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除了成为文艺男女青年的励志故事、或者跨文化传播获得衍生价值，以及阐释哲学“解释产生意义”的范本，这部好评如潮，把不少人感动到泪下的记录片《寻找小糖人》，究竟还有哪些意义？   奇迹     不妨费些笔墨描述下这个最后拿到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故事。美国民谣歌手罗德里格斯籍籍无名，他的唱片在本国仅仅卖出六张。虽然制作人和评论人都给予了足够高的评价，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或者是过分政治化，或者是仅仅因为运气，或者是与自己所处的时代不怎么合拍，他成了彻头彻尾的“失败者”，甚至遭遇了如自己歌中描述的悲剧命运，在圣诞节前两个周被唱片公司解约。于是，本就出身底层的他回到了自己的轨迹，在工业城市底特律从事最底层的体力工作，拆棚子，打零工，过底层人的平凡生活。在随后的岁月中，周围的人们会在一些细节中看出他的奇异之处：常身穿晚礼服干拆迁的活计，自命不凡要去竞选市长，等等。不过，总而言之，他就是个喜欢弹吉他的唱歌墨西哥后裔苦力，同时有些神经质。在自由的美国，这样的怪人即使不说比比皆是，应也不少见。    可神使鬼差，这六张唱片之一被一个美国女孩带到遥远的南非，并被迅速传播开来。隔着一个大西洋，他的歌声打动了无数人的心灵。他的歌声和歌曲描写的故事成为南非民众，特别是要反抗禁锢，反抗种族隔离之下集权专制对民众生活控制，追求自由生活者的启蒙艺术，深受白人中产阶层欢迎，并且成为这个人群表达政治诉求的象征。     成为象征就会有成为象征的遭遇。他的部分作品，比如suger man ，因为有涉及吸毒、宣扬颓废生活方式之嫌被列为禁歌，唱片被用审查委员会野蛮划伤。但禁令这并不能阻止他的流行，反让他的歌曲多蒙上了一层魅力。越禁锢，越流行，无论是曾经的苏联，东欧，还是伊朗，南非，这样的故事屡屡发生。   因为种族隔离，南非长期被隔绝在世界之外，也因为罗德里格斯并没有成为最强大资本主义国度唱片工业的弄潮儿，虽然他已经如“滚石”和埃尔维斯一样受欢迎，南非人始终无法道更多关于他的故事。于是各种传说不胫而走。比如在一次失败的演出之后，大师用一把手枪结果了自己，或者还有更极端的想象，汽油和火柴成为这个天才的最后结局。总之，人们倾向认为，罗德里格斯已经死了。   随着种族隔离成为历史，南非民主化转型而重归世界，互联网把世界变平，终有有人开始寻找这个影响了一个国家的游吟歌者——最起码要弄清楚他的故事。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经历了种种失败后，他们终于找到了罗德里格斯的制作人。在其口中知道了这位歌手还活着，而同时，寻找歌手的网站也有收获，罗德里格斯的女儿发现有人在寻找自己的父亲留下了联系方式。歌手和他的粉丝，和属于他的国度，跨过时空阻隔相遇了。       罗德里格斯终于来到了属于他的国度。他“回到”了南非，1998年3月，他在开普敦开了属于自己的演唱会，到处都是喜极而泣的观众，面对这些南非人，他说，谢谢你们让我活着。   寻找     这是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作品以寻找命名、也以之味主要线索：粉丝们寻找据说已经自我了断的神秘民谣歌手，到南非走到美国。歌者寻找自己的听众和价值，从美国走向南非，从70年代走到90年代，又从90年代走到2013年。除此，还有隐藏的其他“寻找”：南非民众在寻找一首歌来表达隐藏的郁积而欲喷发的情绪，转型中的南非在寻找一件艺术品来作为象徵，一如捷8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寻找到了“钥匙”和披头士的“嗨，裘德”，以及更早些的1974年时候的葡萄牙，民众寻找到了康乃馨。     从这个意义上，“寻找”在这个片子里是个大团圆的结局。南非人找到了自己想要的民主和自由，也找到了自己崇拜的偶像，罗德里格斯找到了自己的观众和价值，最后也找到了自己。他和他的艺术一样不朽。     社会运动，转型都需要艺术品做为象征。而作为游吟诗人的后裔，民谣歌手们天然承担了这个历史使命。不过，罗德里格斯的故事在说明，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并不像惯常理解的仅有“政治成就艺术作品”一种模式，有时候从更宏大的格局看，情况恰恰相反，历史会安排一场社会运动以匹配上一首美好歌曲或者一首诗。