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良臣

　　 尽管眼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尽管在中国，只有鸟儿才会有“百‘家’争鸣”，可当本人看到一家网站最近在“本站特稿”一栏挂出署名胡新民的人发表在今年第四期《党史博采》杂志的一篇文章《毛泽东话语的几个特点》（而据胡自己讲，他原题叫《话语艺术高手毛泽东》）时，也还是有几句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我就想问，难道作者不知道傅雷夫妇是什么时候死的，因何而死，又是怎么个死法的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像胡新民这种人不可能不知道。既如此，还要这般利用，居心何忍！ 　　 胡新民在文章开篇所引傅雷给大儿子傅聪的家书中的那段话，确有其事。这封家书写于“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深夜北京”，读者在198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增补本”第158页可以看到。但胡新民不知道，在他想利用傅雷证明毛泽东是怎样的“话语艺术高手”的同时，也恰好证明了1949年后这位难得的翻译家是一个多么单纯、善良而又真诚（自然，同时也是刚直不阿）的人。不仅如此，胡不经意间也还证明了他所歌颂的毛泽东在是“话语艺术高手”的同时，又是一个怎样喜欢并善于玩弄“语言”的人。 　　 什么叫巧舌如簧？什么叫口是心非？什么叫阳奉阴违？什么叫翻手云覆手雨？在毛泽东那儿都能找到答案。但凡不信，只要读一读1957年当时身份是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晚年大彻大悟的李慎之先生去世前几年公开发表的一些文章，就不难看到毛的“真实面目”，看到“伟大领袖”是如何阳奉阴违地玩弄“语言艺术”欺骗当时中国五百万知识分子的。①不然，再去问一问郭道晖、胡绩伟、李锐等那一代人，他们也会告诉你毛泽东是怎样一个“话语艺术高手”（当然，胡绩伟先生已经去世，问不成了）！ 　　 在这个世界上，尤其在我们这种社会，单纯善良的人们总是容易受骗，而令傅雷先生怎么也想不到的是，欺骗他的不是别人，正是让自己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伟大领袖”。也就在自己动情地给远在海外的儿子写下那段家书的当年，这个知名翻译家即开始遭受厄运，并最终戴上“右派”帽子。这还不算，仅仅八年后，傅雷衷心爱戴的“伟大领袖”发动的又一场大革文化命的运动竟逼得这位著名翻译家只有一死，并且是夫妻双双上吊自杀。②此时的傅雷完全明白：自己在劫难逃！ 　　 这是怎样的一种无道和残忍哦！然而，近五十年后却有人还要利用天真善良的傅雷先生在对欺骗自己的“伟大领袖”毫不知情下写给儿子的家书大做文章，来赞美间接杀害家书作者的凶手！这让本人怎么也想不通：为了做文章、为了歌颂自己想歌颂的人，就可以什么都不讲了吗！我有理由相信这是当年积极出版《傅雷家书》的三联书店的范用先生绝没想到的；我更有理由相信傅雷夫妇自杀时在他们的灵魂深处一定恨死了自己所生活的那个“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恨死了欺骗他们的人，同时也恨死了自己当年是多么地天真幼稚。 　　 真个早知今日，恨不当初。 　　 被自己曾经爱戴歌颂的人欺骗还不算，最终还被其发动的运动间接地害死③，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寒心，想来只有当事人自己感受最深，我们这些局外人很难有那种体会，而至今还在利用傅雷先生的胡新民应该也绝没有那种体会。 　　 正如自己近十年前在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试解一个奇特的现象》中所言，傅雷“之所以会在‘文革’中自杀，你现在可以列出一条又一条自杀‘理由’，但我以为最要紧甚至是最致命的一条，便是，他过去对新政权对毛泽东赞美得太多太多。而后来受到被自己所赞美的（社会和政权）折磨迫害，当羞丑得无地自容，别无出路，只有去死。”（见2005年第4期广东《随笔》杂志）近十年后，我当然多少也改变了自己当年的一点看法，那就是傅雷先生之所以要选择“逃避”选择“自绝于人民”，与他确实受不了那种带有羞辱的批斗以及“不白之冤”有关。 　　 但无论如何，如果没有1957（包括1958）年那场阳奉阴违的“打右派”运动在先，如果没有毛泽东发动的那场惨无人道的“大革命”在后，如果不是傅雷夫妇的尊严受到极大的伤害，他们会自杀吗？毛泽东的“话语艺术”在胡新民看来确实“高超”极了，毛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也确实“到了化境”，但如果把毛泽东当时明里暗里包括公开非公开所讲的一些话综合对照，是不是也可以认为这个“伟大领袖”把所有人都欺骗了呢？倘若有人在傅雷夫妇自杀前就傅雷先前给儿子傅聪、傅敏所写的那些家书采访傅雷，他是不是会告诉你他要收回他对领袖的那份由衷赞叹那份感情呢？ 　　 