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较

留学美国，反思北大 — 美国亚洲文化学院 艾蓓达 http://hi.baidu.com/vicixsg/blog/item/62fb5246312aa40f6b63e508.html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一件事，是基本的讲和写；第二件事，是如何读文献；第三件事，是如何做一个自由的人。回过头来看，北大究竟欠缺了什么？ 　　　 　　向往北大差不多有十年，又在北大学了四年本科物理。北大百年校庆之际，很有一些感触。据我的观察，北大的毕业生谈起母校来，总是以调侃批评为主；而清华、科大的毕业生谈起母校来，总是以赞美为主。北大百年校庆之际，众多的校友已经唱了不少赞美北大的颂歌，北大更是借着人民大会堂大大地张扬风光了一番。所以我想在此做做恶人，品评一下今天的北大和北大人，以维继母校长久以来的自由和批判的传统。 　　 北大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 　　我想从教学和科研两个方面谈一下我个人的体会。 　　在北大学的课，不可谓不深不难。四年中的三年，都是在苦读中渡过的。我念书的那几年，读书仍旧是校园里的头等大事，入校时本系的毕业分配竟然是按照成绩挑选。北大理科本科的课程，差不多已经是美国研究生的课程。北大物理研究生的入门课程如高等量子力学，可能连美国名牌大学中某些专业的物理教授都没学过。所以北大的本科毕业生到美国念研究生和考试，并不费力气。可能是基于同样原因，中国大陆留学生在美国念研究生课程并不费劲，因此而自傲并瞧不起旁人的人挺多。但是在北大的几年里，我对科学的经验只是考试和做题，不要说没有学到如何做科研，听过多少科学报告，就是如何查文献也基本没有学过。有外宾的科学报告总有把门的，大四以前根本没有资格进资料室。顺便提一句，北大的科技文献大多是盗版影印的，最新的也是半年以前的；导师不签字，研究生连复印机使用不成；从图书馆借英文科技书一般都是精装旧板，署着“燕京大学”的名，被同学们戏称为“珍本善本科技书”。现在北大似乎建了许多华贵的新楼，我但愿新瓶装了新酒才好。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一件事，便是学习基本的讲和写。 　　语言的听和写其实不是主要的问题，语言的内容才是主要的问题。我们大陆留学生说话，总有《人民日报》的底子，哪怕说点儿简单普通的事，也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弄点什么理论来打底充气。所以在美国，搞文科的学“后现代”那几套最轻车熟路。某些北大的老师，爱在芸芸学子面前，将科学讲得高深莫测，用哪本教材和指定哪本参考书也是攀比的题目之一。实验课也是涵盖得越多越好，哪怕学生们其实是在机械地照单照做照抄。比照一下生动活泼的美国的普通物理，放任自流的物理教学实验，中国的普通物理一上来便是抽象的教条，既象《易经》又象《圣经》。我在美国，才学会如何将一个复杂的问题讲和写得简单易懂，领略到科学的精神其实就是将一个复杂的问题表述得简单易懂。不信你便去听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科学报告，再去听听研究生的资格口试，一定前者易后者难。可能，讲和写的方式便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精神，我们的老祖宗们便喜欢引经据点地把简单的想法复杂化和神秘化。同样是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中国的“阴阳五行说”便要比西方的“原子说”要艰深博大得多。 　　不仅说话不同，学习的方式也不同。一般地讲，北大的专业课程总是很难的，老师课堂上往往一句废话也没有，同学们下课便是“消化吸收”和做作业，学得好不好也是看考试成绩来定。不仅学生如此，老师也是如此。在国内参加科学报告时，我经常看到老师们如众星捧月般簇拥着科学名人，几次看见因为一个不深入的提问，台下问的人灰溜溜地无地自容，台上讲的人趾高气扬地不屑一顾。偶尔听到老师谈老师，也是某某于某年某日向某个名人问了某个愚蠢的问题，或者是某某曾受到过某位名人的赞赏。一切有点象武侠小说里高手对掌，一口气喘不对便要粉身碎骨。想必在北大呆久了，在专业上沉默是金；偶尔一开口，也一定要点到穴位上。所以，在北大的几年里，能听到的科学报告很少，倒是关于气功的讲座很多。总之，北大在做学问上，“认真”和“宽容”调和得并不好；学生和老师，在科学的领域里，精神上是不太自由的。 　　在美国上课，便要轻松得多。课堂上有问有答，老师如鱼得水，学生妙语连珠，彼此汤姆、彼德地称兄道弟。即使是荒诞不经的问题，老师也要借机引申一番。的确，科学上有什么是坏的问题吗？我们如果让中国的“杞人”一直忧下去，不怕他忧变了天——中国便可能是牛顿的故乡和爱因斯坦的故乡。美国学生一般没有中国学生知道得多，问的问题也天真；但好的学生往往能问出好问题，让老师大大地引申一番兴奋一场。和好的美国学生一起上课，仿佛是在看别人在做有趣的猜谜游戏，自己因为预先知道了答案而只能旁观，心中充满懊恼和羡慕。美国学生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十分热爱自己的专业，比如学生物的从小便做野外观测，案头常常放有自己幼时亲手采来的标本，有的假期依然重操旧业；学物理的十分熬得住，四十出头一无所有依然热忱不减。而决定中国学生所学专业的其实是高考分数和毕业分配，所以中国留学生们在这里一有风吹草动便纷纷跳槽转业。