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

有关中国大陆国民生活水平的话题，在国内外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真实的中国大陆人的生活，比邻国印度还要艰难的多，如果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可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有人认为中国大陆人现在的生活水平并不比欧美差；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持有电脑手机，而中国大陆的旅游团更是世界各地到处都是，所到之处购买力都是最强的。一些海外华人和外国游客也对中国大陆豪华的都市建设，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还有奢华的娱乐服务设施大加赞赏。尤其是最近，一些海外华人和西方人，他们对中国大陆的看法更存在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因为中国大陆陆目前物价飞涨，连政府都不得不承认，中国大陆的通货膨胀已经相当严重；但有些人说，中国大陆的物价一点也不贵，在餐馆吃饭才花了十几元；相反中国大陆的发展超出人们想象，到处都建设得非常漂亮；…… 上述观点差距之大难以调和。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哪一种是真实的？！ 著名旅美经济学家、中国问题专家程晓农说，若要得出对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以及它的经济做出一个整体性的判断，不能靠蜻蜓点水的一两个人的观察来做判断。而要从社会调查的角度去分析。科学的调查通常强调，要对整个社会的不同阶层，不同地区都要做普遍的观察，另外观察者本人不能带有先入为主的任何意见。必须把个人的一些偏好剔出了以后问题，才可能获得一些比较客观的结论，否则就可能带有主观的偏见。若从这个角度去看，旅游者或外国人到中国大陆观光光的人，他们的看法通常是不具有代表性的，因为这些看法往往只是某一个人在某一个时点对某一个局部的一点观察，有多大代表性是值得怀疑的。 另一方面，还要考虑调查者或者观察者本人有没有价值倾向性。如果有价值倾向性，比如，这个人有先入为主的认为，中国大陆经济好或者不好，有偏见也会产生对问题观察的一种潜意识的诱导。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外国观察者到中国大陆旅游，他们去的地方基本上是宾馆、酒吧，然后是旅游场所，这些地方通常服务比较好点，设施条件比较完善。如果以为这些地方代表中国大陆，那么这显然是片面的。同样的，中国大陆人回国观察也有这个问题，因为海外回国的大部分来自于城市，又由于他们的很多人的家庭背景是在中国大陆本身属于中上阶层，所以如果他回国接触交往的都是同一阶层的人，那么他得出的结论就可能只不过是这个阶层的观感，也同样不具备代表性。清华大学一个很著名的社会学者叫孙立平，他在几年前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就是以北京为中心，往外走五十公里，我们就能看到三个世界。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所谓第一世界指的是，北京的象复兴门一带的金融街，还有长安街的办公楼，这里看上去好像是已经达到了现代国家的城市的水准了。建筑豪华、街道整洁，走在街上的人也都西装革履。看起来和西方国家没多大区别。到中关村的时候，情况就又变化了，变成第二世界了。这里既有高科技公司，但是也有大量打工的人，街道就比较乱，人也很杂。如果再往西走十几公里，到北京的石景山区，那么看到的是以首钢原来的工人居住区为主要群体的没落的工人住宅区，环境和 1990 年代没有多大差别；如果再往外走 30 公里，就到了北京西南郊的房山，房山县靠山区的那些村庄，仍然和 1980 年代的农村差不了多少，非常贫困。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只不过是从北京的市中心往外走 50 公里，就已经看到三个世界。那么哪一个代表中国大陆呢？毫无疑问这三块都代表中国大陆，而且都是北京市的范围。很可惜的是，无论是从海外回去的华人，还是西方的旅游者，没有人有兴趣离开城市跑到偏远的乡村去，因为那不是旅游的目标，那是社会调查的任务。但是，恰恰是在这个市中心以外的地区居住着中国大陆 95% 以上的人口。那里的情况才更准确的反映中国大陆的现实。所以，这个时候就提出一个问题，当一个人谈到他的观感的时候忽悠需要识别。这种观感是来自于什么阶层的观察者，来自于对什么地区的观察，有没有代表性。可以讲，外国旅游者的观察没有代表性。