以前还没有这种感觉，可当自己看到胡新民利用傅雷家书来赞美间接害死傅雷的人时，一下子就意识到，在中国，出版这样一本《傅雷家书》，其实是一种错误，甚至是一种很残忍的事情。为什么要出版这样一本家书？到底是为了谁？难道就是为了像胡新民这样的人要证明当年包括著名翻译家在内的中国人都是打心眼里拥戴那个“伟大领袖”的吗？难道就是为了今天有人利用傅雷这种白纸黑字的天真善良来歌颂间接杀害傅雷的人吗？难道就是要利用傅雷的家书来教育中国人，不论国家领袖是怎样的专制独裁，不论“祖国母亲”对自己如何残忍，我们都还是要无条件地逆来顺受吗？ 　　 难怪连傅雷的小儿子傅敏在为《傅雷家书》所写的《第三版后记》中似乎也不无感动地说：《傅雷家书》发行以来，不仅深受国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而且还在1986年5月，“在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国家出版总局联合举办的‘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的评选活动中，荣获一等奖”。是啊，傅雷先生的爱国之心爱国之情可以感天动地，我们这种国家是多么地需要傅雷这样的国民哦！可就是这么一位感天动地，不仅自己爱祖国，还要求自己的儿子也要爱祖国的人却被他的祖国迫害死了。每想到此，就有一种无名的悲愤：干吗要爱戴那样一个领袖？干吗要歌颂那样一种时代？干吗要热爱当时那样一个祖国？在一个类似奥威尔笔下的“动物庄园”的国家，所有人对这个国家的爱都被糟蹋了！当然，让中国人略感“欣慰”（这里用“欣慰”一词确实有点残忍，但一时想不出更恰当的）的是，这个星球上这种类似“动物庄园”的国家，不只一个中国，不论是希特勒时代的德国，还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都是这个熊样！ 　　 胡新民很聪明，以为只要抄了原话就是铁板钉钉，别人无法反驳。可殊不知，历史大背景，历史的天空，才更能反映历史的真实。不然，我们现在还能把曾经天天挂在中国人嘴边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拿来证明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是何等爱着他的子民或者说中国人民是何等幸福吗？不然，我们还有几个人在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呢？不错，去年韦唯是唱了，可她绝没想到，即使是在“伟大领袖”出生地的湖南，毛的那些后辈们也还是明确无误地告诉了韦唯她应该得到一个什么结果。 　　 毛泽东时代的荒唐，就在于不是童话，不是寓言，而是真实的荒唐（借用蒋方舟一篇文章题目说法：“我们的谎言是纯净的，不掺和一丝真相”），且是亿万国民与“伟大领袖”同台上演着自有人类以来从未上演过的一场旷日持久的荒唐大剧，一演近三十年！而这幕荒唐大剧，恰恰是由毛泽东这个大导演一手指导的。用现在一些觉醒了的人们的话说，实际上就是毛泽东通过给中国百姓不断地洗脑，加上他的独裁专制，加上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中国百姓已经被奴役了两千多年，骨子里对统治者早就没有了反抗意识，因此不论把人迫害到何等地步，人们都乖乖地逆来顺受，于是也就成全了他的统治。 　　 中国这一段历史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且任人评说；总有人，包括今天仍在歌颂那个时代歌颂独裁者的一些人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不相信中国这段历史能永远封存，更不相信中国会永远这样下去。人类文明，包括政治文明的进步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 　　 　　 注释： 　　 ① 比如，李慎之在《反右派斗争史实的一点补充——致胡绩伟》中引胡绩伟文章，“据你的文章说，毛在训话中曾说到‘所谓百家，实为两家，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各一家’。”“毛的一个最大的本领就是你说的‘当面赖账’。在他的绝对权威之下，有谁敢出面与他对质？谁要是敢说‘毛主席怎么怎么说的’，只能是造谣诬蔑，罪该万死！”（见《李慎之文集·上》第196、197页。下面再引此书文字，只注页码） 　　 又比如：“在阿克顿的故乡与许多国家中，专制统治的毒害经过反复的反思已经建立起一套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了，无奈我们中国离这个标准还太远。至于毛主席本人虽然总说‘权力是人民的’，但是实际他就是‘人民’。至于别的想法，与其说他不愿意懂，还不如说他根本不可能懂，他的脑袋已经被权力欲塞满了。连刘邦都能听进去、听得明白的‘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这样披肝沥胆的忠言，他都视之为右派的‘猖狂进攻’。他的理论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刀枪不入的体系。”