家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21,民主国家可以组党,甚至组成共产党;专制国家不能组党,组党就等于叛逆 22,民主国家的总统视人民为主人,关注人民的呼声,替人民办事; 专制国家的领袖视人民为草芥,居高临下,任意支使 23,民主国家的领袖积极和民众交往,因为他知道他的权力来源于民众的选票;专制国家的领袖积极和将领交往,因为他知道他的权力来源于枪杆子的支持 24,民主国家动用军队救灾是自己的义务;专制国家动用军队救灾应该得到感恩 25,民主国家的总统为了获得人民的支持,要充分了解民意、顺从民意;专制国家的领袖为了一己私利,肆意妄为地强奸民意、愚弄民意 26,民主国家不敢认为人民素质低,因为依靠人民的选票;专制国家说人民素质低,不适合搞民主 27,民主国家总统的命运被人民掌握着;专制国家人民的命运被领袖操纵着 28,民主国家的总统为人民服务是应尽的本份; 专制国家的领袖发点善心是对人民的恩赐 29,民主国家允许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不怕垮台;专制国家不允许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除非在领导之下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 相关日志 2011/04/12 — 金融时报:中国的“有产民主” (0) 2011/03/07 — 沉睡的中国 (0) 2011/02/25 — 郑永年:中国问题的本质 (0) 2011/02/22 — voyager_ho:台灣經濟的困局與未來 (0) 2011/02/19 — 德国之声:网传”茉莉花革命”,中国当局全线戒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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