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棋生
自由亚洲 | 江棋生：郭文贵爆料之我见
几个月前，我不知道有郭文贵这个人。在潘石屹状告郭文贵之前，我对郭的爆料也还没太当一回事，尽管我已经知晓颇为轰动的《美国之音》直播中断事件。我之所以如此孤陋寡闻和很不敏锐，原因盖在于：我对习近平王岐山之...
阅读更多自由亚洲｜江棋生：我是《炎黄春秋》自费订阅者
1989年六四事件后，以《人民日报》和《求是》杂志为代表的官媒，在我眼里就成了一堆废纸，我的态度是：不订、不买、不看。但是多年来，我却一直自费订阅三份杂志：《炎黄春秋》、《随笔》和《英语世界》。我还常常以近乎传销者的热情，向还不会翻墙、或不敢翻墙的朋友推介《炎黄春秋》，敦促他们去邮局订阅，或在报亭购买。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认为，在大陆所有的“合法”出版物中，《炎黄春秋》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杂志，是一本尽量“说真话”和用心“把真话说好”的杂志。现如今，天下文章，何止汗牛充栋？哪里看得过来？要看，只能看说真话的文章。不仅如此，还只能看那些把真话说好的文章。此类文章的确抓人，阅之如沐春风，如饮甘霖；读后让人开窍，使人受益。不用说，《炎黄春秋》做不到在什么事情上都说真话、写信史。在和既定体制的反复博弈下，杂志社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八不碰：不碰军队国家化、三权分立、六四事件、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多党制、法轮功、民族宗教问题、《零八宪章》与刘晓波。《炎黄春秋》和其它报刊杂志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在“八不碰”之外，还要无奈按潜规则行事，又给自己加了许许多多的不碰，搞得禁区林立，寸步难行。而《炎黄春秋》则在“八不碰”之外的空间里，不再自我设限、缩手缩脚，而是手持董狐之笔，不作违心之论，且不断努力提升文章的品位和质地，于是就使这本杂志雅俗共赏、很有看头了。听了我的推介而将其订阅的朋友，鲜有人不对我说：这本杂志还真不错，订得值。除了这本杂志在风雨中办得出彩使我心生敬意外，最近在其生死存亡之际，杂志社同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亮节高风和抗争意志，令我肃然起敬。这几天，我的案头一直摆放着2016年第7期《炎黄春秋》。其封面第一行印有——本刊编辑部：我们二十五岁了。一位年方廿五的小伙子，面临被九五老翁施于宫刑的关键时刻，拍案而起，宁死不就，此乃中华真男儿也。如果在权势蛮横打压下，杂志社同人因恐惧而屈从变节、苟且偷生，则《炎黄春秋》必将成《人民日报》一样的废纸，生不如死。而《炎黄春秋》同人的道义形象和感召力，也将严重受损，无可挽回。在夏日炎炎、酷暑难忍的时间节点上，正是《炎黄春秋》同人的担当和风骨，以及我对许志永、丁家喜、侯欣、郭飞雄、吕耿松、陈树庆和唐荆陵等志士义人决不会被放上央视的“最后陈述”的重温，有力地驱散了天津市二中院传出的视频给我造成的失望和不爽，并有效消解了翟岩民丧失公民气息的猥琐所引发的阵阵恶心。在我动笔写作本文的时候，按例应是2016年第8期《炎黄春秋》出版的日子。无疑，我心目中的第8期，是不会再来了。在就此别过《炎黄春秋》的悲情时刻，我这位自费订阅者，想坦陈自己对这本杂志的三点看法。一、《炎黄春秋》功德无量，铸成丰碑《炎黄春秋》以“求实存真”之史德，去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陈独秀、戈尔巴乔夫等历史人物，去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朝鲜战争、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苏东巨变等历史事件，堂堂正正解构经官方刻意隐瞒、扭曲或篡改、颠倒的历史描述，老老实实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科学地给出经得起岁月检验的史识和史论，这件事功德无量，铸成丰碑。在此，我必须实话实说：我之所以能慢慢成为一个明白人，《炎黄春秋》功不可没。别的不谈，单举2016年第5期上南开大学李新宇教授“五四运动学生与政府关系再考察”一文，就是一篇难能可贵、对我有醍醐灌顶之效的好文。我一向认为，五四运动的定论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革命性群众运动。然而，根据李先生的考察，五四运动并不反对政府，更不图谋推翻政府。她是一场爱国学生誓做政府之后盾，督责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并取得圆满成功的运动。什么叫“求实存真”？