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令营

日期：2012年7月25日（星期三） 时间：20:00-22:00 地点：香港中文大学——玻璃房   讲者： 梁晓燕： 自然之友创始人，西部阳光基金会秘书长。从创办《知识分子》杂志、参与编辑影响一代知识分子的“走向未来”丛书，到创办“自然之友”、“天下溪”、“西部阳光”等民间机构，为了一个更好的社会，二十多年来梁晓燕一直在用行动坚持理想。她既是思考者，亦是践行者，从点滴做起培养中国公民社会的土壤。 闾丘露薇： 凤凰卫视新闻总监，以记者的身份见证历史，关注社会，著有《不分东西》《利比亚战地日记》等。她创办一五一十部落，致力于推广公民记者的理念，提供 独立有价值的观点，推动公民意识成长。她认为中国现阶段最重要的是培养公民意识：“如果大家能够做好自己，尽到自己的责任，就会形成推动社会的力量。” 叶荫聪： 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讲师，著有《文化保育的前世今生》等。香港独立媒体创办人，为香港形塑不受政权、财团、政党支配的公众空间，充实公民社会组织，带动公众以不同角度深化社会、政治及文化议题。   叶荫聪： 80年代，我念中学的时候在澳门，大学才来香港。澳门是一个很平静小镇一样的地方。当时，香港在谈民主改革，同时大陆在谈政治改革，中学生不懂，但觉得有事情要发生，那时我第一次去翻看报纸政治版。大环境的情况对中学生非常重要。刚来香港念大学，适逢88年呼吁直选，虽然最后失败了。当时中大整个学校贴满大字报，小纸条，我还因此第一次去了维港。参与社团是大学生活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中学没参加社团，所以大学一定要去一次。我参加了国是学会，当时是比较激进的学生社团，大部分成员一年之后就会去学生报，做社运。现在回想往事，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的政治气氛是不是和80年代不一样了，我们学生是不是还有机会参与政治生活。   梁晓燕： 自然之友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在大暑这天，6家环保组织在10个城市倡导“适度凉爽，26度空调”。连续两年后，北京市出台了一条规定，所有公共建筑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而这项规定有没有被执行？若没有被执行政府采取措施了吗？我们去做了回访，发现大多数都不合格。再说说”限塑令“，自然之友会员组成的小组每年都会做一个限塑令实施报告，递交给政府。监督政府不要只颁布政令而不实施，行使我们的监督权和建议权。政府曾经试验垃圾分类，试验出来的垃圾分类率高到不可思议。我们怀疑这个数据，于是在那660个试验小区，守着垃圾桶，跟每个居民交谈，访问，看这个数据是否真实。 这样的项目其实成本不会很高，需要的是志愿者动员能力和信息收集整理能力。而这些动员能力、组织能力、达成具体目标的能力都是在日常生活中锻炼出来的。 政府需要更多动力和压力，我们要为弱势群体争取更多权利，争取更多公共资源。政府如何使用公共资源，百姓应有发言权。如果只有弱势群体组织起来，他们的声音是不能被听到的。把他们的声音放大，是一个社会机制的问题。最近北京又在关闭打工子弟学校，曾经有480所，现在不到100所。政令下来，很多打工子弟学校被迫关闭。而那些孩子有没有书念，是不是安置好了，这都没有人知道。 我们或许无法阻止罪恶的事情发生，但我们可以让做罪恶事情的人付出更多代价。当他要负的代价越来越大时，他需要做出的解释越来越多，他会有压力。或许就有了政策改变的可能。政府必须有承诺，有承诺我要盯着你的承诺。公共舆论也是需要组织的，共同关注，成为很大的声音，从而推动改革。我们行动的空间比过去多了，可以采用的手法也比以前多。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愿意参与的人，我们不能以不能改变些什么为借口。当我们把公众参与当常态去做，慢慢地，政府部门也会把它当作常态。 在中国社会中，有一个特别重要但鲜被关注的问题，那就是反歧视。敏感度强的人应该出来，不断发出反歧视的声音。如今，女大学生在就业中的歧视，被当作了常态。受到歧视的她们，有些会哭，但不见有人站出来反对这种歧视。还好，不久前出现了女大学生反对就业歧视的第一案。中国还存在对乙肝患者的歧视。中国的乙肝患者有一亿两千万，这样一个大的群体，被无根据地歧视着。后来，在反歧视运动的推动下，国家出台了反乙肝歧视的相关法规。