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時務

陽光時務 | 趙楚 環境災變的體制成因

體制沒有向社會和人民提供對政權進行有效監督與控制的任何工具;在經濟和財政上,掌權者為所欲為,損天下以自利。在這種情况下談環境治理,談所謂加强管理,無異於掩耳盜鈴,自欺欺人。 最近,上海黃浦江漂浮死猪事件引發了中國網絡一片喧嘩,其實,在當代的環境災難中,這遠不是最嚴重的。隱約散見於媒體和網絡上的癌症村以及其他環境污染災變層出不窮,而稍有中國當代生活常識的人都知道,舉凡日常食用的菜蔬果肴,甚至空氣飲水,幾乎沒有不被污染所毒害的。 對這種危及全民健康的公共問題,各級政府一般壓制傳播,在個案事發時大事化小,一旦引發大規模抗爭,則援引對抗「西方敵對勢力」的法寶,强行彈壓了事。而社會方面,雖批評抗爭聲音很多,但基本見木不見林,聚焦於個案的管治責任,更多的是流於空泛的道德譴責。結果是,在一次次觸目驚心的環境污染災害之後,管治部門權力愈加增大,而惡性污染事件反而增多,由此一發不可收拾,似乎到了全民束手的境地。 稍遠一些,再聯想到汶川地震災害中的豆腐渣學校、毒牛奶事件和溫州特大鐵路安全事件等等,人們可以發現,當代中國的環境污染災害只是事情的一環,而整個社會生活已經處於空前的危險之中。要釐清這一問題的根源,必須從基本的國家治理層面入手。直接來說,當代全面的環境災變只是現實體制運行的一個自然結果而已。 長期以來,在談到各種環境污染或食品安全等問題時,人們都會把首要原因指向所謂不惜一切代價追求 GDP的經濟發展政策,而此前兩屆政府和執政黨領導人也多次高調宣示,要追求可持續發展的經濟路線,甚至倡言要建設環境友好型的社會。可為何在這些高調聲中,環境災變卻變本加厲了呢?這是因為,破壞性的經濟發展政策並非出於觀念或認知上的緣故,而是當代中國體制的內在性質的表現。 20餘年來,中共堅决拒絕政治 體制改革,借維穩復活了文革極左政治的一整套政治話語。「西方敵對勢力」和內部「顛覆社會主義」之類文革納粹話語,已經成為官方的基本思維。對執政黨的正當性和合法性焦慮目前是史無前例的,經濟發展指標因此成為其緩解焦慮的唯一藥劑。所謂「中國模式」,以及由此派生的、臭名昭著的「重慶模式」,都是這種思路的產物。然而,20多年來 GDP翻番再翻番,中國社會各種矛盾反而加劇了。最為嚴重的是,在這種發展思路下,各級政府對環境的破壞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 環境污染的政府直接管理責任是在於地方,但地方政府在 GDP出政績和官員任命的體制下,不可能真心去治理污染和破壞。稍稍回顧新聞,人們就會發現,在近年來造成特大環境破壞或生產、生活安全事故的肇事者中,直屬最高政經權力的央企——各種國家資本壟斷托拉斯(Trust)名列榜首。就已知者而言,無論吉林松花江劇毒物污染江水事件,還是石油煉化企業對於城市空氣污染的責任,央企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這都是人所共知的。最奇怪的是,在蒙牛等企業製造了喪盡天良的毒牛奶事件後,中糧這樣的大型國企竟然接手了其股份,使一個本該傾家蕩產的無良企業搖身一變,成了所謂國家柱石的民族企業!再觀察山西煤業,各地各種大型公路、鐵路等建設,對環境的破壞實在舉不勝舉,這些企業以及企業的實際操控者躲在國家的面具後,往往以一句「發展的代價」就輕鬆掩蓋了難以彌補的環境和社會破壞後果。 更進一步,對直接效仿中央政府經濟行為模式的地方官員們來說,各種投入巨大、收益難說,但對自然和社會環境會造成劇烈破壞的工程項目,正是他們的家族、門生故舊進行貪墨和追求財富的不二機會。因為體制本身沒有提供社會和人民對政權進行有效監督與控制的任何工具,在經濟和財政上,掌權者為所欲為,損天下以自利。比照中國古代王朝的興亡史,那就是船沉之前撈取最後的船釘,哪怕由此導致洪水滔天。在這種情况下談環境治理,談所謂加强管理,無異於掩耳盜鈴,自欺欺人。 在目前權力自上而下神秘授予的體制下,各級黨政官員形成了自己的升官和保官路線圖,在政治上與經濟上都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在各條權力繩索之外,更牽涉到整個執政者權力階級的內部平衡問題。如此,各級官員的經濟和財富追求,一部分實際上是向自己所屬的權力賜予者進行朝貢的資本;而同時,權力者身屬的權力系統也反過來給他們提供政制的保護,這又使得各種政策引起的各種包括環境在內的經濟和社會災難無法嚴肅查處。 除此,近年來,不受制約的權力縱向化的系統在具體的經濟政策方面還呈現了一種很獨特的現象,即中央寡頭化的經濟托拉斯與地方經濟政策相結合。 從早期厦門和著名的樂清,到大連、成都什邡和寧波鎮海(最新消息是昆明安寧 PX專項也已經引發抗爭),各地都因為可能危害環境安全的大型化工專項建設,激起了民眾大規模抗爭運動。