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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馬來西亞全國大選評析系列 各族「大和解」荊棘滿途

5月5日投票結束後,反對派民聯領袖安華召開記者會,總結競選工作   文 /楊松 1969年大選中,反對派「贏票數、輸議席」的局面,在本屆大選重演。雖然沒有導致類似當年的「513種族暴亂」,但馬來、華、印各族的矛盾也達臨界點。首相納吉未謀各族「大和解」,卻因「華人海嘯論」,引發新一波種族矛盾。 馬來西亞建國以來最激烈的大選,終於在5月5日落幕,但選舉舞弊傳聞和爭議不斷,再次讓大馬在國際社會的形象留下污點。 選舉結果,反對派人民聯盟(簡稱:民聯)總得票率達50.1%,略勝執政國民陣線(國陣)的46%,卻因為選區劃分長久不公,以及城區和鄉區的選民人數懸殊(民聯贏得的較多是城市都會區域,而國陣則因基層組織動員能力較高,贏得較多鄉村選區),得票勝負沒有呈現在國會議席分布上,最終開盤,國陣總得 133席,民聯得 89席,得票少的國陣所得國會議席卻超出民聯 44個。放眼國際上民主國家的選舉慣例,獲得「簡單多數票」(simple majority),就足以執政和組織政府團隊;然而,馬來西亞的選舉制度下,卻出現由得少數票一方上台執政的荒謬例子。 反對派領袖安華已公開表明,這次大選的結果顯示,上台執政的機會應該屬於民聯,並直言國陣竊取了民聯的競選果實。民聯聲明已掌握選舉舞弊的證據,正考慮向法庭提出上訴,要求在40個存在爭議的選區,重新開箱點票。 選舉舞弊疑團接二連三 投票結束後,「停電」一詞一度成為關鍵詞。事件緣於網絡瘋傳一條信息,說文冬選區總計票中心在點票期間突然停電,過後出現從外運來的「幽靈票箱」,以致票數一度落後的國陣候選人廖中萊結果以379票勝選。雖然選舉委員會和民聯議員都出面澄清,證實沒有停電這回事,但相關信息在網絡能引起巨大反響,仍然說明了民眾並不信任選舉委員會。 除了「停電事件」已得澄清外,各地區的投票過程中,還是出現接二連三的選舉舞弊投訴。其中,有選民指前往票站準備投票時,才發現自己的選票已被人代領、並投出了,向票站職員投訴卻不得要領。還有首次實施的「不褪色點墨投票制度」(以不褪色墨水沾在選民手指頭上,以識別已投和未投票的民眾,以避免有人重覆投票),早前已經被安排在投票日前先行投票的軍官揭發,所謂「不褪色點墨」很容易能被清洗掉。這位揭點墨可褪色的軍官,已被國防部傳召,相信將面臨被調職處分。 特別惹公眾關注的是「外來選民」的問題。之前,民聯就揭發,有人安排飛機把來自東馬的外來選民送到西馬投票。也有消息傳出,執政當局為大批外國人提供馬來西亞身分証,並安排這些「國民」行使投票義務,以提高國陣得票。據了解,西馬霹靂州就有數萬名「外來選民」被安排在各選區投票;結果,國陣最終在該州以3個州議席之差,維持州政府組織權。 類似這些弊案,一再發生,不禁讓人起疑,執政的國陣早已籌劃各種手段,以加強延續執政的勝算。 國陣「慘勝」竟歸咎華裔反風 先不論民聯提起上訴最終能否推翻選舉結果,國陣繼續上台執政是當前的事實。面對國家民意嚴重分裂,國陣的下一步將怎樣走呢?最引人關注的,是國陣如何處理大馬日益分化的國陣、民聯支持者,以及各種族之間的矛盾。 「馬來民族統一機構」(國陣的領導黨派,簡稱:巫統)一貫採用「巫統就是馬來人,馬來人就是巫統」的主導地位,以爭取馬來裔選民和印度裔選民的鐵票,進而維持執政。然而,隨着本屆大選中馬來裔選民和印裔選民支持力量並沒有全面回流國陣,顯示這個標榜「馬來人主義至上」的權威口號已不再受落。 選舉成績公布後,首相納吉表達了希望國陣、民聯支持者,以及各族民眾「大和解」的意願,指出「選民投票傾向兩極,破壞國家和諧,政府對可能引起的國民之間關係緊張,甚至國內衝突感到擔憂」。納吉預告國陣繼續執政的未來 5年,首要任務就是領導國家走向「中庸價值觀」,實現國民和解,以防國家陷入種族衝突,也要消除極端的種族主義。 當民眾滿以為納吉與其國陣經歷大選「慘勝」後,體會到未來執政必須要化解種族矛盾之際,納吉講話裏卻還是指出了,國陣「慘勝」的原因在於「華人海嘯」,言下之意指華人盲目追隨反風,才造成國陣在多個選區華裔選民為主的選區一敗塗地。納吉的這番言論,被批評為嘴裏說不,卻親身示範了漠視華裔聲音的種族主義,隨即在國內引起很大的反彈。 排華恐重演 其實,反對派民聯中的成員黨人民公正黨和回教黨在50餘個以馬來選民為主的國會選區也勝出了,這顯示民聯的票數不僅來自華族,而在馬來選民之間也出現對政局變革的渴望,馬來族群和印裔族群的選票,也有相當數目倒向民聯這個現實。然而,納吉明顯是漠視這個事實,才會把國陣選戰失利歸咎於「華人海嘯」,歸咎於單一族群掀起的反對風潮。