你会发现，公共参与方面，原来做与不做，就是不一样。   闾丘露薇： 由于天气关系，我刚刚在深圳机场被滞留四个小时，期间我就在考虑，这件公共事务我该怎么参与。通常，我们喜欢评论别人如何参与公共生活，其实更实际的是，我们要思考，自己能够参与多少，承担多少。 我很感谢愿意出现在镜头面前，把自己当作个案分享的人。我在做有关性别歧视的报道时，找不到女性员工被性别歧视或性侵犯的个案，后来只做了一个广州大学生在培训时被性侵犯的极端个案。是因为没有个案吗？并不是。有个案，但没有人愿意出来讲。 光有媒体，或者光有NGO、学者都不行，需要这些人产生合力才能在社会上产生效应，才能得到决策者的回应。最近做了计划生育的报道，时机非常好，因为之后马上有强制引产事件。这样的事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但这个事件突然之间在网络上反映非常激烈。在一次研讨会上，一位计生委的老司长说：“我所到之处，血流成河”。他说到汶川看到失去孩子的妇女时都哭了，说应该对中国的妇女说声对不起。当时我想，我一定要采访他。有这样的人愿意站出来，表达观点，才能让我们媒体做出稍微有影响力的事情。 儿童性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没有媒体在我们后面跟进，只有几个媒体和NGO在做，效果非常小。大家可能觉得没有这样的事情，有个小男孩被人用气枪在肛门里充气，我觉得这当然是性侵，但是在网上有人说我思想太肮脏，想太多。 哈尔滨打算禁大狗，我很有兴趣，连写三篇专栏，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好机会，市民可以学如何自治，政府学如何与市民沟通，养狗的人去学习怎么与不爱狗的人交流，然后形成一个协商过的规则。哈尔滨的爱狗人士，有激烈的人要到省委大楼门口，爬到电线杆上去。他们做事有理有据，说只是宣传文明养狗。等他们到了省委就发现，上访的人也来了，一下子就好像很政治化。作为组织者要有应变的能力，决定要把活动控制在哪个程度。哈尔滨政府对这几位爱狗人士的行为没有反应。我告诉他们要用微博、网络，要让更多人知道，就他们这几个人不行。他们还要保持从容的姿态，不要被做成了事情的满足感腐蚀。 内地和香港一样，想争取大众媒体的关注很难，因为媒体的敏感度未必和普通人契合，媒体觉得重要的事情你可能觉得没什么可以关心的。你如果为了争取媒体的关注，用极端和戏剧化的炒作方式，如肢体冲突，需要留心到底能不能持续，或者导致大家的关注点偏离。背后的东西可能没有作为引子的事件那么有趣，但是不能被这些事件牵着鼻子走。   叶荫聪： 这几年很多香港人有很大的危机感，这当然有一些客观条件，但我觉得也有主观认识。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产生一个有行动力的认识，我们有一些分析会让自己没有行动能力。我以前把一些同学叫做armchair Marxist，不仅自己什么都不做，而且说的东西让别人也什么也不想做，大家等待革命爆发就好了。更坏的情况是变成虚无主义，虚无主义不一定虚无，也可能支持一些可怕的政治人物和政治理念。当人对世界非常悲观的时候，他们可能跳到另一个极端，他们可能突然没有理由地支持一个政权，比如德国人对法西斯的支持。 我觉得参与一些团体是很重要的。刚才梁老师讲到SoCO，其实我对它印象不是很好，但第一次带我去“笼屋”的就是SoCO，我那时作为一个大学生是不会自己做这样的事情的。虽然我不一定对SoCO有好印象，但我认为这个探访笼屋的经历是非常重要的。香港民间团体有一个缺点，它们从殖民地时代过来，财政多来源于西方国家，经营的独立性因此缺失。我认识到这个缺点，后来我们做独立媒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尽量不接受国外基金。现在，独立媒体60-70%左右的资金来自于本地社会，个人的捐款。就像独立媒体的资金多来源于本土社会，我觉得我们的生存条件应该与社会绑在一块，而不应该找政府、大商人或者某个外部的来源。现在中国有很多NGO，有好的有不好的，但至少数量比以前要多。现在志愿者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虽然有一些政府也用志愿者这个概念去招募年轻人，这个不太好。   叶荫聪： 国内现在有个说法叫“自媒体”，我认为它是有很大发展空间的。过去发表东西很难，但现在你可以自己生产内容，做媒体。过去有一段时间在中国“公民记者”这个概念很流行，现在没那么流行了。 闾丘露薇： 现在只是不用这个词了，其实更活跃。 