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之路

接到一个记者的私信，说到这样一件事情。接到上司的采访工作安排，联系新西兰地震中被困中国学生的家人。对方接到电话，明确地表示，自己不想接受采访，并且提醒记者，不要老打电话，因为他正在等待中国驻新西兰使馆打来的电话，等待亲人的最新消息。 记者当然理解家人的心情，但上司却不这样想，对于上司来说，最迫切的是能够获得对这位家人的采访机会，让自己的报道和版面显得丰富，或者在他眼中，更加有人情味，于是要求记者要拿出“磨”的精神，甚至是“忽悠”，务必要说服家人来做这个访问。 年轻的同行觉得很无助，因为她清楚地明白，自己不想再去打扰对方，可摆在面前的现实又让她很难选择，因为对抗上司的结果，很可能被视为不够进取，意味着不再能获得好的工作安排。 这样的困惑，这样的冲突，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在如何报道灾难事件的同时，顾及灾民或者受害者家 人感受的问题，曾经有过一些讨论，不多，很零碎，但是至少已经开始。这是因为到第一线采访的记者人数多了，不像以往只有几家媒体，加上网络传播的延伸，使 得越来越多人关注到记者在前线的采访手法。所有的讨论其实就是集中在这样的问题上：采访到底是为了什么？ 采访这些突发灾难事件，为的是让外界能够了解到灾难的状况、灾民所受到的影响，这样可以让外界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帮助。采访灾民也好，受难者家人也 好，是希望透过她们的描述，让远离现场的人，能够有更加深切的感受。但是所有的这些访问，除非对方是官员，或者是为了揭露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不然的话， 都需要获得被访者的同意。 这样的讨论，最近在香港会有不少，特别是在菲律宾人质事件的报道中，是不是一定要想尽办法采访到受害者家人，在媒体人当中有不少的讨论。因为在后方 上司的压力下，有的记者选择尊重家人的意愿，有的则选择听从上司的安排——不过，这样的访问播出之后，遭到了不少的批评，也有媒体人在网络上发起“向上司 说不”的行动，因为如果说，关系到公众知情权才称得上是新闻的话，那些受害者家人的眼泪和悲伤，对于媒体来说，只是提升收视率的手段，对于有的受众来说， 只是一种挂着所谓同情心招牌的消遣。 做还是不做，除了媒体中有决定权的那些上司，其实受众也能够施压一定的影响，让媒体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展现人文情怀。因为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大部分人，总是希望看到这些灾难中受害者的眼泪和悲伤，以为这是展示自己同情心和爱心的良机，媒体就会毫不犹豫地迎合这种需求。 遭受了灾难，有的人可以通过其他人的聆听，来分担心中的苦痛；而有的人，不愿再提及伤痛，因为一次次的提起，都是一次次的揭开伤疤。正因为这样，他 们对于媒体，对于关心他们的别人，会有不同的态度和期待。作为公众，作为媒体，如果分不清楚这些，常常会带着好意伤害其中的一些人。 而这种伤害，相信没有人希望发生，除非真的把灾难看成媒体的机会，或者让自己远离灾难，将其当成一部大片来看。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03.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爱国”成了一件敏感的事。特别在互联网上，有人把爱国与“爱政府”等同，对爱国的正义性提出质疑。在怀疑主义盛行的时代，这种论调搅乱了舆论场，形成了一股诋毁爱国主义的邪气。 爱国光明正大，无论是有理论素养的人还是普通劳动者，谈到爱国大概没人会往“政府办公大楼”那里想。作为悠久文明和现实生活的承载物，中国的国家概念极其丰富，把政府从国家的概念中先剥离出来再强行粘合，这是一些人搞的政治游戏，决非爱国主义情感本身就有的困惑。 有一个值得我们爱的“中国”真实存在，它既是文化的，精神的，也是物理的。本次利比亚危机中，有个“中国”派出军舰和飞机从动荡中撤出数万中方人员，举世震动。对得到救助的人来说，以及对撤侨不力并因此受到批评的欧美领导人来说，这个“中国”都是真真切切的，我们爱国爱的就是这个中国。 新世纪的中国在全世界被广泛感知，无论在华盛顿，还是在东京、首尔，人们不厌其烦地谈论“中国崛起”，而非“中国政府的崛起”，在世界各地，中国因为发展快，机会多，有活力，而被羡慕甚至妒忌。