宏觀來看,這些項目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全國性的大型壟斷企業在地方進行拓展,而由於土地國有這一荒唐制度,地方政府為了配合項目成功,必須保證從徵地拆遷到社會治安保障的一切任務。從正常意義來說,因為土地等資源有限,中央企業在當地發展化工項目,未必為地方所歡迎;而從社會反響來說,抗爭等活動其實損害地方主政者的政治利益。只有縱向化的權力線索才能解釋這種貌似不合理的現象,地方主政者對這類化工項目的熱情本身是其加固與上層權力授予者人身與社交聯繫的管道,也是其保持政壇升遷的投名狀。 當代的新文革分子往往借用環境破壞造成的民怨,兜售往後看的極左思想,虛妄地談什麽「小時候的藍天白雲」,從而打壓經濟和政治上憲政民主的聲音,把當代經濟發展與環境破壞當成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復辟的罪證。可惜,他們忽略了,且不說極左政治時代的藍天白雲是在人民普遍貧困和無助的條件下得以保持的,更加基本的駁論是,造成當代環境災難的,恰恰正是改革未能觸及、又在 20年來加强領導的呼聲中變本加厲的專政權力體制。 這也解釋了爲什麽政權對各種環保 NGO以及環境抗爭進行上綱上線的彈壓,而現有法制也積極地參與到這一政治性的打壓之中。毒牛奶案的受害者不允許進行集體訴訟,而諸多環境災變及生產安全事件也不允許公 開報道和討論。即使在道德層面來說,這種缺少制度博弈的大環境以及上行下效的負面示例,也是社會道德虛無化的前提。 說當代環境災難的根本原因是體制和權力造成的,還有一個間接的證據。掌權者並非 不知道實施如此的經濟和社會政策,會導致災難性的環境變異。他們其實深深知道目前環境惡化的程度,因為已經有足够多的報道表明,生產各種特供食品與特供品的農業、牧業和工業廠家存在於各地,保障自最高層到地方各級權力部門的日常需要,而這些特供保障甚至擴展到空氣的局部淨化設施! 所以,對於政府來說,當代環境問題不是不為的問題,而是因不能而不為的問題。要真正改變毀滅環境的產業與經濟政策,意味着要從根本上改變權力性質和運行方式,意味着專政終結,中國實現憲政民主的轉型,這當然是那些在現體制下不正當和非法地享有與拓展利益的人絕對不願意的。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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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毛向輝 在複雜網絡中實踐民主

多樣性的格局才是民主的基礎,光譜化的中國社會,才是民主的基礎布料。人們該適應的是不同,堅持的是自我,卻能相互尊重。當然了,執政黨群體最該學會這一點。 談論網絡不是指某個網站,所以關於哪個網站更有利於促進民主的爭論,似乎顯得有點狹隘。安替(《革命的推特、維穩的微博》,見本刊第43期)、吳恒等有關推特和中國微博類網站的社會功能分析文章,管中窺豹,雖然有很多地方無法嚴謹如論文,但是各自闡述了很多細密的觀察,在一個巨大且難以抽象的動態系統中看到了很多互補側面,值得推薦。但如果只考慮某個短期的層面,糾結於其中,很容易產生錯覺和無解,不如跳開去思考更長期的問題。 社會就是網絡 人類社會來自於網絡,或者說符合一個基本三元組原則:A連結 B,B連結C, 所以 A也可能連結C。在人類社會歷史中,人和人相互認識,人和自然環境相互拓展適應,人開始創造商品和交換,都是這個三元組模式的複製。如果換成當下流行的信息理論,那就是媒母(Meme)。英國人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提出媒母是社會信息傳播的基本單位。它們來自於頭腦,一邊傳播,一邊變異,從東邊元朝的一樁冤案,可能傳播成天方夜譚的故事,也有可能鑽到莎士比亞時代的戲劇中後,再到李安的獲獎大片中。媒母是人類知識演進的基本因數,你我感覺到相互的連結,就是因為媒母的不斷出入。如同生物的基因一樣,媒母的交換形成了人類知識的整體。如今流行的互聯網上的社會性媒體(Social Media),是媒母理論的表現,一波波的媒母不斷湧現、傳播或瞬間消失。 人類的所有秘密,都記錄在這些媒母的連結中。如果有辦法看到全部連結的來龍去脈,那麼這個世界就變成自我上帝。正是因為個體乃至一個時代無法看到全連結,才有了隱私奧秘、投機詭譎及名利階級。但在我們這個幸運的時代,正因個體開始透過互聯網工具獲得和透視大量連結,才會時時看到「社會性上帝」的影子:或如「表哥」官員以各種姿態被人肉搜索,或是村長錢雲會的離奇被害傳播開來,或是溫州動車事件中人們的無助求救……儘管幾乎無人能預計下一次的爆發會在何時何地,但社會性上帝總是會在某個時刻眷顧某個人、某件事。