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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沃茨将自己复制学术论文的行为视作纯粹的善行，是传播知识，但检察官却把他的行为比作使用撬棍入室盗窃主人藏在床垫下的钱。斯沃茨在一篇论文中说，信息就是力量，应该自由分享。这一观点正承受相当重的法律攻击。” 周日下午，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简称MIT）的追思会上，几名到会的学生纪念了周五自杀的科技天才、年仅26岁的阿龙·斯沃茨(Aaron Swartz)，一位伟大的编程专家和惊世骇俗的思想者。 他也被当作某种象征被人纪念：一个自由文化运动的英雄。那是一股形形色色的个人与团体汇聚成的力量，既有维基百科(Wikipedia)的供稿人、Flickr的拍照用户、网上教育家，也有像维基解密(WikiLeaks)的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这样的风云人物，还有像黑客组织Anonymous这样的网络侠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把知识变成开放的资源，天下之公器。 来自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23岁网络程序员本杰明·希托夫(Benjamin Hitov)说，听到斯沃茨的消息后，他哭了。“他是一个榜样。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想要像他那样。我们中的大多数不像他那么理想主义，不过我们绝对尊重他的理想主义。” 但美国政府对斯沃茨有截然不同的看法。2011年，他遭到拘捕，被控使用MIT的电脑非法获取网络图书馆Jstor网站数以百万份的学术论文。该网站只为注册用户提供付费的科技和文学期刊服务。 审判定于今年4月举行，斯沃茨可能会面临数百万美元的罚款，以及最高35年的刑期。朋友和家人说，这样的惩罚困扰了他两年，并导致了他的自杀。 在信息是否应当广泛公开的争论中，斯沃茨是一个引爆点。辩论的一方是斯沃茨这样的活动人士，以及“电子前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和“自由文化学生组织”(Students for Free Culture)等倡导团体。另一方则是政府和公司，他们坚称，由于安全和商业原因，某些信息不可公开。 斯沃茨死后，他也成了另一场辩论中的象征性人物。这场辩论的主题是，针对像斯沃茨这种信奉“开放”信息的人的刑事诉讼，政府应当施加多大的力度？ 斯沃茨的家人发表的声明中部分谈到了这一点：“阿龙的死不是简单的个人悲剧，而是刑事司法系统的产物。这个体制惯用恫吓的手段，刑诉峻急，无所不至。马萨诸塞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官员和MIT管理层的决定都是促成他的死亡的因素。” 周日晚间，MIT校长L·拉斐尔·赖夫(L. Rafael Reif)称，他已经指定著名教授哈尔·埃布尔森(Hal Abelson)“牵头对MIT的卷入此事的情况进行彻底调查，时间跨度从我们2011年秋季首次观察到网络异常活动开始，一直到现在”。他承诺将公开调查报告，并说，“一想到MIT在这起最终酿成悲剧的一系列事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我就感到悲痛。” MIT的网站周日时不时掉线。学校管理层没有提供解释，不过有黑客宣称是他们所为。 斯沃茨将自己复制学术论文的行为视作纯粹的善行，是传播知识.但检察官却把他的行为比作使用撬棍入室盗窃主人藏在床垫下的钱。周日，出于对斯沃茨家人隐私的尊重，这名女检察官拒绝对他的死亡进行评论。 互联网诞生多年来，如何对待互联网犯罪仍是一个争议性话题。 