也许过多的知识让我们早熟了，失去了在科学上的童贞和热情。现在，看看国内教育更加起劲地制造小天才和小专家，我但愿中国未来的人才别个个都是小老头了。当然，美国并非到处如此，一般工学院的课堂风格便比较近似于国内。可能，这也正是美国工业界在高科技上拔尖的人物中，工学院科班出身的人并不多。总之，这种培训式的教育严格训练出来的人中，在科技上勤恳有用“成名”的挺多，开辟新路“成家”的不多。 　　在美国听名人演讲也是如此。名人孤单地来，孤单地去。并不因他有名，台下问问题的人便显出胆怯。在美国，自由的含义之一便是尊重每个个体，哪怕他是多么默默无闻。相反，在中国做个孤独的普通人，是最危险和最寂寞的。一个人稍微在某件事上与众不同一点，便可引祸上身。我们老祖宗的智慧，便是尽量消灭自己的个性，多往人多的地方站。中国近代史上运动来运动去，一大原因便是大家因恐惧而跟着形势走。在中国做学问，也要依附成理；大学各系里的老师往往都是本校本系毕业的同门，学术上以校为派。在美国学界，年轻人总想独树一帜，弄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来玩玩。留校教书被当做“近亲结婚”而被人不齿。热爱自由的人说起话来，当然少有顾忌而充满个性，即使说的是科学上的术语。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二件事，便是如何读文献。 　　中国式的读书最适合用来读课本和考科举。书中的每一条都是真理、因为每一条都可能被考到。老祖宗传下来的读书方法是：读书要以书为主，掌握了一个“正确”的理论体系，就是掌握了真理本身，就象武侠小说里的真功夫，都在“秘籍”里一般。迷信理论体系，也是我们中国的特色之一。我们几千年曾捧着孔孟之道不放，孔孟不行了，便去找其它的主义；找到了马列主义，便当做救国的真理；后来又去弄民族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类玄学。“现代化”便意味着当官的都要去弄文凭。辨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被官方奉为学科学的指南，反过来大学里同学们昏天黑地的看佛洛伊德、康德、尼采和萨特的理论体系，把它们当作“救国救民救自己”的武功秘籍。在北大，“科学”是被当做“真理”来看的。更不幸的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科学”是被当做“技术”的工具来看的。而“技术”更是搞“政治”的工具，比如芝麻大一点成果，甚至是抄袭照搬引进别人的，也要和政治联系上、和民族的尊严联系上。 　　而林林总总的科学文献中，有对的，有错的，所以读科学文献，要怀疑、要分析、要推理、要就事论事、和要旁敲侧击——要“不信邪”，要以“我”为主。美国的研究生课程中，读文献才是重头。发展快一点的学科，如生物，研究生课程常常没有教科书，只有文献，甚至于象听科学报告一样，十几位老师轮流传，每个老师讲他那一方向的科研，留一堆令人头痛的文献。美国教育体制似乎并不在乎给学生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在乎给学生一个分析信息的方法，“少谈主义，多谈问题”。我因转学生物物理而旁听了一年的遗传学，就是这种风格；第二年正式选课时，发现内容已经有了许多更新，文献有一半是新的。有的老师还要故意给学生指定“牛屎”文章请学生分析，让学生上上大当，让我们明白即使是科学也有不完美的地方和撒谎的地方。遇到问题，美国学者的第一本能便是想想“图像”——想想已知的事实的前后顺序，而不是像我们中国人那样开始一头扎进理论体系，或是象俄国人那样开始解方程式。在美国，一个好的研究生不光要做好项目，还要会看文章、能拿主意、懂得究竟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并能放眼未来。而一个研究生如果只被动地读导师指定的文献，他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最多只能成为一个科学上勤勤恳恳的跟屁虫。可惜，读文献的意识在我们中国留学生中并不十分强烈，许多人一说便是个人手头的项目做得有多好，但对其它人在做什么却所知甚少。在西方，“科学”不是从理论体系开始的，而是从事实和信息开始的；人与理论体系的关系是自由平等之下人人玩理论体系、而不是象在中国那样理论体系一直在玩人人。我这里并不是说理论体系在科学上不重要，而是说理论体系不应管得过宽过细，成为独裁人的思想的东西。在西方，“真理”是被当做“科学”来看的。半个多世纪以后，我终于理解了北大老校长胡适忠告要“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苦衷。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三件事，便是如何做一个自由的人。 　　　　     记得在北大参加“草地沙龙”时，那时北大学生对北大不自由的一致定义便是：一、要上政治课；二、晚上要熄灯；三、早晨听大喇叭；四、食堂太定时…… 在美国几年后，我对自由的理解完全变了 ，自由不是无法无天、随心所欲、或是御风而游、心驰神想等等。自由包涵着义务、责任、尊严、尊重、法治、平等、和社会的公正。自由不再是一种个人的状态，自由其实是一种社会的公德。首先，自由的第一要素便是平等。如前所述，我觉得国内的教学是在培养科学上的奴仆门徒。那么国内的科学研究又如何呢？