这就叫求实存真。二、《炎黄春秋》社委会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看法，我难于苟同《炎黄春秋》社委会或通过杜导正先生之口，或通过“本刊编辑部”之言，将1989年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描述为“扭秧歌”式前进的过程；有时则将其描述为“碎步走”的历史进程。两种描述均表达了社委会同样的基本看法，即总体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门一直未被关上，政治改革一直在走，顶多加上一句：“有时候停滞不前”。对此，我难以苟同。基于我的观察和认知，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之门旋即被关闭。1992年春，出于搞半吊子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邓小平通过南巡打开了经济体制改革之门。然而，慑于八九民运尤其是苏东巨变的震撼性冲击效应，迄今为止，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门就再未开启过。不仅邓小平不愿和不敢开，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不愿和不敢开。27年来，不仅行动上不开门，嘴巴上也尽可能避而不谈。不错，温家宝倒是聊过几次，但一律如泥牛入海，冒几个萌泡之后，再无声息。三、我对杂志社着力推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有自己的不同看法在《炎黄春秋》25年的生命历程中，发生过一个重大的事件，那就是，2007年第2期重磅推出谢韬先生的万字长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尽管我颇能理解谢韬先生和杂志社的良苦用心，但事关对常识和学理的尊重，事关重要概念的厘清，我必须再次表明自己的不同看法。谢韬先生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灭亡了，帝国主义衰落了，世界上剩下三种社会制度展开了和平竞赛。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第三种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在这篇短文中，我无法展开细谈。我只能要言不烦地自问自答：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诸国所实行的，到底是什么制度？我认为，北欧诸国的基本社会制度，是一种有别于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两高资本主义——高税收、高福利的资本主义。这种两高资本主义，与美国低税收、低福利的两低资本主义，同属一家亲，都实行多党民主、以私有制为主导；而与马克思一党专政、公有制为主导的“科学社会主义”，有着至为明显的本质区别。一句话，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福利资本主义”而已。最后，我要极简地重提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民主与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拿已故于浩成老先生的话来说，是熏莸不同器——此说比较文雅。拿我的话来说，是尿不到一壶去——话糙理不糙。2016年8月6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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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江棋生：被迫沉默：自由，还是不自由？
我不曾想到，由钱杨话题所激起的公共论辩，会是那么热闹和较真。我也不曾想到，这场论辩会引发我持续的关注和思索，并最终出现难于遏制的冲动，要将悟到的东西拿出来与人分享——在这篇短文中，我将通过对“被迫沉默”这个概念的聚焦，来言说自己的感悟。何谓本文的“被迫沉默”？本文所言及的“沉默”，专指人们对公共事务的沉默，即政治性沉默。而所谓“被迫”，则是特指由权力压制所造成的“想说而不敢说”、“敢怒而不敢言”。因此，这里说的“被迫沉默”，乃是一种由制度造成的政治性沉默，可简称为“迫默”。首先，我赞成不应苛责迫默者。他们不是恶人、坏人。在人品上，他们比只知歌德、颂圣的媚权小人要高出一大截；比一般的五毛、自干五和说假话的新左派们也高出一个及数个档次。他们的沉默，是好人无奈的沉默。他们的沉默，虽有亏天良，但显然不应被责为卑鄙无耻。