斯沃茨案中援引的法律是《计算机欺诈与滥用法案》(Computer Fraud and Abuse Act)，而检察官们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来决定要依据该法起诉什么行为，以及如何度量损失。曾担任虚拟犯罪联邦检察官的马克·茨维林格(Marc Zwillinger)说，“在任何一个案件中都存在的问题是，检察官是否主张过多，以及是否将案中被告的真实罪责与引发的损害进行了恰当的权衡。” 2008年，斯沃茨在一篇论文中说，信息就是力量，应该自由分享。这一观点正承受相当重的法律攻击。 斯沃茨是永远的“少年天才”。他常常运用自己的技术，帮助人们更容易地获取信息。他14岁时，与人合作开发了RSS，一种用来传播网络信息的工具。然后，他又与人合办了Reddit社会新闻网站，收益颇丰。现在该网站属于康泰纳仕出版集团（Condé Nast，旗下众多出版物包括《纽约客》、《名利场》、《时尚》等知名杂志——译注）。 但就在那以前，他即开始致力于推动数据信息公开，此后更是为之不懈努力。他的项目中有些颇具影响力，例如互联网档案馆(Internet Archive)、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维基百科和Recap法律文件集。 对于那些他感兴趣的内容，他也启动了一些更传统的项目。他19岁时，自告奋勇把自己喜欢的《异语沟通》杂志(Lingua Franca)的档案上传。这份杂志当时已经停刊。2005年，他打电话给作家里克·波斯坦因(Rick Perlstein)，要为其建一个网页，因为他读了该作家的一本书，很喜欢。 斯沃茨在宣言中表明他的观点：“这被称为偷窃或盗版，似乎在道德上，分享知识财富跟劫掠船只屠杀船员一样。但是分享不是不道德的。反而是一种道德义务。只有那些被贪欲蒙蔽心智的人，才会拒绝让朋友复制。” 他说，他们的目标很清楚：“不论信息储存在哪里，我们都要找到，复制一份，与世界共享。我们的档案馆需要收纳那些版权过期的内容。我们需要购买秘密的数据库，放到网上。我们需要下载科学期刊，把它们上传到文件共享网络。” 然而，甚至斯沃茨的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都承认，斯沃茨对免费信息的热情可能已经让他在Jstor下载的路上走得太远。根据政府的诉状，2010年9月，斯沃茨打开了MIT校园的一个电脑线路壁橱。他的脸藏在自行车头盔里，从通气孔里往外窥视，取走了一台他连在那里的电脑。那时，他是哈佛大学学生。而哈佛就在MIT附近。 有些人认为，惩罚他非法闯入可能还有道理，但是控方要把他送进监狱，这很让人气愤。 Jstor拒绝追究，并且在周末发出通知说，斯沃茨“非常有才华，对互联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都因他的贡献而受益。” 30岁的漫画家迈克尔·麦卡锡(Michael McCarthy)来自普罗维登斯，也参加了MIT的追思会。他说，MIT对不起斯沃茨。他说，“如果MIT这种地方不保护那些为了追求真理与知识而犯点小错误的人，那我们就有很多麻烦了。” 不清楚斯沃茨决定自杀，与即将到来的审判有多大关系。几年前，他在自己的博客“原生思想”中写了自己跟抑郁症作斗争的过程。 11月，他在博客上写了最后一篇文章，详细分析了《蝙蝠侠》系列电影的最后一部。 他提醒读者说，他要透露影片大结局。在文章结尾，他写道，“就这样，韦恩少爷没有办法了，别无选择，难怪电影以他伪装自杀结局。”     （Noam Cohen，《纽约时报》记者。Jess Bidgood和Ravi Somaiya对本文有贡献。翻译：黄铮、梁英。本文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 ），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或翻译。原文链接： http://cn.nytimes.com/article/science-technology/2013/01/15/c15swartz/ ）  

