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制

徐贲 | 举国体制下的体育是“利维坦”式的怪兽

举国体制下的体育是“ 利维坦 ”式的怪兽 徐 贲   随着在伦敦即将举行的 2012 年奥运会临近,国内媒体已经开始预测中国的金牌数量和与别国相比的金牌排名。在这一预测中,中国金牌数量和排名的竞争对手首先便是美国,有新闻网发出预测,称 “ 伦敦奥运中国有望夺 37 金再压美国 ” 。“金牌”有意无意地成为中美之间较量“谁比谁强”的象征。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奥运可能再次成为一些人宣泄民族主义激情的诱因。 民族主义本不应该是奥运所激发的一种情绪。从公元前 8 世纪起,在希腊诸城邦之间出现了一些泛希腊主义的节日,奥林匹克运动会便是其中之一。完全不同的,甚至常常敌对的各城邦的希腊人都聚集在一起。在古希腊人那里,奥运帮助他们打破实际存在的“部落主义”(相当于今天的民族主义),而形成一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身份意识。 不幸的是,现代奥运却反倒一直无法摆脱来自民族主义和体育国家政治化的困扰,最让人们深刻难忘的例子便是 1936 年在纳粹德国举办的柏林奥运会。在冷战时期, “金牌”被一些国家用作与敌对意识形态进行斗争和显示某种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宣传工具,使得体育成为国家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奥运不止一次成为分裂而不是融合世界的运动会。体育国家政治化使得奥运发生了不仅可悲而且有害的异化。 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在他的 《利维坦》 (Leviathan) 中,把全能的国家比喻成一个无所不想吞食,无所不能吞食的权力怪兽。体育一旦被国家政治吞食,它本身也会变成一个这样的怪兽,它取消体育对人的体格和心灵培养作用,无视体育高尚的自身目的,把体育变成一个手段,一种显示国力和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方式。这种国家政治化的体育,它吞食本应该属于全体国民的体育资源,吞食作为活生生个人的体育人员,它也同样吞食无数普通的“体育观众”,使他们无法有效地扮演自已在 “竞赛”中的角色。 法 国传媒研究专家戴扬 (Daniel Dayan) 指出,“竞赛”,尤其是体育竞赛有一种双重机制,让观众同时扮演两种实际上相互矛盾的角色。一个是“党派”的角色,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粉丝”,对竞赛中的一方有强烈的喜爱、同情、偏好或偏袒。另一个是“裁判”角色,要求竞赛有公平的规则,反对在场的裁判人员受情绪影响,偏袒竞赛的某一方。 党派和裁判这两个角色都是合理的,并不相互排斥。体育竞赛并不要求观众作所谓“客观冷静”的“观赏”,在“粉丝”情绪的作用下,观众支持家乡队,表现出忠诚,或者对某一队有好感,希望它能够胜利,这本身就是观看体育竞赛的自然心理和乐趣之一。然而,这种偏爱或忠诚应该受到“裁判”意识的节制,否则就会无视竞赛的公平规则,或者在观看比赛时只是关注谁输谁赢,因而失去欣赏比赛美妙的心情。 在党派和裁判这两个角色中,包含着两种具有不同标准的选择。党派角色选择的是排他的标准,有时候近于盲目,任何比赛,都只希望我喜欢的那一队能赢。裁判角色选择的是普遍的标准,它是公正批评的,而不是盲目偏袒的:“观众被请来当批评家,参考规则的智慧和审美来评价不仅是胜利,而是比赛本身。”一般来说,在没有“我们队”参加竞赛中,人们比较更能够扮演好裁判的角色,例如,在眼下进行的世界杯足球比赛中,中国观众并不一定是任何一个亚洲队的粉丝,这使他们反倒能更好地欣赏每次足球比赛。 体育竞赛对公共政治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其中之一便是学会如何平衡和协调每个公民在公共生活中常会扮演的党派和裁判角色。例如,在美国,人们一般有民主党或共和党的政治倾向,在竞选时积极投入,希望自己这一方能得到胜利。这是党派的角色在起作用。但是,公民们尊重公平法治的精神,不希望为自己一方的胜利而牺牲民主竞争的普遍规则。“水门事件”中,尼克松总统企图把国会对他的听证说成是“党派竞争”,煽动党派角色情绪,但是,无论是在政治上倾向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美国公众并没有站在尼克松一边,他们的裁判角色最后还是发挥了作用。 打破金牌心结和由此引发的与其他国家的敌对情绪,这也许是扮演好竞赛观众角色的第一步。在今天的世界里,要设想或期待一个完全去除民族主义情绪的奥运似乎还为时过早。但是,尽量消除以我为中心,避免以敌对意识去看待竞赛或竞争,这却是办得到的。扮演好这种竞赛观众角色对人们在公共生活中扮演好类似的角色能产生好的影响,也具有积极的训练作用。这种看来似乎是在体育之外的教育和收获,其实可以成为奥运对人类社会的一个不小的贡献。比起金牌来,这不是更令人期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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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举国体制是好体制”脱离了体育本质