叶荫聪： 访问艾晓明（注：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曾拍摄《我们的娃娃》《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纪录片）时我问，谁是她纪录片的观众。她说，观众通常是他拍的纪录片里面的人，以及与事件有关的人。这与主流的纪录片观众很不一样。她通过拍片来帮人维权。假设一个团体要做记者会，他们会找主流媒体，但这个团体本身不是这些媒体的观众。但是艾晓明的观众常常是她拍摄的那类人，虽然不一定是具体入镜的那些。艾晓明的纪录片是不是媒体？我以前不知道观众是纪录片出镜人的片子，是怎样的一种媒体。国内国外以前拍纪录片总是尽量进国外的影展，观众都不会在片子里面。她的片子传播的方式是很奇怪的，是一种新的传播方式。有些东西以前我们想过但是做不出来，现在媒体的可能性非常多，比我们理解中的“互联网”更多。比如现在我们有了YouTube，可以用Video回复Video。我觉得关键是我们怎样看待今天的条件。 闾丘露薇： 我做一五一十时想推广公民记者的概念，但在中国这是不能提的。我现在觉得很多时候名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把互联网利用起来。比如这次北京大雨，自媒体的表现力非常强，房山那边主流媒体都没有报道，都是靠网友拍摄的，甚至有网友专门跑去房山拍。   梁晓燕： 参与不是一个很高很远的东西，我很欣赏有两位同学讲，我们就是在学校里组织同学参加学校的事务。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要从身边开始参与，学校里也有很多公共事务，比如饭堂、老师教学等等。这些参与也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我不喜欢的别人很可能也不喜欢，只是我们还不习惯集体行动，让负责的人听到我们意见。我觉得我们做成一两次这样的事情，会很大地增强我们的信心。   =====================交流讨论环节=====================   营员： 我希望媒体对事情有持续性关注，而不是热点过了就过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关注这些过去了的热点，比如留守儿童，以及之前河北性侵的那个老师。一开始大家一边倒地去谩骂那个老师，可是有谁关注过教师的心理问题。 营员： 我在独立媒体的经验是公民记者如果有组织会更有效。中国如果真的要发展公民记者，搞这种组织是很难的。如果有了组织，公民记者和主流媒体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公民记者都组织化了，那和主流媒体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闾丘露薇： 其实性侵学生的老师更需要NGO的帮助，但是这个概念在中国是新鲜事物。这些人在社会上的状态是媒体应该关心的，中国的NGO很奇怪，喜欢关注媒体关注的热点，因为筹款会容易。 如果只有专业记者，没有新面孔，就失去了公民记者的意义。有些自媒体，报道的人就在现场，比如什邡，有当事人警察写的报道，这是很好的原始素材。至于报道质量的参差不齐，自然淘汰就好。如果有公民记者可以组织起来，其实也不一定要非常正式的组织，完全可以自己去网上找培训素材，这个完全可以自我培训。我觉得网络发达的情况下，每个人发展的空间都很大，没有一个单一的标准。 郭于华： 我觉得艾老师（注：艾晓明老师）的受众你很难说是谁，因为放在网上自由下载。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你一定能知道的。我们大学生在学习成长积累的过程中的优势，在于揭示、解释，而不像一般NGO着重行动。

梁文道 ：如果你认为公共参与是必要的，那么，你要明白，你参与公共生活的动机也许会使得我们所谓的公共生活产生变质、碎裂，甚至扭曲，这个我们稍后会讲。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时，认为只参与社会运动而不做理论研究是很肤浅的，比如我的同学周保松、卢思骋就是这样（笑），我曾以为搞学运就像做大学生运动会。 现在香港关心的是政治人物家中有没有僭建，说到僭建，我年轻时看到香港很多穷人的家很小，有些人没有地方住，我很同情他们。而当时有一群新社运分子，比如卢思骋，就在关怀他们。 我在念大学时，疑惑为什么有些人在社会上辛苦的工作，而政府拿他们交的税供我念书，交税的这些人可能曾经是我的同班同学，坐在我的旁边。