“在2008年的‘游击队自由进入宣言（Guerrilla Open Access Manifesto）’中，斯沃兹称，不论信息存储在何处，他们都将义不容辞地‘获取信息，建立备份，并同全世界分享……是时候了，（我们）将走出阴影，并按照悠久的民间起义传统，表达对公共文化盗窃的抗议。’他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一次激进的革命。” 一位年轻的黑客阿隆·斯沃兹(Aaron Swartz)上吊自杀，引发美国媒体的大量报道，从传统大报《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到新锐网站Techcrunch、Business Insider，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了报道和评论。 这是怎样的一个人物，背后又有怎样的一种理念冲突？ 斯沃兹是上周五在纽约家中自杀身亡的，年仅26岁。他曾是RSS1.0（资讯聚合规范）的参与者、Reddit（社会化新闻网站）的早期创始人。而他的自杀，和2011年的惊天大案有直接关系。当年7月，因为涉嫌入侵麻省理工学院的JSTOR数据库，斯沃兹被警方逮捕，后获准保释。 在互联网时代，斯沃兹被支持者称为“罗宾汉”。和维基解密的阿桑奇一样，享有绿林好汉般的荣誉。或者说，他们都在用破坏性的方式做对的事情。 据起诉书的指控，斯沃兹利用MIT（麻省理工学院）网络，伪造身份，侵入JSTOR论文数据库，总共下载480万篇论文，导致JSTOR一度瘫痪。由于他不断变换IP和MAC地址，躲过封锁，JSTOR无计可施，被迫禁止所有MIT用户访问，长达四天。 斯沃兹是怎么想的呢？从他一贯的行为来看，应该是信息自由主义者的逻辑：这些论文本就应该属于公共领域，把属于公众的东西还给公众，不是合情合理的吗？在斯沃兹被捕后的第三天，一个用户名为Greg Maxwell的人，在海盗湾上传了一个BT下载种子，里面包含18,592篇来自JSTOR的论文，共计32.48GB。这位声援者说，“学术论文本应该允许自由获得，但是大多数论文都被像JSTOR这样的守门员，以高额收费的形式阻止传播。” 而斯沃兹自杀后，麻省理工、美国司法部等相关机构的网站相继被黑，有人称可能是匿名黑客组织Anonymous所为。 斯沃兹不仅有程序员和黑客的行动声援，他更有广大的师友们助阵。著名法学家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和科幻作家科利·多克托罗（Cory Doctorow)是其中的代表。 斯沃兹自杀后，莱斯格在其Tumblr主页上写了名为“检察官是施暴者”的文章。这位哈佛法学院的教授，言语中透着严谨和逻辑：“如果政府的指证是真的，那么斯沃兹确实做错了。如果不是法律上的错，至少也是道德上的错。他为之奋斗的事业，也一直是我的奋斗目标。但正如我尊重那些在这一点上不同意我的人一样，这些手段是我不支持的。” 莱斯格接着追问，假如政府证实了这个案件，需要作出惩罚。但合适的惩罚是什么呢？他是一个恐怖分子吗？他是一个试图从偷窃的物品获益的破坏者吗？在莱斯格看来，政府一直试图以极端化的方式来为斯沃兹的行为定性。斯沃兹“盗窃”的“资产”价值“数百万美元”。这些措辞意味着他的目标是从犯罪中获利。但是，谁要是认为能够拿一堆学术论文赚钱，他要么就是疯子，要么就是在说谎。 科利·多克托罗的文章要感性得多。这位知名科幻作家，在Boingboing网站上发表了长文“安息吧，斯沃兹”。他回忆起最初碰见斯沃兹时，这小子才14岁或15岁，多克托罗把他介绍给法学家莱斯格，斯沃兹开始参与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的技术团队，投身技术自由事业。 多克托罗的描述或许更接近斯沃兹的痛苦根源：“他似乎总在寻找导师，而这些导师中几乎没有谁可以满足他心中那不可能达到的目标。这让他痛苦和难受，这也是他往往高调、公开批评他的朋友和老师的根源。因为他的聪明、热心和友善，他也经常被人们原谅……我们都知道，斯沃兹不光对我们非常失望，这也同样反映了他对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失望。” 