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动车事故

网曝温州多位老板失踪 当地中小企业或迎倒闭潮

核心提示:近日,微博网友爆料了一份《温州老板跑路清单》,根据清单显示,短短半年内就有十多位企业老板失踪,涉及金额从几千万到十几亿不等。资金链断裂风险正向上游传导,当地中小企业或迎倒闭潮。 编者按:近期,有关温州中小企业主“跑路”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随着报道数量的增多和内容的逐渐深入,让人明显感觉到民间资金链锻炼的风险已经从小微企业在向中型企业传导。就在上周,温州颇有知名度的眼镜行业龙头老大——信泰集团传出消息,其董事长胡福林可能已经“跑路”。而在周末,微博网友更是爆出了一份《温州老板跑路清单》,涉及金额从几千万到十几亿不等,虽然真实度尚不能确定,但足以让市场本已紧张的神经再次紧绷起来。 高利贷“逼走”众多企业主 今年以来,由于国际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导致以出口为主的温州等地中小企业的经营情况十分困难,出口订单的减少以及人工、原材料等成本的不断上涨让“开源”无望的众多企业还要饱受“节流”的折磨。但即使是这样,企业还是要坚持办下去,所以投入资金升级设备或生产转型就成了大多数企业的选择,但怎知又偏偏赶上国家货币政策收紧,让原来依靠银行贷款融资的这条路变得更加狭窄了,很多企业主就是在这样“风雨交加”的恶劣环境中走上了民间借贷融资的路。 以信泰集团为例。信泰集团成立于1993年,员工3000多人。公司在温州颇有知名度,为瓯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眼镜行业的龙头老大,目标是中国民营企业100强,旗下的“海豚”品牌是中国眼镜业唯一的驰名商标。 公司在瓯海区共3处厂房,在金华市、平阳县、开化县等地也开有分公司。其中瓯海娄桥工业园的新厂房占地120亩,平阳厂房占地100亩。在胡福林涉足的产业中除了眼镜业,还有太阳能光伏、房地产等行业。据统计,信泰集团去年光眼镜的产值就有2.72亿元,今年1月份到8月份产值1.25亿元。 然而由于涉猎业务过多,数亿元的产值无法满足其扩张的需求,而这些行业对于资金的需求量甚大。有猜测的数据显示,信泰集团胡福林真实欠款高达20多亿元,其中,民间高利贷12亿元,月息高达2000多万元,银行贷款8亿元,月息500多万元,在光伏发电成本回收较慢、房地产业遭遇楼市调控后,过大过快的投资规模将信泰推到了资金链断裂的边缘。 而就在上周末,微博网友又爆料了一份《温州老板跑路清单》让本已紧张的市场神经又再次紧绷起来,根据清单显示,短短半年内就有十多位企业老板失踪,而据政府有关负责人透露,仅9月22日一天,温州就有9个老板跑路。 据北京商报报道,温州对外投资多年资金实现了大幅增值,但金融危机后,山西煤改、迪拜危机、楼市限购、股票暴跌,使钱都回流到了温州,受高额利益驱使,便进入了民间借贷。目前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是2到6分,有的高达1角,甚至1角5,年利率达180%。而在温州做实业,大多数中小企业的毛利润不会超过10%,一般在3%-5%,借高利贷把企业逼上绝路。 资金链断裂风险正向上游传导 商务部国际贸易研究院副研究员闵森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银行对于没有资信或者没有能力建立资信的中小企业往往是出于营业指标要求而发放贷款,目前,我们国家的中小企业信用市场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对于银行来讲,贷款给这样的中小企业也是一种巨大的风险,通常要求抵押贷款。而对于一些没有资信却迫于发展的中小企业来说,只能转向民间借贷资本寻求资金。” 在通胀水平持续高位运行、存款实际负利率的当下,民间信贷转为活跃。但是由于地方金融体系及民间信贷体系的建立还存在很大的空间,民间贷款的纠纷非常多,三角债、重复抵押等问题屡屡发生,加上相关司法领域的监管还不够健全,一旦赖账,很难去收回贷款。 中小企业吸纳了大量的人员就业,一旦企业资不抵债导致破产,或者企业扔下烂摊子失踪,对于社会治安将是非常大的隐患。闵森表示:“在我国的出口结构中,加工贸易占据了半壁江山,尽管附加值较低,但是解决了大量的就业、养活了大量的人口,这是加工贸易在出口企业中不可否认的贡献。沿海企业大部分都承担着出口的任务,中小企业老板的跑路一旦大面积爆发,对于我国的出口势必也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而此前羊城晚报在广东地区调查时曾有专家指出,目前民间借贷的风险还未到大规模爆发的时候,但“连环贷”无疑是风险放大镜,会成倍放大放贷公司风险并向上游传导。