出于正义感、同情心、悲悯，我开始觉得，关注他们，参与社会运动，好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汉娜•阿伦特对于公共生活有精彩的论述。她认为人绝对要有公共生活，且是非常古典希腊式公共生活。雅典人对公共生活非常重视，谈论政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在公共生活中证明你是谁。参与公共生活，展现自己做事的立场风格方法 就好像在登场演戏。公共美德不是私人美德，赞美别人很可爱是私人美德，而公共美德，或者说政治美德，则是在公共生活领域的美德，比如宽容、守诺言、以理服人、彼此欣赏、友谊。当你将私人美德带入到公共美德之中，则可能会出问题。比如说，你同情某些人不幸的遭遇，带着这样的动机参与公共生活，想在公共领域展现你的同情心，这个同情心会变质，从compassion变成pity（怜悯）。同情心与怜悯不同，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乞丐，你感受到他的苦痛，这是同情心；而如果你看到乞丐，给他钱，并告诉你的孩子“你看，他好惨，你不努力学习将来就会像他那样”，这是怜悯。 把私人美德带入公共美德，是很危险的。为什么这会有危险呢？阿伦特认为这有两种危险。在把这种情绪带到公共领域，试图翻译成公共语言中，会产生问题。私人生活中的语言带着某种道德感情，是无法用公共生活中的论述去阐述的。非常具体，个别。但公共领域中，大众是陌生的。把私人美德带入公共美德中，不仅会出现在革命中，也会出现在中港澳台的公共讨论当中。比如，你会听到，“你这么说话，你还有良心吗？”“你是真心的爱护人民、国家吗？”“如果你真的爱台湾，你怎么会推出这样的政策”。这在阿伦特看来，就会出现问题。 我们时常会见到这样的论述，“你不爱人民。”“你这个人没有良心。”“他有骨气”“你真的爱台湾，怎么会出这样的政策？”两岸三地都讲了太多爱。而在公共生活中，讲爱，是很难讲的。 我觉得最近几年，互联网时代，微博、Facebook（FB）这些工具，会带来一些问题、变化。比如用惯FB的人，可能不大去FB新闻，而他看到的新闻，是由朋友发布或分享的，慢慢地，他和朋友的价值观、想法越来越相似，在政治讨论中，可能越来越不能接受意见相左者。比如说，一个人在Facebook中说他不喜欢孔庆东，他的朋友可能会点like键，可能会留言说“孔庆东是狗”，慢慢地，语言越来越激进，而越激进的言语越有主导力。FB是公共领域吗？社交媒体让我们在表面上是公共，实际上是私人领域谈论政治。所以我们并没有公共领域的辩论，而这更进一步割裂了公共生活，很难有共同的基础，我们甚至连资讯的来源都不一样。 很多年前我们幻想，互联网会让我们对世界有更多了解，有更多沟通，会有更广阔公共空间。但实际上并不是。互联网在割裂，分散我们的公共生活。我很担心社交媒体和私人感情带去公共生活这两种现象合在一起，会对公共讨论产生负面影响，使它更混乱无序。 =====================交流讨论环节===================== 营员 ：我不认为堕胎是道德议题，你怎么看女人决定自己堕胎的权力？ 梁文道 ：你不能忽略堕胎是否是那个女人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但你同样不能忽略堕胎是一个道德议题，比如一个快成型的婴儿是否拥有生存的权力，当有权力诉求时，它就会变成一个道德议题。 营员 ：如果我们把公共生活理解为一个个鲜活的人的生活，那么可否避免你刚才提到的关注对象的泛化？ 梁文道 ：重点不在于你怎么理解一个社群，重点在于你带什么样的情感进入这个世界。因为感情首先是针对某个具体对象，而你一旦将这种个人情感带入到公共道德中，就会出现问题。 营员 ：我怀疑阿伦特的理论，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私人道德是不同，有钱人和穷人的道德可能不同，如果一个人的私人道德刚好是另外一个人的公共道德时，那怎么办？在一场讨论中，怎么明确区分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 梁文道 ：为什么在阿伦特看来，你的私人道德是我的公共道德这种事是不存在的？因为她看重的是要让公共实践舞台存在，公共领域中需要的是什么。公共领域需要的美德是virtue，virtue所指的美德是要素（element），不仅仅是好的要素。 营员 ：“参与公共生活中的动机”是不是也属于公共美德的一部分？如何看待功利参与？ 梁文道 ：不是说我们不要关注个人动机，你可以和朋友谈你的动机，只是，在公共参与中，我们不能拿动机去判断一件事情是否成功，动机不能作为公共讨论的要素。 