同时我认为，也不应为迫默者作过当的辩护。对迫默者怀有同情的理解，说他们不是勇者，比较犬儒，是恰当的辩护。然而，把他们无视“房间里有大象”的明哲保身，赞为具有“识时务的智慧和耐力”，则显然失当了。不过在我看来，在这场公共论辩中最为过当的辩护和最为失范的回护，乃是声称他们的迫默，是理所当然地享有沉默的自由，是行使自主生活的权利；而批评他们的迫默，就是侵犯其沉默的权利——这种辩护真的太过了，过得远非一星半点。一个人对公共事务有话想说，但出于对权势迫害的恐惧而不敢说，这叫失去说话的自由。怎么能把这种生存状态，说成是享有“不说话的自由”或“沉默的自由”？这不是把事实说得满拧了吗？很明显，在这种被迫沉默的生存状态中，没有自由，只有不自由。同理，一个人闻鸡起舞，一大早去法院“依法”申请旁听，但被法院蒙骗戏弄而无法旁听，这叫失去旁听的自由，而不是享有不旁听的自由。类似地，有人手持宪法去公安局申请游行，但被刻意“不准”而无法如愿，这叫失去游行示威的自由，而不是享有不游行宅在家里的自由。还有，一个人不信邪，偏要“依法”独立参选，但在权力重重阻挠下而不能实现，这叫失去被选举权，而不是享有不参选权。再比如，在报禁和党禁之下，人们不能同人办报，不能合法组建反对党，这叫失去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而不是享有不出版、不组党的自由。总而言之，一个人因屈从而不发声，一个人被迫“不公共”，一个人无奈“不问世事，躲进小楼成一统”，这种憋屈、窝囊的活法就是不自由，而不是行使所谓的“自主生活权利”，享有什么“沉默的自由”、“不公共的自由”及“不问世事，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自由”。明乎此，则萧瀚先生“维护钱杨沉默的自由，就是维护每个人自我选择的自由”，“维护钱杨沉默的自由，也是维护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兴趣无害他人选择生活的自由，只有尊重这样的自由，才会有一个哥特建筑、巴洛克建筑、洛可可建筑……多样纷呈的世界，而不是只盖了一幢大灰楼的世界”云云，也就失去根底、无从谈起了。享有自由的活法，是有资格心安理得、不怀愧疚的，是有理由不被干预不受打扰的。而失去自由的活法，恐怕就不能免于自责，免于反思，免于点名或不点名的批评。当然，自责、反思和批评之目的，是使沉默的大多数慢慢把腰杆挺起来，一步步更好地做到：呼唤良知，打破沉默；拒绝谎言，说出真话。好人的迫默，与公民自主享有沉默权，完全是两码事（对此议题，本文不赘）。好人的迫默，是一种可悲、屈辱的存在。而在良心的驱动下打破沉默，则是从降志辱身走向赢得尊严，从依附人格走向独立人格。这里，我不想提“不自由，毋宁死”，也不想提胡适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我想提出这样八个字：应鸣而尊，不默而辱。自由不是免费的，权利决非白来的，尊严是要捍卫的。古今中外，要将权利被践踏的活法换为享有权利的活法，最不能或缺的，是个体自身的觉醒、抗争和付出。指望和依仗救世主或神仙、菩萨等超自然力量，不靠谱。此外，我不想讳言，好人的迫默固然是制度性侵害的明显体现，但是，好人的迫默，也起到了为强权压制“添砖加瓦”的作用（刘瑜语，见她的《沉默不是金》）。换句话说，好人的迫默表明：“我们大家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之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哈维尔语，见他的总统就职演说：《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由此不难知晓，好人的迫默，是不应被赞为“独善其身”的。好人的迫默，自然更与“上善若水”八杆子挨不着。而好人在迫默中逝去，也实在称不上什么“完美的谢幕”。最新一期即2016年第6期《炎黄春秋》杂志上，刊有束星北的小女儿束美新口述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束星北的家人和友人。从那篇九千字长文中，我特意撷取一小段，照录如下：父亲去世后，我和王淦昌一直保持联系。1990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到他家，闲谈中我感慨道：“王伯伯，我父亲要有你一半会做人就好了，他也不会摔这么一大跤！”谁知他的脸当场就板了下来，严肃地说：“不对，你父亲说了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做出了我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他还说，有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开会，就是举举手，鼓鼓掌，吃两顿好饭而已。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是我的常熟老乡，我曾经和他有过零距离的亲密接触和交往。