靠“贵利”盘起生意,靠生意再借“贵利”,风险一环一环传导下去,这种民间草根资金的“创新”游戏,竟与美国的次贷危机惊人地相似。 政府应帮助中小企业转型 对于如何破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中心陈乃醒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帮助中小企业进行发展创新型技术,设立中小企业融资机构是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有效手段。 陈乃醒认为,温州企业的倒闭有其特殊的原因,由于缺乏劳动力资源,温州大量中小企业不再发展实业,转而投资房地产、股票、基金等领域,中小企业的利润率本就偏低,再加上投资一些非实体经济,风险增加,让中小企业的生存再次面临盈利难题,让一些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只有让中小企业顺利进行技术转型,让中小企业回归到投资实体经济领域,该类企业的倒闭状况才能得到有效改善。 而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也对齐鲁晚报记者表示,“今天温州的民间借贷,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是到了国家出台相关政策,进行调控的时候了。建议中央适度放松货币政策,对中小企业贷款给予更多的支持。”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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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龙头企业老板出逃贷款难成压倒企业稻草

负债20亿的温州“眼镜大王”胡福林逃跑了!蓝天药房老总“跑路”了!年总产值10亿的温州东特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老板姜国元开溜了……一个又一个“跑路老板”消息,印证着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日前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说过的话:“民间借贷危机或处爆发前夜!”而老板“跑路”现象向龙头企业的蔓延,或许预示着,爆发的前夜,来得比周德文预计的要早―――   “出逃老板”身份升级   “融资越来越难”、“资金链随时都有断裂的可能”、“利润大幅降低,生存空间被紧紧压缩”……都是来自中小企业向周德文抱怨得最多的话语。   可没想到,就在中秋前后,温州一批有信誉的、甚至是龙头企业,陷入了“倒闭潮”―――21日晚,网友在微博上发帖称,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跑路”,欠款可能高达20多亿,目前供货商还在公司门口讨要货款。而他的“跑路”引发了一系列连环危机,目前整个温州眼镜行业哀鸿遍野,部分互保企业面临倒闭境地,如果危机进一步加重,温州眼镜行业将面临倒闭潮。   胡福林只是最近“跑路老板”之一,根据不完全数据显示,从中秋节开始,这幕逃跑大潮已经拉开:温州龙湾新耐宝鞋业老板“跑路”,温州唐风制鞋老板黄伯鹤“跑路”,温州金竹工业区星际鞋业老板“跑路”,温州欧霸标准件有限公司老板“跑路”,温州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保忠失踪,温州福燕兄弟实业有限公司(微博)老板“跑路”……   据浙江在线(微博)报道,据政府有关负责人透露,仅22日一天,温州就有9个老板“跑路”。   “一位企业家朋友告诉我,最近他为贷款的事急得寝食难安。他的企业被温州市政府部门确认为成长型中小企业,为了加快发展,去年向银行贷款1000万元,6月底有500万到还贷日期,银行的领导答应让他还贷后重新给他放贷。这位企业家通过民间借贷,还了500万贷款,结果银行领导客气地告诉他:‘很抱歉,现在银根收紧银行已没有贷款额度了。’企业家一下子傻了眼,民间借贷高利息,根本无法承受,且已承诺短期拆借,马上得归还,另外银行的500万很快也到还贷期限了,怎么办?资金链一旦断裂,意味着企业就将停止运转。”周德文讲的这个事例,似乎在温州越来越具有普遍性。   周德文表示:“最近,我们调查了11家企业,其中8家表示资金周转趋紧。”   企业利润越发微薄   周德文分析指出,温州中小企业这次的困境和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困难有很大的不同,“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许多中小企业得不到业务订单,被迫停工甚至倒闭,而这一次的困境是有订单,企业却不敢接、不愿接。”   