（第190页） 　　 再比如，李慎之在《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一文中公开了他保存的当年在第一次听传达毛泽东所讲的一些话的记录，“里面很有一些在反右以后绝对听不到的话”，只是由于记录的这类话太多，李慎之说抄不胜抄，只能“举几条作为例子”。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毛泽东当年是如何说的吧： 　　 “也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甚至是反革命的力量。” 　　 “人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要有纪律性，也要无纪律；要有集体主义，也要有自由主义。” 　　 “中央成立一个体制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划分权力。” 　　 “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以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反对它的帝国主义。” 　　 “苏联只有一个党，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 　　 ② 也就在傅雷写下被胡新民今天还在利用的那段话的当年，傅雷就以“亲美”、“反苏”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协开会批判凡十次之多，但因拒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无法给其戴上右派“帽子”。然而，到了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傅还是在劫难逃。在一次专门为他召开的批判大会结束后，傅雷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而沉重回家。见到夫人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也就是说，如此热爱“伟大领袖”的一个著名翻译家，却要说他“亲美”、“反苏”、“反党反社会主义”，最后成了“右派”。这个世界上，除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还有如此荒唐的吗？ 　　 到了1966年，当一场史无前例的恐怖主义浪潮席卷中国的时候，傅雷已预感到自己再一次面临厄运。他对来家探望的周煦良明言：“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而当“文华大革命”才开始一个月，他就向朋友们喃喃自语：“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他的灵魂仿佛已急不可待。 　　 后来从八月底开始的四天三夜的查抄、罚跪，变着花样的辱骂、殴打，他觉得动身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已失去了他逗留的理由。于是，我们从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的《傅雷夫妇自杀真相》一文中得知，傅雷夫妇是上吊自杀身亡，愤然弃世：“夫妇俩一左一右吊在钢窗的横档上。傅雷先生在右边，傅雷夫人在左边。”“傅雷先生死去的时候，穿的是汗衫、短裤，夫人穿的也是睡衣。尸体曾用车送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医检验所检验，法医是蒋培祖。他们根据颈部有马蹄状索沟，断定为自缢致死。身上有灰紫色的尸斑，说明死亡已有好几个小时。” 　　 叶永烈在《傅雷夫妇自杀真相》中谈到他在上海公安局翻看傅雷夫妇的死亡档案时有这样一小段文字：“这是关于傅雷夫妇之死的最准确、最详尽的历史档案。我逐页细细阅读着，我的视线被夺眶而出的泪水所模糊。我仿佛听见屈死的亡灵的愤怒呼号，仿佛又回到中国历史上那灾祸深重的年月。”然而这一切，在胡新民看来肯定是异样的，至少不会像叶永烈一样“仿佛听见屈死的亡灵的愤怒呼号，仿佛又回到中国历史上那灾祸深重的年月”，否则，也就绝不会引用傅雷家书歌颂赞美把无数中国人家弄得家破人亡的“伟大领袖”。 　　 ③ 直接导致傅雷夫妇选择自杀的原因我们在傅雷留下的遗书中可以看到，这就是在他们家中搜出了“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而即使这面小镜子和褪色的旧画报也不是傅雷家的，而是别人寄存在他们家中箱内的物品，傅雷夫妇并不知情。对此，傅雷夫妇的小儿子傅敏在为遗书所作的注释中是这样说的：“小镜子后有蒋介石的头像，画报上登有宋美龄的照片。这是我姨妈在解放前寄存于我家箱子里的东西。对他人寄存的东西，我们家是从来不动的。”