周保松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参与公共可能需要付出代价，对个人来说，公共参与为什么是必要的？为什么我们不做一个free rider，去享受别人公共参与后的成果？ 关于部落化和碎裂化，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人总是生活在公共空间，不用那么悲观，另一种公共生活正在形成，我们都在学习，学习辩论、讨论。人总是有偏向的，就算没有网络，你买报纸都有倾向。人总是下意识去寻找自己认同的内容。我们作为个体，面对这种状态，能否对抗这种倾向。 梁文道 ：对于第二个问题，必须承认和志趣相投的朋友讨论很爽。人要常有自我怀疑的精神，比如说，你所知道的事情是不是就是真的了，这并不简单。而要多方面听取意见，尝试理解意见不同者的想法，则是更难。而至于微博，或许和保松相比我总是比较悲观。 民主政治的前提是每个人拥有民主生活的权力，好的生活内在包含了你需要民主政治。如果没有公共生活，还能不能叫好生活？没错，你可以做free rider，不过在我看来，这样的生活是不完满，同时，我甚至怀疑有没有单纯的完全没有公共生活的free rider存在。 希腊人所理解的乡下人，是只知道一种生活方式的人。在城市中，我们遭遇陌生，发现与自己不同的人。阿伦特提到的公共，就是陌生人的存在。当你呆在Facebook的熟人世界中，那时候你就是活在互联网时代的乡下人，因为你不遭遇陌生人，没有遭遇陌生的勇气、渴望和努力。

日期：2012年7月23日（星期一） 时间：下午4:00-6:00 地点：香港中文大学——蒙民伟楼710室 讲者： 张铁志 台湾文化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大学时期，他积极参加学生社团活动，搞社运、办读书会，受这些影响，他很相信知识介入社会的力量，并一直关注台湾民主化进程和公民社会发育过程。现在，张铁志任台湾与大陆多家媒体的专栏作家，参与多个NGO，积极参与社会改革。   张铁志： 我进大学的时候是1991年，处在学运时代（泛指80年代）的末尾，当时台湾已经开始政治改革，但谁也不知道改革会往哪方向转，算是个不确定的开始。这一背景下，大学时期的公共活动是非常多的，环保、教育、同性恋，我都积极参与，甚至情欲的议题都有。 很多朋友会问，目前大陆处于台湾民主化进程的哪个阶段？我认为这里存在一个本土化的问题，台湾的民主化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经验并不能完全复制。且复杂的历史也成了台湾目前民主的一大问题。 1970年代的保钓运动在台湾历史中的重要性被低估了。人们开始以爱国之名去挑战政治专制。校园里产生了对政治的讨论与关注，或许不能“民主在台湾”，但至少可以“民主在台大”，钱先生当时也参与其中。 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原来的ROC席位被换成了PRC。这对台湾政权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台湾人开始更多反思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成为社会的普遍的迷思。80年代的台湾，是一个“社会力”解放的时期。各种受害的社会关系浮出水面。教师、不平等对待的劳工等等走上街头。环保问题也开始在社会上讨论。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台湾的民主化？有人说是因为蒋经国的“德政”，又有人认为是因为民间力量的成长，或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外部环境的孤立，使台湾统治者开始转而思考本土化改革的可能路径。《威权统治的转型》这本书里说到：改革的目的都是回应现实社会的危机。而这种改革通常都是有限的。这时，市民社会的力量就决定了能否争取更多空间，继续改革进程。 台湾民主的改革是一个拉锯战，国民党的改革节奏很多情况下是由民众推动的。民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很多人说1987年起，台湾开始民主化，可我觉得不是。91年底，废除刑法一百条，才开始言论自由。由于台湾的历史原因，外省人，本省人的族群矛盾，种族歧视，省籍不平等，民主化和本土化如何结合成了一个重要问题。举一个国语文化霸权的例子，电影里演瘪三的很多都说台语，吃槟榔；而知识分子多有一口标准的国语。 