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

这两天，领导干部的“婚变”成为中国媒体的热点。中组部2015年新版领导个人报告表上，“除了工资、房产等，个人以及子女的婚姻状态，其书画、写作收入，家人炒股、开办公司情况都需要向组织汇报”。如果隐瞒不报，则不得提拔任用。其中，“领导干部婚姻有变化要填写时间及原因”这一条款，尤其让媒体感兴趣，并被专家解读为“最大限度地防止腐败”。其实，这并不算新的规定，但是得到更多的强调。新表要求填写的“婚变”，是指未婚、已婚、离异及丧偶等婚姻状况。但是舆论乐于指向更广泛的婚姻变化，比如包养情人。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份调查，被查处贪官95%有情妇，60%以上腐败行为与“包二奶”有关。在官方的反腐通报中，对此类婚变的指控，也由“生活腐化堕落”、“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变成了“与他人通奸”。舆论中一部分认真呼吁扩大监管，因为专家说“官员婚变或离腐败不远”；一部分暗讽中共反腐不走正道，玩尽花拳绣腿。中国大概是反腐口号最响亮、反腐措施最多的国家，可谓花样百出，层出不穷。2003年四川省委办公厅发文禁止领导干部配备女秘书，“一劳永逸”地解决“红颜祸水”问题。2006年重庆市发文禁止官员与情人婚外生子。江苏、浙江、湖北、辽宁等地纪委都曾召集领导干部夫人开会，封她们为“家庭纪委书记”，通过她们“吹枕边风”来反腐。2009年深圳曾规定，禁止“裸体做官”（指配偶子女都移居外国，自己只身一人在国内做官）。去年3月，民革广东省委将向省政协大会提交一份提案，建议颁布官员禁读EMB A令，因为“官员就读EMBA可能助长‘官商勾结’的不正之风”。在一篇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国家机关食堂做泡菜也被宣传为反腐新招。这些反腐措施效果如何？几乎没有看到任何跟踪调查和报道。但是，从中共公布的“反腐成果”上，我们可以略知一二。比如，四川省禁止领导干部配备女秘书那几年，正是以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为首的“腐败集团”在那里坐大的时间。根据官方通报，这个“集团”成员在婚恋及包养情人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又如，重庆市禁止官员与情人婚外生子几年后，“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成为前重庆市领导薄熙来的标签。这么多年来，没听说有“家庭纪委书记”为反腐立过功，翻脸的情人揭露的腐败案倒是不少。有人问：纪委是不是应该把荣誉送给这些被称为“二奶”的女人们？这些措施推出时都被称为“大快人心”，实则经不起推敲，自欺欺人，甚至是错误的。禁止领导干部配备女秘书，显然涉嫌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禁止“裸体做官”涉嫌株连儿女的择业和居住自由；“在五天内”报告包括儿女在内的婚变及原因（（南京市根据中组部新表作出的规定），也有点管得太宽了。很多网民想不明白，中央及地方想了这么多反腐奇招，为什么就不肯正正经经地建立监督权力的机制？这就是网民嘲笑的“明明有桥却不走，偏要摸着石头过河”。不仅如此，呼吁宪政的人被投入监狱，或者遭到官媒批判。民众上街举牌，要求官员财产公开，竟然被视为寻衅滋事而被逮捕和判刑。值得注意的是，几年前，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方媒体都发表或者转发了不少反思花拳绣腿反腐败的文章。比如针对设立“家庭纪委书记”，新华社2004年发表文章说，这种做法“只不过是一种廉政秀，并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反腐败最重要的是监督机制”。《人民日报》2005年发表文章说，“无数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令人痛恨的腐败问题，要想得到根本的彻底解决，需要健全切实可行机制和法律制度，这是唯一的也是最佳的良策”。可是今天，呼吁制度建设的声音在官媒上几乎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