然而，就凭着这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画报，当时就诬蔑傅雷“反党”，并说他有“变天思想”，这让傅雷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并在遗书中说：“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遗书中还说自己尽管相信不会因此被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 　　 2014年6月中旬 本文责编：陈潇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人格底线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8032.html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自己曾有过一个希望，或说也是一个企盼，我们这个国家能不能讲一天真话，只一天！从媒体到政府，从村长乡长到□□主席，大家讲一天真话。这在那些民主国家可能是笑话，在中国却是奢侈，而且还是谁也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享受到的奢侈。 　　 　　 一 　　 ………………………………………………………………………………………………………………………………………………………………………………………………………………………………………………………………………………………………………………………………………………………………………………………………………………………………………………………………………………………………。 　　 …………………………………………………………………………………………………………………………………………………………………………………………………………………………………………………………………………………………………………… 　　 …………………………………………………………………………………………………………………………………………………………………………………………………………………………………………………………………………………………………………………………………………………………………………………………………………………………………。 　　 ……………………………………………………………………………………………………………………………………………………………………………………………………………………………………………………………………………………………………………………………………………………………………………………………………………………………………………………………………。 　　 ………………………………………………………………………………………………………………………………………………………………………………………………………………………………………………………………………………………………………………………………………………………………………………………………………………………………………………………………………………………………………………………………………………………………………………………………………………………………………………………………………………………………………………………………………………………………………………………………………………………………………………………………………………………………………………………………………………………。 　　 …………………………………………………………………………………………………………………………………………………………………………………………………………………………………………………………………………………………………………………………………………………………………………………………………………………。 　　 …………………………………………………………………………………………………………………………………………………………………………………………………………………………………………………………………………………………………………………………………………………………………………………………………………………………………………………………………………………………………………………………………………………………………………………………………………………………………………………………………………………………………………………………………………………………………………………………………………………………………………………………………………………………………………………………………………………。 　　 ………………………………………………………………………………………………………………………………………………………………………………………………………………………………………………………………………………………………………………………………………。 　　 　　 二 　　 人民当然是愿意说真话的，可不允许说，于是人民也就只好不说。又由于长期不允许说而不说，人民也就沦落到慢慢不会说真话了。这就像一些原本只是“失聪”者，一开始还是会说话的，可由于长期听不见人们说话的声音，后来也就从失聪变成了“聋哑人”，“十聋九哑”往往就是这个缘故造成。 　　 弄到现在，全体国民都成了骗子，只是花样、程度不同而已。