或者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斯沃兹愿意用极端手段来完成他认定的理想。而这最终造成了悲剧。 多克托罗说，在Reddit卖给《连线》/康泰纳士集团后，斯沃兹变成了一个全职的、不妥协的、不计后果而又让人愉快的捣蛋鬼。 2008年，他以一己之力“解放”了20%的美国法律。PACER系统是一个让美国公众查找（公共领域的）法庭记录的系统，每次查询都要付费。斯沃茨编写了一个小程序，从PACER中下载了海量文档，约占整个数据库的20%，将之置入RECAP──这是一些活跃分子搭建的开放数据库，允许用户将自己购买的判例法放入自由/公共领域。 这次行动显然是JSTOR事件的前奏。美国联邦政府痛恨此事，FBI开始调查。有一阵子，他似乎要缠上法律官司了，但他最终逃脱，并得意归来。斯沃兹还创立了一个名为Demand Progress的群体，用他的技术嗅觉、金钱和热情去参与公共政策的斗争。去年科技界抗议“禁止网络盗版法案”（SOPA）的胜利，这个群体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多克托罗在文中长篇引用了斯沃兹给他的一封信。当时，多克托罗正在为他的著名小说《小兄弟》（Little Brother）书写续集《家园》（Homeland）。斯沃兹以惊人的细节和想象力，为多克托罗的小说贡献了未来科技如何参与政治的场景：新一代的网络工具，让有信念的候选人通过技术击败了由金钱利益集团和掌权者控制的选举游戏。 这是《黑客帝国》以及诸多赛博朋克和反乌托邦小说的常见主题。Neo用技术和暴力打破Matrix对真实世界的遮蔽，而斯沃兹则用入侵数据库、将公共物品还给人民，来反抗落伍的版权制度和既得利益。 “在斯沃兹身上，政治洞见、技术能力和关于人和事的智慧实现了无与伦比的融合。我想他本可以让美国（世界）政治发生革命，他的遗产仍有可能产生这一作用。”多克托罗对斯沃兹的评价，竟然上升到如此的高度。 其实，莱斯格和多克托罗的文字透露了一个意思：有一项共同的事业，把他们和斯沃兹联系在一起。这项事业牵扯到知识产权、著作权法和一种新时代的自由理念。 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是这一自由运动的阶段性成果。传统的著作权中有两种极端，一端是“保留所有权利”（All Rights Reserved），另一端则是“不保留任何权利”（即公共领域）。而知识共享协议，则试图在两者之间的广大灰色地带保有弹性，使得创作者可以“保留部分权利”。在知识共享协议下，创作者可选择署名、非商业性、禁止演绎等多种许可或者不同组合。这样就能既保证作品的传播，也可能保留其他某些权利。 知识共享组织在2001年正式运行，莱斯格是创始人之一。而多克托罗则用自己的行动来支持这一理念。他的第一部小说《魔法王国的潦倒》（Down and Out In the Magic Kingdom）于2003年发表，在发布付费图书的同时，也发布了免费的电子版。但这不只是简单的免费，而是依托知识共享的协议，允许读者传播电子版，只要不用来赚钱。后来他又许可了此书的衍生产品。 老头们让自己的作品进入版权的灰色地带，以保守和温和的方式促进版权制度的渐变，而年轻的斯沃兹却以激进的方式探路。 在2008年的“游击队自由进入宣言（Guerrilla Open Access Manifesto）”中，斯沃兹称，不论信息存储在何处，他们都将义不容辞地“获取信息，建立备份，并同全世界分享……是时候了，（我们）将走出阴影，并按照悠久的民间起义传统，表达对公共文化盗窃的抗议。”他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一次激进的革命。   （黄锫坚，清华大学中文学士、科技哲学硕士。曾在多家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工作。译有《连线：数字时代的传媒梦想》、《信息烟尘》和《大冲突》等。原文链接： http://pjhuang.blog.sohu.com/252683137.html ） 拓展阅读：Aaron Swartz：如何提高效率 http://www.mifengtd.cn/articles/how-to-be-productive-aaron-swartz.html