中国大陆人特别是来自中低阶层的老百姓通常不会认同这些外国旅游者对中国大陆的这种盲目的赞扬。原因是他们根本不了解大都市旅游区之外的情况。 最近，新浪网采访了四位在北京工作的外国记者，其中有人往来中国大陆将近 20 年，其中一位德国记者说，西方国家往往强调服务，当他来到中国大陆他才发现中国大陆才是真正的服务型社会，所到之处不仅能享受到各种各样的服务，价格也很便宜，回到德国反而不适应。事实上，世界各国的媒体在北京都派有记者，从这些记者发回本国媒体的报道，对中国大陆的报道好像从来没有使用过这样的话语。也就是说，为西方媒体工作的记者发回本国的报道并没有这样的观感。这几位记者其实是在替中国大陆官方的喉舌在工作，喉舌的任务本身，就是粉饰太平；这一点所有的中国大陆人都很清楚。所以，新浪网采访的这四个人的看法并不能代表在中国大陆的外国记者的看法。 举两个客观的事情，来做为一个判断的标准。 最近在中国大陆讨论很热烈的关于美国大使馆在北京设立一个空气污染程度监测器。这个监测器监测的结果是，北京市的空气污染程度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经常达到所谓不适合户外活动，甚至达到所谓的相当危险的状态。因为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美国大使馆使用的这种其它国家都采用的仪器，它的读数素如果超过 25 － 30 基本上就开始突破了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所谓空气正常标准，进入不正常状态了。美国大使馆过去一个多星期，每天、每小时的监测数据监测的空气污染程度达到 300 多。 300 多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就是对人身体体有害了。美国大使馆设置这个设备的目的，是为了用这个设备的数据提醒在北京的外国人，这里的空气状况是什么样，请各位做好自我保护。这是一种在京外国人的服务。当然，中国大陆政府很不喜欢这种服务。因为这各服务数据的提供出了中国大陆政府的洋相。因为中国大陆政府宣称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看待的所谓的有害的环境，在中国大陆政府的标准里头叫做 “ 轻度污染 ” 。但纽约和华盛顿空气，用同样的仪器同样的标准，是基本上在世界卫生组织讲的在 25 个读数上下波动，纽约才属于有轻度污染的城市。但中国大陆超出这个标准 15 倍。对外国人而言，如果他们适应了本国的健康的空气环境，到了北京生活，会觉得这是一种令人非常享受的环境吗？！所以，如果外国人对中国大陆空气污染没有特殊的不满，美国大使馆也没有必要设置这个仪器了。 此外，在美国大使馆的网站上看到一个通知，这个通知正好是针对说中国大陆的“服务很好” | 的讽刺。就是说在北京三里屯的一个酒吧，连续接到了美国公民的报告，说受到了中国大陆人的骚扰和羞辱，因此美国大使馆建议在北京的美国人没有事的话不要再去那几个酒吧，同样的希望他们晚上出去的时候尽量的注意安全。这个公告本身实际上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在北京并不是一个让外国人感到十分满意的地方。否则，美国大使馆不需要发这样的公告。美国大使馆的公告，并没有特别的针对性，只是客观的叙述事实。这个公告也说明个问题，即有人也许觉得这个酒吧不错，认为这就代表了中国大陆。那么，如果从美国大使馆公布的那几个酒吧情况来看，也同样是中国大陆的一块。所以，无论是哪种酒吧都不能简单的说它能代表整个中国大陆。也至少说明，只看一、两个酒吧，一两个餐馆，一两个饭店，几个旅游场所是看不出中国大陆的整体真相来的。需要去了解不同城市，不同地区，城市、乡村、富裕地区、贫困地区，偏远地区、沿海地区，到这些地方做了随机抽样的调查之后，用客观的标准去衡量，然后才可能得出一个比较整体的一个对中国大陆的判断。 当然，现在在互联网时代，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那就是看中国大陆上网的年轻一代他们在网上说什么。如果中国大陆人的大部分的观感都是和外国游客和回国观光华人旅游者相似的话，那么在互联网上就应该看到有大批的人对中国大陆今天的现状赞美不已、赞不绝口。但事实情况正好相反，中国大陆政府现在正在全力以赴管制微博，管制互联网；目的就是要删除所有的批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政府强烈的对互联网的干预，原因就是互联网上存在着大量的对现状不满的言论。这些言论是随机的来自于全国各地不同地方的人。他们的言论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个指标：为什么在西方少数旅游者眼里都看起来十分繁荣发达、又和谐美好的中国大陆，会有那么多的中国大陆人天天在互联网上发表他们对现状的不满。 到底谁更了解中国大陆？