强大的中国还招来可以理解的猜忌和防范。但有恨就有爱，爱她的就是我们。 “中国”概念的容量大得惊人，它包括长江黄河，包括各族人民，也包括政府。长江黄河有时泛滥，民族之间历史上有过恩怨，政府有的好，有的不争气。但就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出生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就希望她好。不仅我们要自己好，我们也希望国家好。因此当有人分裂国家时，我们就反对。当中国运动员拿了冠军时，我们就高兴。这是很普通的情感，英国人、法国人也像我们这样热爱他们的国家。 一些有政治谋算的人质疑爱国，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攻击政府。但请他们今后识大体，要想找当局的茬，请到别的领域去找，别朝中国人感情中最纯朴的那部分下手。从岳飞、文天祥，到戚继光、张自忠，他们都是中国人心中的爱国者，我们从没有质问过他们当时那样做，是否包含“爱朝廷”的成分。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各种思潮激烈竞争，怀疑一切变得相当强势。然而中华民族的一些思想及道德底线必须得到坚守，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爱国主义。国之大，历史之长，唯有强大的爱国主义，才能保障其不断不毁。有人说，我只要我个人的自由和好日子，国之兴衰与我何干？作为市井的一句牢骚，此话无对无错，但如果有人把它作为主张在社会上推动，这样的人必须受到抵制。 国家是保卫公民利益的最外部的一道屏障，中国历史上有过多少国破而民生凋敝的教训！有人说爱国应当改为“爱人类”，少数人的这种情怀是高尚的，它可以指导他们的个人人生，但用“人类”代替决不是当前国际政治的现实。个人也没必要把这种个性选择向整个中国社会炫耀。 爱国不是罪，如果有一天“爱国”不再是中文的褒义词，那可真是我们这些中国人的悲哀。▲ 英文版本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03.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环球时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时代周报 第119期 在近期新闻出版总署发起的学术期刊整顿行动中，《博览》等8种期刊“黑榜”有名，受到停业整顿、警告、通报批评等处罚。——本报记者 郭杨 摄 本报记者 韩玮 实习生 王维 发自上海          2月28日，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中国包装科技博览》停刊消息的第5天，时代周报记者却“意外”地收到了该刊物的用稿通知。这封盖有编辑部红章的来信写道，您撰写的×××一文，经我杂志社严格评审，予以采用，拟于2011年3月编辑出版。 　　《中国包装科技博览》，现名《中国科技博览》（以下简称《博览》），是由中国包装总公司主管主办的国家级学术期刊。在近期新闻出版总署发起的学术期刊整顿行动中，《博览》、《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管理观察》等8种期刊“黑榜”有名，受到停业整顿、警告、通报批评等处罚。 　　然而，几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博览》已从这场整顿风波中全身而退。“整改是去年12月的事，消息最近才传出。当时，期刊内部出了些问题，但现在，已经照常复刊了。”一名该杂志人士如是回答时代周报的投稿咨询。不过，整顿后的《博览》一如往昔，忽视学术质量、依靠版面费营利、期刊功能异化等问题依旧整而未改。 　　 买卖论文产业规模超5亿 　　在《博览》上发表论文要比想象中容易得多。2月27日下午，时代周报记者通过百度搜索联系到《博览》的编辑方臧（化名），其QQ签名毫不避讳地写着，《中国科技博览》等多种刊物正在征稿中。 　　“2007年，我国买卖论文‘产业’规模为1.8亿-5.4亿元，论文购买者遍布高校、研究单位，搜索引擎是到达买卖论文网站的主要途径。”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沈阳在长达3年的调研中发现，包括高额营利性版面费市场在内，论文买卖的主要技术手段便是网络。 　　