在新的時代,受到最大衝擊的就是過往的階梯架構——無論是獨裁的政權,森嚴的政府還是正統的教廷,都會被新的「上帝」所衝擊。 圍繞互聯網的種種發明(如臉書、推特)和山寨複製品(如微博、微信),只是將這些廣泛的連結本體化,也就是讓關係更可見。而推特、微博還有那些炫目的新型設備,都是這個本體的一部分而已。在同樣的功能上,雖然有上下文的差異,卻也有很多互補作用,爭論哪件工具更重要,本身一點都不重要。當曾經嘲笑推特(twitter)不諳中國特色的李開復被微博禁言時,他也知道重返推特來博得同情。 無法看到的某一部分連結,則證明我們還是不完備的。如果是私有的信息,是否分享出去,是個體的權利;但如果是公共事務,切斷的連結就是秘密,而每個秘密後面都可能隱含巨大的隱患。部分人知道的秘密,必然是對另一部分人的不公平,這自然地滋生出審查和反審查的對立。當某條微博信息被刪除後,或某個帳戶被停用時,媒母所關聯的主體也隨之消失歸零,看似符合審查者的需要,實際上卻觸及了人類的底線。 而沒有底線的網絡治理政策,無論如何強詞,都是無理的。在同樣的政治環境下,爭論「器物之用」才不那麼重要。有一件事情非常顯然,那就是網絡和時間箭頭緊密相關,剛才我們還討論俄羅斯被流星襲擊,轉眼可能變成了某個名人的陳年緋聞。但沒有關係,大海的波浪也是如此,但是不妨礙孕育新的生命。當消費大眾開始關注這些器物的時候,整個社會已變遷到另一個形態中。正如瑪律科姆·格來德威爾(Malcom Gladwell)所說,「過了 50年,人們會忘記史蒂夫·約伯斯(Steve Jobs)。」 光譜化的社會 推特以萬計的中文用戶群與微博上以千萬計的大眾,不成比例,但在政治光譜上也大體是「藍色」網民和「紅色」網民的映射。藍色網民接觸新事物更早,信息介面更加多樣,也更容易獲得一手的知識和信息。在這種基本格局下,推特就像一個照妖鏡,也是安替所說的「信息自由租界」,許多無畏的先民可以在其上分享各種不公平的信息,但也總有人因為「皇帝沒穿衣服」的言論而付出代價(例如,因為一句話「憤青們,衝啊」而被勞教的王譯,因為一個十八大段子被拘留的星河艦隊等等)。微博則如同一個鏡面(雖然常被審查者扭曲),基本能够反映中國當下大眾化的心態格局。有了這些牆內的社會性媒體,官媒和諧一統的天下不復存在。媒母在推特 /微博兩個空間也有持續傳遞的管道,在每時每刻演化中產生很多中間人群,浮現出多色光譜。 中國傳統上是一個大的單色光譜。在主流光譜的映照下,人們往往因尋求少有的安全感,去尋找集體取暖,所以大多趨向同色。雜色者在這種環境下,要麽被吞噬,生存下來的,則免不了有很多莫名的優越感,包括可以自如翻牆發推,也包括在微博上巧言如簧春風得意。傲慢與偏見,是這個世界無所不在的日常現象,對話與溝通,才是改變自己妄加偏見和不被施加偏見的溶解工具。 國門打開後,傳統單色光譜的空缺自然會被來往的人們填充,其中有商人,有出去遊學的知識分子,也有文化交流的明星等等。謝長廷等來中國微博,帶來的不只是一個 ID,還是一堆政治 /文化背景。在暗處的審查機器自然無法舒服。在這種情況下,微博上的紅色網民面對伊能靜等豐富的內心,當然有恍然外星的感覺。這種在其他國家常態的多樣觀點,在微博上很容易就看出歷史的心態痕迹。 五毛黨是單一色調社會的胎兒,和中國的傳統文化與政治不無關係。所以雖然早期有御用的網絡評論員,後來浮現出更多「自帶乾糧」的五毛黨員並不奇怪。這並非中國獨有。在伊朗、叙利亞、巴林、埃及、突尼斯等國家,網絡上的官方與民間爭奪無不相似,御用的網絡評論員以及黑客使用的手段和工具和中國的五毛黨都是同類。五毛言論在中國是狼奶教育的結果,必然缺乏創造力,傷害的只是民族創新。 有意思的是,五毛式的言論雖然不絕於耳,但其背後的個體角色也在不斷變遷中。當我們在批評某個五毛時,他家的房子第 2天可能會被强拆,而某個高鐵事故的犧牲者,可能前一天還在網絡上讃頌專制制度。理論上,你無法揪住他們不放,昨天的他已經不是今天的他。其實官員、企業家如李世默 (Eric X. Li) 也該意識到自己終歸是劣質制度的吞噬物件,前面還在讚頌中國模式的優越性,後面可能就是不公平審判的受害者,這就是貪吃蛇效應(Ouroboros Effect)。 當然有很多人會秉承傳統的「政治智慧」,在各種場合游刃有餘、騎牆得意。反倒是始終堅持本色的反對者們,例 如艾未未、馮正虎、許志永等等,常常被笑為死腦筋或出風頭。所以在網絡上用一貫的立場與行動來進行判斷非常重要,也可以避免個體隨波逐流。若沒有基本的價值原則作為社會基石,只能產生自我因果相報的悲劇。文革是過去的悲劇,空氣、水和食品污染是當下的悲劇,未來還可能有同樣的悲劇。 多樣性的格局才是民主的基礎,光譜化的中國社會,才是民主的基礎布料。人們該適應的是不同,堅持的是自我,卻能相互尊重。當然了,執政黨群體最該學會這一點。