台湾党国资本主义的转型，太值得大陆学习了。战后台湾的威权资本主义下，国家掌握了大部分资源。80年代自由化，90年代民营化之后，虽然很多资源释放出来了，但事后接手的公司大多是国民党投资的。这些财团日后支持国民党，有直接在报纸放话说，不选国民党台湾经济完蛋了。作为局内人，台湾的许多学者对台湾民主的现状十分担忧。有人说，台湾有选民，无公民。根据《天下杂志》，到1998年，台湾前125个大企业集团中，党国资本的影响力超过一半。台湾的公民社会很虚弱，台湾很多人是选民，用选票去惩罚不喜欢的政客，但他们在平时很少去监督政府。台湾社运型NGO大部分依靠政府接案子，跟政府拿钱。所以一般台湾人不大愿意捐款给社运型NGO，多捐给慈善机构。 有人说台湾太政治了。我认为台湾不够政治。台湾媒体很贫乏，正在八卦化和琐碎化。公共议题的探讨在大学都很难进行，议员也会因为敏感的关系避开这些话题。台湾政治表面上是平等的，民主化虽然解放了民众也解放了资本家。台湾并不像美国有严格的政治献金的规定，大财团的游说能力比民众强很多。台湾财长刘忆如提出的证所税在国民党内部引起极大反弹，最终版本与初衷严重不一致，背离公平正义的原则，挂冠请辞就是最好的引证。 为什么台湾不是平等民主？因为这些民主多是由执政党主导。《威权统治的转型》书中提到的很多现象，与台湾的很相似。比如，作者说，民主化带来的改变比他期待的少，言论确实有更多自由，但是缺财产权的重新分配、大的社会经济改变。多种介入公共生活的方式提升了公民参与度。台东是台湾最美的地方，那里有一条最美的沙滩，以前原住民常去那里玩。最近那里开始建一个很丑的名叫“美丽湾”的酒店，这个酒店是违法盖的，法院判决不合法，而台东政府一再为酒店保驾护航。本周六我们会在那边开演唱会，呼吁停工。 昨天文道说到对社交媒体的消极态度，我是很乐观的。香港的80后社运，在FB上的影响力都很大。

日期：2012年7月23日（星期一） 时间：19:30-21:30 地点：香港中文大学——玻璃房   讲者： 郭于华： 《倾听底层》作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她多年来关注中国底层民众生活，研究乡村社会文化变迁。主笔的《富士康辉煌背后的连环跳》是唯一一份公开发表的富士康大陆工厂情况的调查报告，反映工人处境。她鼓励底层社会人民有组织地表达自己的处境、争取自己的公民权利。 卢思骋： 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在学生运动中与环保结缘，2001年只身北上，投身于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他领导的绿色和平组织在与惠普的电子垃圾之战中被称为“ 一支撼动大象的蚂蚁军团”，他说：“每个人都是改变未来的载体，只要你愿意，在任何岗位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价值。” 张铁志： 台湾文化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大学时期，他积极参加学生社团活动，搞社运、办读书会，受这些影响，他很相信知识介入社会的力量，并一直关注台湾民主化进程和公民社会发育过程。现在，张铁志任台湾与大陆多家媒体的专栏作家，参与多个NGO，积极参与社会改革。   张铁志： 我1991年进台大，那时台湾刚刚解严，没人知道接下来的社会转型会怎样。大一时，由于时代的关系，我加入学校的学运社团——大陆问题研究社。我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也开始了解简体字。94年，我们有反性骚扰的游行，记得一个教授喊出了一个口号，“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 周保松： 我要介绍一下卢思骋。思骋和我在大学是同一届，他是当时港中大最反叛的学生。当年我们的校长是高锟，有一次高锟在中大的百万大道，他带头冲上去抢校长麦克风，把避孕套吹成气球送给校长。 卢思骋： 92年暑假，我去台湾美浓，当时有反战运动，很多青年知识分子回到家乡，反对建水库，反对国民党政府，树立乡土文化和认同。07年我在纽约认识铁志，认识那天，我们在Union Square附近喝咖啡，我很惊讶这个台湾人为什么这么熟悉达明一派。 郭于华： 今天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在中国大陆发生，似乎并不存在消费者运动，我们的消费者都在排队买iPhone、iPad。 