QQ另一头的方臧，自称负责《博览》第12期的征稿工作。据其介绍，这是一本“国家级”期刊。一般来说，由党中央、国务院以及所属各部门，或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民主党派和全国性人民团体主办的期刊及国家一级专业学会主办的会刊才能被提至“国家级”的高度。 　　而在高级别的好期刊上发表论文非常不易。《中国经济史研究》同属“国家级”期刊，其副主编高超群告诉时代周报，在正规期刊上发表论文须通过投稿、选稿、刊发三大流程。从作者投稿到论文发表，短则个把月，长则半年，甚至更久。 　　按照《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稿机制，个人编辑不得接受投稿。投稿者须将论文统一发至公共邮箱，接受编辑部的第一轮筛选。未被淘汰的稿件进入匿名审稿环节，由两三位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评估文章质量，其间，教授一般会提出修改意见，与之对应，作者将重新返工三至四轮。过关的论文才有资格“竞争上版”，即，编辑部公开决议，从备选论文里优中选优。 　　然而，《博览》征选论文却简单得多。27日下午，时代周报记者向方臧投稿，次日早上便收到了录用通知。据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其间，该论文确实经过了“严格”的评审。首先，内容审核。这是指论文题材是否触及敏感话题，比如，人权问题是被枪毙的主题之一。其次，全网络数据库抄袭对比率审核，这一数值只要低于50%即意味通过。 　　上述两项技术性指标显示“安全”后，《博览》的投稿者将收到一张用稿通知，同时也是缴费通知。据方臧介绍，《博览》文章每版2500-3000字，最低收费400元，可以“杂志、资料费”之名开具发票，但须另交10%的税款。 　　据时代周报了解，400元一版的收费接近行价。与《博览》面向类似客户群，并与之有过合作的期刊《中国科技纵横》，其收费标准为每版2500字，500元，友情最低价400元，开发票时另交7.5%的税款。 　　在《中国科技纵横》的徐编辑看来，由于国家未对学术期刊实行补助，为了生存，收取版面费成了无奈之举。但与之相对，高超群则坦言，《中国经济史研究》从不依赖版面费，而且，尽管论文的稿酬不高，但成功发表后，作者一般都有接近千字百元的收入。 　　 卖版面求生存 　　卖版面求生存，对于《博览》来说，此条解释成立吗？ 　　在北京市新闻出版（版权）局的网站上，以《中国科技博览》的刊号“CN11-4450/T”查询，检索所得杂志为《中国包装科技博览》，刊期为半月刊，然而，《中国科技博览》却以旬刊的频率出刊，3月末期实为2011年的第12期。 　　与此同时，时代周报记者从上海图书馆处得知，按照字母顺序，《博览》一般被置于书架的“T”栏，这与该刊刊号“CN11-4450/T”中的学科分类号“T”含义一致，说明这是一本工业技术类刊物。不过，方臧却告诉意欲投稿的时代周报记者，该刊为综合性刊物，其中设有诸多子专栏，基本涵盖了所有的研究领域。 　　以2010年第32期《博览》为例，全刊收录论文500篇，至少涉及机械、建筑、教学、影视、医药、房地产等十多个学科领域。而且，文章编排凌乱，前后不搭。比如，序号27-30四篇论文探讨的主题分别是水库设计、电控发动机、中国传统艺术以及昆明的交通现状。更“离奇”的是，同年的第17期中，竟有80余名来自黑龙江省大庆市的作者“组团”在该刊发表了论文。 　　“什么文章都可以发表，这是导致《博览》停刊的最终原因。”徐编辑如是分析道。而据新闻出版总署近日披露，《博览》之罪在于“偏离办刊宗旨刊发学术论文”。事实上，这是目前被查处的8种期刊的通病。 　　其中，《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刊号CN11-4406/N，属于自然科学类刊物，但该杂志中却设有财税金融、管理研究、工程管理等专栏；《现代企业文化》本为综合性文化刊物，目前则一月三刊，上期为纯商业性杂志，中、下期刊登学术论文，涉猎学科广泛。而被通报批评的《管理观察》报批时隶属“经济类”刊物，并以“国内具有影响力的综合经济管理类优秀期刊”自居，但1月中旬出版的最新一期中却有不少诸如《老年人照料中的心理抚慰需求分析》、《浅析大学英语词汇学习策略》等论文。 　　“一些期刊刊载论文数量过多，最多的每期甚至刊发200余篇，由于缺乏必要的审核和把关，论文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少数期刊超越办刊宗旨及业务范围，所刊发论文几乎无所不包。”