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

5月3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再次否认事先已经知晓美国要开展行动的计划，巴基斯坦政府对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因未能发现本·拉登住在阿伯塔巴德受到的指责进行了辩护，强调巴基斯坦高级官员在反恐中做出的贡献。 5月4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两个整版的本·拉登之死的后续报道，突出报道了美国对巴基斯坦的不信任，以及美巴双边关系的紧张。该报评论文章说，巴基斯坦情报机构内部有人”看护”本·拉登，但现在谎言再也无法维系。该报还分析说，出生在美国的也门籍伊斯兰圣战分子安瓦尔·奥拉奇最有可能填补本·拉登的空缺。 中国官方媒体在4日详细报道了巴方的解释，包括巴方并未知晓美国部署击毙本·拉登行动、对本·拉登藏匿多年确属不知情及为强调巴方对反恐作出的贡献。巴基斯坦因其地理位置，获得了美国和中国两个大国与其维持战略合作特殊地位。 美国不会和巴基斯坦翻脸 本·拉登被击毙后，美巴关系最为引人关注，德国之声也就此事采访了社会政治学家、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他认为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官方政策，自从美国9 .11事件10年以来，就一直处在一个非常脆弱的基础上：”由于巴基斯坦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美国不得不和巴国维持一定程度的盟友关系，特别是在反恐一事上，美国目前对阿富汗、及过去对伊朗、伊拉克的问题上，巴基斯坦都有独有的战略地位，所以巴基斯坦不可能从美国的棋盘上被挪到敌对的位置上。” 丁学良也分析了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微妙联系：”在巴基斯坦的政界，有些政治力量所受的教育和政治主张，比较认同英美理念，但美国也清楚的知道巴基斯坦的这些政治力量，在国家的权力架构中，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使美国不得不考虑在反恐合作中，和巴方合作的最重要的两个政治力量-情报部门和军方，他们的反美情绪是很强烈的，这使得美国和巴基斯坦在外交上一直处在两难境地，这也令美国非常头疼和难堪。本·拉登被击毙之前，美国内部已经有很多磨擦，有些议员指美国已经给巴基斯坦几十亿美元，而情报部门还要包庇恐怖分子，当年这样讲时，肯定已经有本·拉登的一些线索，此次行动相当于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但美国不会因此和巴基斯坦闹翻，因为在阿富汗、中亚的反恐战略中，还会需要巴基斯坦的帮忙。”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李伟也认为美巴反恐合作仍将持续：”出现目前媒体上关于美方和巴基斯坦两方的争论，可能与美方信息透露不充分有关，美方应该尽快出面澄清。但美巴的反恐合作在这件事后并不会发生变化，本·拉登被击毙后，美国所面临的恐怖威胁并没有明显的下降，而且也有很多恐怖势力当前发出了为本·拉登进行报复的言论，所以很多国家的安全警戒级别不断在提升，如果因为本·拉登死亡就放松，将会给恐怖分子释放出更多的空间。” 中国为巴基斯坦说话，也是在担忧自己的未来 丁学良曾于2010年12月11日在北京的一个研讨会上进行演讲《辩论中国模式》第四讲中，提到本·拉登发动的9 .11恐怖袭击，打破了美国政界、军界当时要把中国当成它的长期主要威胁的战略构思和部署，为中国的发展赢得了时间。丁学良认为此番本·拉登被击毙，中国当局也异常敏感，此番站出来为巴基斯坦辩解，还是缘于政治关系：”中国在此时为巴基斯坦讲话，一方面出于在南亚次大陆，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从来就没有密切过，中国之所以和巴基斯坦关系修好，以前是为了抗衡苏联和印度，当前主要是为抗衡印度。” 丁学良还认为，除了战略考虑之外，中国对于美国不与其盟友国家巴基斯坦打招呼，非常介怀：”美国军方和不和巴方打招呼，出动特别部队进入巴领土，在离首都很近的地方击毙本·拉登，中国政府异常敏感，中国政府是不情愿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他们会忧虑这样的模式重复几次后，在未来如果美国继续使用，将会对中国带来威胁。”丁学良特别提及了2001年4月1日，美軍EP-3侦察机在南海上海降落事件，强调中国当局担忧美国利用类似此次进入巴基斯坦一样的优势技术来进行特别的操作。 李伟没有强调中巴之间的政治关系，但他表示，中巴反恐合作是长期有效进行并将持续下去。他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中国官方的说法，认为威胁中国的”东突组织”目前也有成员在巴基斯坦部落区内藏匿，中方不会指责巴基斯坦包庇 “东突组织”而是共同进行针对恐怖分子的活动。他认为国际反恐应该先消弥国家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从国际利益，人的生命利益考虑，而将国家利益的考量放在其次。 作者：吴雨 责编：李鱼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编者按： 2011年1月初，凤凰网与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联合主办的一项关于国人生活信条的大调查——“征集中国人的信仰”，共收集了63707个有效样本，覆盖了来自社会各界、各阶层的人士。本报告结合此次在线调查的数据结果，对国人的内心世界进行分析，并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和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对信仰缺失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司法部门、信息控制部门、质量监测部门这些广义的权力系统，对残害公共利益的机构和行为，是保护还是打击，对一个社会认可什么样的道德信念与信仰，起着巨大作用。 