這說明,巫統主導國家長達56年,其骨子裏的種族主義思維依然尾大不掉,致使國家各個種族糾結不清。「華人海嘯論」顯示巫統不願放棄馬來人至上種族路線,並刻意製造種族主義的問題。這無疑在選舉甫結束、國陣還没正式開始下屆任期前,已經為盼望種族分歧能盡早化解的民眾澆上一盤冷水,讓民間對納吉一直以來倡導政治轉型和改革的主張,更加產生懷疑。 就連國陣內部,也蘊釀巫統跟成員黨「馬來西亞華人公會」(代表馬來西亞華人的單一種族政黨,簡稱:馬華)的分裂。在執政國陣傾向惠利馬來族群的種族政策牽連下,馬華嚴重流失華人選民的支持,在本屆大選遭遇創黨 66年以來最大挫敗,刻下已有成員建議馬華脫離國陣,呼籲馬華當選人「不入閣、不做官」。 事實上,大馬各族群都期望看到國家健全發展,也不希望納吉續任首相就急進推動「一個馬來西亞」的治國理念(指爭取各族大融和),尤其表面討好國內華裔和印裔族群,而無實質長遠的計劃來安撫華、印兩族因長期種族傾斜政策而引發的不滿情緒,終究只會造成國家競爭力和國際社會公信力跌勢不止。 民聯雖敗 兩線制成雛形 本屆馬來西亞大選中,雖然反對派民聯未能實現執政變天,但比去屆2008年大選多取 7席(上屆大選,國陣得140席,民聯得82席),進一步成熟國會兩線制,依然成為馬來西亞民主道路上的一大進步。但當然,馬來西亞民主前路仍將崎嶇難行,要實現像美國等民主大國一般的、兩大陣營在國民利益的大前提下攜手合作,但在政治上又可以互相制衡的兩線制,還有一段距離。 當前輿論關注點,已經迅速從大選轉移到國陣和民聯之間的溝通與協商。不論在朝的納吉和在野的安華,都必要正視當前的政治局勢,率領兩黨進行人事溝通。而首相納吉,更必需要有足夠量度,接受和正視國內各族群對長年以來種族主義路線的強烈反對聲音,才能開創和營造更健康和相互競爭的民主兩線制度,也能保持國陣在民聯競爭之下站穩腳步。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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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等待那一縷檜木的氣味升起 彰化漂流紀事

在這麼多商家中,我總只帶朋友去其中一家。主人很有遠見,把廣大庭園設計得彷如歐洲,玻璃屋佇立人工湖上,野雁優遊於水草間。但若只是這些「歐洲鄉間風光」,它恐還不值得推薦。主要是有次帶雜誌社朋友去採訪,我才知道主人做了很多環保綠建築與生態考量,例如污水處理再利用,又如餐廳後方有一片放養雞場。好多次,我和朋友在水上玻璃屋裏,喝着紓壓花草茶,吃着養生麵包,看窗外的落羽松,我總升起不真實的感覺:這猶如歐洲明信片的風景,是家鄉嗎? 為了除去這種不真實感,下一站我總帶朋友到廟埕前大啖肉圓肉羹,好像此款世俗味,才叫家。 關於觀光,還有件相當羞赧的事。三年前拙作《父後七日》改編電影,回家鄉拍攝,上映後父老擁護支持,票房亮眼,鄉公所感到與有榮焉(欸在鄉民大會頒發「田尾之光」獎牌的臉紅事就略過),在電影場景點立下解說牌,而那明明是「什麼都沒有」的田邊堤防,觀光自然推不動,徒留看板。而那條溪是童年我和哥哥堂哥們騎腳踏車浪遊探險的地方,爺爺的花生田就在溪邊。 同樣是韋恩颱風,溪上用來連結外界的橋被沖斷了,花了一些時日重建。有一天,堂哥帶我到新橋下方,用尖石子在橋底刻下名字,後面題上「到此一遊」。 有次旅遊雜誌採訪我,要我描述家鄉的模樣。我洋洋灑灑說了小吃,說了公路花園,說了生態玻璃屋。最後,我說,不。 真正的家鄉的模樣,就是我開車下高速公路,沿着溪崁小路,穿過橋,經過爺爺叔公們泡茶的老榕樹普渡公廟,再經過芭樂園,接着,三合院舊厝就在面前。我停下車,狗兒叫了。爺爺奶奶媽媽開門迎接,鄰居叔叔嬸嬸招呼。這麼多年,每次,他們說的都是一樣的話:「你返來咯。」 劉梓潔 1980年生,彰化人,自由作家、編劇。台灣師大社教系新聞組畢業,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肄業。曾任《誠品好讀》編輯、琉璃工房文案、中國時報開卷週報記者。著有散文集《父後七日》,並擔任同名改編電影編導。電影劇本《外面的世界》現正籌拍中。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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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夾縫中的維吾爾族學生