温州东方轻工实业有限公司是温州打火机行业的龙头企业,有500多名员工,每年出口额上千万美元。董事长李中坚向周德文透露,一年下来的企业利润还不如他儿子开的一个小小的蛋糕店多。“现在订单的结算周期3-6个月,不仅汇率风险大,而且资金周转也等不起。今年以来已经放弃了多个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大单子。”   温州市经贸局有一项对855家企业的调查显示,在鞋类、服装、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约有25%的企业因为缺工不敢承接订单。该项调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35家出口导向性企业销售产值同比下降7%,利润同比下降约30%。亏损面达1/4、1/3的企业保持利润率增长,这些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为3%,利润超过5%的企业不到10家。   贷款难成压倒企业的稻草   周德文分析指出,倒闭潮的背后原因甚多,“首先是人民币大幅升值,现在升值已经突破10%。其次是通货膨胀带来原材料上涨的压力。制作眼镜原材料之一的银,已经从去年的每公斤2000多元涨到现在的3400元。”他分析指出,再次是用工荒和加薪潮带来的影响。温州市经贸局对855家企业的调查,有74%的企业表示用工紧张,今年以来用工成本涨了20%~30%,也难以阻止工人的流失。   与之同时,电力短缺、限电节能,也是造成中小企业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周德文坦言:“去年就实行过每周停电几天的政策,那时是‘软停电’,目的是为了节能减排,而现在是硬停电,因为供电不够。”停电对企业伤害大,因为工人虽然停电没事干,但是为了保证人手,也必须给他们发工资。许多企业只好自备发电,不仅污染大,用电成本也要增加三倍左右。   “这四种原因,都给中小企业的生存带来困难,但第五种原因带来的困难可能更大,这就是国家收紧银根,使原来融资就困难的中小企业又添困难,成为压倒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   羊城晚报记者 李晓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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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纽约时报》等待动车事故报告的幸存者们疑怒交加

核心提示:在中国的动车事故之后,调查报告未能按照原来承诺的在九月中旬公布,同时幸存者感到的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原文: Anger and Suspicion as Survivors Await Chinese Crash Report 作者:SHARON LaFRANIERE 发表:2011年9月20日 本文参考了其他版本的” 同来源译文 “,由”译者”志愿者进行了补译和二次校对 【原文配图 温州高铁追尾惨剧发生近两个月后,在事故中受伤的美国科罗拉多企业家Henry Cao仍在温州留医。在事故中他的父母亲双双罹难。摄影:Sim Chi Yin为《纽约时报》拍摄】 受伤在前,被辱在后。 陈先生说,在事故中他的损失包括约为3.75万元人民币(6000美元)的现金和其它财物,铁道部只赔偿了他220元人民币(35美元)。 他要求从温州的一家医院转回其家乡福州一家好一点的医院,铁道部却把他送进了一所老人院,在那里他接受不到任何医疗,尽管由于本次受伤,他的肺持续出现问题,还有背痛和其它一些症状。 陈说,”我欲哭无泪”,”我们家在这次事故中已经失去了一位亲人。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我现在遭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 7月份的温州高铁惨剧已过去了近两个月,该追尾事件造成40人罹难,191人受伤。一个政府调查团正在准备该事故的调查报告,最初预期会在九月中旬发布,但九月中旬已过,还是没能公布出来,据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周三说,因为”有更多的技术和管理问题需要被调查研究”。没有提到新的公布日期。 