艺术的力量虽微弱却持久，在一个更久远的时间段中指引着人们前行。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象征的美学品味决定了转型和社会运动的审美品味。而只有拥有美好品味的转型，才有可能是好的转型。       无可讳言，罗德里格斯的歌曲充满了身体解放的呼唤和迷幻状态的描述，比唤如那首《小糖人》，歌词如下：小糖人，你不能快点吗因为我对这一切已经疲倦用一枚蓝色硬币，你能否将那些色彩带回我的梦中。你运来银色的魔法船蹦蹦跳跳，可卡因，美妙的 Mary Jane……，歌中的 Mary Jane是美国黑人俚语，意即Marijuana（大麻）。   吉列尔莫奥唐奈等著的《威权统治的转型》为我们描述了解冻，重塑公民社会的过程。在转型开始之前，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就会带头表达对体制的不满，他们通过隐喻比喻来表达自我，并用特殊的身份保护自己。罗德里格斯的小糖人则为这一模型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细节。解冻需要公民解放自己，解放自己需要解放心灵，解放心灵则需要先解放身体。于是，整个转型与公民社会的建设，是从恢复乃至张扬感观和肉身开始的，是从恢复肉身的知觉开始的。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艺术与政治，共产社会之转型常常与西方左派先锋艺术暗通款曲的真正原因。   寒山     不过，如果仅仅止步在这个层面，无论是《寻找小糖人》还是罗德里格斯，称得上“好的”“了不起”的，却难被冠以“经典”二字。于是，无论是作品还是歌者的人生，在完成自己的历史社会与艺术责任之后，都指向了一个更高的美学层次。那就是“禅”。     我们都清楚美国的嬉皮运动与东方禅宗之间的密切关系。《达摩流浪者》成为时代经典，而寒山诗则成为运动歌谣。“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啾啾常有鸟,寂寂更无人。淅淅风吹面,纷纷雪积身。朝朝不见日,岁岁不知春”。被视为“垮掉一代”的精神导师的寒山,他的国际声望远远超过了母国的理解限度。     罗德里格斯的一生与他的歌曲一样也是一件艺术品，更神奇之处在于，虽然他一字未提“禅”，其经历却正是禅宗放下分别心，见自己本心而最终能成佛的历程，经历了如此多的传奇与跌宕起伏之后，罗德里格斯始终平静如老僧，一切奇迹似乎如此理所应当。片子结局更是精彩非常。把演唱会的钱分给家人和朋友，在几乎改变了周围所有人的命运之后，他回到美国，继续过着窘迫而平静的生活。镜头前面的罗德里格斯带着墨镜，他要了一杯水，然后开始回答问题。很明显，他与提问者并不在一个宇宙。这位以耶稣自名的歌者已经70高龄，并没有被岁月打垮，而是保持着自己的身材和智者、隐士的风范。       更妙的是罗德里格兹在回答是否已经放弃了建筑的工作时候说：“啊，你永远不会扔掉自己的工作服，”他答道，“但这件事来得就像季风一样。”            人之一生，居然可以臻此境界。 罗德里格兹在回答是否已经放弃了建筑的工作时候说：“啊，你永远不会扔掉自己的工作服，”他答道，“但这件事来得就像季风一样。”            哈维尔逝世，哀悼的民众手持钥匙。 http://www.time-weekly.com/story/2013-03-21/129239.html

胡泳·在语词的网络里 信息渴望自由 《新周刊》第380期   上世纪60年代后期，嬉皮士运动所提倡的自治主义与民主观念奠定了个人计算机革命的基石。今日的电脑文化，有着深刻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根基。 　　互联网的自由精神首先来自个人计算机革命。个人计算机是由计算机黑客们在车库、仓房、地下室和卧室中鼓捣出来的，正是这些被目为“计算机疯子”的人，用他们对技术的狂热，点燃了个人计算机革命之火。上世纪60年代后期，嬉皮士运动所提倡的自治主义与民主观念奠定了个人计算机革命的基石。这种无政府主义带有某种危险的意味，但它鲜明地树起了反权威的大旗。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今日的电脑文化，有着深刻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根基。   　　斯图尔特·布兰德的名句“信息渴望自由”长期被黑客奉为集合令。布兰德说过：“黑客是找到了正事的嬉皮士。