“当作者写出论文以后，向杂志社投稿，论文的版权仿佛就归杂志社了，进而莫名其妙变成了某些数据库公司的财产。这真的非常不合理。正确的主张是，论文（至少是一部分论文）应该属于公共领域，没有版权。” 1. 今天的《新京报》有一篇好文章《他是“数字时代罗宾汉”？》。 这篇文章宣扬了“论文不是私有财产”的观点，这在国内媒体之中是很少见的。 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该文提到的那个事件。然后在此基础上，谈谈我对论文版权归属的看法。 2. 今年7月19日，美国程序员Aaron Swartz被警方逮捕，美国政府对他提起刑事指控，罪名是非法侵入JSTOR论文数据库。 Aaron Swartz非常年轻，还不满25岁，但早已是互联网名人。他14岁就参与编写RSS 1.0规格，并且加入 W3C组织的RDF工作组；19岁从斯坦福大学退学，开始创业；20岁与朋友一起创立了Reddit；21岁参与创立Open Library；23岁被哈佛大学聘用。 根据起诉书，他在2010年9月24日至2011年1月6日期间，采用各种技术手段，利用MIT（麻省理工学院）网络，伪造身份，侵入JSTOR论文数据库，总共非法下载480万篇论文，导致JSTOR一度瘫痪。由于他不断变换IP和MAC地址，躲过封锁，JSTOR无计可施，被迫禁止所有MIT用户访问，长达四天。 （关于侵入过程和手法，起诉书里有详细描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阅读。最令人震惊的是，他使用的侵入工具只是一台普通的宏基笔记本电脑。） 起诉书称，他获取这些论文的目的，是为了将它们放上文件分享网站。但是，截止被捕时，他还未采取具体行动。 3. 现在，Aaron Swartz面临多项刑事指控，而且都是联邦重罪，一旦罪名成立，他就要坐牢和付出巨额罚金。 许多程序员对这件事，感到很不理解，甚至愤怒：那些论文并不是JSTOR的私有财产，Aaron Swartz也不是为了获利，单纯的侵入系统不应该得到这么重的惩罚。 在Aaron Swartz被捕后的第三天，2011年7月21日，一个用户名为Greg Maxwell的人，在海盗湾上传了一个BT下载的torrent文件，里面包含18,592篇来自JSTOR的论文，共计32.48GB，作为声援。 他还附上了一封很长的公开信，解释为什么他支持Aaron Swartz。 “torrent文件包含的论文，都是在1923年前发表的，因此属于公共领域。它们理应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但是你却无法自由地得到它们。JSTOR对每篇文章要价19美元，而且只允许单用户在一台计算机上浏览。这实际上是对全人类的偷窃。 学术论文本应该允许自由获得，但是大多数论文都被像JSTOR这样的守门员，以高额收费的形式阻止传播。 尤其不合适的是，论文的原作者实际上并没有因为这样严格的版权限制，而获得收入，更何况发表论文的杂志本来就是免费获得这些论文的。与那些只供娱乐的作品不同，限制学术论文的传播，会影响全人类的福利，我们的生存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传播。 如果我让这种’不义之财’的版权收入，少掉1美元，但是增加了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理解，那么不管我个人付出怎样的代价，我都认为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我曾经考虑过匿名发布这些文件，但是Aaron Swartz的被捕，以及他被起诉的那些荒唐的罪名，使得我的良心不安。我对自己说，任何值得做的事情，往往值得你用真名去做。” 这真是一封很有力的公开信。 很多人留言表示支持，有人说：“尽管我用不到这些论文，但是我还是要为它们做种子。” 4.