缺少多樣的光譜,信息熵就會趨向於冗餘(例如,看了五毛言論第一句,就可以聯想到下一段),中文信息熵比西文信息熵更高,迷思就更靠不住了。所以微博服務商們若不停止自我審查和製造假像,自己的業務必然也會走向「熱寂」,最後營養不良而死。 中國的問題回路 信息的品質决定了中國對自己歷史的反思,也决定了未來的走向。數次中國革命沒有解决未來的問題,反倒攪亂了歷史與傳統,所以到現在還在清宮戲中尋找政治傳統。從過早的文明,到過老的步伐,這個國度確實該從自己挖掘的低谷深潭中浮出了。 當然,有浮力,也有下墜力。民主本質上是一種平衡,民主政治形式在中國總會出現,關鍵是過程中產生的大量泡沫與犧牲,是否可以避免。這取决於在每件事情上,能否更加優雅收尾,這就絕對不是宮廷權術、揣度上意的傳統方式所能够承擔的了。 在政治的平衡上,《零八憲章》的提出者們已設立了一個不錯的 1.0版文本,之後要看網絡本身在中國社會的演繹過程。只不過中國文化缺少藝術沉澱,樣子往往很難看。當經濟達到了 20世紀,而精神又瞬間回到19世紀,更是一種錯亂的平方。當代幾十年,人們從來無法避免這種錯亂,所以當年有林昭的悲劇,當下也有體制內饒文蔚、王登朝、任建宇等的困局。 商業紐帶也許是當下執政者剩下的唯一和這個世界對話的合法管道,但也落入「獨裁者困局」(Dicator’s Dilemma):推進商業創新,就會帶動個體分享自由;限制商業創新,必然會遏制自己的 合法性。埃及的獨裁者穆巴拉克嘗試過切斷互聯網,卻只加快了被革命的進程。按照耶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的理解,中國的執政者似乎更聰明,他們用防火長城代替了切斷網絡,所以减緩了人們的不滿。但澤內普·圖菲克(Zeynep Tufekci)和我都不這麽認為。獨裁者困局沒有在中國失效,雖然政府拖滯了智力啓蒙開化,但本質上沒有區別。 看看2006年前,沒人知道誰是方濱興,但眼下這位防火長城之父連說句正常的話都被網民詛罵。他不也是新的悲劇人物嗎?同樣,微博的運營商夾在其中,一方面要主動配合審查,另一方面還要遭到用戶的挑揀,一個百萬粉絲的微博帳號真的那麽有價值?試想過往各種煙消雲散的事物就知道了。 對中國的專制是否有共識,很難從表面的調查看出來,但一個微妙的共識其實已經形成,那就是愈來愈多的人認識到執政黨的治理水準是有問題的。大多數人已經明白,中國的經濟恢復來自於人口紅利,並非政策優勢(當然很多取消限制的政策,確實釋放了商業手腳)。 不過真正削弱專制的難度確實不小,因為專制的傳統來自於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家庭和日常生活。西方在一兩個世紀之前,已經破除了家庭束縛,個體自由、種族平等和男女權分立促進了政治道德的改進。美國出現黑人總統,韓國出現女性總統,都是現代社會的標誌。中國的家庭專制結構,也在遷徙中逐漸瓦解,形成新的感情紐帶而不是血緣紐帶。都市年輕一代意識到雖然有父母的生養,但是個體不屬於任何人,或任何組織和國家機器,這一點也是自我獨立意見的開始。否則即使有民主的政治形式,例如投票,缺乏獨立的個體意識也不會有真正的價值。 無論是微博還是推特,無論是反光鏡還是照妖鏡,都可以做為民主啓蒙和實踐的器物。透過這些平台的諸多事件,也包括不斷被閹割的言論掙扎。人們普遍認識到的一個共識是當下執政黨執政並不專業。政治不專業,也許是今天中國政治體系都難繞過的問題。可是如何做到專業呢?必然要有專業的職業政治工作者。西方民主,經過了對公眾人物、政治人物的去光環過程。這一系列反應在中國還沒有完成,但是網絡圍觀潮中已日益看到名人、官員的另一面,必然對消解個體光環迷信有很大幫助。 從 2006年萌芽,到如今成型,推特的中文空間常常被稱為「名人的毒藥」,其原因正在於人們可以正常地批評和對話,多色光譜最終形成自然的平衡。微博也在朝向這個趨勢發展,當然還有 2、3年的滯後。最後的沉澱,必然是基於專業精神的評判,做政治人物要有政治的職業流程,做公共知識分子要有知識生產的規約,技術人員也要開發的規則,各自歸位。 網絡(而不是某個網站)已經變成了中國民主的實踐舞台,也常常扮演虛擬國會聽證會的角色,偶爾也代替了不作為的法律體系進行公眾審判。對中國被踐踏多年的教育體系來說,這一點彌足珍貴,無疑促進了變異演化的速度。這正如道金斯描述進化論:進化是地球最宏大的一場表演,也是咱鎮上唯一的表演(Evolution, the Greatest Show on Earth, the OnlyGame in Town)。在網絡上的民主實踐也是中國本世紀的最宏大表演,沒有其他戲碼。人人都是演員,但是誰也別想輕易導演。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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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徐友漁 文革:幻滅、覺醒與反叛