2月23日，在京举行的“加强学术期刊管理”座谈会上，《博览》等刊物成为众矢之的，并被指称“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学术质量、以收取版面费牟利，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出版秩序，对期刊界和学术界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如果给《博览》算一笔账：一月3期，一期500篇论文，每篇1-2个页码，每个版面索价400元，那么，1年内，其依靠版面就能“敛财”近千万，而这无疑大大超出了一个期刊杂志社的生存所需。 　 　办刊资金应该“国进民退” 　　“不要揭露这些学术期刊，如果它们被取消了，你叫那些‘白天愁论文，晚上愁嫁（娶）人’的硕士、博士怎么办？”上海交通大学一名已顺利完成论文指标的在读硕士不但不排斥，反而有些“心疼”遭受处罚的《博览》等刊物。 　　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以论文数量、刊物等级为指标的学术成果考核方式在高等院校推行，最初面向教师，而等到90年代中期，整套论文考核体系逐渐推广至研究生以及各行各业。目前，上海多数高校对硕士研究生分派的学术指标为至少发表一篇论文，但对刊物级别的要求各有不同，而博士研究生的任务是2-3篇。 　　然而，随着中国的高等教育迅速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目前的学术刊物根本无法满足激增的发稿需求。据国家教育部统计，截至2009年9月，796所高校共有在校研究生（包括国家任务、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三类）近140.5万人。而我国文献计量所认可的“高水平”期刊只有千余种。比如，北京大学出版社《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4年版共评选出1798种核心期刊；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主办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2007-2008年则遴选了1083种期刊。 　　大量教师、学生以及社会人士发表论文的需求，直接推动了学术刊物如火如荼地收取版面费。方臧甚至表示，如果有人愿意代理论文发表业务，为《博览》等杂志提供稿源，那么，其愿意以每版300元的低价收取论文，留下至少100元的利润空间。 　　“政府应主动优化现有的项目评审、职称评定、成果评价、奖项评选制度，全面梳理论文需求市场，把各行各业没有研究需求却有论文发表要求的人群，从论文枷锁中解脱出来，比如中小学教师、媒体记者、行政人员等。”在主张取缔版面费的沈阳教授看来，根本之策是从源头上斩断我国当前论文市场的畸形需求。 　　不过，如果彻底关闭这个灰色市场，期刊杂志社将面临一场灾难。一位核心期刊的前主编告诉时代周报，该刊物原属事业单位，由政府划拨经费，但近年来出版单位实行“企业化改制”后，杂志社不仅必须自负盈亏，还要完成主管部门每年下达的创收指标。有着学术洁癖的他最终离开了那个“以学术之名行敛财之实”的单位。 　　一边是学界的口诛笔伐，另一边是背负的经济压力，对于夹在缝中的学术期刊，沈阳建议道，这部分办刊资金，应该“国进民退”，也就是，督促教育部、科技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等政府部门以及若干出版企业联合建立稳定的国家学术出版基金，包括从国家部委每年下拨的科研经费中提取一定比例，以此支撑学术期刊。同时，在此基础上，严禁学术期刊收取任何版面费用。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05.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时代周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时代周报 第119期 张铁志        战后台湾的政治转型史就是一部知识分子介入政治与社会的历史。 　　