“论文刊载在 SCI/SSCI/TSCI/TSSCI 期刊上 vs 放在网络上， 到底何者的影响力 (impact) 比较大？ 在这场 ‘封锁知识 vs 释放知识’的战争当中， 转而支持图书馆界、 支持 Open Access Journals (开放近用期刊) 不仅有利于社会， 更将有利于学者本身。” 论文刊载在 SCI/SSCI/TSCI/TSSCI 期刊上 vs. 放在网络上， 到底何者的影响力 (impact) 比较大？ 在这场 “封锁知识 vs. 释放知识” 的战争当中， 转而支持图书馆界、 支持 Open Access Journals (开放近用期刊) 不仅有利于社会， 更将有利于学者本身。 学术发表是一个诡异的系统 — 作者们并没有拿到钱、 审论文的人并没有拿到钱 (他们只是另一群付出免费劳力的学术人员)、 在某些领域， 甚至连期刊编辑也没有拿到钱。 有些时候作者甚至还得付钱给出版社……… 但是科学论文却又是价格贵得最吓死人的文件。 — Greg Maxwell 本校面临期刊订购经费严重不足窘境，不仅既有之订购期刊难以持续，更遑论增订各学科新出版期刊，抑制局限了本校学术研究竞争力。 — 每年花一亿四千万元订阅期刊的台湾大学 活跃于网络社会运动、 开放数字内容、 自由软件界， 任职于哈佛大学的 24 岁程序设计师 Aaron Swartz 在 MIT 校园用程序大量下载学术期刊， 被美国总检察长起诉， 并以一万美元交保。 有趣的是， 这些期刊的著作权拥有者 JSTOR 表示只想确认 Aaron Swartz 并未散布这些文件； 但美国联邦政府却还是执意继续处理本案。 （详见《卫报》、 Jason Kottke 的部落格报导 。） 根据 Jason Kottke 文章最后的 update 看来， 在此次事件当中， Aaron Swartz 的原意可能并不是要解放被封锁的学术论文， 而是要大量分析这些学术论文背后的赞助单位。 (所以 JSTOR 才会说只要数据不外流就不追究。) 不过他被起诉一事， 却惹毛了倡议信息自由化的人士。 几天之后， Wikipedia 贡献者 31 岁的 Greg Maxwell 把 18592 篇创作于 1923 年之前、 版权已过期的学术期刊上传到海盗湾， 供大众下载。（详见 ars technica 报导 或用 “Greg Maxwell” “18592” “JSTOR”“philosophical royal” 等等关键词的两两组合搜寻。） Gregory Maxwell 并且解释他的动机。 撇开法律、 技术、 个人欠缺网络规矩行为等等细节， 让我们把焦距拉远， 问一些很根本的问题： “这些学术作品， 原本是谁的智慧？ 现在却变成了谁的财产？ 谁是窃贼？ 谁在促进社会进步？ 美国政府的作为， 在协助谁？ 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从本文的标题和 Greg Maxwell， 您可以知道我们心中的答案。 甚至连著作权早已过期的学术论文， 都必须委曲地透过海盗湾提供下载， 以免遭到法律骚扰。 学术界的现况， 究竟有多么不堪？ 因为一些 “奇妙” 的原因 (下详)，学者们心甘情愿地签字将自己论文的著作权让渡给 JSTOR 之类的期刊出版社。然后大学拿着公民所缴的税 (如果是公立学校) 或学生所缴的学费 (如果是私立学校) 回过头来向 JSTOR 购买阅读论文的有限权利。 台大每年花一亿四千万元订期刊 (为什么读起来有一种 “以此业绩为傲” 的感觉，跟政府将投资 “百亿云端”有点像)，其中八千万元靠捐款。 缴税、 缴学费、 特别是捐钱给大学图书馆的公民们，可能从来没想过：他们的钱，被用于采购学术期刊的这一部分，并不是付给写作论文的学者，用以产生所有人都可以享用的新知， 而是被用来供养一个限制信息自由流通的系统。这个系统让某些学者在大学 (特别是少数经费充裕却还是喊穷的顶尖国立大学) 学术城墙内，比外界的私人公司有更多机会与资源可以享用论文， 把进一步生产的知识私有化， 转变为专利。有用的专利，可以转给自己家人开公司营利 (不起诉)； 没有用的专利可以收藏起来，当做内耗型竞争力游戏下的战利品，变成未来的创新者必须避开的专利地雷，进一步阻碍创新。公民被迫或自愿花钱间接伤害自己。 个人直接损失更大的，却是绝大多数 (特别是年轻的) 学术劳工学者们。他们为什么甘愿放弃自己的著作权呢？ 独尊论文的学术风气力量强大， 足以迫使尚未建立学术地位的年轻学者以升等为重以生存为重。而且，反正就算不让渡，学术论文也卖不到钱，留着著作权又有何益？ 较少人看到的是：让渡著作权，甚至同意不在自己的网站上散布自己的论文，对学者还有另一个难以量化但深层的伤害： 降低影响力 (impact)。 