……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都把计算机作为集权控制的象征，然而少数人——这些人后来自称为黑客——很快就意识到计算机更深层的潜能，开始将其转变为自由的工具。事实证明它是真正的通向未来的康庄大道。”如同史蒂文·利维在他1984年出版的著作《黑客：计算机革命的英雄》中所说，三代年轻的电脑程序员有意带领其他人脱离IBM及其集权化的大型主机，使电脑成为今天的这个样子。   　　60年代至70年代早期，第一代黑客聚集在大学计算机系的教室里，利用分时技术把主机变成了事实上的个人计算机，扩大了计算机的使用范围。第二代黑客在70年代后期发明并生产了个人计算机。这些非学院出身的黑客是坚定的反文化分子。乔布斯和史蒂夫·伍兹尼亚克在成功建立苹果公司前，曾经开发和销售用于免费打电话的非法设备“蓝匣子”。设计了第一台便携式计算机“奥斯伯恩一号”的李·费尔森斯坦则是新左派激进分子，曾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著名地下刊物Barb写过文章。   　　大学生退学在当时成为时尚，这些学生同时也走出了学术界厌商的传统。“做自己的事情”很快演变成“建立你自己的企业”。被大型机构拒之门外以后，嬉皮士们在小企业中找到了天地。他们在服务方面表现出的诚心和奉献精神吸引了零售商和顾客，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年纪轻轻就已腰缠万贯。商业上的成功使他们不愿放弃反主流文化的价值观。   　　第三代革命者是80年代早期的软件黑客，他们为个人计算机设计了各种应用、教育和娱乐程序。这当中的典型莫过于米彻·凯普，他发明的Lotus 1-2-3电子数据表程序促成了IBM PC的成功。第四代革命者在80年代后期登上舞台。他们发明了包罗万象的电子公告牌和自由平等的Usenet，还将美国国防部的ARPANET变成了一种叫做Internet的全球数字化流行病。   　　解放信息是网络的宗旨，今天这一宗旨已成为60年代自由意志论与90年代风险资本主义的一种奇特的混合物。在1998年和1999年风靡一时的自由软件运动，打的正是“自由”的旗号。旗手理查德·斯托尔曼和盖茨在70年代初几乎同时涉足计算机软件业，但两人走了截然不同的道路：盖茨写就“致软件爱好者的公开信”，要求停止软件盗版，最终在PC领域大获全胜，全球首富的金冠光耀世界；斯托尔曼则创建自由软件基金会，大力推广开放源代码的自由软件。   　　斯托尔曼反对把“自由软件”仅仅理解为“免费软件”，因为那样可能会陷入庸俗化而导致对此种软件的精神内涵的忽视。但是，解放信息的一个结果的确是让人们可以免费获取许多东西，由此造就了一种高技术礼品经济。开放源代码的Linux操作系统被当作在网上开发先进产品的一种由下而上、反对集权的模式的新典范。当然，并不仅仅是Linux超越了常规。分析家们惊叹，每天用户都在通过电子邮件、邮件列表、论坛、在线会议、社交媒介、即时通信、手机和网站等等交流免费信息，这已经变成了一种日常活动。   　　“免费的就是美好的”是所有网民的一个基本信条。对互联网净土被商业利益污染的愤怒已成为过去，但是，人们对“免费”的期望依然不减。“免费”的背后是对客户“人心”的争夺。在一种纯技术的价格越来越微不足道的环境中，需要重新界定经济价值观。价格下降的趋势迟早会使几乎所有硬件或软件不再具有现在的价值。真正的价值将在于同顾客建立起长期的关系。

这几天，英国的不少媒体人很激愤，因为它们将面临新的监管机制——3月18日，英国主要政党达成了新的媒体监管协议，同意成立一个新的独立媒体监管机构。 虽然一些习惯了标题党的媒体打出了“英国媒体面临‘史上最严厉’监管”之类的标题，但正如财新驻伦敦记者张翃昨天写的那样，类似评价是一种误读： “虽被称为‘英国史上最严厉’，但18日凌晨达成的这项媒体监管制度并没有太大的强制力。首先，协议的核心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监管机构，但该机构非政府直接管辖，而是媒体自治，且媒体并无加入的义务。……其次，该机构的法律地位并非由法律奠定，而是通过‘皇室特许状’（Royal Charter）创立。也就是说，英国仍然不会有专门针对新闻媒体的法律。事实上，这点正是几个月来监管改革谈判胶着的原因所在。” 媒体的监管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长期浸淫在中国的特殊媒体制度之下的人，很容易丧失对这一议题复杂性的理解：以为欧美的“自由世界”不存在什么监管的问题，以为只要让某个部门消失，中国媒体面临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种想法，很傻很天真。 