但那些伤者及罹难者家属表示他们已经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们称,铁道部腐败深重、忽视安全、救援行动一塌糊涂,并试图掩盖他们的失职,对受害者冷漠无情,这些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来自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外国语学生Pasquale Liguori说:”他们是一个小独立王国”。Liguori在事故中失去了她的女儿。这是她首次与男友访问中国。她说”中国铁道部杀了我的女儿,而且他们想掩盖发生的一切,这令人厌恶。” 中国铁道部称自己秉持高安全标准,没有过早停止救援,并正在参与透明的调查。 铁道部的确是一个独立王国,它从国家掌控一切的那个时代的遗留下来。它有着200万工人,可能是全球第四大雇主,位列沃尔玛之后,它的雇员人数和不含军队和邮政职工的整个美国联邦政府的规模相当。 它有自己监管的铁路体系,这本身就是一个内嵌的矛盾,批评者们说这会让腐败横行;它以营利的名义损害安全,并阻挠责任调查。中国铁道部的安全数据不对外公开。它有自己的法院系统,直至最近,它还有自己的警察队伍。 十多年来,政府都在讨论拆分铁道部的运营和监管职能,数年前,民航体系已经这么做了。但是作为国家的煤炭运输枢纽,现在,又成了高铁系统的开发者,铁道部已经成为中国的高科技和行业的国有标杆,它一直驾轻就熟地把改革拒之门外。 北京律师张凯(音)已经在铁道部对峙,他说,”铁道部是一个半政府机构、半营利公司的怪物,它可以自行选择以哪一面行事”。 在中国,因政府失职而成为的受害人通常会发现自己孤立无助。北京当局典型的做法是尽量淡化那些会显示政府无能、也会引发社会不安的事件。 但是正如事故的受害者和其他人所说,官僚体系对事故的处理本身就是一场灾难。中国的官员已经宣称这一事故是可以预防的,是由人为失误和信号设备的错误设计造成的。现在铁道部面临着两难:要么政府的调查显得不可信,要么铁道部想要出口高铁设备和技术的机会则会受损。但是只要承认存在系统失误,就可能吓跑乘客。 在温州事件中,救援行动明显管理混乱。时年29岁,在美国北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攻读信息科学博士的Leo 曹表示,”我们对救援行动的处理感到恐怖、无语”。在事故中,他的父母双双遇难,他的哥哥身受重伤。 曹说,”他们运来重型机械恢复铁路运行,就在现场掩埋列车车厢,而里面还有在挣扎求生的人”。 中方专家们称,营救工作至少应该持续72小时,但中国新闻媒体称,在事故发生后不到8小时就下令停止搜救生还者,以便恢复铁路交通,包括挖坑掩埋其中的一节出事车厢。在公众强烈谴责铁道部企图掩盖后,两天后该车厢又被挖出来。 带着时间戳的现场照片显示:工人们专注于修复铁路,将一具罹难者遗体放在地上90分钟都置之不理。在此同时,心急如焚的家属们在医院等候消息。一名被困在变形车厢内的2岁孩童事发21小时后被救出,仅仅是因为一些地方官员”无视”了铁道部的命令,继续在废墟中搜救。 据广州的一家报纸《南方周报》报道,铁道部对事故的处理计划是强调需要”争取每分每秒恢复交通”。在事发不到24小时,中国铁道部就自豪地宣布温州线已再次开通营运。 在其它地方,这样的行为可能会引发官司,但铁道部的绝缘系统成了它的自我保护伞。北京的律师张先生代理了一位动车的乘客,他因为被控掌掴了一名执行者,推搡了另一位而被铁路警察逮捕。有26名律师和学者说对他的审判是被操控的,2010年3月,铁路法院判处这位乘客入狱三年。张律师说,”这个法院的首要任务是保护铁道部的利益。” 在温州撞车案中的罹难者家属举行抗议后,官员们将政府对家属的赔偿金升至14.5万美元(90万元人民币)。Liguori拒绝领取该赔偿,称这是对其女儿Assunta的尊严的侮辱。但一名中国律师在电邮中给她的建议是,”任何上诉基本都是浪费时间”。 六名受害者和罹难者亲属表示,最令人担忧的是那些铁道部官员们的专横态度。陈立华说,赔偿组的负责人吴彦堂(音)对他的妻子出言不逊,还威胁说如果他继续索要赔偿就会阻止他转回到家乡的医院。”他的态度让我想到了黑手党”,他说,”令人寒心”。 吴先生则说:”根据法规,对每个人都要公平。” 林明明(音)表示,他抗议把其头部受重伤的父亲与陈立华一起转往老人院。但他被告知,”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你别无选择。” 一些受害者还在抗争。Leo 曹的父母亲的遗体还停放在温州第二人民医院的太平间内,他和哥哥正在寻求法律建议。他的哥哥,32岁的Henry Cao遭受胃肠大出血、脾脏和肾脏破裂、肋骨断裂和脚踝骨裂。他目前仍在温州留医。 Henry Cao是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企业家,他说,”这场车祸夺走了我挚爱的双亲,粉碎了我的健康,把我的家庭抛入深渊”,”我所要的只是公平和正义。