即使到了这个地步，那些不允许者还不觉悟，似乎就是要把这个民族推进万丈深渊，甚至还要它万劫不复。一如文革时，把一个什么人“打倒在地”后，还要“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好在中国人说的往往都是屁话，不算数，不管用，那些当年所谓“永世不得翻身”者大都翻了身，不然，刘少奇也就不会平反，“小平同志”也不会领导这个国家从原本万劫不复中又向上爬了爬。可我总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其实一直生活在要么万丈深渊，要么从万丈深渊往上爬的过程中。即使只是从万丈深渊往上爬了爬，有些中国人也能高兴得忘乎所以，不是大叫“中国可以说不”，就是展现“中国不高兴”，而到了现在又出了个周小平，要中国人别“辜负了这个时代”，真仿佛中国明天就可领导这个世界了，也不想想这个民族的整体德行已经糟糕到什么样子，世界会答应中国领导吗！笑话。 　　 人民愿意说真话而不能，而中国官员们却是天生都不喜欢说真话，对此，人民心里是一百个不满意。可在我们这个据说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从古至今，一直是民听官的，从来没听说过有官听民的，因此，喜欢说假话的也总是能做官，甚至越做越大，而喜欢说真话又能做上官的却是少之又少。这也正是中国官员队伍中为什么有这么多大小“老虎”的缘故。一个中国人，依靠不说真话，从百姓进入官场，然后从小官做到大官，做到高官，最后查到了，就是“老虎”或叫“苍蝇”，没查到的，仍然是好官他自为之。可就凭这一点，本人有理由不认为我们是一个什么“文明古国”，或者说人民有谁肯要这样的“文明古国”呢？我们这种“文明古国”都是那些统治者喊出来的，要不，就是大脑叫统治者统治残了的人说的话。你去问问生活在最底层的那些中国人，他们从来不会想到中国是一个什么“文明古国”，也不会想到中国传统文化有多么“光辉灿烂”。兴也百姓苦，亡也百姓苦，这是什么“文明”？所以说，就算文明古国，就算光辉灿烂，与只知道一个“苦”字的百姓何干！最好的政府官员也不过像白居易那样用诗文“反映现实生活”：“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根本解决不了“卖炭翁”们的穷苦。 　　 有人当然会说，你说的是唐朝。是啊。今天变了吗？据悉，中国到今年年底外汇储备将超过四万亿（记着，不是人民币，是四万亿美元！），可是中国无数的穷人该没钱看病还是没钱看病，该没钱上学还是没钱上学。不信，你每年单从央视有几个频道的报道中也可做个统计，看看中国有多少人家因为没钱看不起病，又有多少孩子因为没钱上不起学（这里指的是高中和大学）。有人认为在今天，中国政府是全世界最富有的政府，可这与中国那些穷百姓有什么关系！人家是穷政府富国民，我们是反着来：穷国民富政府。政府大楼往往就是中国各地一景，甚至包括乡镇。 　　 一想到这些，就联想到前几天自己还在键盘上敲评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否实事求是，现在想想都有点丑。像我们这种国家，哪里就到了这一步，又哪里配讲这些。 　　 连句真话尚不肯说，还实事求是呢，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呢，在我这个中国人看来，中国啥都先别想，就想怎么才能让全体国民特别是那些官员学会说真话，让说真话成为全体国民尤其是成为中国官员们的生活习惯，再也不要把那些提倡说真话者诬蔑成“寻衅滋事”，说成什么“扰乱社会秩序”。如果这一条都做不到，还几个代表，还科学发展观，还中国梦，谁信呢。我们总说这是生产力，那是生产力，要我说，对中国人而言，中国人能自由说真话，就是生产力。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跟毛泽东时代相比，不就是多给了点自由，可以多说几句真话的结果吗？ 　　 　　 三 　　 说到这里，又犯起傻来，联想到从三十多年前一路走来：你说多简单的事呀，农民一分田到户一承包，就能吃饱饭，而整个国家也只是给了国民一点自由，出门不用开介绍信了，可以摆地摊了，可以搞贩运可以开工厂了，物资产品立马就丰富起来，人民的生活也跟着相对好起来，甚至据说当年造原子弹的还不如卖茶鸡蛋的（我本人不承认此说。真出现这种现象，还不是政府罪过，怪谁呢）。 　　 可就这么简单的事，为什么毛泽东时代不肯做？是他这个人笨还是他这个人坏！到底是因为什么？让人民没有饭吃，是什么党什么主义什么领袖什么救星也不行！毛泽东为何不把自己饿三天？毛泽东吃过榆树皮吗？毛泽东吃过观音土吗？毛泽东为什么不让他的家人去逃荒要饭！他有理想不假，可他的那些理想都是建立在不顾中国人民死活的基础之上。对于那些真正的革命先烈们，特别是对于那些饿死无数的中国百姓们，毛泽东的理想与他们何干！说不定，那些人在九泉之下也会诅咒毛泽东及其所谓的“理想”。人都没有了，要理想还有什么用！ 　　 然而，中国社会一直没有从毛泽东的阴影中走出来，并由此造就了大大小小的毛泽东。现在有无数的中国“脑残”们之所以还在怀念他，一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或者邓小平时代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没有做，那就是像苏联当年公布斯大林的罪恶一样公布毛泽东的罪恶。