像任何行业一样，媒体天然抗拒监管。而媒体特殊的社会功能也要求它必须拥有独立的地位，避免其他力量的干扰。因此，媒体自治普遍被认为是最好的模式。 但问题在于：媒体自治这件事，到底靠不靠谱？甚至从哲学意义上而言，真正意义上的自治到底存不存在？ 从很大程度上说，英国媒体面临的新监管机制，是它们自作自受的结果。如果没有《世界新闻报》的“窃听门”，也就没有今天的这桩事。丑闻的爆发，证明英国媒体目前的自治是无效的，改革是必需的。至于怎样改，是由政府直接插手，还是在媒体间达成一种更有效的自治方式，则是另一个话题。 英国同行的遭遇，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假设——嗯，仅仅是假设而已。假设在当今的中国，我们举行一场全民公投来决定对媒体的监管方式，在“媒体自治”与“政府设立机构进行管制”之间，民众会怎样选择？ 媒体人当然会投票给自治。而且，我相信会有不少媒体同行信心满满地认为民众会投票给自治。但老实说，我真的不乐观。 想想那些曾经被不靠谱的新闻报道伤害或欺骗的当事人，想想那些已经对媒体初具辨别力的受众，想想网络上对某些新闻报道如潮的骂声，甚至想想那些侵犯同行著作权的媒体人，民众真的会对一个要求自治的所谓媒体共同体怀有信心吗？ 媒体的独立性被干涉之后造成的后果往往是隐性的，但无效的媒体自治带来的负面后果却是显性的，媒体最终只能自食其果。媒体人如果不能真正具备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约束、自我管辖、自我净化的能力，那么无论是在专制社会还是在民主社会，都永远得不到自治的地位。——可惜的是，这种反求诸己的能力正是习惯于指点江山的媒体人极易缺乏的。 正如新闻史上那份经典报告的名字：“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这里的“自由”和“负责”，不是因果关系，不是时间先后的关系，而是互相依存、缺一不可的关系。 ◆ 本文首发于方可成的微信公众账号“新闻实验室 The News Lab”。欢迎关注，期待与你产生化学反应。 关注方法1：打开微信，选择“扫一扫”，扫描下面的二维码 关注方法2：打开微信，在添加朋友中搜索newslab

互动性及网络化思维 ——传统媒体向新媒体学习什么？ 互动与主体性相关，作为人，我们不是以这种方式，就是以那种方式互动。我们不仅移动我们的身体使之适应各种交流情境，而且，我们也对自己观看、触摸、阅读和使用的东西加以理解、思考和谈论 什么是互动性？     互动性是新媒体的一个处于核心位置的关键词汇。它的含义是多层面的，但常常被泛化得失去了本来意义，变成了“万金油”，以致人们在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往往不知所云。     互动的一个基础含义是：某种直接行动会带来即刻的后果，也就是即时的反馈。这是建立在交换之上的，即存在某种传－受关系。如果这样的关系是双向的，我们就可以称其为“互动”。它的一个基本模式是“输入－反馈－输出”。     我们知道，电脑总是要求使用者做一些“互动”的事情：揿下某些按钮，敲入某些答案，移动某些物体或是解决某些谜团。使用者有能力改变他们获取的信息和娱乐内容的许多方面，他们可以同时接受多种信息流，对持续不断的信息干扰安之若素，也懂得通过试错及时作出多种决策。这种情形在游戏玩家穿行于虚拟世界时最为常见，威廉·吉布森正是因为观察到此种现象才提出“赛博空间”（Cyberspace）的概念。①     不像“观看”的体验，有控制的互动是“使用”的、体验的，不是必需的组成部分。也正是这种互动性使电脑成为一种有力的书写、设计和计算工具。莱夫·马诺维奇在《新媒体的语言》中说：“称网络媒体为‘互动的’没什么意义——那只是说出了有关计算机的最基本的事实而已。”②     马诺维奇发现，如果将互动定义得过于广泛无助于人们的理解，所以他只在身体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并且限定在计算机的使用上，即集中于我们的身体对计算机做了些什么。然而，真正的互动既有身体因素，也有心理因素。只有当互动获得了心理维度，它才能够进入文化实践的层面。否则，你怎么能肯定点击一个链接就是互动的，而翻开一页书纸、使用遥控器换一个频道就不是互动的？互动与主体性相关，作为人，我们不是以这种方式，就是以那种方式互动。我们不仅移动我们的身体使之适应各种交流情境，而且，我们也对自己观看、触摸、阅读和使用的东西加以理解、思考和谈论。 