他們對文革的批判性思考遠早於文革結束,他們改變的不僅是對文革的態度,而且擴展到 1949年之後的路線、政策與實踐,其中走得最遠的,力圖重新解釋中共的勝利與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 (編者按:此文為徐友漁「文革反思」系列之七,系列一至六請見本刊第38-39、41-44期) 與毛澤東的期望相反,文革並沒有把廣大人民群眾鍛造成「無限忠於毛澤東思想」的反對修正主義的戰士。相反,相當多的文革積極分子對於原先的革命理想感到幻滅,他們苦苦思索,逐漸從文革的迷夢中覺醒,程度不等地得出否定文革的結論。 這是一個艱苦、漫長的過程。人們從狂熱到清醒,從盲信到理智,許多人為自己執著的探索付出代價。在疏離和反叛文革的道路上走得較遠的是學生,他們以前最為虔誠,因為文革發生在他們形成世界觀的時期,而且他們對自己的政治信念大多抱着嚴肅認真的態度。 這些人對文革的背離,與文革結束後,官方對文革的否定並不是一回事。他們對文革的批判性思考遠早於文革結束,他們改變的不僅是對文革的態度,而且擴展到 1949年之後的路線、政策與實踐,其中走得最遠的反思,力圖重新解釋中國共產革命的勝利與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相當多的人認識到,毛澤東搞的那一套並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而探索最徹底的人則突破了原有的意識形態,以普世價值和人類文明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的過去、現狀與未來。 最初的懷疑與幻滅發生在極少數人身上,思想轉變的第一步是對政治的厭倦和厭惡。文革其實是權力鬥爭,很快就有人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看到,政治鬥爭其實無是非和原則可言,相反,政治很骯髒、陰暗和殘忍。 江西的李九蓮在一封信中說:「我不明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麼性質的鬥爭,是宗派鬥爭還是階級鬥爭?我有時感到中央的鬥爭是宗派分裂,因此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生反感。我認為劉少奇好像有很多觀點是符合客觀實際,是符合馬列主義的,又覺得對劉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感到對劉少奇的批判是牽強附會。文化大革命已收尾了,很多現象,很多『正確的觀點』,和運動初期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差不多,本質一樣,提法不同而已。」 有一件事使忘我投入文革的學生耿耿於懷,毛澤東在 1968年夏季發話說:「現在是輪到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這不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嗎?許多人馬上意識到,這是毛要學生退下政治舞台的信號,但毛不想把他們請下去,而是以「犯錯誤」為口實把他們趕下去。被欺騙、被利用的感覺油然而生,許多人開始明白,自己當了炮灰,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古話說「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本以為那是封建帝王的手法,沒有想到偉大領袖把它用到了自己身上。 毛澤東把人數眾多、忿忿不平的中學生發配到邊遠貧瘠的山鄉,這使得他們深入了解中國的現實。農村的貧窮、落後遠遠超出他們的想像。「文化大革命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和「社會主義制度無比優越」的神話破滅了。按毛澤東的本意,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要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但在無數的場合,農民告訴學生,他們的生活比不上「解放」前的日子;告訴學生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日子,大辦公共食堂的日子,有多少鄉親餓死。大量的知識青年回憶錄都記載了這種情况。