如果当年实事求是这样做了，而不是投鼠忌器，即使出了一点骚乱，又能怎么着，绝不会一直祸害到今天，让成千上万始终不能觉悟的国民居然还在匍匐着，还在跪着，难以脱离奴隶状态；二是由于没有真正走上民主之路，且养出一群贪得无厌的官僚，养出无数只大小“老虎”，让那些“匍匐者”们感到极大不公。 　　 其实，对于一个改革开放的政府而言，“敌对势力”不是西方，也不是美国，更不是那些批评政府的中国网民，而正是一些跪拜毛泽东的不觉悟者。他们盼望毛泽东思想归来，无异于就是要扼杀中国的改革开放，让中国退回到毛泽东时代。奇怪的是，国家高层却认不清形势，把以实际行动推动中国改革的人称作“敌对势力”，把真正的敌对势力看作是“民心”，并且一再要高举毛的旗帜，坚持马的主义，还封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你说这不是好坏不分吗？好在时代不同了，更多的中国人已经觉悟了。 　　 关键是这样做，等于仍在误导整个民族。多年前就传出民谣：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说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从下到上都在骗。可现在的问题是，国务院作为受骗的顶端，骗不骗全国人民？2014年全国两会后李克强答中外记者会上事先安排好中外记者提问题，难道不算骗？刚坐上总理位置，一天活还没干，就从说谎欺骗开始。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至少不能说开了一个好头。如果说连国务院连一国之总理都不怕人家说他们在搞欺骗，整个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官员还有什么诚信可言！ 　　 可如果说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其实国务院反过来又继续接着欺骗下面呢？还是那句话，1949年后中国从来就没有说过真话，一天也没有过，更别提还什么实事求是，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了。所以说，中华民族真正好起来的那一天，必定是大家都可自由说真话的一天。 　　 2014-8-31 　　 本文责编：chenhaocheng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笔会 > 杂文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8028.html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一 　　 一如白驹过隙，倏忽一年没了。 　　 快是快，可感觉这一年不仅没有白过，甚至可以说让中国人还觉得“很充实”。你说这一年中国倒发生了多少吸引本国乃至全世界眼球的事啊。你很难在这个大约有200个左右国家和地区的星球上还能找出第二个。 　　 中国是独有的。 　　 难怪有人总是强调中国特色。要不，怎么连我们自己都称作“神奇的国度”呢。其实，真正神奇的国度在大洋彼岸，举世公认，不用打引号。 　　 说你不信，如果不是从人小鬼大的蒋方舟《2013纪事》中看到她又提起年初黄浦江上漂流的近千头死猪，本人还真把这事儿给忘了，或说真想不出这是在2013年内发生的事。 　　 总觉得像是很久远以前——尽管年初本人明明还就这则怪事敲过一则短评。 　　 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这个“神奇的国度”一年除了查出多少腐败分子，还有，就是发生的各式各样的稀奇古怪，实在太多了，简直数不胜数，没法统计，也没人统计。不说别的，就说黄浦江上如何能那般地漂死猪呢？这可是自有黄浦江以来，不，这个星球上自有大江大河以来，大概从没出现过的事吧。这样一来，人的大脑皮层尽管有超凡的记忆功能，也还是因“陈三压陈四”，压到最后，一个人很难还说得清我们这个社会在这一年中到底发生了多少稀奇古怪。这大概也是我把黄浦江上演漂死猪的大戏早已忘到脑后的一个主要原因。 　　 你想啊，那么多稀奇古怪，谁能记得住啊，中国人早就见怪不怪了。 　　 但也不可一概而论。中国民间毕竟还有好事者。 　　 比如，现在几乎已成惯例，每到岁末年初，民间有人就学起官方——官方喜欢总结，各单位忙得不亦乐乎，你抄我，我抄你，去年抄前年，今年抄去年；而民间好事者喜欢盘点，盘点这，盘点那，一年未尽，就有“2013年中国官员十大雷语颁奖”，而“咱老百姓的中国梦”一条又一条，通过盘点上网后更是被转爆了。 　　 可盘点了又如何呢？转爆了又如何呢？实际意义都不大，就像官方那些总结一样。 　　 记得三年前，连人民日报视点新闻版主编何炜对网民们认为他们头版头条的标题不通在其微博中回应的不也是什么“顾虑很给力，不过神马都是浮云”吗？※你说那是一张什么报纸啊，对中国人而言，简直就是一张“神报”。那里的“视点新闻版主编”觉悟该有多高啊。现在既然连人家这些觉悟高上天的人都看穿看透了，认为“神马都是浮云”，我们还去认它个什么真呢？在我们这个神奇的国度，谁认真，谁就是大傻。 　　 可不喜欢盘点，也不等于绝不。