张铁志： 台湾在这点上不一样，消费者运动最早出现，甚至早于环保运动。或许是因为消费者运动和政治比较有距离，风险小的关系。 郭于华： 我今天想重点说劳工运动，前不久我们完成了关于一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研究。现在中国的农民工超过2亿人，大约是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他们离开家乡，留下父母和妻儿。我很难想象在中国，有2亿人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下。这是中国的农民工生产体制。 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新一代农民工与土地关系不同了，他们不太认同乡村社会。他们与城市的关系也改变了，以前的农民工打工是为了挣钱回到家乡，而新一代农民工希望融入到他们打工的城市。这是新社会群体的特征之一。 新一代农民工抗争有很多新的特点。老一代农民工在拖欠工资等侵害权利行为已经发生之后才会有抗争，去上访、堵路。而新一代农民工有主动的利益诉求，比如涨工资，组建工会的需求，寻求组织化抗争，要求意见表达的合理制度。新一代农民工的罢工，是一种更积极、更进步的方式。   张铁志： 我在大学念政治学时，一直在思考，什么是人类最好的政治经济制度。虽然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答案，不过我很赞同一句老话，“另外一个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卢思骋： 以前我读秦晖老师的文章，有感于他的观点——“我们应该少谈主义，多谈问题”。后来，看郭于华老师写的东西，我发现了做环保工作的意义：我们不仅保护了生灵，阻止了污染；同时，在当代中国国情下，我们一点一滴的工作实际上在推进一个比现在好一点的制度发展。 郭于华： 公知这个群体已经彻底被污名化了。有人常这么骂人说：“你公知，你全家都是公知。”我以为公知首先是在自己专业领域很精通的人，他也要能把公共议题说的很透彻，对其背后的学理问题很清楚，并且愿意让更多人知道这些常识。大家不要急着做公知，不妨先做“公民知道分子”。 自由主义在大陆经常被理解为右派。我感觉，很多时候，我们自由主义的一些观点和美国的左派是相似的。我们关心普通人民的生活，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是自由左派。 卢思骋： 在我们那个年代，在大陆，自由主义是反叛；但在台湾，左派才是反叛。92年的时候我问钟秀梅（注：九十年代初她在台湾从事文化复育工作、对抗政府、财团粗暴的发展规划），苏东解体了，我们这些左派怎么办？钟秀梅说：正好解放我们的想象。 郭于华： 很多年来，很多人在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就像美国人Michael Burawoy（注：迈克尔·布洛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所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埋葬。我们要在两个层面超越马克思主义。一个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超越，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讲社会，它对社会最重要的概念是阶级。第二个层面，我们要超越所谓的中国式马克思主义，那是信条，是斗争的工具。   =====================交流讨论环节===================== 营员： 在关注工人状况的时候我经常有无力感，不知从何处入手。 郭于华： 通过劳工NGO或者研究的方式关注和改善工人状况，都是好的。富士康事件后，我们曾给全国总工会、郭台铭等关联方各一封公开信。不过，如果工人自身能以组织化的方式团结起来，这可能才是最有力的力量。说一个官商勾结的例子。劳工荒时，工厂与政府勾结，政府要求一些学生以实习名义去富士康打工，即使有些学生和家长是不愿意的。这些学生工有很多是未成年人，工厂还会要求学生加夜班，并不遵守《劳工法》。   营员： 弱小个人面对政府行政权的时候，我们作为个体如何维护自己权利？ 卢思骋： 香港社工的一个传统是结合社会大环境理解案例。每个个案背后都有社会意义，解决问题要从社会安排入手。我们面对的不公正虽然体现在个案上，但它背后是体制的问题，如果没办法解决体制问题，类似问题是没完没了的。 