當生產隊開所謂「憶苦思甜」大會(憶舊社會的苦,歌頌新社會的幸福生活,這是一種千篇一律、形式主義的「階級鬥爭教育」課)時,不論幹部和書記預先怎麽提醒,農民還是大講特講公社化時期苦不堪言的生活。 最後,林彪事件徹底壓垮了人們對於文革的信念。人們不得不思考,既然文革是用林彪取代劉少奇,那麽文革的意義何在?既然號稱洞察一切的偉大領袖親自挑選的接班人其實是最兇惡的敵人,是叛黨叛國的罪人,那麼他的絕對正確從何說起?他發動文革是正確的嗎? 為了揭發批判林彪集團,當局公布了他們的「『571 工程』紀要」。這份文件十分惡毒地攻擊了現行制度,攻擊了中共的政策,攻擊了毛澤東本人,但不少人發現,它說的話既真實、又深刻。比如它這樣說毛及其追隨者:「他們所謂打擊一小撮,不過是每次集中火力打擊一批,各個擊破。今天利用這個打擊那個,明天利用那個打擊這個,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來,就是一大批。不僅挑動幹部鬥幹部,群眾鬥群眾,而且挑動軍隊鬥軍隊,黨員鬥黨員,是中國武鬥最大宣導者。」「他每個時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今天甜言蜜語對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客,明天就成了階下囚。」「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充當炮灰,後期被壓迫變成替罪羔羊。」這份文件對中國各階層人民的悲慘境遇有很到位的描述:「農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是變相受剝削」。這些話引起了人們的極大共鳴,它們由統治集團的核心成員說出來,說服力特別强。 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現了一系列文章,它們是勤於思考者認真探索的產物,而一經問世,又成了刺激和促進其他人進一步探索的因素。這些文章不脛而走,影響很大。廣州以「李一哲」為筆名的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就是突出的一例。 此文表面提出「批判林彪體系」,但實際上針對中國的制度和現實。與官方的宣傳相反,它認為中國面臨的危險不是「資本主義復辟」,而是封建法西斯專制,主要的表現是:統治者的政治信念是「政權即鎮壓之權」,與臣民的關係是「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統治階級成員「無法無天、不要法制,可以橫行殺人、搶男霸女」等等。作者認為,文革的任務不在於「摧毀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而在於鍛煉群眾的民主精神,要實現憲法上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但是,人民群眾並未通過文革而享受到這些自由,在文革後期,「在範圍廣大地區內,到處在抓人,到處在鎮壓,到處是牢獄」。在中國,完全沒有法制。文章提出了以下政治要求:人民應受到法律保護,不得以「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打倒誰」為標準對群眾施行鎮壓;應當保護人民群眾一切應有的民主權利,允許光明正大的反對派存在;應當保證人民對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權,應當有具體的規定,使人民群眾行使對國家幹部的監督權,當某些幹部(尤其是高級幹部)失去群眾信任時,可以根據明確的程序撤換他們。大字報還要求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反對在「公產主義」口號下剝奪工農勞動群眾的合理的經濟利益,主張適當地恢復獎金制,以使勤奮勞動者,有發明創造者得到更多的物質報酬。 正因為文革中最活躍、最有頭腦、最勤於思考的那些人思想經歷了轉變,當中共高層在毛澤東逝世後發動反文革派的政變時,才得到群眾的熱烈擁護;當中共改弦更張,實行與文革路線背道而馳的改革開放政策時,才得到社會輿論壓倒性的支持。確實,因為有對於文革的反思和反叛,原來文革的主力軍成了支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中堅。 附帶地,可以把這裏所說的情況與西方社會1968 年那一代造反者做一個對比。 西方學生的造反出於自發,而沒有政治領袖操縱、指揮。造反運動失敗和結束後,他們身處的民主社會沒有對他們秋後算帳。他們不像中國的造反者那樣受到懲罰、經歷磨難,甚至被逼到絕境,所以沒有認真反思,不必做自我批判,對造反行動的作用和實質進行重新認識。