这不，在这2013年岁末，大约心血来潮，连本人居然也加入了中国好事者队伍——自己都感到奇怪。 　　 不过，上面说了，中国一年出的稀奇古怪成千上万，即使择其大者，也难以在一篇小文中尽览无遗——就连蒋方舟这种神童的大手笔，且其文章主旨宏大，题目就叫《2013纪事》，她也还是只列举出了很有限的几种。 　　 既如此，咱这里也就不去淘神了，只在无数稀奇古怪中盘点一个最有意思也是最关键的词，这就是：自信。 　　 或问：为何要对这两个简单的汉字念念不忘呢？ 　　 说起来还真有点理由。不像黄浦江上漂死猪那种糗事，事件已过，谁都不再提起——官方恨不得全世界甚至包括动物们在内都能将其忘得一干二净，于是唯恐避之不及不说；而中国网民又有说不完的新话题，只要没人再提起，大家也就很难再想起这种旧事了。 　　 而政府特别看重的那两个汉字，可不是这样。它贯穿2013，甚至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十三亿中国人：我们有自信，我们要自信，而且我们不止一个，是三个。也正缘于此，眼看就要到了岁末，除了在十八大三中全会中看到一年之内又第N次提及外，大家通过互联网还看到《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新华社原高级记者杨继绳先生12月18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作演讲竟然也又加以评说，甚至连演讲主题都是那几个中国人在2013耳熟能详的名词，题目就叫《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说起来也难怪。原本就指望这几个名词+自信管理这个神奇的国度，若是连这几个自信也没了，且不说是否会党将不党，国将不国，那还管理个啥呢？失去管理权，那不简直就等于要了有些人的命吗？懂得了这个道理，下面的道理也就好懂多了。 　　 于是，自信后就要试验，谁反对试验这几个自信，谁就是自信者们的敌人；即使试验了大半个世纪，失败大大多于成功，也还是不肯罢休。不过，无论如何，也还是应该听人一句劝。常言道：听人劝吃饱饭。美国十九世纪一位勇敢的无政府主义作家斯威夫特就曾在他的一本小册子《人类的屈辱》中这样说道：“人类不能花极其漫长的时间去对遭到怀疑的体系进行试验。”（转引自【美】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第20页，商务印书馆出版）而二十世纪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讲得更深更透，这里囿于篇幅所限，不便多引。 　　 我们为何就不肯听一回呢——哪怕就只听一回也行啊。 　　 现在可好。不仅不听劝，还变本加厉。于是，自己在野时，总喜欢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如今身份变了，也就改为喜欢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虽是信息时代，魔们传播得快，道们也删得快。但凡不信，诸位看官，哪位还能在大陆互联网上浏览到杨继绳这篇演讲算你能。我敢说，只要官方不是有意要诬陷本人造谣，你肯定找不到。即使大陆以外的“互联网”（之所以打引号，是因为我们的互联网在某些方面已失去了这个信息工具的本能），也并不容易就能浏览到。这是因为海外网站当初都是从国内互联网上链接的，现在既然皮之不存，毛也就难附了。 　　 政府重视到了如此地步，你说2013发生的哪件事还能跟这两个汉字相比？我敢说没有。现在杨先生既然再次提起，就容本人接着话茬再说几句。尽管不能完全免于恐惧，夜间一觉醒来，想自己乃一无名之辈，断不会受到政府像对待有影响的杨先生那样“高规格”之待遇。 　　 这就是一个人“影响大”（亦作“有益处”用）的坏处。影响越大，或说对社会益处越大，有时给自己带来的损害相应也就越大。跟孔子几乎同时代的庄周先生早就警告过了。 　　 阿弥陀佛。 　　 二 　　 那么说这两个汉字什么好呢？主要就是想说，像我们这样一个社会，像我们这样一种国情，尤其像我们这样一种政府、一些官员，到底有没有资格在嘴上挂着那两个汉字，又是否真的配得上那两个汉字。如果明明没有资格，或说配不上，却一个劲地还要在那假装，而且从年头假装到年尾，甚至整个国家在一种有形无形的强迫下，明明知道因没有资格而不应该如此自信，尤其是知道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假装自信，却像吸毒上瘾后很难戒掉一样，非要假装下去不可，其结果，只能给这个社会带来无穷的混乱或灾难。 　　 更要提醒的是，有些人这样做，其实也就等于政府在教国民说谎。只是有些人疏忽了，如果说五百年前，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依靠暴力还行得通的话，那么，在信息时代的今天，这一招不管用了。只要政府敢做，只要官员敢做，百姓就一定敢模仿。“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的是干部”，早已深入人心。现任领导人亲自买个包子，付个款，网络上都能像炸了锅，热闹非凡，据说这是在放出各级官员要节俭，再也不要大吃大喝、奢侈浪费的信息。可见还是想依靠榜样的力量或有人带头来“救社会、救中国”。