是生活在中国大陆城乡各地的人更了解呢还是在旅游区里在外宾居住的宾馆里头、酒吧里头转来转去的外国人更了解中国大陆？人们自己判断。 至于怎么看今天中国大陆人真实的生活状况，先举一些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这些数据应该说比较权威。 用国家统计局 2007 年公布的全国农村人均消费支出的数据做了个计算，发现 2007 年的时候，全国农村人均每天的消费支出大概相当于 8 块人民币，按当时的物价折合美元大概是 1.1 几美元。这意味着这些人生活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界定的贫困线之下。早在 2005 年的时候，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范围内的贫困线标准就是每天 1.25 美元。也就是说，到了 2007 年，中国大陆全国农村平均生活水平仍然在全世界的贫困线之下。一般人都认为世界上的贫困国家、贫困人口都集中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但实际上，最大的贫困人口就在中国大陆。 当看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数据表明， 8 亿农村人口平均生活水平还在全世界范围内贫困线之下的时候，就大概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大陆人口的 60 ％－ 70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一点是国家统计局数据本身提供的。把这一批农村人口排除，中国大陆城市里大概还有两亿左右的所谓白领；这里包括北京讲的所谓议族，一个月一、两千块钱，租不起房子，要几个人合租一间，生活非常艰苦，到了周末能吃一碗牛肉面改善一下就心满意足。这就是几十万长期在北京耗着，既找不到像样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又没办法回到农村家乡的大学毕业生。白领中，还包括一些收入不错的白领中的中上阶层。那么，这些白领现在的生活状况如何？按大陆官方宣传的说法，中国大陆早就进入了白领阶层，人数不断扩大，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但是去互联网上去看，中国官媒如“三联生活周刊”“了望周刊”，在过去几年中，有过多次关于大陆城市白领生活情况的调查。虽然这种调查不具有充分的、普遍的代表性，只是选择性的采访了一些人，但从采访和报道当可以看出来，现在白领的青年人，有相当一部分人现在生活压力非常大，即便月薪在万把块钱，很多人也是“月光族”，到月底就花光了。这里面包括很艰难的共住一处房子，然后每天的交通费，上班要在外面吃饭，然后子女的教育费等等。所以当今中国大陆，对很多人来说生活压力很重。尤其是在通货膨胀之后，现在这些人生活水平在下降，很多人已经表示他们不能够再经常去买衣服，很多人要精打细算，甚至到淘宝网上去找一点便宜的东西。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不敢再去吃像样一点的午餐，而且是每天买一个十块钱的盒饭应付，早上吃一、两个包子就拉倒了。从这种情况来看，中国大陆的白领阶层现在生活压力也非常重。不久前还有一个报道，是关于中国大陆一个白领阶层家庭的。如果他们生一个孩子，那么，作为父母他们要为这个孩子准备多少钱；分析的结论是：一个城市的白领家庭，如果现在生一个孩子要把他抚养到大学毕业，这对父母要准备 46 万。也就是说对很多家庭来说，要不吃不喝好多年。对他们来说生活是很艰难的，虽然并不贫困，但是也决不宽裕。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中国大陆 8 亿的普通老百姓生活是很贫困的，白领并不贫困，但生活也并不宽裕。 城市里，另外还有两亿左右的由于下岗、退休的人，现在工资收入水平很低的、或者退休金水平很低的中老年人，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是很艰苦。比如，如果是夫妻两个都是退休的工人，正常退休的话现在一个月也就是一千几百块钱。在目前物价状况下，要存一点钱是很不容易的。另外，中国大陆现在还存在很普遍的一个社会现象叫做啃老族，就是很多中老年人他们的子女由于种种原因找不到工作或者不愿意找工作而在家里啃老，啃他们的父母。所以，父母虽然只有那么一点微博的退休金，还要供养下一代甚至孙辈。这是一个没有穷尽的历程。所以，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他们看不到未来的。 农村的大部分人口，城市的两亿人口的中低收入家庭，加上寄生在这个家庭里头的啃老族，再加上两亿白领，中国大陆这个社会大部分状况，就基本就曝光了。 中国大陆互联网上有很多人在博客里或者在微博上每天有大量的言论，这些言论都反映一点，就是大家对现状非常不满。