我有一个很有天赋的同学，在北大跟一位有名的学者做研究生，常常私下抱怨老师管得太严了，不容任何不同的想法，当研究生简直就是在当计算器和仪器的按钮。对学生的不尊重发展到这样的一种程度：个别老师在做关键的研究实验时，要把自己的研究生请到门外站着。不仅当学生的没有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尊严，当老师的也没有；小小的名气便是瞧不起他人的基础，四十多岁头发都斑白了还被叫做“小某”、还要去给别人当助手，连独立开课也不被允许。 　　与此相比，在美国立志从事科学研究的中国留学生便要幸运得多，一上来便能挑大梁，两年以内便在最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很多。 同样的中国人，在海外当当响，在国内窝窝囊，我想制度是主要的原因。 美国的研究生导师一般只给学生提供钱和给项目上开个头，其它由学生自己去闯去做。学生遇到问题，老师给出点子和打气。学生做不下去了，老师帮忙转向。学生和老师是十分平等的。有几次我和导师有学术上的分岐，两人拍着桌子对吵——我的导师平时是一个非常温文和蔼的人，也是学术上一个方面的权威——如果导师见的确说服不了我，便与我共同分析一下我的方法会不会损坏仪器、浪费过多的经费和耗费过多的时间，然后让我自己去试去体会。果然有一半时间上我最终明白导师的意见是对的，但是也有一半时间上我能向导师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导师这时便很是高兴，认为我为项目带来了突破。几年以来，我与导师既有争论的时候，也有共同庆贺的时候，导师真心地希望我能超过他，师生的情感日笃。美国人一般十分尊重有主见的人，更看重能坚持正确己见的人。 　　当然，导师和学生也可能有利益上的冲突。本系与我同届有一位中国学生，不到三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的课题，但他的导师不让他马上毕业，阻挠、并在他的论文答辩上使坏。该同学一状告到学校，结果不仅他顺利毕业、由系主任推荐找到了不错的博士后，而且他三年来的成果属于他个人、而与他的导师不再有关联。所以，自由的第二要素便是 法治保障 下的社会公正。表面上“金钱至上”的美国社会有《反垄断法》和《遗产法》等限制个人财富和自由的立法，就是为了保障个别人的影响力不过度地干涉到社会公正。相反，在法律上少数民族可能拥有更多的个人权利，美国的新闻也更加关注社会上的弱者和受害者。退一步讲，美国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在一个地方呆得不痛快，大可换一个地方继续干。所以，我认为北大校友卢刚几年前枪杀导师和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全体并杀及无辜的行为，既是卑鄙的和残忍的杀人犯行为，又是对“自由”的完全无知——而不是象网上某些自封的“爱国狂”所说的那样是个“自卫”的“爱国”的行动：因为他杀了不认同他的美国白人。自由更加重视个人的尊严和个人的责任。 　　我国司马迁在伟大的《史记》里，为重信义、一诺千金的人专门做了一篇《刺客游侠列传》。反过来看，几千年封建独裁之后，在中国做重信义、一诺千金的人，便如做刺客一般。 解放以来 ，中国有那么多的民族苦难和政治运动，敢于仗义直言的人是那么少，他们和他们家人的结局一般比三千年以前战国时代的刺客更加悲惨；相反，随波逐流落井下石迫害他人的人是那么众多。在我，刚上学便开始学写“在马路上拣了五分钱”、“给军属李奶奶挑水”式的日记，写过无数的决心书和誓言，批判过无数一无所知的人和事，背诵过无穷无尽的政治答题。统治者的心态，是即使不能给年轻人洗脑，也是要把他们变成不敢说实话和负责任的胆怯的小骗子——对于习惯撒谎的灵魂们，重信义、看事实、定量办事的个人，便如刺客一般；按塞万提斯的说法：侠士和好主教大人的故事使胆怯的小市民心安理得，因为他们不会武功不是主教也就不必去想着打抱不平。 　　所以我们一旦到了一个自由的世界里，应该检讨一下个人灵魂深处撒谎的习惯。我到美国的第一个震惊，便是美国人对“撒谎者”的极度鄙视。个人的言行一致、前后一贯，是美国老百姓判断一个人的“试金石”。几年以后，可能是被“西化”了吧，我对许多同胞的办事方法实在不敢恭维。比如这几年国内的ＴＯＥＦＬ和ＧＲＥ成绩越来越高，许多人便另辟蹊径，给教授写决心书式的自荐信，言辞诚恳、声情并茂；并千方百计找到在这里素不相识的校友做联系人；其实一面已经在暗中着手转校和转专业；来了不到一年，便神秘失踪，把系里和恩师急得团团转——以为出了什么刑事案件；其人千里之外打个电话过来让联系人去给他擦屁股和邮寄行李，苦劝之下也绝不给系里和恩师打个电话说明情况和给联系人留个电话号码。言而无信过河拆桥，这样做其实很伤人心，许多教授已经立誓不从中国大陆招研究生，一些系开始象防贼一样地防大陆来的留学生，老生再也不愿给新生做联系人。其实在美国，转校和换专业是天经地义、受法律和校规保障的。许多人这样做的小算盘，只是多拿一、两个月资助。撒谎的习惯，也被一些人带到科学研究里。有些人对于导师的所有要求，一概满口答应，下来便造数据和程序输出，从并不工作的仪器里也能得出最好的结果，仿佛是在国内做学生实验一般。在民主的社会里，真正的自由是无法“法定”的，多数自由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默契。而撒谎的人是无法让别人信任的，我们不尊重自由的结果将是做为整体地失去部份自由。我个人有时觉得在美国最受不了的“妖化”，便是被别人在内心深处当做说谎的种族。 　　　 　　我常常想，北大究竟要为过去的历史事件负怎样的责任。