  8月3日《北京日报》发表署名为长石的文章称,目前,有不少人声明对奥运“漠不关心”,指责举国体制是花纳税人的钱买国家的名,缺乏对人性的关怀。文章称,举国体制是符合中国发展阶段的选择,已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唱衰举国体制的论调,实为唱衰中国论的变种。   为防止断章取义,现直录作者原话如下:“以竞技体育为例,哪种体制能培养出优秀的运动员,创造好成绩,帮助人类挑战极限,这种体制就具有合理性和优越性。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基础相对薄弱,要在体育方面迎头赶上,必须充分调动和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因此,举国体制是符合我国发展阶段的选择,而且已经为实践证明是卓有成效的。”为进一步论证自己观点,作者又举例到:“西方的体制我们不是没学过,但水土不服也很明显,足球就是实例,作为我国最早实现市场化运作的竞技项目,最终换来的却是国内联赛赌黑不断,国足水平一泻千里。”   乍一看,上述大论貌似正确,但当仔细思考后,不乏诸多疑问:一种体制是否“具有合理性和优越性”仅以简单的能否培养出优秀运动员为评判标准?国足水平一泻千里是没有实行举国体制的原因?实质上,上述疑问的根本原因在于两个方面,即举国体制适合不适合我国现阶段体育发展的评判标准是什么?评判主体又是谁?而长石同志的文章,在论证举国体制是好体制的同时,也恰恰回避了上述疑问。   事实上,体育活动的主体是“人”,体育活动的深层内涵是“人”的理念、“人”的意义。如果冷漠“人”的尊严,忽视“人”的发展,体育活动将是失去灵魂、没有精神的躯壳。当前大众普遍质疑举国体制的原因,除了其耗资巨大外,更主要是因为其缺乏人文关怀,忽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因如此,这种体制决定了金牌至上的思维,在这种体制下更多的是一种对金牌的狂热,忽视运动员情感和内心感受。本来能强健体魄、陶冶情趣的体育却被奖牌所麻木了,进而使运动员在运动中很难感受到快乐和幸福,更多的把自身从事的运动当作一种谋生手段,在强手如云中上演着如同高考般“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悲剧。也使很多从小练体育的运动员,由于忽视文化课,在退役之后,因缺乏职业竞争力沦落于失业群体。因此,评判举国体制适不适合现行我国体育发展的主体是人民大众,评判根本标准则以是否符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标准。   不可否认,举国体制能充分调动和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促进我国体育的快速发展,08年奥运会中国金牌数全球第一也印证了这一体制的优势,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的国家影响力,在全球树立了体育强国形象。然而,当我们回归中国实际时,不难发现靠金牌总数堆砌的强国形象只是徒有虚名,我们更加需要的是一种自由、全面、健康、积极的体育观念,更加需要在全球树立一种全民运动、全民健康的体育大国形象。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中华儿女回归体育“以人为本”之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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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幕后的体育与政治

伦敦奥运会关于中国举国体制的讨论正在升级,但下周它的光芒会被一个叫薄谷开来的女人掩盖。同时,维稳人员已经开始心虚,担心自身安危,导致维稳体系不再稳固。 (德国之声中文网)伦敦奥运会报道中,由中国选手叶诗文引发的争论仍在继续,很快从运动员个人行为扩展到中国体育的培训体制。 “精英体育的成功不能说明政治文化的美德” BBC中文转述《泰晤士报》一篇评论文章说,中国体育培训太残酷,再多金牌也不值。文章的作者表示,人们应该同情叶诗文以及数不清的”身心被粉碎的”中国运动员。”中国官员被指在90年代’鼓励’运动员服用能够提高竞技水平的违禁药品,这仅仅是中国体育制度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中国培养和训练运动员的方法更是令西方记者觉得’不人道'”。 “中国体育培训太残酷,再多金牌也不值” “中国的年轻运动员成为了国家体育试验的一个棋子,一些西方人士认为这种竞争方式不公平”。同时,文章作者说,”中国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牺牲个人。