对现状的不满还包含两层，一层是对现在的现状不满，还有一层是对未来的担忧。也就是说，现状已经如此艰难了，未来是不是会更加糟糕，他们今后能不能维持现在的这个生活水平，很多人是非常担心。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大陆政府拼命的控制互联网根源。 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的政府每天在监控微博，设定了大量的所谓敏感词。这种现象本身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民怨很深。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多数人对现状其实是相当不满的。而这个不满的背后就说明，中国大陆多数老百姓生活状况远不是西方一些媒体和一些旅游者所以为的那样十分美好。 中国问题专家程晓农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2007 年公布的全国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分析指出，中国大陆人口的 70 ％生活在全世界的贫困线以下，他们每天的消费支出还不到世界银行公布的最低贫困线标准，即每天 1.25 美元。但尽管中国大陆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在世界上是很低的，可中国大陆官僚特权们的生活水平却相当高。据 2010 年初大陆官方做的《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披露：中国大陆厅级以上官员的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 8-25 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 25-85 倍。 但是近些年来，这批官僚特权们开始大量移民海外，根据胡润联合中国大陆银行私人银行发布的《 2011 中国大陆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报告显示，中国大陆 14% 的千万富豪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请移民当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很多老百姓不解，这些富人有着巨额的财富，过着奢华的、常人无法想象和企及的生活，为什么他们还要纷纷出国移民。

中国大陆被誉为新兴经济体的“楷模”，许多人到中国大陆发展商业或进行投资。不过，国际商务组织近日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大陆官场政治透明度低、不讲信用、腐败严重，中国大陆劳力市场风险高，商业投资环境差，投资者赚钱难。报告指出，统计数据令人大跌眼镜，“金砖五国”综合指标“出乎意外”地拖后腿，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最佳商业投资地。 报告指出，加拿大的商业投资环境好于美国和任何新兴市场的国家，包括“金砖五国”巴西、中国大陆、印度、俄罗斯和南非。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有效的税收系统和有利于企业发展的低商业税。报告根据政治透明度、劳力市场状况、商业投资风险和税务系统等综合指标来评估一个国家的商业投资环境。报告对 20 个发展国家的商业投资指标进行了研究比较，并用加拿大的相应数据作为参考。 根据 BWB 报告数据，中国大陆政治不透明、腐败和非法侵占私人财产情况严重，劳动力市场风险高，税务系统效率低，商业税重。《环球邮报》 10 月 13 日“中共加入无信用俱乐部”的报道指出，中国大陆过去几十年“无节制”和“不可靠”的经济增长已经导致严重的资产分配混乱、巨大的民间及银行借贷坏账、难于控制的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由于没有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在中国大陆发展商业和进行投资，私人财产得不到有效保障。 报道指出，由于长期操控货币汇率，中国大陆官场政府信誉不断恶化，并终将失信于世界，“一个不能令人信赖的政府很难长期保持经济繁荣”。 10 月 13 日 ，中国大陆官方贸易报告数据，中国大陆 9 月份贸易顺差为 145 亿美元，低于经济学家预计的 170 亿美元，是 2011 年 5 月以来的最小贸易顺差， 9 月份出口增长为过去 7 个月的最小增长。由于全球经济增长和需求减缓，中国大陆出口增长恐继续减缓。“现在跟中国大陆做生意很难赚钱。”