文章上网分享，可以换取注意力， 提高 impact；签字将著作权让渡给 JSTOR，换取 SCI/SSCI 点数，可以获得一种客观量化的 factor。面临两者有冲突时，顶尖卓越大学的优秀学者们往往被迫牺牲 impact， 博取 factor， 被迫放弃目的， 改而追逐手段。 我很庆幸这帖部落格文章没有学术价值， 没有机会得到“让渡著作权， 换取刊载在 SCI/SSCI 期刊”的选择权。 要不然连我这么不屑学术论文的人都会很挣扎： 到底我要用它来对社会产生 impact， 还是要拿它来累积评鉴用的 factor？ 学者们真的无力响应吗？其实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DOAJ) 及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 (PLoS) 两个计划存在已久。在台湾，中研院创用 CC 计划、政大图资系 王梅玲教授、辅大图资系毛庆祯教授、清华大学图书馆以及图书馆界的部落格 Lib News 都曾撰文关心过开放近用 (open access) 议题。其中一个具体建议，是鼓励学者在投至期刊之前， 先以“机构典藏”的方式抢先公开在网络上，让文章可以被搜寻得到。可惜本校图书馆在校内推动机构典藏机制时，我所感受到的，是一般教授冷淡、甚至不信任的反应。我认为这跟未解释动机、 走火入魔的智财倡导、和组织文化有关。不过暂时撇开一个个别学校的案例，在台湾，如果学术界有良心大佬用行动支持机构典藏，并且愿意跳出来说几句话，或许有机会改观。 (为什么我又想起李家同教授，还有李远哲院长？) 或者台湾学术界的大佬们对这个议题并没有兴趣呢？ 那些最有能力改变系统的人——那些论文卓越、期刊因其文章而生辉 (而不是其人因期刊而生辉) 的人， 却也是“这个破败系统下”受害最少的人。他们所需要的资源都可透过机构取得。又因为期刊仰仗他们，他们大可以要求改变标准的出版合约也不至于因此而影响到其学术卓越。 其中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大众要取得这些学术作品有多么困难，也不知道在大学之外有哪些事情其实本可以受惠于这些学术作品。——Greg Maxwell 在国际的层次，情况似乎比较乐观。正好在一两个月前，莱斯大学的信息安全专家 Dan Wallach教授在 IEEE 的资安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扬弃 IEEE 的著作权政策 (作者让渡给组织)， 改采 USENIX 的著作权政策 (作者保留著作权； 授权组织刊出)？” 大约一百五十人当中，只有两人反对，其他人都赞成。他在文中也提到对付不合理让渡契约的三个常见做法：签归签照传上网、寄回默默修改过的契约、促成学会改变。Dan Wallach 将继续在 ACM 的会议当中提出类似的问题，并且呼吁大家在各个场合提出来，让这个质疑扩散出去， 期待促成 IEEE 与 ACM 及电机信息领域的其他学会改变。 领取大学薪水的学者，他们的智慧，到底应该是自己的财产，或者应该是公众的财产？这是值得另文讨论的另外一个问题。但不论怎么硬拗，“大学教授的智慧，应该属于期刊出版社的财产”，只能说是一个荒谬至极的答案 (客气文雅的措辞)——特别如果这个充满智慧的答案出自大学教授、大学校长乃至学术大佬之口。 因特网的出现，让学术期刊出版社的存在失去了意义，或者至少必须大幅缩编。资源有限、采购列表无穷的图书馆界明白：花在采购学术期刊上面的钱，是一种负担； 但在台湾“重视数字绩效甚于真实价值”的文化之下， 秉持着 “数大便是美” 的各大学高层们似乎更乐于把这些数字解释成一种业绩。 所以从没听过哪一位富有智慧的顶尖卓越大学校长 (或学术大佬)真心挺他学校的图书馆、大声倡议支持 Open Access。 我们这个年代的台湾精英学者的智慧与远见 (更精确地说是“智慧与远见的贫乏”) 将写在历史上，成为后世的笑柄。   （洪朝贵，美国南加州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现为台湾朝阳科技大学信息管理系副教授，是台湾的自由软件与反对封闭格式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原文链接： http://ckhung0.blogspot.tw/2011/07/scissci.html ）