互动的背后是个人的自主     在互动的背后，一个根本性的概念是个人的自主。首先，个人可以不必经他人允许或与他人合作而自行独立做很多事情。他们可以创造自己的表达，寻求自己需要的信息，大幅度减少对20世纪的商业性大众媒体的依赖。其次，同样重要的是，个人可以同他人结成松散的联系以便从事更多的活动，这种联系不必是正式组织中的那种稳定持久的关系，但它绝非不能达成有效的合作。随着相距遥远的个人之间形成的合作越来越普遍，共同开展网络事业的想法有了良好的实践基础，个人能够选择的项目范围也大幅增加了。     网络互动性所造成的个人自主性是一种实际的生活体验，而不是书斋里的哲学概念。就人们同传统媒体的关系来说，由于有了新媒体的存在，他们更不易被过去的媒体“守门人”（Gatekeeper）所操纵了。在《我们即媒体：受众如何塑造未来的新闻与信息》一文中，两位作者谢恩·鲍曼和克里斯·威利斯指出：“可敬的新闻业发现自己处在历史上的一个罕见关头，破天荒地，它的新闻守门人角色不仅被新技术和竞争力量所威胁，而且可能被它所服务的受众所动摇。”③     “假如你有某种思想，无论是好的、坏的还是不偏不倚的，要想传播给2.5亿美国人，你的选择是十分有限的。想让你的思想出现在《纽约时报》、《时代》或《60分钟》栏目上，你将不得不游说某个人——通常是坐在曼哈顿或洛杉矶办公室里的年长的白人男性——使他相信你的思想是有价值的。他将从两个方面审查你的思想：第一，看它是否符合他自己的成见；第二，看它有无商业上的吸引力，能否引来受众或赞助者从而为他的公司赚取利润。”④这个人就是传播理论中的所谓“守门人”。     而互联网是一个缺乏守门人的论坛。像博客显示的那样，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计算机和网络账号都可以成为出版商。在网络上，你可以接触到成千上万的潜在读者而无需花费多大成本；并且，你不需要说服编辑、出版商或制片人，同意你的思想值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新媒体提供了沟通的替代性平台，所以，它节制了传统大众媒体的权力。而且，对任何个人来说，世界是什么和世界应该是什么的看法变得极为多元化，这使得个人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把握自己的生活，认识到更为广泛的可能性，并因此获得更丰富的观照以衡量自己做出的实际选择。 “网络化”思维从“一对一”到“多对多”     这种变化要求我们应具备一种“网络化”的思维。有关互动的思考必须既包括我们对新媒介技术的使用体验，也包括众多的体验对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和文化的促进。有哪些文化实践得以借助互动而形成？被动的主体怎样变成了互动的主体？开博客，建立网络相册，上传自己拍摄的影像，使用Skype免费聊天，这些似乎都是互动行为；但它们都不是因果关系中简单的输入输出。它们意味着生产与消费的角色和关系的变化；意味着观众现在有力量积极参与到一个作品或一起事件的演变过程中，对其内容和形式施加影响和引发变化；意味着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增加。所以，如果有人向你兜售说，他们把“互动性”内嵌在要你购买的某项技术中，你基本上可以肯定，这项技术可能没有那么互动。     总的来看，旧媒体使用两分法把世界划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大阵营，我们不是作者就是读者，不是传播者就是观看者，不是表演者就是欣赏者。这是一种“一对多”的传播，而新媒体与此相反，是一种“多对多”的传播。它使每个人不仅有听的机会，而且有说的条件。换言之，新媒体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互动性，旧媒体经常招致批评的权力欲和与大众的距离感似乎都不复存在。     拥有更快捷的互动媒介的年轻一代正在把他们的行为从单纯对媒介的消费中转变过来。比如，当他们观看在线视频的时候，看似和电视没什么两样，但他们却有机会针对这些素材发表评论、分享、贴上标签、评分或者排名，当然还可以和世界上其他的观众一起讨论。丹·希尔在一篇题为《为什么 会成为一种新媒介》的文章中指出，这部电视剧的观众不仅仅是观众——他们协同创造了一部围绕此剧的内容汇编，可以叫做《迷失百科全书》（Lostpedia）。⑤换句话说，甚至当他们看电视的时候，很多互联网用户都会相互参与进来，而和这种参与相关的行为同消极的消费行为存在区别。 