2009年7月9日,新疆烏魯木齊街頭,一名維吾爾婦女驚恐地注視着滿載全副武裝的軍警的卡車   文 /趙思樂 近日,維漢衝突在新疆和內地城市再度爆發。本刊深入調查在內地的維吾爾學生群體,傾聽他們的心聲,細膩描述他們在學校教育、感情生活、宗教信仰和民族認同等各方面面臨的困境和苦惱。 今年 4月 23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喀什地區巴楚市發生暴力襲擊事件,造成 21人死亡,其中包括警察和社工 15人、犯罪嫌疑人 6人。根據新疆自治區政府發佈的消息稱,社工和警方由於發現了犯罪嫌疑人在家中計劃籌備恐怖襲擊而遭到殺害,在雙方激戰過程中,犯罪嫌疑人有 6名死亡。 然而 BBC記者在事發地對當地人的採訪則反映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鄰里透露與警方衝突的一家人並非「恐怖分子」,而是一個虔誠的穆斯林家庭,經常被當地執法人員干涉要求他們剔去鬍鬚或摘掉面紗,可能是由於不堪其擾而進行了反抗。 4月24日,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發生了多名漢族學生群毆一名維吾爾族學生的事件,根據維吾爾在線報道,受傷維吾爾族學生眼部遭受重創,可能永久失明。民族大學校方為避免發生更大規模的鬥毆而對外封鎖消息。 目前沒有證據顯示4月24日發生的維漢學生鬥毆事件與前一天發生的「巴楚暴力事件」存在關聯,但是每一年離家數千公里往內地高校就讀的維吾爾族學生共有上萬人,他們與漢族學生乃至漢族社會之間的隔閡、矛盾甚至衝突由來已久而且並未真正得到重視和解決。 維吾爾族學生們時常面對共同的煩惱——漢族同學在他們身邊大嚼豬肉;公交車上的人指指點點猜測他們的國籍;家人來探望他們時被廉價旅店拒絕入住,只因為身分證上寫着「維吾爾族」……他們承認自己有時候會被個別漢人的大漢族主義表現刺傷,但他們相信身邊的大部分漢人是友好的。 進入了同一所學校的維吾爾族學生往往彼此熟悉,平時都在學校的清真餐廳吃飯,每逢伊斯蘭的重要節日就在一起聚餐、跳舞,因此他們也往往被漢族同學認為生活在維吾爾族的小團體裏,甚至讓其他學生感到「神秘」。 《陽光時務週刊》通過長期調查採訪,探討這批闖入了漢族社會的維吾爾族學生的生活狀態,以及他們所面臨的困境和苦惱。 教育 維吾爾族學生一般通過幾種途徑來到內地高校:「民考民」,即新疆的少數民族學生用少數民族語言進行高考;「民考漢」,即新疆的少數民族學生用漢族語言進行高考;以及就讀四年制的內地高中新疆班,簡稱「內高班」,在內地參加高考。這三種渠道都有各自的高考錄取指標,並不會在一個平台上發生競爭,而「民考民」的學生還必須通過漢語水平考試 5級才能參加高考。 來自南疆烏什縣的阿里木(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受訪維吾爾族學生均為化名)在中考那年決定要「到外面的世界看看」,於是他考入了吉林長春一所高中的新疆班。就讀內高班的學生多數來自南疆的縣城或農村,而且不僅僅有維吾爾族的學生,在阿里木的班上就有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回族、蒙古族等多個民族的學生。 然而內高班的生活與阿里木之前想像的繽紛多彩的內地完全不同,「非常苦悶,很壓抑,就感覺被框起來了。」阿里木說。阿里木清楚地記得,在學校裏他被要求每天早晨5時50分起來在冰天雪地裏跑操,跑完操回宿舍疊被子,疊成豆腐塊,坐在板凳上長時間地學習,集體洗澡,統一熄燈,一個月只能外出兩次,實行准軍事化的管理。「每天三點一線,吃飯、教室、回宿舍睡覺,每天都是重複的,以至於我都記得自己在那裏生活了多少天,1450天。」阿里木說。 內高班的生活或許與內地的大多數高中是相似的,然而對於在新疆小城過慣了無拘無束的日子的阿里木和他的同學們,卻好像從人間掉入了地獄。阿里木的許多同學開始想要回家,以吵鬧、借病甚至出逃的方式,但更多的人還是堅持了下來,阿里木說:「絕大多數人是農村的孩子、牧區的孩子,比起艱苦的勞作,能夠有這樣一個教室好好學習,還有機會改變自己的命運、改變下一代的命運,真的是很難得。這是一個蛻變的過程,一個進化的過程。」阿里木承認,「改變命運」「建設家鄉」這樣的想法,主要是在內高班後被學校教育出來的。相比於大學才到內地就讀的維吾爾族同學,阿里木的思想明顯更為複雜而且多層次。 與許多就讀過內高班的維吾爾族學生一樣,阿里木的漢語講得比維語更好,事實上這也是「民考漢」學生的普遍情況。而從小在新疆接受漢語學校教育,後來考入北大的湖瑪的維語水平更為有限,以至於她在家中與父母進行比較深入的溝通都會出現困難。