不错，北大也许是中国最民主和自由的地方，但是北大似乎欠缺了什么。从北大发起的历次政治运动，几次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历次要求民主与自由的政治运动里，冲锋陷阵的都是年轻的学生。而当你一旦看到这些运动的领导者，都是一些刚上大学的“青少年”，你便不再奇怪这些运动非理性的特征和悲剧的结局。北大的中年老师们曾一再向学生们灌输民主与自由好的理念，风雨既来，他们怕受连累连“幕后”也不愿当，只愿自成一体高谈阔论；风暴一来，纷纷去讲学问做聪明人，使少数敢于坚持社会责任感的老师这样突出和孤独——所以我觉得北大的老师们并没有尽到全部的历史的责任。作为学生来讲，在运动高潮自己对前途也迷茫，就不该再去号召老百姓们去做什么，让群众去为自己铺路和堵枪眼，把人民当作做政治实验的小白鼠；北大的学生们也把历史当成作戏，十分追求戏剧效果，一旦不如意就丢开不管，对于历史也是不够负责任的。 　　 自由的人真正懂得如何尊重他人和他人的工作。 我记得中国有一位受尽苦难的老歌唱家，在北大某年校庆时，带着对北大深深的敬意来为北大歌唱，他人老了，一个高音没有唱准，立刻引来台下一片嘘哄之声；我因恰巧坐在前排，而看清了他眼中老花镜后的泪水；不知有多少读此文的北大校友还记着这一幕 　　　　 　　所以有时我生气地觉得， 北大八十年代的民主热与自由热，不是出于对基本人性的追求，而是出于时尚的偏好 。现在，坦率地说，我与九十年代的北大校友很有隔阂，因为他们一般不太看重我们八十年代这一批人视为基本人性的东西，而谈得更多些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人性上不同，和站在纯粹民族主义立场上的“中华抱负”。几年以来，在与“洋人”们的交往上，我深切地觉得“老中”和“老外”在人性上是相通的，相信众生平等、世界应该大同。而我的许多同学和同胞，在这里不读书不看报也不与洋人交往，却天天大肆批判别人，一直生活在“受迫害”的臆想里。 　　在北大时人人大谈特谈自由与民主，我们那一代的大学生大概个个如此。而一旦到了民主与自由的社会里，大家往往热衷于破坏与滥用民主与自由的体制。举个例子来说，留学生一般都是自费生，拿Ｗ－２津贴，照理该交税。但大家不交税的办法五花八门，理由也很多很充足：虽然我拿Ｗ－２津贴，但我认为这是奖学金不用交税；美国反正钱多，不缺这一点；我已经交过税了——我的科研比钱对美国更重要；我将来“要回去”，我应该从现在就享受公费生的待遇；美国反正花钱白养黑人西班牙人白人，为什么不能白养几个中国人；美国不是讲人权吗？它就应该讲我的人权，养养我。聪明些的到中国城请人代办偷税。而中国留学生有了小孩却要拿美国的社会福利，因为我们是在养“美国孩子”。有绿卡一定要拿，因为“美国需要我”。来探亲的父母若有病，送到急诊室不要签任何字，让社会福利和教会出钱……其实，讲“人权”的社会里的许多好处，都是别人奉献给你的，现代民主社会的基石之一，便是在自由公开基础上的“公益”二字。 税收是按照民主方式定的，在法律监督下使用 。也许分配制度不是尽善尽美，但对个人，它不仅提供了比独裁更公平的机制，而且也给个人充分的抱怨修正的机会。如果大家都像某些同胞那样只会索取不奉献，占便宜只嫌不多，那么再好的社会制度也是要垮台的。 　　　　 　　“以恶度人”的态度，也被许多同胞用来看美国。美国人笨，做题和考试远不如老子；我们偷税、不讲公德，不是也有美国人这么干吗？美国人让我们上学，不就是想将来靠着我们压榨我们吗？同胞们关起门来私谈，说白人多是男盗女娼，称黑人必叫黑鬼，但对任何对中国人的不利评价都要跳，动辄就是“围堵中国”“妖魔化中国”等帽子。别人说了什么、是不是事实，有多少是事实，都不重要，只要不是正面报导就不行。说实话，每个人到了海外，都有一段对有关祖国的事过分敏感的时期，因为在我们的爱国教育中，有着过多的“受害教育”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民族至上”的旧货，从未客观地分析看待中华民族历史上与其它民族的关系，而一直把自己当做别人的家长和恩人。近年来一些同胞到美国并千方百计地留下来，似乎就是专门留在这里“恨”它的。如此，不仅美国先进的东西学不到，中国落后的东西也看不见；留学爱国的目的又在哪里呢？ 　　尊重他人，也包括尊重他人的信仰。在美国，基督教是主流。一些中国人为了增加社会关系和受教会的庇护，便积极入教和受洗；但私下对宗教并不以为然。国内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在这里往往是另一种积极分子。其实，没有很多人是傻子，西方的传教士早就观察到： 中国人什么都可以信，其实什么都不信。中国留学生应该认认真真地学学基督教深刻自省、平等博爱和切实奋斗的精神——这些我们传统文化中缺少的东西。 　　好了，我从北大谈起，已经谈到民主、自由和道德上。我所谈的，是北大和我们同胞身上最阴暗的一面。其实我在美国，遇到过许许多多献身科学有所建树和道德高尚的同胞和校友。北大和北大老师留给我的记忆其实是十分美好的，对我的培养也使我终身受益不尽——我写此文，就是缘于“北大精神”的感召，希望整个世界象北大未名湖那般纯洁和秀美。 　　 　　( 本文为作者艾蓓达博士的个人观点及版权权益，不代表任何机构及组织的立场和知识产权