我非常怀疑能在这里见到这些基本的准则。” Mia Li 和 Shi Da对本文有贡献。 相关网站: 译者七月专题:动车事故 相关音频: 编辑对话No. 1:动车事故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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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追尾事故遇难者灵魂未安 中国高铁何以吸引投资?(下)

    动车追尾事故遇难者灵魂未安 中国高铁何以吸引投资? 2011-09-19 11:03:53.868 GMT   彭博新闻社报道      中产阶层   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的 Wedeman 表示,公众对动车追尾事故的愤怒之情带有浓重的中产阶层色彩。据联合国估计,自中国 1978 年开始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已让 5 亿人摆脱贫困,相对于其总人口的近四分之一。   “他们对列车的质量和政府遮掩的做法感到愤慨,” Wedeman 说:“中国的专业人士,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他们本应该是当前政权的坚定支持者,但是他们开始质疑政府帮助他们构筑更美好生活的能力。”   《 21 世纪经济报道》 9 月 5 日引述一份铁道部内部报告称,中国高铁 7 月份共发生 168 次故障。   美中商会驻芝加哥的总裁 Siva Yam 说,部分故障可能与腐败有关。力推高铁建设的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今年稍早因腐败被解职。中国铁道部基本处于垄断地位,其雇员人数与美国政府及其法院体系的人数一样多。                     大跃进式思维   “刘志军有大跃进式的思维,他希望以比常规更快的速度建成高铁系统,”欧亚集团( Eurasia Group )的中国分析师 Damien Ma 说:“他们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克扣。”记者未能联系到刘志军进行置评。   “当我们得知真相后,我丈夫的灵魂才能够安息,全家能够得到一点安慰,”王惠在福州连江的家中说:“给大家的安全一些保障。”   王惠和过世的丈夫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典型例证。早年间,来自徐州的王惠搬到厦门,在游轮上工作。郑杭征是她的同事。   他们 2005 年步入婚姻的殿堂,并搬到了郑杭征的家乡连江。他创办了自己的足部按摩生意,最终还开了餐馆和网吧。在这六年间,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增长了近一倍,达到逾 19,000 元人民币。                      好日子   “他答应我要让我过上好日子,”王惠称。两人婚后利用休假时间去过海南,去北京看了天安门。两年后,郑杭征买了一辆黑色的别克豪华轿车。女儿出生后,他们给孩子起名叫糖糖,王惠辞职回家当了全职妈妈。   “我不用担心钱,”王惠表示。王惠给记者看了她 7 月 19 日在连江人民广场用 iPhone 手机给老公拍的最后一张照片。照片中的郑杭征身穿牛仔裤、黑色 T 恤和拖鞋,蹲在别着发卡的糖糖身边,手指着王惠。                     列车相撞   王惠说,郑杭征就是那天晚上离开家的。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开车出去,而是选择了坐动车。   四天后,郑杭征给正带着糖糖参加婚礼的王惠打电话,告诉她他正在回家的路上。从他尸体上找到的车票显示,他的座位就在倒数第二节车厢的后部。   王惠回忆道,晚上 8:40 左右,糖糖开始大哭大闹,他们只好提前离开了婚礼。   她不知道的是,就在大约 10 分钟前,另一列列车以超过 100 公里的时速撞上了郑杭征乘坐的列车。追尾事故导致三节列车车厢翻下高架桥,还有一节车厢挂在高架桥旁。   在从婚礼回家的路上,王惠接到了和郑杭征同行的一位朋友家人打来的电话,告诉她列车发生了事故。这位朋友在混乱中试图寻找郑杭征,但没有找到。   王惠表示,她打过郑杭征的手机,但无人接听。她记得自己当时想的是,郑杭征有可能是在事故中把手机丢了。                       “天塌了”   7 月 25 日凌晨,亲戚们开车送王惠到了温州。