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这样的民退国进尤其反市场   童大焕       自3月18日国资委责令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保留16家以地产为主业的央企至今，央企退出进展相对缓慢，至今未有大动作，而16家央企则在短短的3个多月时间里，继续跑马圈地，出手阔绰。据21世纪经济报道，16家央企获得国资委“认证”后的拿地总金额约295.243亿元！虽然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士7月12日向媒体澄清 “国资委授意地产央企下半年加速扩张”乃传言，但上述16央企大手笔拿地的事实并不能被改变。     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个基本的背景和事实：此一轮16家央企在地产业的迅速扩张，是在4月14日“史上最严厉房地产调控”的背景下进行的。在这个背景之下，多数开发商要储备足够的粮草“过冬”，不敢轻易拿地，从而导致地价整体下降。2010年上半年，全国103个城市住宅用地楼面地价为1863元/平方米，环比2009年下半年下降9%。     这种情况下，财大气粗的央企大肆布局拿地，无疑是一种抄底行为。而这种行为，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市场行为，而是在政府调控下的准市场行为。即使国资委没有授意央企加速拿地，也改变不了政府利用行政之手“创造条件”让央企加速扩张的事实。虽然这个事实并非政府调控的本意。     其实，即使国资委没有授意，各地方政府也会通过种种手段引诱央企加速拿地，因为对大部分地方政府而言，上半年土地供应计划难以完全落实，下半年面临较大的供应压力，央企的拿地热情，客观上有利于地方的土地市场供求关系，同样有利于缓解地方财政以及保持房地产投资规模等。     以目前的状态看，若无意外情况，16家央企进军房地产的速度和规模，下半年很可能将持续。其他企业放缓了拿地步伐，而16央企在确定房地产主业后，拿地势头有增无减，一增一减的变化后，不仅房地产业“国进民退”的势头有增无减，而且一线城市逐渐成为少数央企的天下、并且最终加剧供应的垄断局面、进一步推高房价的趋势变化毫无悬念。     企业所有制性质的国退民进令人忧虑，是一种反市场的行为；政府左手调控创造条件、右手让央企加速扩张和垄断的行为尤其令人忧虑，尤其反市场。前景难料啊！     这样的进退失据，令人哑口无言，在此，我只能借财经评论人 苏小和 先生在评价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一书中的话为此文作结。他说：     “是的，我们正在成为市场的敌人。     “米塞斯认为通货膨胀政策、国家法西斯主义、政府干涉主义、民粹公平主义等等思潮，都是在手段范畴之内出现了巨大的错误。因为‘他们所宣称的美好目标无法通过他们自己主张的手段来实现，他们注定是要失败的，甚至还会加重人类社会的灾难。’     “那种试图通过统计方法来找出所谓经济规律的经济学，是误入歧途。目的看上去美轮美奂，但通向美好目标的手段，却反市场、反自由、反个体，这样的手段在过去已经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人们必须在这样的灾难历史中走出来。”      

北大在北京扩招是自取其辱   童大焕       近日有报道，北大在京实际录取人数在计划招生256名的基础上增加了112人，扩招比例高达44%，引起全国一片非议。     如此大规模在京扩招的结果是：北大文理科每万名考生录取指标（简称“录取率”）在北京高达45.4人，为全国平均值(1.55)的近30倍。假定其他省份录取人数基本不变，那么，北京考生进北大的机会是机会最低的广东考生的93倍，是广西、河北、安徽考生的67倍，分别是“高考大省”河南、山东考生的55和50倍。     全国重点大学地方化，招生指标过度向大学所在地倾斜、造成事实上的地域歧视，是多年来社会各界猛烈抨击的一个热点焦点难点问题，也是社会公认的最大的教育不公之一。北大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并且由于其在新文化运动中领全国风气之先的辉煌历史，人们自然期待北大在招生公平方面向中国政法大学学习，迈出一点实质性的步伐，逐步降低在京招生比例，起到一点点带头作用。但是从其历年招生方案尤其是今年的大规模本地扩招来看，北大在这方面不仅令人失望，而且是令人骇异的严重倒退。     据北大招办解释，如此大规模扩招是因为北京考生“报考踊跃”，而且生源质量“非常优秀”。其实这是个连傻瓜、连鬼都骗不了的借口。首先，优秀人才主要按人口比例产生，这已经成为一个人口学的常识之一。同时，各地报考北大的实际内在需求人数，只有比北京考生更踊跃。但是，这份“踊跃之心”，却是被北大无情的高考名额分配制度给堵死了的——一个极其简单的常识是：名额分配越多，实际报考人数也会越多。