这也难怪。你道如今中国社会风气为何如此之糟，你说中国社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追根溯源，正在政府在官员，是政府众多部门里一些无良的官员给社会做了坏榜样。别的不说，你见有几个省长部长大人亲自上街购物的！ 　　 既然事已至此，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一个社会，特别是像我们这种社会，只能是官员领导人民，不可能人民领导官员。至于像克林顿在访问中国西安回答网友时说什么是美国人民领导他而不是他领导美国人民，我们只当耳旁风好了。人家怎么叫美利坚呢，我们怎么叫大中国呢。用“国情党”们以及我国对外发言人常在外国记者面前拿出的“看家本领”，不，挡箭牌：我们有我们的国情。 　　 国情是国情，可本人也注意到，我们很多人也还是喜欢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而刚刚被这个国家主流纪念120周年而且注定要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名人”的人生前也说过：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如果真是这样，就让我们来看看人类先哲们对人类的“自信党”们是如何评说的，看看有些人的自信对人对己害处到底有多大。两千多年前的洋人，不可能预言尤其不可能要影射今天的中国社会，更不可能影射今天的中国什么人。我们放心大胆地看他们怎么说好了，不劳有些人再打电话下通知去删。 　　 说起来，中国有些人之所以那么自信，我们这些不怎么自信的人完全应该可怜他们，因为那些人的自信是建立在无知之上，而更要命的是那些人偏偏又不肯承认自己无知。 　　 对此，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在多篇“对话录”中都谈到了这一点，有些话仿佛就是在为今天中国有些人的言行作注脚似的。不信，我们来看看。 　　 柏拉图在《智者篇》中借“客人”之口有几句非常精彩的论述： 　　 “我自己真的好像看到了一类非常巨大的、极坏的无知，如果将它区分出来放在天平上称一称，那么它的分量超过其他所有无知种类的总和。……以为自己知道，而实际上并不知道，这是理智所犯全部错误的最大根源。……自认为聪明的人决不会去学习任何他认为自己精通的事情。” 　　 说起来，这几年中国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大建特建孔子学院，其意就是要用所谓中国文化去影响世界，淡化西方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然而，有些人对孔子的精神要义却是一知半解甚至完全无知。用西方一位现代人类学家怀特一句发人深省的话说，叫做：“正是我们对文化本质的极其无知，才使我们相信自己能够指导和控制文化。” 　　 孔子一生教育其三千弟子最伟大的一句话在本人看来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是做人，尤其是做学问的根本。如果套用到现代国家的统治管理上，也完全可以说是现代国家管理者统治国家的根本。现在毕竟不是15、16世纪马基雅维利时代，不需要也不允许统治者撒谎欺骗。然而，我们的政府却好像一直没能迈进现代社会的门槛，依然沿袭几百年前的统治术。孔夫子倘地下有知，对这些不肖子孙不知会作何想。 　　 在《法篇》中柏拉图借“雅典人”之口又说道：“人类不断地想像自己做出了某些伟大的发明，以为只要知道使用它的恰当方式，无论什么样的奇迹都可以造出来。” 　　 大家看看，被中国很多人拥戴崇拜至今怀念的毛泽东是不是这方面的“典范”？他有一段在文革中极负盛名的语录，出自《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即：“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说来不信，当年一个十岁的孩子读到这段“最高指示”，你也不知有多激动：啊，共产党领导下的人原来有如此伟大！ 　　 可我们今天知道，不论是多么伟大的党领导，别的不说，“永动机”这样的奇迹就不可能造出来，光速飞行器这样的奇迹也不可能造出来，让人长生不老万寿无疆的“灵丹妙药”同样不可能造出来。 　　 特别是柏拉图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他之后两千多年在世界东方出的这个毛泽东，他极有可能没有读过他柏拉图，更没读过他借“雅典人”之口说的这些话，可由于他的自信，不幸被他柏拉图虚拟的“雅典人”所言中了。 说到雅典人，不能不说到古希腊。古希腊是人类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它的很多文化艺术、思想观点，(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笔会 > 杂文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090.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