在高速公路出口处,王惠接到一个电话,让她去殡仪馆,而不是像她以为的那样去医院。   “我感觉就好像天塌了,”王惠表示。   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遇难者中包括两名女学生、一位意大利游客和一位孕妇——这位孕妇和她的四位家人都在此次事故中遇难身亡。   7 月 29 日,中国媒体接到政府部门的指令,要求给报道“降温”。根据彭博新闻社获得的一份复印件,有关政府部门要求新闻媒体将关注重点放在来自政府的正面消息或信息上。   但也有不少刊物选择了无视政府的“封口令”,总部位于北京的全国性商业周刊《经济观察报》就是其中之一。《经济观察报》在 8 月 1 日的封面文章中发表了一封致获救孤儿项玮伊的公开信。这封以“伊伊,等你长大”开头的文章写道:   “这个国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宣称这一切都是为了百姓福祉的人,却不肯慢下来,倾听那些鲜活生命的诉说。”                         临界点   记者们将因为政府指令而无法发表的报纸文章截图后贴到了互联网上。这些文章后来被删除了。中国共产党负责媒体监督的宣传部门没有回复记者有关该指令的传真提问。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主管 Elizabeth C. Economy 表示,这种怒火的倾泻是会让政府更加透明,还是会招致更强烈的打压,目前还有待观察。   “公众的舆论是否已经让事态发展到了临界点?” Economy 说道。“那一天一定会到来,我对此坚信不移。”   尽管有很多不满,但在不明身份的政府官员多次访问王惠后,王惠还是接受了政府的补偿方案。王惠称, 8 月 2 日,一群官员来到她在温州居住的旅馆表示慰问,同时用她听得见的声音小声念叨着他丈夫的遗体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因为遗体没有冷冻保存。                       别无选择   “我感觉很对不起我的老公,”王惠流着眼泪说道。王惠表示,她别无选择,只能签字。王惠曾向其咨询意见的北京律师黄乐平表示,如果王惠起诉铁道部,她几乎毫无胜诉的可能。   专门研究中国法律问题的纽约大学教授 Jerome Cohen 称,此类案件中的受害者通常都很无助,因为中国的法院可能不会受理这些案件,而律师们也会受到警告,让他们不要做这些受害人的代理律师。   那些继续提出抗议、要求更多公道的人,也有被起诉的风险。赵连海的儿子因食用被三聚氰胺污染的奶粉而患病,他试图组织其他受害儿童的父母一起提出抗议,结果被投进了监狱。如今他已获释。   王惠称,她只想确保自己的丈夫能被火化,好让她把他的骨灰带回家。   在整理丈夫的遗体时,王惠发现少了一件东西:郑杭征的银质爱彼 (Audemars Piguet) 腕表。郑杭征计划等糖糖长大后,再把这块腕表交给她。王惠称,手腕上只在戴手表的地方留下了一个痕迹。警方告诉她手表一定是在追尾事故中弄丢了。但王惠认为是有人偷走了手表。   “等女儿长大了,我该怎么跟她说?”王惠表示。“她爸爸走了。就这么走了。什么也没留给她,除了一块表,还不知道给谁拿走了。”   王惠说,事故发生后,糖糖变得很粘人,而且喜欢翻看父母的结婚相册。当她看到爸爸的照片时,就会亲上一口。   王惠保留着丈夫最后的车票。   “这让我感觉就好像他还在出差,”王惠说道。   8 月 22 日,郑杭征去世满月前一天,王惠给他过了 35 岁的生日。   她给他买了新衣服。   原文标题 China Crash Victims Prove Obstacle for Selling Rail to Investors –Wenxin Fan, Bob Ivry 联合报道 Jasmine Wang in Hong Kong, Henry Sanderson in Beijing and Margaret Conley in Shanghai. 英文编辑 : Neil Western, Melissa Pozsg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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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克坚 | 中国民间金融贫血症