《看到题就傻眼美国中学生作业难倒中国老爸》   　　作者： bQpQYmfo   　　我是一个“痛恨”中国现行教育的父亲，有一个正在这种教育中备受折磨的女儿。 　　往日我从女儿嘴里听到的最多的口头禅是“吐了，我要吐了”。“问什么啦？”“背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哪 ? ” 　　有时候，女儿也让我拿着那些语文或历史课的“标准答案”帮她背。这是一些什么“标准答案”哪，通常女儿还没背完，我已经受不了了，也想吐，还伴着万丈怒火——那真是一种生理上的厌恶。想到千千万万中学生脑子里，塞满这些不经思考只为通过考试然后便弃之如敝屣的“标准答案”，内心便生出莫名的恐惧———靠“背功”，能培养出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一代新人吗？！ 　　今年 9 月，在女儿刚开始上高三的时候，有了一个去美国的机会。我当然知道，在高考之年脱离中国教育是一个极大的冒险———以女儿的成绩，考上国内一个不错的大学还是可以的；可去美国，骤然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英语教育体系，命运难以逆料。反复权衡之后，我说明种种利弊，让女儿自己选择。她毫不犹豫地选择“走”。 　　决心“走”，我和女儿其实各怀鬼胎，女儿是为了“减负”，说美国学生多轻松呀；而我是为了让女儿能得到所谓“创造性教育”的训练。尽管我以往读过不少关于美国教育的书籍和文章，心向往之，但那“创造性”到底是什么模样，怎么出来的，如果不浸润其中，仍是隔靴搔痒，实际上不可能有真切的体会。 　　我万万没有想到，美国教育的“创造性”，竟会使我这个远在万里之外的老爸一度寝食难安。 　　女儿到美国第四天，便进入波士顿一所最好的公立中学。首先让我诧异的，是女儿说不清她上了几年级。原来，这所学校的每一个学生，除了课任老师之外，还有一个“指导老师”，负责根据学生的学习程度，提出每门课进入哪一个年级学习的建议。结果，女儿的英文、化学在 12 年级，数学和美国历史在 11 年级，法语在 9 年级———每一门课，女儿都在不同的同学们之间“游荡”，她确实搞不清自己是几年级的。 　　我原来认为，女儿在美国首先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语言，只要语言过关，理科课程有国内的底子，可以“后来者居上”。没学过的课中，最容易的应该是美国历史，“区区 200 年历史有多少东西呢？”我在给女儿的电子邮件中，甚至只用了短短几千字就把美国历史的脉络讲了一遍。“就这么点东西，横趟。”  　　结果，让我大跌眼镜的，恰恰是这门“最容易”的美国历史。仅仅十几天过去，女儿就发来“紧急求援”邮件，一连十几个惊叹号。女儿从未学过美国历史，一下进入 11 年级，两眼一摸黑是可以想见的，把一本英文的美国历史读一遍至少也要个把月呀。我这个老爸，先当两个月的“拐棍儿”自是义不容辞。可是一看美国老师留的作业，我就傻了———这是中学生的作业吗？   　　“公民权利”研究论文： 　　要求： 　　 1 ，在 3 到 5 页纸之间，打印出来，要双空行，至少用 3 种资料来源（如网上，书籍等），至少有 5 句引文。 　　 2 ，对比以下四人关于黑色美国（ BLACK － AMERICA ）的观点： BOOKERT.WASHINGTON （布克·华盛顿， W.E.B.DUBOIS （杜伯依斯）， MARTINLUTHERKING ， Jr （马丁 &S226; 路德 &S226; 金）， MALCOLMX （马尔科姆 &S226;X ）。 　　 3 ，在你的论文里，应该控制关于他们生命的故事，我不想读传记。但是，需要把每个人介绍一点，还必须纳入贴切的材料在你的论文中。然后，讨论他们关于黑色美国的观点，要把你的想法写进去。还要你的引文或材料的来源列出来，比如某某网页，某某书。   　　女儿在邮件中说：“那几个人都是黑人，但除了金之外，我都不知道怎么翻译……” 　　面对这个作业，我深感惭愧。说起来，我对美国历史算得上熟悉，至少读过几十本名家专著，多位美国重头总统的大部头传记，全部总统的列传，还有难以计数的文章。可是，这个中学生的寻常作业却让我“晕菜”了。什么叫“黑色美国”呀？这时我才体会到，研究必须阅读，而阅读并不等于研究，研究必须写作。以往在阅读时，哪里会想这些问题呢———其中两个人我甚至毫无印象！ 　　为了帮女儿适应这种学习，老爸必须应付这个挑战。在两三天的时间里，我生平第一次开始“研究”美国历史。幸亏关于美国的藏书甚丰，于是疯狂阅读，书房里摆满了一本本夹着许多纸条的美国历史著作、不列颠百科全书和《美国读本》这类的原始文献，外加网络搜索。等这四个黑人领袖的资料搜集得差不多时，我开始仔细对比他们的观点和实践，行文时材料取舍颇费踌躇，反复推敲观点，从早上一直写到深夜。此时，女儿在大洋彼岸竟一次借了 10 本书，也在疯狂阅读。   　　后来，女儿说“部分”采用了我的观点，但结构对她很有启发：“原来论文是这么写啊。”我们都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美国老师的“判决”。这对我们父女俩都是第一次！   　　老师的评语下来了：“哇！极好的努力的结果和论文。你的关于这几个人的联系展开得非常好，准确而且读起来非常有意思。好样的。评分： A 。   　　这个评语让我孩子般大叫起来！   　　我以为这种难度的作业不会太多，可“求援”邮件一个接着一个，每一次都让我先晕半小时。在这些“研究写作”中，我感觉补上了许多知识漏洞，并且这些获得的知识，都在写作中与自己的观点形成了“孪生”关系，难忘。     　　现在我列举两个作业题目，各位一看便知道这些作业的分量了！ 　　一，关于南北战争： 　　 1. 你是否同意林肯总统关于美国不能存活除非它全部解放或全部奴役的声明？解释。   　　 2. 解释为什么北方白人反对奴隶制，南方白人拥护奴隶制，但他们都感觉他们在为自由而战？ 　　 3. 自由对于黑人意味着什么？   　　 4.