管理 2 千亿加元资产的加拿大魁北克退休基金 CDPQ 副主席 Bernard Morency 说：“近几年来，中国大陆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市场变得更加不稳定，投资多样化优势逐渐消失。” 报告指出，“金砖五国”中的巴西、印度和中国大陆在受调查的 20 个发展国家的排位中拖后腿，分别位于倒第 2 、倒数第 3 和倒数第 5 ，俄罗斯位于第 11 位，南非位居第 4 。在调查的 20 个发展国家中，综合指标值（ 66 个指标的平均值）排列前 5 位的国家依次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第 1 ）、智利、马来西亚、南非和台湾（第 5 ）。排列最后 5 位的国家依次是阿根廷（倒数第 1 ）、印度、巴西、越南和中国大陆（倒数第 5 ）。 中国大陆的政治透明度为 3.5 （满分为 10 ）；俄罗斯为 2.1 最低；智利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政治透明度最好，分别为 7.2 和 6.3 。 中国大陆劳力市场的风险值为 64 ，在受调查的发展国家中位居倒数第 2 ，倒数第 1 是越南。劳力市场风险最低的 3 个国家（地区）分别是台湾、匈牙利和智利，分别得分 32 、 32 和 36 。数字越大，风险越高。 中国大陆的商业风险值为 47 ，智利商业风险值 22 为最低，阿根廷 58 为最高。中国大陆商业风险分别是加拿大（ 18 ）的 2.67 倍。中国大陆的商业税为 63.3% ，在受调查的 20 个国家中是税收第 4 高的国家，是加拿大商业税（ 29.2% ）的 2.2 倍。中国大陆税收系统的得分为 114 ；印度的税收系统的效率最低，得分 164 。分数越低，报税程序越简单，效率越高，使用的人力和时间越少。中国大陆商业保税的复杂程度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 22.8 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税收系统最有效，得分 5 。 受调查的 20 个发展国家综合指数的排名依次是（括号中的数字为排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 ）、智利（ 2 ）、马来西亚（ 3 ）、南非（ 4 ）、台湾（ 5 ）、土耳其（ 6 ）、秘鲁（ 7 ）、匈牙利（ 8 ）、波兰（ 9 ）、泰国（ 10 ）、俄罗斯（ 11 ）、菲律宾（ 12 ）、墨西哥（ 13 ）、埃及（ 14 ）、哥伦比亚（ 15 ）、中国大陆（ 16 ）、越南（ 17 ）、巴西（ 18 ）、印度（ 19 ）、阿根廷（ 20 ）。 作为参考，加拿大政治透明度为 8.9 ，劳动力市场风险值为 29 ，商业风险值为 18 ，税收系统的效率值为 10 ，商业税为 29.2 。 对于中国大陆，国内民众也感触甚深。他们经常的话语是： 见过腐败的，没见过这么腐败的！ 中国大陆官员在民众中的整体形象，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糟糕程度，中国大陆如今官民之间的关系，紧张到剑拔弩张。原因当然很多，但最直接的、最经常的原因可以一言以蔽之：是腐败！是官员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穷凶极恶的腐败！ 谁也无法说清当代中国大陆各级官员的贪污和各个领域的腐败严重到什么程度。 老百姓说起腐败，没什么高深理论，没什么精确数据，但极为朴实，极为形象。民间曾有一流传甚广的经典 “ 段子 ” ，说是“如果把中国大陆所有局以上干部统统枪毙，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现在又有了最新版，说： “ 统统枪毙也没冤枉的。 ” 还有一句民谚，也很经典，说： “ 不反腐败，就要亡国；真反腐败，就要亡党！ ” 这两个 “ 经典 ” 的警示意义和深刻程度，实在是超过所有中央文件、领导报告、党报社评、学者高论。 以往，贪污万元便是大案要案，贪污百万便是巨贪，不枪毙也要判个无期；而今贪污罪款数字巨大，动辄千万，上亿，如：广东中银开平支行原行长馀振东贪污 40 亿；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 4.2 亿；中国大陆官场重庆市委常委原宣传部长张宗海 2 亿；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金鉴培 1.88 亿；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诸时健 1.8 亿；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 1.6 亿；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 1.6 亿；还有最近被 “ 双轨 ” 的上海原社保局局长祝均一涉嫌非法动用社保基金 32 忆！