在台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不能自由呼吸的黑暗时代，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被威权统治者无情地镇压。他们试图点起烛光，却一再被强制熄灭。还好这些微弱的火光在漆黑的密道中传递下去，影响一代又一代。 　　到了60年代与70年代的转换时刻，台湾开始从高度窒息的时代缓慢解放出来，旧的政治地壳开始松动，知识分子也出现新的历史角色。 　　 智者与权者的结合 　　60年代末，白色恐怖进入尾声。1969年，国民党政府首次进行来台之后的中央民意代表的补选，决定性地影响了日后台湾政治的巨大变动。1971年，国民党政府退出联合国以及保钓运动两大事件，撼动刺激了台湾社会，也危及威权体制的威信与正当性，再加上蒋经国准备接班，更积极拔擢年轻知识分子，使得知识分子开始跃上政治舞台。 　　当时最主要的集结点是《大学杂志》。这份创刊于1968年的杂志原本只是份知识青年办的思想性刊物，但1970年改组加入许多新生代知识分子。用当时主要参与者张俊宏的话说，这分杂志代表“智者和权者的结合”。回望历史，这也是战后成长于台湾的新生代知识分子首次汇聚力量，并且是外省和本省知识分子的首次合作（后来也分裂了）。 　　之所以是智者与权者的结合，是因为1970年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森在蒋经国鼓励下举办一场与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座谈，后来这群人开始筹办杂志，并决定集体加入《大学杂志》，因此《大学杂志》俨然成为一份和国民党改革力量结合的刊物，并在70年代初期成为重要的政治改革声音。 　　1971年10月，《大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引起舆论界相当关注的长文《台湾社会力分析》，由许信良和张俊宏（两人当时都还在国民党内）撰写。另有由杨国枢等15人联合署名发表《国是诤言》，分别从人权、经济、司法、立法、监察等方面提出建言，再次引起震撼。1972年，《大学杂志》庆祝四周年纪念，推出《国是九论》，尖锐的批判挑战官方容忍程度。文章之外，他们也进入校园，如在1971年与台大学生会举办“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座谈会”等，结合当时从保钓运动开始的校园运动。 　　这些尖锐意见与行动一方面引起内部不同意见，另一方面更让国民党高层担心失控，毕竟这个杂志是在国民党支持下发展，可以说是蒋经国利用他们在探测社会舆论，所以一旦高层发现事态逐渐不可控制，就试图降温，《大学杂志》内部因而在1973年1月分裂。 　　《大学杂志》的知识分子集团此后分成三股力量，自由派的学院知识分子加入联合报系办的《中国论坛》杂志，左翼知识分子成立《夏潮》，而张俊宏、许信良等人则走向政治运动。1975年担任民意代表的党外政治人物康宁祥、黄信介与张俊宏共同创办《台湾政论》，成为第一个完全是本土政治力量集结的刊物，是“新生代在野政治人物，和大学杂志时期的知识分子间的桥梁”（康宁祥语）。 　　此时党外反对运动逐渐兴起。知识分子的启蒙角色与反对运动的逐渐组织化，在威权体制下一步步打开政治空间。1979年创办的《美丽岛》杂志，是70年代逐渐形成的党外政治力量的最大汇集，但刊物本身仍然有浓厚的知识气息。不过，与之前刊物不一样的是，《美丽岛》杂志不只是论政，而且开始动员与组织群众。这也使得他们在1979年12月遭到镇压与逮捕。 　　在80年代，知识分子开始以更多元的角色介入在各个领域爆发的社会力，不论是政治反对运动、还是各种社会运动。在社会运动上有几个特色：一、他们以温和中产阶级专业者姿态建立新的NGO，如消费者保护文教基金会、妇女新知等团体。二、他们与草根群众建立起有机的结合，例如当时环保运动的主体是草根民众的“自力救济”知识分子则提供专业知识，对抗政府的话语。三、在1987年的民主化启动前，民众部门比较受到政府压制，社会地位较高的知识分子成为许多议题的重要发言人。 　　在政治领域，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投入直接反对运动，或是担任政治工作，或是参与“党外杂志”的编辑工作，为政治反对运动提供进一步的理念与论述，尤其相对于70年代的早期党外政治人物，这一批年轻知识分子更能与当时勃兴的社会运动结合。 　　