有人说，中国 13 亿人口大概有 1 亿人闲着。以中国这样人均收入还很低的国度，如果真有这么多的闲人，这本身就有可能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我想这个数字无疑是夸张了。 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人似乎是最喜欢工作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恶性竞争，中国人的恶性竞争常常是降价而不计成本，毒货假货泛滥部分也与此有关，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暂且不论。为什么有些人即使看上去没什么钱赚，还是要做，部分的原因当然是为了占领市场，也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人太多、揾食艰难。我对此一直不太认同。 我认为，忙碌的生活往往比闲着的生活更容易过。真的能安于闲着的日子，除了拥有维持生存所需，还需要有深厚的精神寄托。上海的柏阿姨曾经在电视调解节目中说过，没有工作，就等于没有灵魂。作为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我还是认同这句话的。拥有儒家传统的中国社会，社会身份是十分重要的，它决定了人的等级。而社会身份往往就由工作决定，没有工作，某种程度上就等于没有身份，如同被所在社会或群体抛弃、隔离或边缘化。 我有不止一个熟人，家庭经济状况很好，甚至还有自己的产业，但仍然在人际关系复杂的国家单位中艰难地或不开心地维持着一个职位，而不会选择辞职。我开始不理解，后来我明白这是他们的身份，所以他们不能放弃。好像是许子东在凤凰锵锵三人行中说过，温州的纽扣大王身家豪富，却执意进入不熟悉的领域投资，因为他认为自己如果只做纽扣，再有钱也不会受人尊敬，因为身份不够。 所以，工作对于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社会身份和地位，影响到人的尊严和幸福。 我曾经在网上参加过儒家人格差等的讨论，我当时也认为，平等的是人的精神，但人格并不一定平等。后来在我写过那篇《中国特色的秘密》后，得到丛老师的指点，并再次细读丛老师的《在上帝与凯撒之间》，我才体会到，其实中国传统中没有个体的人格概念，如果说有人格概念，那也是集体人格和社会身份。这是我暂时还没准备好的问题，而且这个题目很大，有一定的复杂性，希望我择日能够写写我的领悟。 突然想说说中国人的就业前景，是因为最近的一些人和事。有位很喜欢也善于交际的朋友，和我谈起他的几个小朋友很抢手，同时被他熟识的几个老板看中挖角。而我注意到，这几个年轻人都没有太正规的学历，有一个甚至仅仅中学毕业，却不仅能在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城市立稳脚跟，而且做出了堪称辉煌的业绩，开辟了很不错的业务前景，却并非我之前想象的“人精”似的人物，看上去朴实得有点土气。 虽然缺乏足够的标本，但我还是想谈谈他们共同的特点：首先是健康，我说的主要是心理健康，有时候我觉得经过全套中国教育的孩子很难不变得有些拧巴，能够全身而出的还真不容易；第二是肯干，看上去他们没有那么在意身份，反而能够专注于工作而有所成就；第三是懂得感激，大概他们一直做自己，所以不觉得世界亏欠他们，反而懂得诚心感激帮助过他们的人；最近被舆论注意的要求父母全资买房的小博士生，设身处地地想，他并非没有一点道理，他放弃了他的童年和正常的人生，成就了父母的期望，人生前景却并不如父母所描述的，父母难道不应当有所补偿吗？ 因为朋友所托，我刚向另一位朋友了解其单位招考公务员的情况，他说，虽然坊间诸多批评，但事实是，大城市里公务员录取程序还是很严格，连面试都不一定是用人单位自主，而是从省人事厅的面试官库里随机抽取。我说，这不是很搞笑吗？不了解具体岗位工作的人如何了解求职者是否适合岗位工作？朋友说，都是按题库内容提问并考察应聘者的组织能力等，之后他也感叹，能考上的多半是很会考试的，但却往往不一定会干活，而且往往女生更会考试。 如果我理解得没错，通过公务员考核的学生，说不定有很多问题。会考试的学生，固然有他们的聪明颖悟，但其长处往往在于了解老师的心思，了解出题者的意图，换言之，他们可能会出色地完成他人的意图，但是他们可能会缺乏主动性，在需要自己的创意去发现工作和解决问题时，他们可能会表现得很茫然而被动。当然这或许也是公务员岗位所需要的，能够按照规定职责完成工作，大概也就是这种职位的主要要求。 我担心的是，如果这种工作并非他们的期望，他们一直被作为“人上人”培养，却发现他们的工作远不如那些普通人有趣而且有机会获取更高的正当收入，被其服务的国民面临什么样的遭遇可想而知。这些人的不健康甚至邪恶，往往来自于扭曲的心理。 不了解人格的含义，不了解人格平等的真相和意义，工作就是身份，身份就是灵魂，这必然导致灵魂的扭曲和工作的低效；工作，不是为了工作的对象，而是为了彰显工作者的荣耀和身份，工作者就很难有对于工作的专注，也很难具有专业精神和素质。 比起西方人，中国人也特别喜欢谈素质。我发现，中国人所说的素质其实也与身份有关，比如说以总理的身份只要在灾难发生时尽快去到现场，不论他在国家经济发展工作中做出多少错误的决策，他都是有素质而被敬仰的，而一个兢兢业业地在灾区救人的士兵，我们褒奖的往往不是他的专业，而是他的道德，因为道德高尚才是英雄，这才是素质。西方人不怎么谈素质，可能是因为专业是对于一个人的工作的最基本要求，而中国人总是谈素质，因为很多人不做好自己的工作，总是去监督其他人的道德，并试图以此弥补自己的不专业。 说来说去，还是绕不过那个题目，中国人的就业前景在于独立人格的建立而不被伤害。 政府如果真想促进就业，就应当还教育以本来面目，而不是将教育当成制造差等人格和对孩子进行淘汰的工具，政府也应当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撤出，让人们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只能过政府规定的生活。