但湖瑪並不認為這有什麼問題,湖瑪說:「如果一種語言要消亡,或者如果一個族群要被一個族群融合、同化,其實這是很正常的事,是歷史的趨勢,完全沒有關係,你不用去阻攔它,不用覺得有多可惜。」 早期赴內地的維吾爾族學生,現在已經是北京一所醫院的醫生的斯拉木同樣認為語言的消亡不重要,但他並不認為語言和民族文化的消失是必然伴隨的,他認為維吾爾族優秀的性格和文化必然會保留下來,而語言不過是一種工具,完全可以由實用性更強的語言代替。 阿里木則完全不能同意他們的看法,阿里木說:「如果讓你從幼兒園開始就天天說漢語,到大學畢業,你都不會用自己的母語來進行思維了,有一天你會成為父母,那你怎麼教育你的孩子?這樣就會出現文化的斷層,民族的信仰和認同就會式微,一代又一代以後,民族的性格也會產生偏差。」阿里木會為自己的漢語比維語更好感到羞愧,並認為湖瑪的想法就是過度漢化的結果。 不論學生們對維語的看法如何,新疆的維語學校愈來愈少卻是不爭的事實。維吾爾族女孩阿拉努爾的母親是用維語授課的數學老師,在推行雙語教育之後,數學等科學相關學科要求用漢語授課,阿拉努爾的母親就實質上失業了。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認為,推行雙語教育本來是好事,但用雙語教育對維語教育進行抹殺則是非常有害的,而南疆在漢語授課師資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強推雙語教育,更導致了新疆農村地區教育水平的倒退。 2012年6月,在北京故宮護城河邊玩耍的新疆維吾爾族兒童   愛情 在維吾爾族學生中,誰的女朋友或男朋友是不是維吾爾人永遠是一個熱門話題。 湖瑪跟自己的漢族男友已經同居兩年,由於父母的強烈反對,她準備今年瞞着父母與男友登記結婚;曾經跟韓國男友同居的一位維吾爾族女孩陷入了兩難,她可能會由於過去的感情經歷而遭到維吾爾族男孩的嫌棄,但她的父母又堅決不能接受她與非維吾爾族男孩結婚;阿里木雖然過去的女朋友都是漢族人,但他也迫於維吾爾族社會的壓力決定將來還是娶維吾爾族女孩為妻;阿拉努爾過去也偷偷喜歡過漢族男孩,但是現在已經對他們失去興趣。 阿拉努爾過去喜歡的漢族男孩是她的初中同桌,她本以為這個漢族男孩也喜歡她,但一次這個漢族男孩偶然談起自己的父母原本是北京人,由於上山下鄉運動才來到新疆,言談中男孩流露了許多對新疆的嫌棄。阿拉努爾當時想:「哦,原來你這麼不喜歡我們的地方,原來你覺得這麼委屈。」這件事之後,阿拉努爾就再也沒有喜歡過漢族的男孩,她發現自己和他們其實是不一樣的。 湖瑪則堅決不願意與維吾爾族男孩結婚並回到維吾爾族的社群裏,她認為維吾爾族文化裏的男女關係是男尊女卑的,而這種關係以及其衍生的一系列戀人、夫妻相處方式都是她不能認同、不能接受的。 在維吾爾族社區裏,女子不能先於男子跨進屋門,即使是成年女子和男性小童也必須是男性先進屋;在維吾爾族的聚會中,男子與女子不能同屋而坐、同席吃飯;在維吾爾族的結婚儀式「尼卡」中,在穆斯林牧師宣讀證詞時,房間裏只能有新郎和男賓,而女方的認可只由放在新郎面前的結婚證代表。「非常荒謬,」湖瑪說,「你如此之不被重視以至於一本結婚證就能代表你了,一堆男人坐在那裏聊聊天你就被嫁掉了。」 相比與阿拉努爾和湖瑪對自己外來愛人的民族籍別已十分明確,阿里木則還在糾結當中,阿里木說:「我必須考慮到我的父母,他們那一代人的觀念、生活的環境,如果以後要帶我的妻子去見父母,能不能讓她感到適應,能不能讓父母感覺到滿意,所有的壓力最終都會扛在我的身上,我一定要做一個理智的權衡。」他目前的打算是如果遇到喜歡的漢族女孩,他還是可以跟她談戀愛,但不會再去幻想能跟她結婚。「無奈,實在是無奈。」阿里木說,他欣賞漢族女孩的勇敢、事業心和獨立的性格,而認為維吾爾族女孩更多以家庭為重,有依靠男性的觀念。 阿拉努爾在婚姻觀上可以說是非常傳統的維吾爾族女性,她對漢維不能通婚的解釋是:「我們穆斯林結婚需要按伊斯蘭風俗的作證詞,作證詞之後你們在真主面前就是夫妻,但如果是和非穆斯林結婚,你們的證詞就不存在,那你和他就是一輩子的通姦關係。」至於維吾爾族人為何也不太願意跟回族、哈薩克族等穆斯林民族通婚,她則認為是出於民族自豪感,但與這些民族通婚某程度上是可以被維吾爾族社會接納的。 然而湖瑪的父母的原則卻似乎不符合阿拉努爾的說法,湖瑪曾問過她的父母能夠接受她找什麼民族的對象,她的父母回答,只要不找蒙古族、藏族、回族、漢人、哈薩就都行,湖瑪於是問能不能找一個美國黑人,她父母也說不行,卻認同她可以跟一個美國白人在一起。「真的非常狹隘,」湖瑪說,「他們唯一在乎的就是面子。」維吾爾族中熟人社會的現象非常明顯,他人的家長里短經常是朋友聚會的話題,湖瑪的父母不止一次以「某家的女兒嫁了一個漢人,父母由於受不了鄰里的口舌是非而每日以淚洗面」來教育她。 