中国民间金融贫血症   温克坚     2011 年下半年以来,财经类媒体突出报导了主要发生在浙江的两个经济现象,一是大量的中小企业开始停产或者倒闭,虽然官方人士和官方机构对所谓企业倒闭潮不予认可,但是笔者接触到的各种信息表明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中小企业无心恋战,纷纷逃离制造业,转向更具投机色彩的项目,大概不是虚言。另外一个媒体报道比较多的是发端于浙江温州和义乌一代的民间融资热潮,很多时候月息都超过 6 分利,年利率超过 100% 的也不少见,这种所谓高利贷再配合老板出逃和失踪的消息,自然很难吸引公众眼球,一时之间,似乎浙江民间金融随时可能崩盘,并引发社会失序。   应该说,上述现象表明长期以来畸形运行的中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今后数年经济走势不容乐观。不过如何解读病因,又如何对症下药,舆论和政策层面都有重大分歧。在我看来,最啼笑皆非的一种解读是把中小企业的倒闭潮归因于民间高利贷的盛行,似乎是民间高利贷压垮了诸多中小企业,因此呼吁政府当局对民间金融进行严管,厉行打击,以保持所谓的良好的金融秩序云云。   这很明显是一种倒果为因的理解方式。事实上,中小企业的倒闭和民间高利贷的盛行都有着共同的病因,那就是高度垄断的金融体系。在目前的金融体系下,大型金融机构天然的偏爱国企,大型企业或者有政府背景的融资平台,他们往往获得了大部分的信贷资源,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以浙江为例,有调查显示银行系统能给中小企业提供的信贷额度只能满足中小企 10% 的融资需求, 约 90% 要靠体制外的融资解决。 而这其中,绝大部分小型或者微型企业根本无法指望从正规的银行机构中获得任何信贷额度。目前官方对金融体系的严格监管,使得小型的,地区性的金融机构没有政策空间,而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又是实实在在的,在这种状况下,民间金融应运而生,并且在满足中小型企业融资需求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当然,民间融资的范畴远比被媒体特别关注的所谓高利贷现象要大很多,高利贷只是民间融资方式的一种而已。并且公众对高利贷的理解夹杂了太多的道德感情,模糊了真实经济生活中复杂的高利贷的面孔。在真实的经济生活中,很多哪怕以高息面貌出现的所谓高利贷,由于其形式灵活,还款期短,对于借款方来说成本未必很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弥补不同的融资安排时间差而提供的过桥贷款。我同意茅于轼先生的判断,大多数时候,所谓的高利贷其实是帮助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度过了难关,而不是相反。   当然,在目前货币政策总体从紧,而既有金融安排又对中小企业存在严重歧视的状况下,民间资金供不应求,同时民间金融行为又缺乏必要的法律保护,风险加大,因此利率自然飙升,这种现象和中小企业纷纷倒闭是目前金融管制产生的双重恶果。只有从金融体制上进行根本的变革,促进金融生态的自由化,才能同时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和抑制高利贷的流行。 君不见,在金融体制高度发达的美国,为什么不见高利贷行为的流行?答案很明显,那是因为自由的金融环境已经提供了各种充分的金融工具,来满足市场上对融资的需求。     因此,正确认识目前的经济表象非常必要,导致目前经济困境的原因当然很多,停滞不前的经济改革,日益沉重的赋税,政府对经济的越来越多的干预政策等等都是重要的因素。 而从金融的角度来看,应该说最为核心的是,目前的金融体系是不断扼杀民间经济活力的体系,重要的是从政策层面立即对民间融资松绑,让民间金融发挥配置金融资源的作用,才能让经济体重新释放经济活力。都说金融业是万业之母,但是这么多年来,金融体系的改革无疑是最滞后的领域之一。以银行体系为例,虽然因为 WTO 协议的压力,国家对外资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开放姿态 — 但很显然对外资开放程度也是远远不够的。而多年来学界一直呼吁官方放松私人资本进入金融体系的要求,但是实际上进步不大。私人资本参与设立区域性银行或者村镇银行,门槛还是非常之高 — 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即便是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比如最近数年逐步松动的小额贷款公司,私人资本要进入还是面临着复杂的程序和资质审查。   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为了在义乌筹备一个小额贷款公司,已经忙碌了两年。在其中,最费劲的当然是运作关系从省里获得一个新的小额贷款公司的名额,我不知道他为此花费了多少心血,但是在数个月前,在他终于拿到批文之前,他已经忙碌的接近崩溃了。