摘自杜维明在广州中山大学的演讲 http://h2w.iask.cn/h5.php?u=http://www.opentimes.cn/bencandy.php?fid=300&aid=664&gsid=3_58a744f52dbc569dd3e83bb8538686cdf0f616&urlId=1f07c2c351abe873&start=1604&psize=25600   “我们越知道得多，我们越知道自己应该知道而不知道的更多；我们理智的光芒越向前推，黑暗之幕可能越来越大。我曾经参加了由美国民间组织“生命与心灵”（Life and Mind）安排的由量子论、相对论、天文学、生命科学、光学等方面的五位顶尖的科学家组成的团队，我是文化顾问，跟一位喇嘛进行五天的对谈。对我而言，这种交流是极有启发意义的科学与宗教的对话，不要认为宗教就是黑暗、迷信，科学就是理性。 21世纪最重要的对话之一，就是科学跟宗教的对话。 宗教里面确实有一些是邪教，招摇撞骗，但是伟大的宗教，比如说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包括藏传佛教），都可以和科学对话。与这些沟通相比，以前启蒙所代表的观念，比如 认为理智的光芒可以照亮宇宙的每一个角落，不仅是相当肤浅的，而且是错误的。因为对于知识，人类越发现得多，越感觉不够 。”   ” 真正的宗教信仰者，多半在知性和理性上是过关的，然后向上追求更高的 ，也就是田立克（Paul Tillich）讲的“终极关怀”，他们有终极的关怀。那么，为什么凡俗的人文主义出了问题？有很多理由。重要的理由之一是，它没有正视今天人类为了存活和发展必须考虑的两大课题：自然、精神性。西方的启蒙运动，从17、18世纪的伏尔泰、狄德罗这些人物开始，基本上都反对中世纪、反基督教的权威，他们要去神圣化。另外，从培根以来，发展出了经验科学，以知识为权力、为能量，即人了解世界、了解自然的能力。这种能力容易成为征服自然、宰制自然、利用自然。这中间有一个观念现在很常见，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化自然。有一种解释说，它等于荀子所说的人定胜天，制天而用之，另一种解释认为是说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两种都可以理解，但这种观念背后，带着一种浮士德精神，即为了追求知识，可以放弃自己的灵魂，跟魔鬼打交道。也就是说，只要追求真理、追求新的经验，就是人之为人的最高理想。这种思想是有侵略性的，所以就形成了两种结果，一个是边缘化精神世界，另一个是宰制自然，即反精神性（despirited）、反自然（denatured）。   儒家则不是这样的。儒家认为人性的最高体现，也就是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希望与自然保持和谐。这当然不是西方凡俗的人文主义思想，而且，与我讲的精神转向一致，目前西方哲学家也开始对凡俗世界（the secular worl）进行深刻的反思。最有名的一本书，当然是泰勒（Charles Taylor）近来发表的《凡俗的时代》（A Secular Age）。他仔细分析了为什么今天人类会走到现在这个凡俗时代。这种分析的背景，是以前韦伯所讲的“去魅”，即 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魅”的世界。 但泰勒说，现在我们应该重新了解世界的神圣，应该把这个世界当作神圣的，而不是凡俗的，自然不是我们可以利用的。由此可见，泰勒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哲学思想，现在从事这种哲学工作的人越来越多。   传统的儒家哲学，具有一个特殊的精神取向。当然它不可能对现代意义上的凡俗人文主义有所批判，实际上这条思路也根本没有进入它的问题意识之中。但是，它的选择确实不是一种凡俗的人文主义，而是一种精神性的人文主义。当然，这是我们现在的说法，传统中国没有这种观念。但作为一种修身哲学，即心性之学，或者身心性命之学，中国哲学包含了很多精神性的内容。如果我们去读经典，细读、精读，我们可也可以体会其中的意蕴。比如孔子在讲个人的人格发展时，说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六十而耳顺是经过知天命之后的发展，耳顺就是发展了一种“听德”，变成一个真正能够听到各种外部声音而不做主观判断的过程，这是人格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到了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自然感受和最高道德律令完全结合在一起，也就是个体自由和最高理性的融合，实际要的就是应该要的。现实中，我们每个人所做的和应该做的之间，都有一定距离，怎么样把这个距离拉近，是很难的。可以说，从心所欲不逾矩是自然体现的价值与道德律令的要求融合为一，这中间有很多精神性的内容可以展开。 ”   “我在哈佛，不仅是从1981年，我的整个学术研究基本上在哈佛。我是从东海大学到哈佛的，东海大学是台湾的小大学中的小大学，开始的时候招生只有六百人。我是第三届，那时候中文系里面分三部分，词章、义理、考据。我是做义理的，就是中国哲学，每一届只有7个学生，教授有十几位。到哈佛之后，从那么小的以博雅教育为主的学校，到了以研究为重点的国际名校，一般讲起来一定有一种文化的震撼。