宗教 絕大多數的維吾爾族學生認同自己是穆斯林,雖然他們由於長期在漢族社會生活無法堅持一日五次禮拜或週末上清真寺的的教規,並且由於維語水平有限也不一定能讀懂古蘭經,他們往往會對此感到慚愧和虧欠,但生於穆斯林家庭的他們基本都願意接受自己與生俱來的穆斯林身分和信仰,他們中的多數人也為自己的信仰而驕傲,他們普遍認為信仰伊斯蘭教的人更為善良、單純而有底線。 作為醫生的斯拉木更認為伊斯蘭教的許多教規教義是富有科學道理的,他舉例說,研究證明豬肉中含有比羊肉和牛肉中更多的病菌;伊斯蘭教所要求的一日五次禮拜的時間正好可以讓人養成早睡早起的習慣,而且禮拜的動作為人提供了相當的運動量。斯拉木笑着說他正準備以伊斯蘭教的禮拜動作為藍本設計一套廣播體操。 至於有一些維吾爾族人在內地偷竊和強賣的現象,這些年輕的維吾爾族知識分子們認為每個民族都會有不良分子,而且出現這樣的問題某程度上也是因為無論在新疆還是在內地,社會提供給維吾爾族人的機會和上升空間相比於漢人是不平等的。 同樣生於維吾爾家庭的湖瑪卻不認為自己是穆斯林:「可能很多人不用去想就認為自己是穆斯林,『因為我父母是穆斯林,我成長在穆斯林的家庭,我有穆斯林的生活習慣……』,但我認為信仰也需要學習,我沒有受到什麼宗教的教育,即使受到了的那些我也一直懷疑它們,所以不能稱為信仰者。」 阿拉努爾則是一位相當虔誠的穆斯林信徒,剛到北京讀大學時她還天天戴着頭巾,「我們維吾爾族整個都是信這個宗教的,但是往往是基於習俗的,不是發自內心的,到我發自內心地信了,我就開始戴了。」阿拉努爾上小學初中時還是基於身分和習俗信仰伊斯蘭教,並不戴頭巾,但她自高二時開始對宗教產生興趣並閱讀了關於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的書籍,對比思考之後,她選擇了衷心信仰伊斯蘭教。至於選擇伊斯蘭教的理由,阿拉努爾說,伊斯蘭教是幾大宗教中最晚產生的,而且經書從未被竄改。到北京上學後,雖然每天都要面對不少人的側目而視,阿拉努爾還是堅持着她戴頭巾的習慣,但是就讀於醫學院的她開始實習後遇到了更大的阻力,在她要給病人檢查時,病人會說:「能不能換一個人?」醫院的醫生和她的老師以戴頭巾會讓病人產生戒備、恐懼心理為由,一再對她進行勸說,最終阿拉努爾在壓力之下摘掉了美麗的頭巾。「暫時不戴了,以後還會戴。」阿拉努爾說。 無論對伊斯蘭的信仰是否經過仔細考量,幾乎所有的維吾爾族學生都堅持着伊斯蘭教最基本的飲食規則——不吃豬肉及相關製品。 湖瑪因漢族室友在宿舍裏大嚼豬肉香腸而反胃想吐;在北京一家科技公司實習的阿里木午餐時看見打飯的師傅先用大勺給別人勺了五花肉,再給自己勺雞腿,他覺得一陣噁心,就沒有再碰他的午飯;有人問維吾爾族女孩努爾比亞:「你們不吃豬肉是不是因為豬是你們的祖先?」維吾爾族女孩努爾比亞又氣又辱卻不屑回答。 維吾爾族學生們同樣不能接受還有發生在他們家鄉的不尊重伊斯蘭宗教的事件,阿里木說:「政府甚至在清真寺裏要求阿訇(伊斯蘭教教士的稱呼)升國旗、唱國歌,這他媽的非常可惡的一件事,政府明明說宗教不可以干預公共事務,現在是政府用公共事務干預宗教。」 2004年6月,杭州某中學新疆班的維吾爾族學生展示畢業證書   認同 維吾爾族學生間見面時必然會討論的一個問題是:你打算回新疆嗎? 兩位維吾爾族女孩阿拉努爾和努爾比亞的答案非常明確:會。她們都將飲食列為首要考慮,努爾比亞說:「我在北京是哪有清真餐廳就去哪兒,但在烏魯木齊清真餐廳到處都是,我可以挑好吃的。」另外,新疆更為悠閒的生活、眾多的維吾爾族朋友都是吸引她們回去的原因,「就是感覺很親切。」阿拉努爾說。兩位女孩都承認這樣的考慮主要出於喜好,與「建設家鄉」之類的宏大命題沒有關聯。 湖瑪則說自己是絕對不可能回新疆的,新疆維吾爾人之間的熟人社會風氣、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以及大部分維吾爾族人的閉塞都讓她無法承受。湖瑪說,「大多數人可能需要有這種歸屬感、認同感,基於民族也好、國家也好,但我不覺得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來源於這些。」湖瑪認為,她之所以對維吾爾族的認同感較弱,是因為她長期處於漢族文化和維吾爾族文化、有神論和無神論的衝突當中,她最後無法選擇相信任何一方。 同樣從小在差異巨大的兩種文化間長大的阿里木則與湖瑪的態度截然不同,他認為認同的缺失必然導致身分的焦慮,阿里木說:「人到一定年齡都會思考『我是誰?』『我屬哪個群體?』如果你沒有從小耳濡目染漢文化的習俗,沒有身體、靈魂甚至基因裏面都是這個東西,性格上既不屬儒家文化,又不屬你自己民族的伊斯蘭文化,你會懷疑自己能不能完全融入漢民族,要融入自己的民族又會有優越感、很多東西已經不能認同,你就會很痛苦,處於夾縫中,到最後就是四不像、和稀泥。」 