郭于华： 韩国青年全泰壹为抗议资本家剥削工人，引火自焚，在韩国各个阶层引起很大的震动。可是在中国，当没有人拿普通人的生命当回事儿时，我们不能诉诸于个人壮烈的方式来反抗，我们要通过集体抗争和社会运动。   周保松： 我觉得我们每天密集讨论结束之后做些检讨是很好的，我分享一点我的观察并提一点建议： 1.要有清楚的问题意识，你要知道自己问的是什么问题。 2.要理解讲者的核心问题，想清楚你问的问题和讲者的主题有什么关系？ 3.要有自己的想法，你同不同意他的观点？为什么？ 4.我们要和善于和别人讨论问题，才能深入讨论下去，而不是断裂地各自提问。 希望在明天的讨论中大家能注意以上问题。

敬啟者， 從初審到一面到二面，這封信越來越難寫。但我還是不得不說：很遺憾，您不在今年Co-China夏令營的直接錄取名單上。這個結果是綜合各位提交的申請材料、第一輪面試分數及各位在第二輪面試中的表現得出的。當然，我必須要承認透過文字材料和每次十幾分鐘的網絡聊天，我們無法深入瞭解您的行動力和思考力，這是這種選拔方式的侷限，但要從一千餘位申請者中選出最終入營的六十人，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說說第二輪的面試吧，其實我不太願意稱其為面試，或者可以說是我與你們中的每一位的聊天。你們中或已有人讀過我寫給未能通過第一輪面試者的郵件（方便起見， 我也將其附在這封信的後面），如那封郵件指出，「實事求是」是我們極為看重的品質。我很開心在這次談話中你們表現出的坦誠，比如最初報名的原因只是被某位講者吸引，比如最近忙於準備考試沒有讀書，比如未來一兩年會很忙估計不會有太多參與公共事務的時間。我想說的是未能直接進入錄取名單的原因有很多，甚至不排除運氣的成分，但請相信絕對不會是因為您講了實話。 這一次我幾乎問了所有面試者一個同樣的問題，從提交申請材料到現在，你是否有收穫？答案當然沒有對錯，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想大家在面試之後能靜下心來想想自己申請以來走過的路。對於這個結果，或會委屈，或有不甘，我完全理解，畢竟你們都曾認真準備且也抱有極大的期待，更何況能進入這一輪的面試說明你們無論是公共參與的經歷還是對其的反思能力，包括自我的思考和學習能力都已經相當出色。請相信你們未能來夏令營，於我同樣也是遺憾。只是名額所限，沒有辦法。我很欣賞你們中的幾位在聊天中講到的，「這個過程已經收穫很多，結果反而不那麼重要了」。沒錯，和我們平時做的每一件事、幫助的每一個人一樣，只要做我們認為值得做的事，至於結果， 就由它去吧。 我珍視與你們中每一位的交流，透過這樣的交流我也獲益很多，若有人願意加入Co-China論壇（是論壇，不是本屆夏令營）的志願者團隊，我非常歡迎（申請詳情請見 志愿者申请 ）。若你們對未來要做的事有明確的想法和計劃，我們也可以幫忙聯絡專業機構給大家提供支持和建議。稍後我們也會搭建一個平台，方便這次夏令營的申請者相互交流。 各位目前都排在候選名單上，候選名單的意思是若錄取者中有人退出或因證件等各種原因無法前來，我們就會依序從候選名單中繼續取錄。若您願意等待，請辦理好港澳通行證和在7月22-28日期間有效的香港簽註，並請回信讓我們知道，這樣一旦有名額空下來，我們的志願者就會立刻同您聯絡。當然，若您暑期有其他安排，不願再等下去，我們也完全理解並支持。 最後還是要例行公事般地請各位繼續支持Co-China。Co-China沒有一位受薪的員工，所有人都是志願者，這次夏令營對我們來說也是第一次嘗試，在此過程中定有不少錯誤、疏漏，還請大家體諒。我們重視每一位申請者，你們提交的所有資料我們都認真讀過，我們也一直以最大的善意和各位溝通，若有任何唐突、不當之處，請相信那一定不是我們的本意。 若您在香港，我們歡迎您參加我們 Co-China今後舉辦的現場討論，若您在其他地方，我們也歡迎您透過網絡參與。還有由論壇志願者團隊出品的1510週刊，在各位閱讀之餘，若您願意將其分享給更多的朋友就再好不過。至於這次夏令營，我們會同過往的論壇一樣，進行網絡直播（詳情晚些時候會在網站和各社交媒體公佈），同樣歡迎大家透過網絡參與。 我極喜歡香港作家西西在《我城》中的一段話，「目前的世界不好。我們讓你們到世界上來，沒有為你們好好建造起一個理想的生活環境，實在很慚愧。但我們沒有辦法，因為我們的能力有限，又或者我們懶惰，除了 抱歉，沒有辦法。我們很慚愧，但你們不必灰心難過；你們既然來了，看見了，知道了，而且你們年輕，你們可以依你們的理想來創造美麗新世界」。與各位共勉。 順頌夏安， 杜婷 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