不过好事多磨。按照政府规定,这种所谓小额贷款公司必须由当地的龙头企业发起成立,而当地的几个龙头企业,却因为资金链紧张,迟迟无法拿出注册所必需的 2 亿资金,这个本来希望能在 8 月底开业的小额贷款公司如今还在磨砺中。 这个案例从另外一个侧面表明当局对金融组织的不信任感,似乎任何金融组织都要带来巨大的风险,因此必须从数量上和资金实力上进行严格管控,从而扼杀了大量民间融资行为组织化和正规化的可能。   众所周知的是,浙江民间资本非常丰富,在通货膨胀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民间资本不可能躺在银行里睡觉,而由于政策壁垒,很多高利润行业都是民间资本不能进入的高地。 当官方通过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来收缩流动性的时候,民间资本自然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资金市场,博取回报,这种民间金融并不会因为政府不给予合法牌照和对高利贷进行打击而消失,因此在强大的市场规律面前,政府的管控政策事实上已经遭重大挑战,以典当行,拍卖行,投资公司等等面目出现的民间金融已经大量存在,更多的管控,其实只是增加了交易的成本,导致民间利率的上升,却绝不能杜绝民间金融的存在。   在这个意义上,官方应该因势利导,鼓励民间信贷走出灰色地带,给予更多的合法性空间,让民间金融在阳光下运行。比如小额贷款公司,采取登记核准制度,通过宽松的管制环境,让更多形式的地下金融浮出水面,透明化的规范化的金融组织自然意味着更多的审慎,这对于降低金融风险,是有显著意义的。目前看来,只有这种路径是多方共赢的。因此作为应对性政策之一,浙江地方政府应该大力推动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在设定必要的准入门槛后,就不应该再设置任何数量型的管治。 以浙江经济发展的活跃程度来看,为什么市场需要的仅仅是 100 多家小额贷款公司?而不是一千家或者一万家?这些需求,政府是无法预先知晓和设定的,必须要留给市场来决定。   浙江民间金融的发展,有其特殊意义。浙江的经济结构向来以私有企业,中小企业为主,浙江的经济发展模式基本是一个市场化驱动和不断升级演变的过程,因此藏富于民,私有产权,民间金融活动频繁等是浙江经济体的重要特征,但是同样的,浙江也面临经济发展的瓶颈,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外迁,出口导向型的模式开始面临欧美市场的天花板, 而技术创新,服务业的崛起尚需假以时日,而给予金融发展更多的自由空间,才是王道之一。浙江的金融创新,也可以给其他地区带来重要的启发。   浙江地方当局可以向北京申请获得某种形式的特殊政策,比如浙江成立金融改革试验区,获得更多的金融自由度。某种意义上,浙江官方已经有了这种自觉意识,因此在《浙江省“十二五”金融业发展规划研究》中提出,浙江要打造“中小企业金融中心”和“民间投资管理中心”,以杭州、宁波、温州为核心,建立 3 个功能互补的金融集聚区和辐射区。当然现实情况是省级政府对金融事务的决策权相当有限,在保障金融安全的大棒下,中央对金融事务进行了高度的垄断性管控。推进金融体系的自由度不仅仅需要来自地方政府的意愿,它更加需要来自高层的政治意愿,而目前看来这些可能性不大。 因此,更大的可能性是,目前的混沌的状态将继续,那就是中小企业将继续被资金短缺所困扰,地下各种融资形式将继续兴盛,正式金融机构将继续和政府融资平台和大型企业相互关照,实质性的金融改革措施继续停留在空中楼阁,这是一个没有明确规则的游戏,这是一个不知道走向何方的游戏,这自然是一个危险的游戏。   走笔至此,忽然想起舆论高度关注的东阳富姐吴英一案。这个案件二审开庭已经过去了 5 个多月,但是二审判决却迟迟没有下来,原因当然是这个案件复杂,牵涉面广,包括案件涉及的当地权力生态的腐败, 不过更加复杂的后果却涉及到浙江民间金融的命运。检方对吴英的指控包括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吴英的辩护律师一度为吴英做无罪辩护,辩控双方如此大的分歧的原因主要是对民间金融角色的理解。滞后的法律规定可能会夺去吴英的生命,而学界和公众意见已经对吴英的行为抱有更多理解,吴英案的最终判决结果,或将影响浙江民间金融的未来走向。民间金融的尴尬生存及其合法性困境能否通过吴英案的合理化判决打开一个缺口,人们将拭目以待。     2011-9-19 首发“阳光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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