已經在北京工作了十多年的斯拉木與阿里木有相似的看法,他將像自己這樣在語言和思維上已漢化的少數民族人士稱為「第五十七個民族」。然而斯拉木同時對伊斯蘭文化極為推崇,他認為伊斯蘭無論飲食文化、男尊女卑和宗教禮儀等,都是極為科學和優秀的,而且維吾爾族人無論在性格、智力和身體素質方面都優於漢民族。大多數維吾爾族學生都認為漢維之間存在着民族不平等和民族壓制,並認為這主要體現在國有企業對新疆經濟的壟斷和資源的低價輸出,以及政府沒有給予維吾爾人平等的進入社會高層和分享經濟利益的機會。多年來接觸了許多來內地讀書的維吾爾族學生的學者伊力哈木表示,他發現受漢族文化影響更深的「民考漢」學生比「民考民」學生更容易出現對民族平等獨立地位的強烈訴求。阿里木的話為此作了印證:「一方面我非常感激中國共產黨,我也非常感激高中以來所有的漢族老師,以及吉林的水和土,那裏的教育、文化給了我很多。但到最後再回過頭來想,這些給予是帶有某種意圖、某種使命,是要達到同化我們的政治目的的。」 「我完全清楚地知道,沒有這個黨、沒有這個政策,我沒有今天,而且我可能連今天的這種思考能力都沒有。」阿里木說,「但一旦有了思考能力,我就會去了解我的民族和它的歷史,我們的人民一次次地簞食壺漿來等待解放我們的人,最後卻都成了壓榨我們的人,只是統治者換了一個又一個。但是這個過程中,我們中有些人會成為既得利益者,融入、利用統治者,到最後該卸磨殺驢的時候還得卸磨殺驢。」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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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永 : 这十年

一 2003年4月25日,SARS肆虐北京街头空空荡荡,我坐在电脑前看到孙志刚的悲剧,泪水悄悄溢满眼眶,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调查收容遣送,我知道这背后的苦难。后来和俞江、滕彪提出违宪审查公民建议。之所以在5月14日寄出建议,因13日宣传部禁令孙志刚案不得再“炒作”,“三博士违宪审查”给媒体新的关注焦点,我们的行动是舆论的一部分。 一个多月后,天津收容遣送站一个救助房间里我正访谈一个被救助的男孩,回头看到新闻联播里国务院宣布废除收容遣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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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苏联持不同政见和俄捍卫人权 区别与联系

莫斯科 — 俄罗斯当局最近对非政府组织的打压行动导致人权活动人士的工作环境急剧恶化。在莫斯科最近举办的一场讨论会试图解释今天的俄罗斯人权活动是否将倒退回前苏联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以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   *打压NGO 人权人士将成持不同政见者*   在已故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萨哈罗夫诞辰92年之际,位于莫斯科的萨哈罗夫中心几天前专门举办了一场有关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和当今的俄罗斯人权活动之间的联系的讨论会。讨论会的参加者者认为,针对非政府组织的打压行动使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的处境变得非常艰难,俄罗斯的人权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将返回苏联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运动,目前的人权活动是否更象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以及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将能帮助今天的俄罗斯人权活动,在今天俄罗斯政治气候下,讨论这些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今年春季莫斯科反政府示威中,一名示威者谴责当局打压监督选举的非政府组织“戈洛斯”。