束美新所忆及的王淦昌，真实可信。王淦昌亲身体悟到，“想说而不敢说”的做人，是可叹的苟且，不是可取的活法。他心中所向往的，是每个中国人在良法所标示的自由边界之内，都有权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事实上，国人如何做人与国家往何处去，是紧密相关的。像王淦昌那样有敢言之心的国人，和像束星北那样有风骨的敢言者越来越多的过程，正是极权社会的中国走向后极权社会的过程。不要小看说真话的力量，尤其是，不要小看好好说真话的力量。我深信，随着中华大地上的被迫沉默者越来越少、敢言善道者越来越多，中国的后极权社会就既不会通过什么“第二次文革”退回到极权社会，也决不会是什么金刚不败之身时日良多——它被宪政民主社会所取代，虽说不会在一年半载之内发生，但肯定是早早晚晚的事。2016年6月23—24日于北京家中
阅读更多自由亚洲｜江棋生：从浦志强案说开去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1月22日上午，北京菜市口西。我和莫少平律师与法国汉学家白夏先生三人聚首，喝茶晤谈。刚刚经历了法国9•11事件的白夏先生，在关切地打听了吴思先生近况后，面色凝重地问起了小浦的案子。而事实上，我们嘴里的“小浦”也老大不小了。11天前的1月11日，是他50周岁生日纪念日。过完生日后第二天，他的案子被北京市公安局再次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我曾于《正在书写历史的中国辩护人》一文中写道：“然而，就在即将触碰知天命之年的时间节点处，他不安全了；早就记恨他的当局，这回铁了心要办他。涉嫌罪名现在已按了两个：寻衅滋事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还有待按的。”果不其然，公安局在起诉意见书中，给浦志强总共按上了四项罪名：寻衅滋事罪、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煽动分裂国家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前三项罪名之“证据”，是从浦志强刷的2000多条微博中筛选出来的28条微博；第四项罪名之“证据”，是他根据《财经》杂志等媒体的要求，安排屈振红律师去了解有关公司的工商注册信息。有必要加以澄清的是，现在按到他头上的“寻衅滋事罪”，已经不再关涉他去年5月3日参加六四事件25周年纪念研讨会一事。去年5月6日，因在民宅之中开了个碰头会，北京五君子浦志强、徐友渔、郝建、胡石根、刘荻被刑事拘留，涉嫌罪名竟是“寻衅滋事”。当局此举实在太过荒唐，立招舆论大哗，天下耻笑。当时，白夏先生和林培瑞、黎安友等八位国际知名学者公开致函习近平，弱弱地、柔柔地发问：一次私人聚会，如何“寻衅滋事”？把家里开个会打成“寻衅滋事”，很快就破产了。但是，当局给自己找台阶，“寻衅滋事”这顶帽子，还是要牢牢地扣在浦志强头上。现在，公安局改拿什么指控浦志强“寻衅滋事”呢？拿几条浦志强发的微博。小浦是个微博控，即便忙得脚丫子朝天，照样特爱发感言。他用为人熟知的查理式幽默，讥讽、调侃了公众人物申纪兰、毛新宇，吐槽、质疑了雷锋，于是就成了寻衅滋事的“罪人”。小浦的一条涉案微博是这样的：“既然不让多说，我就问一个问题：雷锋半夜不睡觉，钻被窝儿学毛选，边上站个照相的站个打灯的，耽不耽误战友们休息啊？难道明儿早上不反修防修吗？莫非这支孕育英雄的部队没作息时间也不吹熄灯号？还是雷锋情况特殊，他生前就住单间了呢？你当兵上学赶上有这么个装逼的没完没了，抽不抽他大耳帖子？”读者诸君，小浦有罪吗？为了要重重地办他，当局又给他加了两项吓人的罪名——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和煽动分裂国家罪。不错，就新疆巴楚暴恐案和昆明火车站暴恐案，浦志强的确发微博谈过自己的看法，说了官方很不爱听的真话，但他从未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请看小浦的一条涉案微博：“昆明事件太血腥，凶手罪孽深重。说疆独制造恐怖，这回我信，但这是结果，不是原因。死伤极惨重，后果太不堪，你就给了我一句话，说疆独凶残你没责任，我不满意。天天说党的政策亚克西，维吾尔人心向党，就这么血肉横飞？法学会会长王乐泉，你镇抚西域十几年，那儿你最熟悉，告诉我：为什么？冲谁来的？”作为小浦犯罪“证据”的这条微博，被阅读、转发过成千上万次，言者浦志强得理不让人，把话说得辛辣、尖刻，使政客脸上挂不住是事实。但是，他绝没有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至于“煽动分裂国家罪”，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条罪名在加拿大没有，否则魁北克成年人十之四五将成罪人；这条罪名在英国也没有，否则近半数苏格兰公民罪莫大焉。