如果用报考人数多证明考生的“踊跃”程度，反过来不断地给“踊跃”地区大幅度增加名额，北大干脆关死外地招生的门，只向北京本地招生，宣布成为北京的大学好了，反正中国不缺你一个北大，世界更不缺你一个北大；即使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受教育水平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人才成长和人口质量，但谁能相信，北京考生的“优秀率”是广东考生的93倍呢！     其次，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就像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小富进城，大富进京”的人口迁徙规律一样，我国人才的教育发展规律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个新趋势，那就是中小城市和农村考生进省会、大都市、京城，大都市考生则竞相出国，北京上海等地每年都有很多高三优秀班级整体空巢参加国外“高考”、北京高考状元年年几乎都首选国外或香港的大学，即是明证。因此，北大在京、沪、广、深等地的招生名额，其实已经是在被别人先选掉一个层级之后、矮子里拔高子的行为，生源质量“非常优秀”云云，如果不是刻意地歪曲事实，那就说明北大的招生决策层已经到了极其弱智的地步。如此弱智的决策管理层，能带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一流大学”，实在是一个相当讽刺和令人担忧的事情。     北大的管理层，尤其是北大的教师们，不要以为可以永远地吃老本，以为靠90年前的一次领全国风气之先，就可以永远坐稳国内“第一学府”的宝座。事实上，这么多年来，北大的招生质量已经一点一点地落在了清华大学的后面。     就像很多部门不惜以部门利益绑架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一样，今天北大的耻辱和自取其辱自毁前程之路，也许是个别人的飞黄腾达的捷径。但是，从来都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北大的决策层可以不管不顾北大的名誉和前途，与北大荣辱与共的北大教师们不能坐视不管，应该有更多的教师，像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一样，公开站出来指出其中的制度性的倒退、其中的荒谬与耻辱，并且及时采取必要的“护校运动”。保卫北大的招生公平就是保卫北大本身。  

北京郊区地铁应与城区贯通   童大焕—2010年7月11日星期日       自古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如今星移斗转，变成了京道难难于上青天——《IBM全球交通痛苦指数报告》（满分100分，分值越高越痛苦）显示，北京、墨西哥城得分99，交通拥堵情况最严重，出勤交通痛苦指数全球第一。纽约得分19，伦敦和巴黎均为36。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交通痛苦指数最低，仅为15。     在全球各大都市中，北京的人均汽车拥有量和绝对数量都不算高，但交通痛苦指数却名列前茅，它应该“归功”于人们对小汽车的使用频率过高，还是“归功”于交通设计和管理的观念落后？个人认为主要原因应该是后者。一座城市的交通痛苦指数应该与这座城市交通设计和管理的人性化程度成反比，交通痛苦指数过高，反过来说明这座城市的交通设计和管理人性化程度偏低。     比如作为北京城市交通大动脉的长安街，每天早晚都有一段时间面临着天安门广场的交通管制，少则等候十几分钟，多则等候半个小时。仅仅是为了一个升降旗仪式，为了几个仪仗队员从天安门城楼下正步到达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仪式无可厚非，但仪仗队员难道非从长安街穿过不可吗？     再如很多交通立交桥的设计极不合理，走辅路过一座桥，绕行一两公里是家常便饭。交通设计的要义，应当是让车辆尽可能地减少在道路上停留的时间，我们的立交桥设计，为了纸上的花样美感，不惜让汽车多在路上兜圈子，甚至不怕让司机兜不出来。 还有是郊区城铁和城区地铁的衔接问题。有时，那不是衔接，简直是在捉迷藏。比如在西直门，13号线和2号线的衔接，乘客们几乎都是在长途跋涉。     还有八通线与一号线的直接贯通问题，从2003年八通线开通，大家就一再呼吁八通线和1号线贯通运行，既方便百姓出行，又可以减少运营成本、降低管理成本，但有关部门总是顾左右而言他，用种种理由推托。一会儿说土建工程太大；一会儿又说硬件设备需要改造升级；一会儿又说郊区和城区人流密度不一样，难以实施（实际上只需要从调度上将郊区地铁适时“插入”城区地铁即可轻松解决）；一会儿又说全线贯通以后线路太长，一号线和八通线作为横贯北京城市的东西大动脉，一号线全长约31公里，八通线全长约19公里，一旦贯通将长达50余公里，对车辆整备、线路维护保养带来较大技术难度。一旦出现故障点，影响巨大。云云。     