此外，在政治反对运动和党国体制之外，几位自由派知识分子如胡佛、李鸿禧等台大教授鼓吹政府施政应回归宪法，废除不合宪法精神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他们的高度社会声望使其成为国民党与党外运动的中间传话者；例如当1986年9月民主进步党正式挑战法律成立时，这几位学者扮演关键角色，力劝蒋经国不应镇压。 　　也是在解严前后，台湾出现几份重要刊物如思想性杂志《当代》、创办以报道文学和摄影为主的《人间》杂志（作家陈映真创办），以及较小众的以学运知识分子为主的《南方》杂志。知识界开始引进许多新的西方批判性思潮如新马克思主义，这又影响新一代的知识青年。 　　1988年、1989年分别成立了两个知识分子团体“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和“澄社”，可以说是民主化乍现时期，知识分子的重要集结。前者是社会批判性强烈的学术刊物，后者则先是以早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的“论政”团体，后来加入许多新生代学者，两者在90年代前期人员颇多重叠，但后来渐行渐远，并各自代表90年代中期至今台湾知识界的不同立场。 　　 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 　　后解严期的前几年，由于媒体管制放松，出现许多新杂志和新报纸，提供了一个广大的言论空间，让台湾的论述领域十分热闹。许多学者恰好从国外带回来许多新的批判观念，为刚从戒严体制下解放出来的台湾提供许多不同面向的社会改革议程：性别、小区、族群、媒体批判等等。 　　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 　　但2000年之后，越来越多人感叹台湾公共知识分子的陨落，最近台湾“中研院”副院长王森教授也在《南方周末》发文指出这个现象在这两三年特别明显。 　　一般对此现象的解读，认为原因有三：第一，过去十年台湾学院中学术评鉴的专业化与数量化，让许多学院知识分子没有多余心力去参与公共事务，只能被捆绑在学院中。第二，台湾媒体的日益商业化与轻盈化，评论版面日益缩小，不愿刊登深度与严肃的论述性文章，这也使得知识分子难有发表与讨论的空间。第三，台湾政治的蓝绿分裂和“统独”问题从90年代中期开始日益严重，原先在80年代一度团结的知识分子群体在90年代纷纷分裂，如上述澄社和“台社”，或是在90年代初成立以“后现代激进政治”为特色的思想刊物《岛屿边缘》，甚至至今最长命的思想刊物《当代》杂志，都经历和此有关的分化。这种分裂自然削弱知识分子的社会力量。 　　平心而论，当前台湾的知识分子在引领社会进步上，确实没有十年以前的影响力大。但是知识分子并没有从公共领域中退出。报纸上仍然可见学院内知识分子的发言与社会批判，许多人仍然积极介入各种NGO，不论环保、性别还是司法改革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现象是当年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参与学生运动而被称为“学运世代”的一群人，现在许多人都是学术界、媒体界或是文化界的中坚分子，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也以不同角色介入社会。 　　在此刻，台湾最重要的社运议题可以说是“反国光石化”环保运动。这个运动让我们看到NGO团体、专家学者、文化人与一批新的年轻人如何共同合作推动一个运动：NGO团体负责组织动员，文化人写诗唱歌，专家学者则提供科学分析证明这个石化工厂可能造成的污染祸害（有一千多名专家学者联署反对）。 　　这个具体例子其实是台湾当前知识分子角色的缩影：许多知识分子仍然没有放弃在公共领域的舞台，但是他们已经不再是民主化前后期那样的启蒙之光，而是在公共领域中提供专业的分析或者思想与论述的深化。但这或许正是一个正常社会的状况。 　　无论如何，对知识分子最大的考验还是，当民主社会的“权者”依然掌握巨大统治权力，“智者”是要更多地与其结合，还是能维持知识的自主与尊严，去抵抗权力的压迫或者诱惑，建立一个独立丰盈的公共领域。 　　作者系台湾评论人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05.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时代周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