今年落网的原铁道部长据说贪污百亿，网传他居然要用 20 以买一个副总理当当！ 以往，揪出一个局长，就算是大老虎，就会引起震动，就会口口相传，议论很久。如今贪官太多，多得让人难以记住，多得让人熟视无睹。老百姓说，如今揪出的局长、厅长可以坐满一百个人民大会堂，揪出的科长、处长可以站满十个天安门广场。现在就是揪出个省长、部长，人们也已不再大吃一惊；即便揪出个把政治局常委，也断然不会像以往揪出陈希同那样举国震惊。当今中国大陆的腐败和以往不同，和国外也迥然有异；中国大陆的贪官们也随着社会的转型与时俱进，在贪污的规模、腐败的层次、应对的策略、选取的方法等等方面都有创造性的发展，确有鲜明的中国大陆特色。 1 、集团化。 中国大陆的腐败在 20 世纪的后 50 年，绝大多数是单枪匹马，各自为战，基本上是一人一案。那时的腐败分子只是一锅饭里的一粒老鼠屎，一堵墙上的一块 “ 豆腐砖 ” ；腐败分子之间很少同谋合污，很少窝案串案。自从上一世纪最后十年，腐败分子逐渐结伙抱团，动辄便是 “ 十几个人七八条枪 ” ，甚至出现数十人、数百人的贪污集团，规模化了，集团化了。上一世纪末的陈希同一案和湛江特大走私案且不说它，进入本世纪后，集团性的腐败越演越烈，遍布全国，年年都有大案，案案都有大官。 如， 2001 年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涉案的腐败分子有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省公安厅副厅长、国家安全局官员，还涉及军队、政府、警察、海关等方面人员 200 多人； 2002 年 4 月，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官一案案发，绥化市下辖的十个县市，一半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将近 260 多人都卷入此案。同年，顺藤摸瓜，又相继揪出原绥化市市长王慎义以及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洪彦； 2004 至 2005 年，安徽阜阳市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和他的后任徐波因贪污腐败先后落马，张华琪一案涉及 120 人，徐波一案涉及 78 人，先后共有 200 人纷纷倒台。此前，从阜阳政坛走出去的干部中已有两位省部级、 8 位市委常委、 11 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落马。阜阳虽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但却是专出腐败干部的高产地； 2005 年初，黑龙江原政协副主席韩桂枝贪污一案被揭露，再次引起黑龙江政坛大震荡。原副省长付晓光，原省人大副主任范广举，原省委秘书长张秋阳及原省检察长徐发、原省法院院长徐衍东均被免职。此后，黑龙江省厅局级以上干部调整之频繁，如走马灯令人眼花缭乱，先后有牡丹江、佳木斯、鸡西、鹤岗等多个地市，以及交通厅、人事厅、司法厅等部门的主要领导被撤销或免去职务，整个黑龙江政坛几近瘫痪，以至中央不得不在短期内向黑龙江紧急派出 6 位省部级领导，分别担任副省长、省委组织部长、省高院院长等职。此后，中央又从北京、上海等地加派 21 名正副厅级干部和 5 名处级干部， “ 空降 ” 黑龙江，分别进入各省级党政机关综合职能部门，出任省长助理、省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 2 、部门化。 腐败的集团化是以地区划分，或某地的省市委，或某地的地县委，主要是指党的系统的腐败。但中国大陆从来党政不分，党的干部往往兼有行政职务，所以在一个大的腐败集团里，是不以部门为界的，一定会牵连到各个部门。而且一个地区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如果出现腐败，才有可能出现腐败集团。而腐败的部门化，是指某一地区的职能部门和行业系统的腐败，虽然这也有集团性质，但其部门的特点非常突出，如交通部门的腐败、组织机构的腐败、司法系统的腐败、教育单位的腐败、军队领域的腐败、医疗事业的腐败等等。 在所有部门腐败中，交通部门的腐败也许最为严重。全国交通厅长犯罪之多，骇人听闻， 1997 年至今，计有江苏省原交通厅厅长章俊元、四川省原交通厅厅长刘中山、广东省原交通厅厅长牛和恩、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云南省原交通厅副厅长晋福祥、黑龙江省原交通厅副厅长王孝慈等近 20 名省交通厅长、副厅长，因腐败纷纷倒台。至于市县一级腐败的交通局长，就更不计其数了。