报纸如何改善互动？     报纸可以考虑在自己的网站上建立一个读者门户，为读者提供有用的工具和直截了当的交流方法，帮助打造网络媒体品牌。具体而言，这样的门户可以包含如下内容：     * 良好的博客服务。该门户需提供博客服务，报纸的记者和编辑都应开设博客，以便同读者进行直接而双向的交流。这样做不仅可以帮助读者认知一家报社是怎样开展工作的，也可以帮助记者和编辑积累个人声誉。更加重要的是，博客评论也成为报社观察自身工作的窗口。     * 跟帖管理。纽约时报的网站被广泛认可为世界上最好也最有创新的媒体网站之一。它建立在纽约时报的两大优势之上：它所生产的一流的新闻和这样的新闻所吸引到的顶尖读者。所有读者的反馈都要经过编辑的审核。骂人的和从个人偏好出发的胡言乱语是不被容忍的。副总编辑乔纳森·兰德曼指出：“没有任何一条宪法权利来保证你的评论必须被发表。如果它是毁谤性的或者愚蠢的或者带有其他目的的，那么，这样的评论意义何在，又有什么益处？”⑥结果不是促进编读之间的关系，不是使事情朝着良好方向发展，反而有悖于互动讨论的意义。     这种一流的对话也改进了编辑内容。“编辑们看这些评论，然后他们针对某种仍然可能需要的编辑工作得出结论。例如，你可以发现，人们可能还不理解某个事情。事情还未明朗，所以你得想办法使之明朗。你可能得到另外的事实，你的某个解释也可能被挑战，那么你就不得不以某种方式调整它们。”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纽约时报的读者一直在参与编辑工作，即使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这件事。     * 更新名单。很多报纸网站忽略的一个要件是：提供报纸全体编采人员的名单。例如，《波士顿环球报》在网站上辟了一个专门的板块，刊登编辑部名单，包括每个人的分工和所属部门。这样的名录应该包括每个编采人员的个人小传，同时，由于新闻从业人员的流动性，应经常进行资料更新。这些名单的提供便于读者与客户、媒体间开展广泛而深入的联动。     * 公布规则。可集中刊登可检索的由报社制订的所有新闻政策。这些政策可能与职业道德、写作要求、博客与微博客守则以及有关匿名消息来源的规定等等相关。公开行业规则，对于加强自律和他律很有必要。为方便互动的开展，可提供一种意见反馈的专门渠道与格式。纽约时报要求读者通过电子邮件提交他们所发现的各种问题，并予以更正。该报很重视这件事，2011年共刊登了3500个更正启事。如果更正的渠道与程序能够更加优化，会有利于激发参与者的主动性与忠诚度，同时也向读者提供一种保证：报纸是重视文章的精确性的。     * 鼓励使用社会媒介。媒体应该鼓励员工使用微博和SNS。这些社会性媒介不仅是内容传播平台，也是新闻采集工具，能够帮助读者同记者、编辑建立直接联系，增强媒体的亲和力和可信度。社会性媒介打造了一条“无摩擦”地到达读者的通路。与此同时，媒体成员在社会性媒介上的活动也受到监视，如果消息不准确、态度不友好或者品位有问题，就会给组织惹来麻烦，所以，推出合理有效的社会媒介使用管理规范很有必要，如在声音多元化的情况下，强调统一性原则或积极价值观。     注释：     ①威廉·吉布森著，雷丽敏译：《神经浪游者》，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②Manovich, Lev,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1, p. 55.      ③Bowman, Shayne and Chris Willis, “We Media: How Audience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www.hypergene.net/wemedia/weblog.php?id=P42.     ④Wallace, Jonathan and Mark Mangan, Sex, Laws, and Cyberspace, New York: Henry Holt & Company, 1996, Introduction, p.3.     ⑤Hill, Dan, “Why Lost Is Genuinely New Media”, March 27, 2006, http://www.cityofsound.com/blog/2006/03/why_lost_is_ge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