(美国之音白桦拍摄) x 今年春季莫斯科反政府示威中,一名示威者谴责当局打压监督选举的非政府组织“戈洛斯”。(美国之音白桦拍摄) 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知名记者斯维托娃说,打压非政府组织,实施“外国代理人法”等,这使俄罗斯的人权活动都变成了非法活动,人权活动人士也将因此成为持不同政见者。   *环境更险恶 普京体制不如苏共政权?*   斯维托娃说:“几乎所有参加反政府抗议活动的人士目前都面临非常大的危险,他们有可能在今天,或是明天,在任何时候被逮捕,被软禁,非政府组织也可随时被关闭。与苏联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者不同,目前的反对派和人权人士完全无法指望能获得西方的支持和保护。”   斯维托娃说,根据苏联法律,当时对持不同政见人士判刑最高只能是7年,接下来就是流放。这期间许多持不同政见者被驱逐国外,或是同在西方被捕的苏联间谍交换出国获得自由。但因为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批评普京的俄罗斯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在监狱中已经被关押9年多,从这个角度看,普京体制比苏共当局更坏。而反对派和人权活动人士今天的处境更加险恶。   *两个时代法庭记录非常相似*   斯维托娃的父亲在苏联时代曾是持不同政见者。斯维托娃把当年审判她父亲以及今天审判俄罗斯反对派人士,比如朋克乐团“造反小猫”的法庭记录相比较后认为,这两个时代的法庭记录都及其相似。斯维托娃说,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审判由苏共政治局决定审判结果。目前俄罗斯的一些重要政治审判结果也是由领导人做出最后决定。   斯维托娃认为,苏联时代审判政治犯时法庭中坐满了身穿便衣的克格勃特工,外人很难入场。目前俄罗斯的政治审判都能公开,许多人能进场旁听,但本质上这两个时代的政治审判的区别并不大,因此,如同许多人仍然称赞斯大林,许多领域又能看到苏联的许多痕迹一样,俄罗斯正倒退回苏联时代。   *公民社会壮大 不同于苏联时代*   斯维托娃认为,唯一能让人感到有些欣慰的是,苏联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仅局限在非常小的一群人里。但今天的俄罗斯人权活动却以正在壮大的公民社会为基础,支持者非常多,这使当局无法彻底禁止人权组织的活动。   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目前是俄罗斯人权研究所所长的戈夫德尔比斯维托娃更乐观。他认为,俄罗斯社会这20多年来变化巨大。人权人士现在可以根据现有法律去监狱中监督那里的人权状况。甚至有国会议员提出大赦目前被关押的反对派人士,这些在苏联时代无法想象。   *相比过去有进步 当年经验今天有用*   戈夫德尔说,苏联时代的持不同政见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都已良知为基础,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当时被捕的极少数持不同政见者身上。但今天的人权人士可根据法律至上的原则捍卫除了反对派之外,与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不同的社会上更广泛的群体。   戈夫德尔说,当年参加持不同政见运动的都是一些知识精英。但今天参加俄罗斯人权活动的人士来自包括工人,蓝领阶层在内的各个领域,这些都是巨大进步。 俄罗斯公民社会在发展。今年5月1日莫斯科反政府游行示威中的各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旗帜。(美国之音白桦拍摄) x 俄罗斯公民社会在发展。今年5月1日莫斯科反政府游行示威中的各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旗帜。(美国之音白桦拍摄)   但戈夫德尔认为,苏联时代持不同政见运动积累的许多经验,比如收集当局从事政治迫害的信息,然后再把这些资料公诸于众等做法在今天普京政府加紧打压人权组织和反对派的背景下显得更加有用。   *人权活动更专业化 影响决策但怕被利用*   萨哈罗夫中心负责人卢卡舍夫斯基反驳了目前西方不重视和不支持俄罗斯人权活动的观点。他认为,从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到今天的俄罗斯人权活动,在2000年初时发生了本质的飞跃。那就是大批专业人士,象律师,记者等纷纷加入到人权活动中,这使俄罗斯的人权活动变得更加专业化。在这一基础上,俄罗斯人权组织可以在可以在平等的基础的上同当局展开对话谈判,并影响当局的决策。   但参加讨论会的一些人士认为,当年持不同政见人士根本无法同苏共政权合作。在叶利钦时代,人权人士曾同当局合作。但许多人权人士对是否应同普京政府合作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他们认为,普京体制比一些人当初想象更加狡诈,同当局有合作经验的一些人权人士都有被出卖和被利用的感觉。   *切断资金 人员流失 面临新挑战*   来自俄罗斯反对派的人权活动人士巴拉巴诺夫在发言中说,当局现在切断对非政府组织的外来资助,这可能导致专业人员大批流失,这将严重影响俄罗斯人权活动的专业水平。     巴拉巴诺夫说:“正如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初和2000初一样,目前许多专业人才,比如一些年轻有为的律师都面临选择,在没有财政资助的情况下,他们是否应继续留在非政府组织或是人权机构内。因为这些人需要考虑自己的生计和事业前途,这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前景悲观*   一些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对未来的前景都很悲观。一名发言者说,当局对非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检查时,要求许多非政府组织出示各种各样的莫名其妙的文件,其实就是找借口关闭这些组织。   苏联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者,曾是萨哈罗夫的助手,目前是俄罗斯捍卫人权运动领导人的帕诺马廖夫说,在当局的打压下,他不排除俄罗斯的人权活动未来将全部停止的可能。 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俄罗斯捍卫人权运动领导人帕诺马廖夫在去年夏天的莫斯科反政府集会上发言。(美国之音白桦拍摄) x 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俄罗斯捍卫人权运动领导人帕诺马廖夫在去年夏天的莫斯科反政府集会上发言。(美国之音白桦拍摄) 帕诺马廖夫说:“最坏的情况将是,我们将丧失活动场地和办公室,我们将呆在自己的公寓住宅中,这就如同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一样。新闻发布会也只能象苏联时代那样邀请记者到我们的住宅中召开。当然走这条道路将使俄罗斯完全被孤立。”   *持不同政见源于体制 组建公民反抗力量*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诞生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主要起源于一些知识界人士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镇压布拉格之春的不满。但也有人认为,最早应追溯到苏共镇压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引起苏联知识界反弹。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也来源于体制之内,比如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就是苏联氢弹之父。   俄罗斯人权研究所所长戈夫德尔认为,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最大贡献就是组建了针对共产党政权的公民反抗力量。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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