最不可思议的是河南省竟然四任交通厅长像接龙似地前 “ 腐 ” 后继。按理说，在同一个部门里，前任翻车，后任自会本能地格外小心，不太会重蹈复辙，谁知主管交通的这些厅长们，居然如此不遵守 “ 交通规则 ” ，连续出现 “ 交通事故 ” ，而且一个比一个跌得更惨，一个比一个更贪！ 党的组织部门本应是最守党纪，最讲原则，也是最为清廉的清水衙门。以前说跟着组织部“提高觉悟，思想进步”；如今则是“倒腾干部，发财致富”。到了本世纪，凡是腐败的组织部门统统成了“官帽批发商”。 1996 年 3 月到 2002 年 5 月，安徽的韩希鹏在担任颍东区委书记及市委组织部长的 6 年间，总共卖出 23 顶官帽，平均一个季度出售一顶。收受钱物 75 次达 90 多万元。韩希鹏把家当成了“顶戴花翎”门市部。他说 1998 年春节，往市机关大院行贿送礼的车子有几百辆，往他家买官送礼也多得要排队。湖南郴州市的刘清江，曾化 100 万元向他的亲家市委书记李大伦买到组织部长官帽一顶，然后两人狼狈为奸，干脆让市委大院当成“乌纱帽批发公司”，各种官帽均按含权量大小论价出售，总共收受 2000 万元。比如疯狂卖官的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他在离任前大肆卖官，从“零售”到“批发”不到两个月时间内，突击“批发”官帽 432 顶，致使该县许多单位官多兵少，甚至有官无兵。整个县委机只有打字员等 6 人是兵，其馀全是官，全是领导。有个会计竟升为法院副院长，有个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全国各地领导让自己司机当官的其实并不少，上海就有！ 但所有的“乌纱帽批发”案发后，卖官人的乌纱帽给摘了，可买来的乌纱帽还戴在不少人的头上。有一个官帽买主说：“这把交椅我是花钱买的，所有权就是我的。我要是买了一辆自行车，是小偷偷来的，后来失主知道了，要我还，我能还吗？要还也行，把钱退给我！ ” 说得还理直气壮，真让人哭笑不得。 组织部门的腐败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腐败和集团腐败，它已是制度性腐败，已是剧毒攻心，病入膏肓的腐败。 在中国大陆，权、钱、色从来是三位一体。 人民赋予官员们权力，本来是想让他们帮助人民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让人民更好地投入到生产经营和发展中的，本来是想让他们用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未曾想到，人民赋予官员们的权力，被狗日的官们拿去糟蹋，狗日的官们不仅拿着人民赋予的权力巧取豪夺了太多的人民血汗财富，还将人民踩在脚下，欺压人民，剥削人民。 贪官们不仅巧取豪夺人民血汗创造的财富，还大肆玩弄人民的妻子和女儿。时至今日，官们的疯狂的反动的举动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愈演愈烈 。 报载， 当今贪官“玩女人”已经到了疯狂之极的地步；如今的贪官“玩女人”不再像他们的某些“前辈”那样“遮遮掩掩”了，而是堂而皇之公开化了。“玩女人”对于他们来说是“小菜一碟”，不怕组织管（事实上通常组织也不管），而且也不怕下属议论。他们不仅敢于公开地玩，还玩出了很多花样。嫖娼对于当今的贪官们而言，已经“没什么意思”，他们已经不干这种“低级活”了，他们更愿意将自己中意的女人像养金丝雀般地“包养”起来；“玩”“风尘女子”那太没劲了，他们更喜欢玩“女干部、女教师、女老板、学生妹”；光自己玩没劲，还开始共同“享有”情妇，或交换情妇，换着“玩”；女人年轻漂亮，那是必须的，那些年老色衰的，他们才不感兴趣呢，像他们的某些“前辈”多老土，是个女人也“上”；嫖嫖幼、“玩玩”学生妹、体验体验强奸的刺激，这是当今一些贪官的“特殊嗜好”，他们才不怕法律惩治呢，法律对于他们来说算个屁！据说，现在的一些贪官“玩女人”又出现了“新动向”——他们只跟有利用价值的女人上床。为什么？因为当今愿意上贪官们床的女人太多了，可供贪官们“享用”的“性资源”太丰富了，贪官们大可不必像他们的某些“前辈”那样“饥不择食”，他们对于送上门来的女人开始变得挑剔了，不能给他们带来利益的，通常只能做贪官的“露水情人”，不能长久，而那些真正能做“长久情人”的，往往是那些姿色颇佳、而且还有利用价值的女人。比如某贪官又看上了一个姿色颇佳的女干部，两人如今经常在一起卿卿我我，难舍难分，此贪官因何要选择此女干部做自己的情人？因为此女干部的老爸是一公司老板，贪官有不少“黑钱”要在女干部老爸的公司里“洗”。而女干部主要是看上此贪官身居高位，位高权重，不仅可以让自己“日后提拔”，还可以“照顾”她老爸的生意。这就是如今某些贪官“玩女人”的“新动向”，他们不仅要从女人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丰富性爱”，还要充分开发女人的家族资源和社会资源，从中获得物质回报，当然，他们给予这些女人的回报也不少。 