集权制度似乎在体育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中国希望利用运动员在国际舞台所取得的成功来展示其政权的胜利,正像过去前苏联和东德所展示的那样。然而,精英体育的成功不能说明政治文化的美德,它却往往显示了一种不自信和道德缺陷。” 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署名评论文章说,中国运动员不是西方人所理解的独立的运动员,可以把他们看作庞大机器中的齿轮或者生产线上的模型。” “薄谷开来的刑期并不取决于法律” 下周关于中国的舆论,伦敦奥运会的光芒将会被一个叫薄谷开来的女人掩盖。身为中国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妻子,她被指控故意杀人,将在8月9日开庭受审。 美国纽约大学研究中国法律的孔杰荣教授在香港《南华早报》及台湾《中国时报》发表文章,认为薄谷开来的刑期并不取决于法律,而是由中国最高领导人基于政治考量来决定。他提出一连串疑问:”为什么仅对谷开来提出谋杀指控,而不根据据称导致她和被害人心生龃龉的秘密且可能违法的跨国金融交易提出指控?她丈夫的命运还有待至今已将其隔离监禁逾四个月的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后一指控是否会牵涉她仍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丈夫?除上述罪名外,是否会对这对夫妇另外追诉其贪污罪嫌,对二人进行合并审理?谷开来和她目前作为同案被告的前勤务人员会得到什么样的审判?庭审是否会对公众和国内外媒体公开?” “为什么仅对谷开来提出谋杀指控?” 无独有偶,另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林培瑞《纽约书评》网站发表博文,同样提出了若干疑问:谷开来真的是杀害了海伍德了吗?她还做了什么作奸犯科的事?假如她真的谋杀了海伍德,到底是为什么?是什么原因促使王立军夜奔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寻求庇护?他到底跟美国人说了什么?美国方面在交出他时,跟中国当局达成了什么协议? 林培瑞教授认为,薄谷开来不仅是她丈夫薄熙来的替罪羊,而且是整个中共统治的牺牲品。中国为了维护表面的稳定,会做出一切尽在掌控的样子。 维稳体系不再稳固 香港《争鸣》发表的一篇文章,则提出”维稳人员思变:倒戈相向的新变数”:”二○一二年正逢中共领导人换届,多事之秋。从年初开始就接二连三发生多次震惊海内外的大事,王立军夜奔美领馆,薄熙来倒台,陈光诚向美使馆寻求避难,什邡民变……这些事件加速了中国内部的深刻危机,也让外部看到了中国社会种种难以化解的矛盾。中共高层的团结表象被打破,暴露出宫廷政治斗争乱局和中共群龙无首。政法委是维稳的专政工具,但是这个不断自我膨胀的工具最终反过来危及台上的核心领导集团;民间普遍对当前的政府强烈不满,随时可能触发大规模民变――这是从宏观角度所能得到的大致印象。” 维稳人员已经开始心虚,担心自身安危,导致维稳体系不再稳固。 香港反对过国民教育的运动仍在继续,台湾”旺中案”争论则日益升级。台湾《苹果日报》发表社论说,”中国经济的跃升,并没有如当初乐观的估计:台湾会倒向中国;反而因大陆社会的骚动、高压控制的冷酷、政治僵硬的威权统治、许多个人遭到反人道的残忍迫害、可怕的贪腐、斗争(薄熙来案)以及香港、西藏、新疆遭到的粗暴恐怖待遇,都把台湾人民远远推往北京希望的反方向。这个趋势使北京焦虑。” 作者:长平 责编: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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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CNN:忘记推特吧,在中国,这是一次微博奥运会

核心提示:本届奥运会曾被称为首届”推特奥运会”,但在中国,伦敦奥运会无疑是首届”微博奥运会”。几千万条微博不仅追踪比赛成绩,也对”举国体制”提出了尖锐的看法。 原文: Forget Twitter, in China it's the Weibo Olympics 发表:2012年8月2日 作者:Steven Jiang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 【原文配图】 本届奥运会在西方被称为首届”推特奥运会”,但在中国——推特这个受人欢迎的美国社交媒体网站早就被政府封掉了——伦敦奥运会无疑是首届”微博奥运会”。 2009年,也就是北京奥运会举行后的第二年,中国大型门户网站新浪推出了类似于推特的服务,从那以后,微博网站在中国迅速发展。 如今,几家主要微博网站提供了一个平台,在这里,约2.5亿用户可以就世界重大体育赛事和其他事件发表空前多样化的评论。 围绕奥运会相关话题,评论数量达到数千万条,国家媒体报道对中国运动员一流表现的喝彩与欢呼得到了许多人的呼应,尤其是中国金牌获得者叶诗文两次打破游泳纪录的表现。 国家媒体怀着民族主义的热忱报道了西方国家教练和记者指控叶诗文使用了兴奋剂的质疑,引起了新浪微博上对指责者不计其数的谩骂。 但是,也有许多人头脑冷静,提醒同胞看清楚,总体而言,叶诗文的成绩得到了国际认可。 “看到有99%的美国人在CNN的报道下为叶诗文辩护,我着实惊讶。”一名叫”木妖”(音)的用户这么说。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西方媒体如何如何,它们并非异口同声。”一名叫”宏文开腔”(音)的用户的微博这么说。 还有人指出在90年代,中国的游泳队员们被数次查出服用禁药以提高成绩,而国营媒体根本没有报道。 一名叫”大好河山”(音)的用户说:”那些丑闻到今天仍余波未尽。” 许多新浪微博用户不顾7个小时的时差,熬夜看奥运会直播,他们也就中国的体育制度举国体制交换看法——有些想法常常太过尖锐,是无法在国家媒体上听到的。 例如,跳水金牌获得者吴敏霞的妈妈告诉中国媒体说,为了不干扰吴敏霞的训练,她隐瞒了吴敏霞外婆外公去世的消息,也隐瞒了自己患上乳腺癌的消息,这一报道传出后,有些人对该体制残酷的一面,即”为了夺金,不惜一切代价”的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一名用户质问道:”金牌重要到连外公外婆去世都应该隐瞒的地步了吗?一枚金牌甚至比家庭关系还重要?” 在中国媒体报道说夺得金牌的中国体操男团成员张成龙在过去14年里仅在家陪家人一起度过17天时间,也引发了类似的舆论。 一名用户评论说:”我很好奇这与坐监狱有什么区别——即便是监狱还允许探访呢。探望家人怎么就会严重影响运动成绩?” 对于在伦敦没有拿到金牌的运动员,比如举重运动员吴景彪,网上洋溢着对他的同情与支持,吴景彪在夺得银牌后控制不住自己痛哭流涕,在国家电视台的镜头前道歉说让祖国失望了。 一名用户说:”你不必道歉——我不觉得金牌等同于奥林匹克精神。我们所有人都为你加油——这只不过是一场比赛。” 除了对中国的体育制度进行认真思考外,有些微博还触及到中国运动员无关紧要的一面——但同样是很敏感的问题。 在中国队夺得体操男团冠军后,男团的一名成员冯喆不仅收获了网民衷心的祝贺。冯喆是新浪微博的活跃用户,有将近200万粉丝。 他在2010年10月发的一条微博被挖出来,不出几小时被数千次转发和评论。 这条微博用打趣的口吻道:”你之所以不是GAY(同性恋),是因为你还没遇到一个令你心动的男人。” 有些人认为这不过是冯喆爱开玩笑,但绝大多数评论似乎欢呼中国同性恋运动员罕见出柜。 看来即便在崇尚自由精神的微博奥运会上也还是有些禁忌话题的。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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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眼 | 与《北京日报》谈谈举国体制

《北京日报》称“举国体制是适合中国的好体制”,理由是举国体制下金牌拿得多。按这个逻辑,岳飞是最应该支持举国体制的了,他一个人就拿了十二道金牌。不过岳飞最后好像死得很惨。不扯淡了,严肃地说说举国体制。 我同意一位推友的话:“举国体制的关键问题并非在于是否崇尚强者(或者只关注强者),而是滥用纳税人金钱、资源分配不合理以及培养人的方式过于摧残。” 长期以来,中国体育一直延续50年代以来苏联、东德等国家的做法,以国家之力培养体育尖子,用来在国际比赛中把西方国家运动员比下去,以证明某些部位的强大。 究其本质,举国体制乃是依靠财政拨款,也就是靠纳税人的金钱以获取体育竞技成绩。进言之,即用税金换金牌,再将金牌转换为执政党政绩、国家面子与全民鸡血。有专家曾测算,中国一块奥运金牌的成本,相当于7亿人民币。一块奥运金牌的背后,除了运动员的多年努力,国家机器的长期运转,还藏着多少纳税人的血汗! 从这个角度看,奥运冠军第一句感谢的不应当是国家,而是中国每一个纳税人。 现在看来,举国体制的中国体育,可说是计划经济残余的最后堡垒之一。在此体制下,既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也没有市场经济内蕴的公平透明原则,而最重要的投资者——纳税人,既无法对竞技体育资金的投入使用拥有知情权、决定权,也无法真正参与举国体制下的体育项目。他们得到的唯一回报,或许就是以举国之力而谋得的金牌狂欢下的大国崛起、民族腾飞之幻觉。然而,体育的本质当是娱乐、健身,体育产业应当是商业化、市场化而非政治化。 在举国体制下,那些千千万万位于金字塔基底的无名运动员,几乎没有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只不过充当了金碧辉煌的斗兽场的砖石,或者在体育领域延续的对抗式冷战思维的炮灰。 在举国体制下,全民体育也乏力如婴儿的手腕。譬如说,美国90%的人会游泳,公共泳池遍布大小城镇。中国会游泳的人不到10%,公共泳池比高尔夫球场还稀有。又有调查显示,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的初中生,日本65.4%,中国仅8%。因此,连《人民日报》在2011年都忍不住哀号:“我国青少年身体形态方面与日韩存在差距;身体素质方面,我国青少年明显落后于日本青少年”。 所谓全民体育,终究敌不过举国体制的蛮力,被葬在纳税人金钱垒造的华丽废墟之下。 20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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