“开放获取由纳税人或慈善机构资助的研究成果并不意味着向出版社打响殊死之战。有些出版社开始接受有限的开放。但对国家或慈善机构资助的研究实施更强有力的强制措施以开放获取资源将会鞭策这些期刊出版社们做得更好。学术期刊的目标在于让最好的研究能垂手可得。许多学术期刊却反其道而行之。学术出版业打破常规，迎接变革势在必行。” 出版业对学术期刊百思不得其解之处在于，学术期刊就像拿到了印钞许可证，财源亨通，在传媒业界实属罕见。大学图书馆每年订阅化学杂志《四面体》（Tetrahedron）需花上20,269美元；一年期《数学科学杂志》（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需要花掉20,100美元。2011年，学术期刊出版界巨头爱思唯尔出版社（Elsevier）年收入为21亿英镑，利润高达7.68亿美元（12亿美元）。这么高的利润率（从2010年的36% 上升至37%）情有可原，因为此学术期刊的内容大部分由研究者免费提供，且专家学者对论文的同行互评也常是无报酬的志愿行为。这些期刊转而售给那些正是为其提供免费内容和无报酬劳动的大学。对于公共资助的研究来说，所造成的后果便是那些负责撰写论文的学者和纳税人不得不花钱阅读这些内容。这不仅有悖常理且阻碍教育和研究的发展。 出版社坚持认为有必要收取高价订阅费以确保文章的质量并支付管理同行专家评估过程、期刊编辑和发行的费用。他们声称，高额利润证明了他们对出版社经营有方。无疑，出版一份期刊的成本并非为零。但互联网的兴起意味着成本应有所下降而非上涨。在过去十年中，许多线上期刊和文库的经营举步维艰，勉强糊口。有些线上期刊和文库是由一些不满学术出版社发行作品行为的学者创办的。（自2012年1月，9500名研究人员联名抵制爱思唯尔）。在一些情况下，现有期刊的整个编辑部成员集体辞职而开办新的提供更低价且更放宽限制使用的出版公司。 但这却很难撼动市场上现有期刊出版社的地位。研究人员希望自己的论文出现在极富盛名的期刊上以便推进其事业的发展。因此，在这些期刊上发表的论文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文章，故这些期刊仍是其研究领域中的必读文献并有很强的定价权。该怎么解决此类问题呢？ 有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既可扩大公众获取公共资助研究的渠道而且为新创期刊的发行创造了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那些资助学术研究的政府单位应要求他们将研究结果免费向公众公开使用。赞助学术研究的慈善机构也应效仿政府行为。若采取这种“双管齐下”的办法，不仅将扩大对研究成果的推广力度而且加强“开放获取”期刊的管理，因为这便使得许多研究者将无法在封闭型的出版社发表论文。 要么发表，要么出局 现仍出现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英国政府计划强制执行开放国家赞助的研究。医疗慈善机构维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 每年向研究领域投入6亿英镑（9.5亿美元）的资金。该机构现已要求其资助的研究论文在发表六个月内免费向公众提供，但履约率仅达到55%。该慈善组织说，将对那些在限制访问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科学家采取“强硬”的措施，例如，通过扣发其未来补助津贴。而且该机构将开始创办自己的对外公开发行的期刊。 在美国，最近攻击现行规定的企图未能得逞。这一规定要求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赞助的所有研究在网上必须能获取得到。这真是个好消息，但是，现应将同样的要求延伸至所有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领域中。 开放获取由纳税人或慈善机构资助的研究成果并不意味着向出版社打响殊死之战。有些出版社开始接受有限的开放，如让学者们在自己的网站上贴出已出版的论文或对付费门槛提供时间限制。但对国家或慈善机构资助的研究实施更强有力的强制措施以开放获取资源将会鞭策这些期刊出版社们做得更好。学术期刊的目标在于让最好的研究能唾手可得。许多学术期刊却反其道而行之。学术出版业打破常规，迎接变革势在必行。   （英文版原文刊载于《经济学人》。本文译者：Shierzou。文章来源：译言网。原文链接：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271978/266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