他們後來回歸自己社會的主流價值,在文化、學術、政治等方面成為社會精英。他們回歸心安理得地享受回歸後的一切好處,靈魂深處卻不願否定自己青春期的造反經歷。就像讓- 皮埃爾·勒·戈夫(Jean-Pierre Le Goff)在《1968 年5 月,無奈的遺產》一書中所說,很多參加1968 年運動的人對過去發生的事沒有任何反思,在80 年代明顯地轉向,他們的立場使新的幾代人迷失方向。其中一些在大學當教授的人, 把自己的造反經歷昇華為學術理論,高興和賣力地把這些反資本主義理論灌輸給來自文化大革命故土的新一代。中國的一些洋博士囫圇吞棗地噎下種種時髦理論後,拿回中國販賣,其中最走火入魔的是崔之元,他鼓吹「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來一次」。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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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郭正亮 兩個極端的第一家庭

馬英九的長女結婚了,這位被大陸網民暱稱為「民國公主」的大美女,不但婚訊來得突然,而且也十分神祕。在第一時間,甚至所有媒體還搞錯結婚對象,把圓山同學會誤解為喜宴,直到台灣網民展開人肉搜索,向媒體公布哈佛男模女婿照片,總統府才不得不在隔天正式承認喜訊。 「民國公主」嫁給「哈佛男模」,當然是驚天動地的新聞,但低調樸素到如此不可思議,難怪在野黨要揶揄馬家是「詭異家庭」。更複雜的是,小兩口婚後將搬到香港,在兩岸尚未解除敵對狀態下,仍屬於敏感地區,台灣政府不便派出保護的隨扈。也難怪在野黨要無限上綱,質問「民國公主」一旦淪為肉票,總統府如何是好?台灣國安局也為此尷尬不已。 事實上,馬自從 1998年當選台北市長以來,從地方到中央,已連續當家 15年,但馬家四口除了馬本人之外,媒體對夫人和兩位女兒的了解很少,三人不但從不接受採訪,也從不借勢沾光。誠如台灣媒體名人唐湘龍所說,三人是「政治絕緣體。馬英九的光芒,不管明亮或黯淡,都不反射在她們身上。她們不只不沾光,甚至還畏光」。周美青獨立自主,在兆豐銀行法務處上班;馬唯中畢業後留在美國,在國際爆破藝術專家蔡國強工作室上班。兩人都完全不靠馬英九。 馬家如此低調樸素,夫人女兒都如此安份守己,當然引來大陸人民讚嘆。畢竟,大陸人民早已看多「官一代」必有「富二代」,對比「民國公主」如此自食其力,毫不沾親帶故,難免心生怨嘆。筆者在微博公布馬家婚訊後,立刻有許多大陸粉絲表示「大陸權貴應向台灣學習」、「馬家堪稱兩岸第一家庭」、「在台灣,權力確實已被關進籠子裏了」。就在習近平痛斥「腐敗會亡黨亡國」的當口,馬家低調簡樸的「民國公主」婚禮,無意中竟成為台灣民主反攻大陸的樣板。 事實上,馬家如此矯枉過正,並不只因為馬的本性節儉清廉,更因為他在 2008年的首次勝選,就是因為對比扁家的鋪張貪腐,因而以 58%的空前得票率,大勝民進黨 220萬票。兩相比較,扁家同樣也是一家四口,但夫人愛錢全台皆知,總統官邸竟淪落為關說中心,兒子才剛當兵就開捷豹(Jaguar)跑車上下班,女兒儘管相對安份,但女婿也涉嫌內線炒股被判刑。尤其是 2001年扁家女兒出嫁,以及 2005年兒子娶媳,更是奢華到不可思議,不但出動空軍一號載乘貴賓,後來被曝光的企業禮金,每家都是百萬元起跳。 如此鮮明的對比,從極端高調奢華到極端低調簡樸,難免讓人感嘆台灣第一家庭的過猶不及,也難怪有人分別做出評論:「扁家太過高調奢華,馬家太過低調矯情」。從一個極端擺盪到另一個極端,其實正凸顯出台灣民主的不夠成熟。 在歐美民主國家,總統子女並不需要承受如此嚴苛的媒體曝光。以1980-88年擔任美國總統的雷根家族為例,長女 Maureen結婚三次,並未成為媒體話題;次子 Ron是電視節目主持人,1980年結婚未引起騷動,後來還成為自由派廣播名嘴,與父親的保守觀點完全相反,但媒體也沒大作文章。 另以柯林頓總統(1993-2000)的獨生女雀兒喜 Chelsea為例,由於希拉里努力和美國各大媒體協商,請求給雀兒喜保留更多個人成長空間,據統計在柯林頓 8年任期內,雀兒喜只被紐約時報報道過 32次、電視新聞也只報道過 87次,並未發生媒體狗仔追逐的惡性事件。 顯而易見,在高度成熟的民主國家,第一家庭的子女並未被視為總統附屬品,而是在成年之後,就被看成獨立自主的個人,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反之在尚未成年階段,媒體也會尊重個人隱私,給予必要的獨處空間,不像台港媒體動輒窮追不捨,以炒作收視率為唯一目標。 兩個極端的台灣第一家庭,從過度奢華擺蕩到過度簡樸,固然提升了政治清廉,但流於矯枉過正,顯示台灣要邁向更成熟的民主,還有很多細節需要學習,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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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岳路平 做漢語版的「本雅明」批評