当时我做了这样一个决定，假如我到了哈佛，发现在台湾从中学开始学的这一套，也就是儒家传统已经过时了，那么，我绝对不会抱残守缺，要面对新的挑战，接受新的思潮。当时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哈佛的教授虽然影响都非常大，但是我觉得他们非常谦虚，常把学生看作同伴，就是比学生年纪大一些而已。我举个例子，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现代化理论最重要的学者，他当时在讲关于韦伯的课。他提到说韦伯关于儒家的价值取向，有这样一个界定：儒家是入世的，完全认同现实，所以儒家“转世”的能力是不够的。也就是说，清教伦理是超越的外在，世界是身外物，所以可以转化；儒家认同这个世界的，接受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律，所以是保守的。教授都有office hour，每个星期有一个小时，不用预约，如果人多就排队。我就在这个时间排队见到他。我说我不能接受这样一种观点，这个观点是从韦伯来的，但韦伯这个讲法很不妥。儒家在这个世界之中，但并不认同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因此要转化这个世界。要把现实和理想分开，它在这个世界之中，但它的理想与这个世界有很大距离。所以，它有转化的力量，而且它的力量绝对不比清教转化的力量要弱，虽然它们转化的方法不同。他点点头，说要考虑考虑。第二天上课，他说，我在正式讨论今天的主题之前，我要修正一点上节课的观点。昨天有位杜维明同学和我谈关于儒家的问题，我经过考虑认为：韦伯把儒家当作完全认同这个世界，所以没有转化的能力，可能有问题。但这位同学是否愿意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就是 儒家是要跟社会和谐的（harmonize with the world），所以它跟世界之间的张力没有那么强。 我说我可以接受。这种现象，在中国大学即使可能，例子也是非常少有的。   帕森斯还介绍我认识他的好朋友罗伯特·贝拉，我跟贝拉成为至交，如果没有贝拉的话，我也不会对宗教理论和宗教社会学如此投入。贝拉则介绍我认识比较文化学的重要学者西蒙·埃森斯塔（S. Eisenstadt），埃森斯塔一半时间在哈佛，一半时间在希伯来大学。我去看他，我还没有发问，埃森斯塔就问我，这个观点怎么样解释，那个观点怎么样解释，我跟他谈了好一阵子。他桌子旁边，有很厚的索引（index）卡片，我一边讲他一边记。一个小时之后，他记了二三十张卡片，但我却什么都没学到，因为都是他在问我。后来我们也成为至交。这种类型的教授还有很多。有些声名极大的教授，但接触的时候，他的关注只在于知识、真理，这让我很感动。当然，哈佛也有很多笨教授，有很多完全不受尊重，但是气焰很盛，是一群无知而傲慢的人。所以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 K. Galbraith），也是我的邻居，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 哈佛有两种教授 ，一种教授拖着学校走，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对他所处的环境都有贡献；另一类是学校拖着他们走，一离开哈佛他们就一无是处。可惜，一无是处的教授比较多了一点。   贝拉离开哈佛之后到了柏克莱，他对哈佛有个评价说：层次极高的平庸之辈。哈佛确实有不少高层次的平庸之辈，而柏克莱则是完全讲创造性的。创造性非常难，在柏克莱大学，创造性的压力太大，有些教授并无创意，只是出怪。但是，哈佛选教授确实很严格，每个领域只选一个教授，以前校长要花半天时间，亲自参加每一位选教授的流程，先是系里面提出一个六七人的名单，然后有大概三十份不同的外面的评价。候选人的排名是按字母，系里认定的候选人是保密的。从世界各地请来专家，作为校长的咨询，系里的教授则只是接受提问，比如为什么要选这个教授。然后，校长中饭的时候就问所有校内外参加甄选的权威，参考他们的意见，最后校长一人独断。但是校长只行使否决权，如果否决了，系里要经过同样的程序再提名。所以，哈佛对教授的选择非常慎重，它一定要选权威。但我们知道，权威的资深教授的创造力大概已减退了。柏克莱则不同，他会选两名，一个是权威，另外一个是冒险。就是说这个人可能十年以后成为权威，但现在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我觉得我这一生，算是运气好吧，不管是在哈佛还是普林斯顿、柏克莱，碰到的学生、教授和同事，可以说都是第一流的。不过，我觉得 同样重要的是学校的管理 。管理靠行政系统，这三个大学在行政系统工作的人员，都是真正为学校服务的，很多行政系统的主管，都是教授。他拿不到长期聘约，但是愿意留在学校，就做行政。他们的效率非常高，比如说我要借钱，院长说可以借钱，早上答应的，大概几个小时之内，就会把钱取来，效率很高，有服务的精神。但是，我们现在大陆碰到的，有不少是官僚，重视自己权力。校长等领导很希望把学校搞好，但行政系统跟不上。我上次抱怨，我们学校那么好的教授给人家挖走了，怎么办？对方回答说，杜教授，我们有一千个教授，跑了一两个算什么。如果哈佛有这样一个重要教授被人家挖走的话，整个学校都会在一个震荡的状态：我们出了什么问题？要怎么样改进？而且，虽然学校内部的竞争非常激烈，但这个竞争是良性循环的。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在研讨会上，大家可能吵得天翻地覆，但私底下大家喝啤酒，还是好朋友。教授也是一样，这个学风我觉得是最值得怀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