信念缺失的三重基本原因 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和信仰缺乏症，可以追溯到很远。19世纪末，在西方冲击下，整个传统伦理与信仰被激进的文化决定论者所否定。说传统伦理很好，优越而高尚，但为什么在西方和日本的冲击之下，中国却不堪一击？文化决定论者最后追究到文化，尤其文化的核心——伦理层面。 我们多次搞文化批判运动，十年“文革”危害深远。不仅传统的伦理道德再次受到全面清扫，一些传统的社会主义伦理也被冲毁了。社会主义思想里，有一些所有文明都能认可的价值，如，不能损害公共利益等。太强调阶级斗争，一部分人被划为阶级敌人后，最基本的人类伦理都不再适用，留下一些最极端的语言和行为暴力。这摧毁了人类文化的基本准则，它们在任何文明和制度下，本都不应被扫掉。 1978年改革开放，要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此时，经济发展压倒一切。经济人成为最基本的出发点，而经济人最重要的视角，是谋利。 权力滥用破坏底线德性 站在社会科学的角度，我还要特别强调两点。 第一，中国社会里，有太多非经济力量对经济的干涉、扭曲与掠夺。很多公司对用自己产品质量的长期进步，通过建立品牌信誉赚法律保障之下的钱，没有足够信心，不知道能经营多少年，于是捞一把是一把。 如果成为官商利益体，即使生产销售了违反道德和法律的产品和服务，也能得到保护，避免受到足够惩罚。这样的行为，在一些行业成为基本共识。不用讨好消费者，讨好权力就行了，用不着辛辛苦苦、如履薄冰地做好产品的质量。 学校里也是这样。很多家长不送礼，一些事情就搞不定，小孩会丧失正当的机会。对孩子来说，十堂课讲的道理，比不上一件父母的坏行为带来的颠覆影响。所以才有孩子说，长大了想做贪官。小孩不会撒谎。 这又牵涉到另外一点，在权力系统里，劣币驱逐良币比其他领域更严重。有时候讲真话、做好事，给你带来的回报，可能远远小于讲假话、做坏事带来的回报。不少地方还是上面说了算，给领导做十件好事可能得不到提拔，帮他做一件坏事，反可能得到提拔了。结果，很多场合是非颠倒，基本的道德准则丧失掉了。 三种力量维护道德与信仰 现代社会有很多推动力量，利益驱动是其一，它不能被毁掉，否则就不要搞市场经济。西方社会制约谋利冲动的力量，至少有三种。它们在中国都非常微弱，受这样那样的管制，还缺乏可持续活动的条件。 第一就是西方社会里的宗教。这是西方传统伦理道德最基本的来源。西方国家，也有少数教派组织干了一些坏事，但最重要的宗教，一定会与时俱进，对当下人们最关心的伦理问题，提供可能的解答。由此出发，在家里、邻居之间、工作场所，人们都能讲道德，有基本信念。 其二，有各种保护公共利益的组织。它们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可以长期活动，对最骇人听闻的行为，可以去调查，通过自由而发达的信息渠道发布调查结果，引起广泛注意。 比如，美国所有重要的建筑物旁边，都会给坐轮椅者设置能上能下的斜道，很能体现一个社会的人道与伦理精神。这种对残障人的尊重，主要是靠社会公益组织。 再如，美国一些好大学的本科生，提出和推动“全球公民”概念。很多大学基金投资海外的大公司的股票，他们说，大学基金所投资的公司，有些在美国干不了坏事，却在海外干坏事，如雇用童工、血汗工厂、破坏环境，他们要求学校对海外投资每年清理一次，如果发现它们做坏事，就让其抽回投资。 这些都不是靠一个英明的机构、某个领袖或中心设计出来的，而是靠每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公民，将自己的关注变成行动，从而产生实际的正面效果。像这种对道德源泉的挖掘，对公民自发的道德行为的爱护，我们的社会有多少？ 其三，他们可以迫使民意代表，将此类关切带到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形成良法。这是硬的架构。仅靠宗教信仰的劝导，社会组织去发信函、表达诉求，对少数有道德感的公司和个人，有点作用。但这是少数，大多数人怕的还是有形的法律，不是只写在纸上的法律，而是能起效果的法律。 1993年我从美国到香港后，经常比较香港、内地与美国对消费者利益保护的措施，跟美国比，香港还有显著差别，但比内地又好多了。食品、耐用消费品、医疗、教育都牵涉到消费者利益，没有有效的司法制度，不法厂商就会损害消费者权益，把利润最大化。 其实，内地有些法律比香港写得还好。1990年代中期，内地法律就写明，产品一定要有制造地点和公司，那时的香港法律就没有这一条。有些蒙人的品牌，看起来像信誉很高的日本品牌，其实不知是哪里生产的。但总体来讲，对消费者的保护，香港比内地要好很多。不能顺利转化为可执行的良法，则传统伦理道德的呼吁与公民的道德呼吁，都很难起作用。 所以，司法部门、信息控制部门、质量监测部门这些广义的权力系统，对残害公共利益的机构和行为，是保护还是打击，对一个社会认可什么样的道德信念与信仰，起着巨大作用。 （ 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戴志勇采访整理，未经作者修订 ）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中国“两会”再次召开。不少民众对“两会”在政治、经济、法律改革等方面依然给予一定的期待，但有关专家分析指出：本次“两会”不会做出政治方面的改革，诸多社会问题并不能通过“两会”得到根本性解决。

星期天（2月20日）中国13个城市的网民相应“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号召，以散步的方式集会，但全都立即被警方驱散。 虽然这次被称为“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在规模、深度和组织安排方面远不能与中东北非目前发生的事件相比，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民间没有和中东北非国家相似的不满与愤怒。 在香港的中国社会问题学者丁学良教授在接受BBC中文网的采访时说，中国社会各阶层对官员滥用权力、法治不公等方面长期积累的不满，与中东北非的民意有很多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