很多人認為微博是中國民主的健身房,但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推特(Twitter) 才是微博的母體。JackDorsey 在設計推特時,並不知道推特居然也可以推動民主運動。 一個產品的功能「叛逆」了發明者的初衷,是互聯網的「失控」基因造成的。Kevin Kelly 在《失控》一書中,將互聯網、蜂巢和蟻穴進行比較,認為互聯網是一個「眾愚成智」的平台。我們經常會忽然看到一個宏大的事件從互聯網中莫名其妙地「湧現」出來,而那種僅僅依靠精英「策劃」社會運動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很多人在微博上看到了這種「湧現」的希望,但與此同時,「中央」正在通過GFW、伺服器控制、關鍵字過濾等手段,對微博反腐「湧現」的節奏進行「宏觀調控」。簡單說, 「中央」非常強大,居然可以像違反牛頓第一定律一樣,將Kevin Kelly 所說的「失控」狀態馴服成可控的「主旋律」,成就毛澤東百家爭鳴引蛇出洞的升級版——更加高明的百花齊放的比特模式,終於將微博訓練成為一頭民主寵物。 不過我們不要灰心,雖然大多數人陶醉在民主寵物健身房裏,很入戲地在進行狗一樣的民主表演,但是還有一群民主狼,他們的基因在驅趕他們想盡一切辦法去「翻牆」上推特。 我把這種既有推特又有微博的人稱為「雙號人」,他們形成了一個無形的「雙號共同體」,通過同時在推特和微博進行雙聲部的表達,每分每秒都在發出民主的天籟之音。我們不要緊盯着他們在唱什麽,只要他是雙號人,他就具有了民主的氣質。最近,微博上「公知」被貶值的情況不斷發生。很多人過於入戲地去對公知的道德操守刨根問底。這種做法十分不得要領,因為真正原因不是公知的操守,而是「中央」已經通過GFW、伺服器控制、關鍵字過濾等手段,成功地對微博話題發布的類型、强度、生長周期進行了宏觀調控。 微博上的「公知」的言論,愈來愈像我們在春晚看到的表演。春晚是一年一度馴服公共議題的馬戲匯演,願意合作的民工、屌絲、港澳台、「外國友人」……在這個馬戲團裏為和諧社會進行背書。同樣,微博上的「公知」,也在有意無意地配合着中央,每天都有節奏地推出一些公共話題。 我們是否可以超越「公知」的困境,獲得一種新的視野?我的答案是肯定的,這也是我應邀在《陽光時務週刊》開設這個專欄的原因。我的目標是供應漢語版的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和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視野。換言之,除了關注公知、民運陣營裏行動者的「言論」,還要去分析他們使用「媒介」的方式。 在社交網絡時代,對層出不窮的新媒體的操作水準,跟使用新媒體所傳遞的內容同樣重要。公知們的困境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為我們缺乏一個可以同時對公知的言論和他們所使用的媒介進行分析和批評的平台。 言論和媒介的關係,是任何一個時代的偉大批評者都十分敏感的問題。波德萊爾十分敏感於照相術對藝術的衝擊;本雅明為了闡釋技術和藝術的關係,寫了《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而被稱為資訊時代聖經的麥克盧漢的《理解媒介》,乾脆提出了「媒介即資訊」這一石破天驚的判斷。 如果具有對媒介和資訊進行雙向批評的視野,我們就可以識別出很多人不僅僅是微博上的公知,同時也是推特上的活躍分子。如果我們僅看到他們在微博上的表現,卻忽略他們在推特上的表現,就好比只用一只眼睛看事物——是無法獲得立體視覺的。而沒有了立體視覺,我們也就喪失了判斷遠近,調控輕重緩急的能力。 這個專欄希望填補漢語中波德萊爾、本雅明和麥克盧漢類型視野的短缺,為中國的公民行動供應立體視覺。或者,也可以引用蒙田的話作為這個專欄的目標:我們不僅僅要對事物做出解釋,還要對解釋做出解釋。 至於我提到的「波本麥」批評模式的具體形狀,請關注我的下一篇文章《艾未未的民主鋼管舞》。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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