如今，贪官们几乎垄断了所有的国家和社会资源，他们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实在太大了，而人民却无法监督制约他们，这样的态势导致一些企图“走捷径”的女人，犹如苍蝇逐臭般纷纷投向了他们的怀抱。在这样一种态势之下，贪官们“玩女人”顺风顺水，春风得意。 政治腐败，导致了经济腐败，而经济腐败又加速了政治腐败的无可逆转。在政经双重腐败下，中国大陆看似繁荣，但一如沙垒的大厦，禁不起风吹草动。目下，中国大陆经济，已经是危如累卵。 这是一般经济学家都认同，经济增长依靠三个动力，投资、出口和消费。中国大陆经济连续增长 10 多年，依靠的是对外出口和国内投资。一直以来，中国大陆国内消费增长疲弱，也是中国大陆国内外经济学家的共识，而且此问题的改善，需要对中国大陆经济收入分配进行大规模的转变，却依靠整个体制的变化。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如果详细考量中国大陆的经济，实际上其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经济活动本身的货币化过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房地产市场。根据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管清友的数据，中国大陆房地产业在过去一年内，便创造了 3 万亿人民币的政府财政收入。他在微博中发表了一个过去近 20 年来中国大陆官场地方当局卖地收入的图表，结果相当惊人。根据他的计算，从 1989 年到 2010 年的 21 年间，中国大陆官场各级政权每年卖地的收入，从 4.5 亿增加到 3 万亿，增长了 6732 倍。而各级政权财政收入，则从 1989 年的 1842.38 亿，增加到 2010 年的 4 万 613.04 亿，增长了 21 倍。同样让人惊讶的，是这 4 万亿财政中，居然有 3 万亿是卖地的收入，中国大陆官场地方当局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达到 75 ％。管清友特别澄清，有关的数据全部根据官方公开的数据，而非所谓“秘密来源”。数据披露之后，中国大陆网民大声惊呼，难怪中国大陆房价如此之高！ 近 10 多年推动中国大陆经济的另一个火车头是出口。中国大陆对外出口价值每年超过 10 万亿人民币，占了中国大陆 2010 年 GDP 的四分之一，如果加上进口价值，中国大陆进出口创造的 GDP 占了中国大陆经济的一半以上，大量官营和民营的企业依靠出口货品生存。然而美国经济不景气，欧洲陷入新的困境，中国大陆通货膨胀导致的劳动力和原料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币汇率上升造成的问题，中国大陆的进出口即使不衰退，大概也难以获得以往一样的实际增长。根据浙江温州官方的数据，这个中国大陆出口大省， 2011 年出口大概下降了三成，大约四成的出口企业亏损，大量企业停工。 问题还在于，中国大陆经济滑坡，国家收入下降，将直接导致资金外流。最近几个月，在华投机资金开始出逃，境外企业抛售高档商业房地产，消息每天疯传。经济增长的持续发展，主要依靠初期积累的资本不断滚动，一旦资本逃出系统之外，经济陷入停滞难以避免。上世纪下半叶，南美多个国家经历过类似的局面。 中国大陆商业精英也在外逃。有数据显示，大约七成的中国大陆富人（百万美元资产以上）准备或者已经移民，大规模资金外逃的局面正在发生。 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无非减税和增加投资，前者大陆政权不可能采用，而后者已经是强弩之末。 2008 年 4 万亿人民币投入刺激经济增长，结果大部分到了国有垄断企业和权贵手中。中国大陆房地产市场过去两年的飙升和股市上升，都是中国大陆当局经济刺激方案的结果。最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几乎都是望洋兴叹，无法获得真正的支持。目前，浙江、广东的中小企业困境不是偶然的，去年以来有多位经济学者指出其必然性和对中国大陆经济的危害。但中国大陆现行制度已经失去了调整的弹性，各级政权官员以及他们周边的裙带形成的圈子力量巨大，连中南海都毫无办法。 中国大陆经济危机已经在发生之中。而根据牛顿定律，物体质量越大，运动惯性越大。以中国大陆如此庞大的规模，即使有人指出危险，也没有人有力量改变未来的结果。 目前，中国大陆政治不透明、腐败和非法侵占私人财产情况严重，劳动力市场风险高，税务系统效率低，商业税重，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在各方面指标上，都不如对岸台湾。甚至连印度、智利和阿拉伯国家都不如！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