这条罪名在中国有，但是，它加不到浦志强的头上。不错，就中越交恶、钓鱼岛问题和南京大屠杀事件等，浦志强发过微博，但他从未煽动分裂国家。试举其中一条涉案微博为例：“中国为越共提供无偿援助持续数十年，达当时的币值300多亿（值现在的几万亿）。援助20年后交恶，1979年，打了场为救红色高棉的自卫反击，边境冲突持续十年。打得最多的地方在老山、法卡山。更不可思议的是，1999年，血染的两山居然都划给了越南……红色高棉该救吗？割地送金的傻B事能不能少干点？”小浦的话语犀利、干脆、咄咄逼人，然而，在这条被阅读、转发了成千上万次的微博中，可有一人，哪怕是五毛，闻出其中竟有“煽动分裂国家”的味道？无怪乎，我们的哈儿浦律师，对微博发声一事坦然领认，但对所加之荒唐罪名，则坚不认账。五四宪法颁行一个甲子以来，中华大地上曾被刀把子关入铁笼子的良心犯，已是恒河沙数；如今，被囚禁于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内的中坚人物、神州侠律浦志强，是一名因言获罪的最新良心犯。而人们都已经看到，除了整律师、抓律师之外，容不得言论自由的刀把子，又开始剑指敢言的大学教授和学者了。《求是网》1月24日发文，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大学的贺卫方教授和画家、学者陈丹青先生，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信号。接下去被点名的，很可能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的何兵教授和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教授等。刀把子为何敢于知宪违宪、偏与言论自由过不去？对此，我在《依宪执政，还是违宪执政？》一文中曾作过简明的回答。现在，根据习近平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亲自宣布的政治规矩，我来作出新的、更加到位的回答。习近平的政治规矩是什么呢？就是“五个必须”，要8000万党员“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在这里只谈第一个“必须”，且只谈“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8000万党员“都必须在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意味着什么。8000万党员，首先是公民，其次是党员；因此，我想称他们为党员公民，“党员”修饰“公民”。我的论证是：如果上述规矩中的第一个“必须”得以遵行，则8000万党员公民的脑袋，将像粒子物理学中不可区分的全同粒子那样，成为不可区分的全同脑袋，他们的思想自由将统统化为乌有；而没有思想自由，又岂有言论自由？！剩下12亿2000万非党员之国人，则被限定为只能“听党话、跟党走”的主，他们又岂会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我的结论是：这条政治规矩，是对中国公民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零容忍的规矩，是将中国宪法第35条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规矩，是公然逆人类进化和人类文明潮流而动的规矩。显然，刀把子有这样的明规矩撑腰，知宪违宪、以言治罪，还会犯什么怵？这条规矩够威猛，够火辣，只是，硬伤太重了。首先，如果有朝一日启动违宪审查，它必将被秒杀无疑。而更为要命的是，它是那样的荒谬绝伦——要使8000万人的思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保持高度一致，比太阳从西边出来更不靠谱。即便把难度大大降低，让你精选10位具有察言观色最强大脑的顶级奴才，组成一超级战队，给他们立下规矩，要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同你保持高度一致，也注定只是痴人说梦而已。不妨看看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武媚娘传奇》，在荧屏上转悠的各色奴才，纵然绝对不敢当众妄议，但哪个肚子里没有小九九？谁没干过腹诽的事？老实说，如果共产党的政治规矩稍稍接点地气，只是要求8000万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也不会去说什么。蠢蠢地、狂妄地、唯心到家地把“思想上”三个字加进去，到底是衣俊卿没把好关，还是王沪宁没把好关呢？（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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