但这一切托辞将随着今年年底通车试运营的轨道交通大兴线而不再那么“理直气壮”。大兴线开通后将与地铁4号线实现贯通运营，届时整条线路全长约达50公里，将成为国内最长的城市地下轨道线路。     通州作为离北京CBD最近的一个区，八通线四惠站与CBD仅一站之隔，居然要人们上楼下楼换到同一个平行的、相隔只有几米远的站台上去换乘，也不知道设计者当初是怎么想的？同时通州作为未来北京最高端商务区所在地，八通线与一号线的贯通势在必行。此前的种种推托理由，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同样，在未来的城市轨道交通设计和改造中，都应该充分考虑郊区地铁与城区地铁的无缝链接全线贯通。打造全市范围内无障碍的“一小时”快速轨道交通线，应当是北京等国际大都市基础建设中的基础建设。     

唐骏门中那些混乱的价值观   童大焕—2010年7月7日初稿，7月11日二稿   作者按：此文绕了一大圈，还是发不出，虽然给报社的稿子把除了唐骏和方舟子之外的人名都处理掉了。最新的编辑回复是：“实在抱歉，这篇本来今天要发的，但是晚上收到通知，要求对唐骏话题低调处理，不渲染炒作，这孙子一定去公关了。（一起来的通知还不让议官员财产申报）。您看能不能再另写一篇？真不好意思，见谅！”嚯嚯，谁叫你生在中国！       有“打假斗士”之称的方舟子在微博上连续发布了21条博文，逐条质疑“打工皇帝”唐骏在《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中透露的学位、论文、专利发明和工作经历。日前，唐骏公开回应了其部分质疑并出示了博士学位证书，不过不是加州理工大学博士，而是西大平洋大学（Pacific Western）博士。     可是经过记者查证，这个位于加州的西大平洋大学涉嫌明码标价卖学位：学士2295美元，硕士2395美元，博士2595美元（7月7日《新京报》）！好便宜的学位证书啊，甚至比国内一些大学本科（比如艺术类）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还低。     随后，又有网友曝光了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工商管理博士（DBA）二期、三期中国学员通讯录，开玩笑说这是否是新时代的克莱登大学。有意思的是，这份名单中包括数十位企业董事长、律师和研究机构的人员，还有部分任职政府机关和北大清华。此事直接引发网络上删改学历热潮。据互动百科工作人员介绍，仅7月7日至8日两天时间，就有近百位名人的高学历简历被修改，并且该数字还在持续增加。     尽管唐骏本人表示，“我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包括我的书上，我的书的首页介绍的时候，从来没有说我是在加州理工大学拿到过博士，但是确实我在加州理工大学曾经有过一段研究的经历；但是我确实拿到了博士，是在西太平洋拿到博士学位的。”但记者却在唐骏《我的成功可以复制》这本自传体的书中发现，的确有文字描述作者“拿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同时网络上的图书电子版中，也确有唐骏毕业于加州理工大学的表述。唐骏对此表示可能是编辑错误，“我手上的版本并无这样的提法”。（《新京报》）     耐人寻味的不是唐骏的辩解和让出版社刊出“勘误声明”，而是网友们对此事的态度。有一种观点认为“英雄不问出处”，唐骏已经够成功了，成功到可以不必理会此类质疑。一位网名“潘金莲日记”的网友说：唐骏这件事，在美国，他要辞职，100个人只有一个价值观：诚实；在日本，他要谢罪，100个人只有一个价值观：担当；在中国，他要狡辩，100个人有100个价值观：“他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马上有网友对此回复说：“在中国，唐骏一年挣多少，你他妈挣多少？”到处都在上演流氓变皇帝的历史，然后，“史学家”们说：英雄不问出处，英雄不问出处。到底还是胜王败寇。对张悟本伪造履历，人们戳破脊梁骨；对“够成功的唐骏”，许多人又是另一重标准。     也许是唐骏欲盖弥彰的辩解使挺唐的人脸上有点挂不住，于是他们开始转而质疑方舟子的动机。最典型的要数一个叫司马平邦的人，他说：“方舟子为什么无端揭露唐骏文凭做假？唐抢了方的老婆，还是把方的孩子扔井里了？我觉得这事比唐的文凭是不是做假更有意思，其实满世界文凭做假的人多了去了，为什么方不出来都揭露呢（估计怕累死）？所以我相信至少方整唐这件事上，有私心，心理阴暗，尽管他说的也可能是真话。”如果按此动机论，我们是否也可以反问司马平邦：唐骏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你捧他的臭脚，是不是因为下岗失业了准备在他的大旗下谋一份饭碗啊？或者干脆，你可能和唐骏一起抢了方舟子的老婆，或把方的孩子扔井里了？     司馬平邦又说:方舟子以私人方式调查唐骏的文凭来历，是不是干涉他人自由和刺探他人隐私？如果唐骏以此“假文凭”做了什么坏事，或者对方舟子做了什么坏事，我就能理解方，否则，我觉得中国有这么一个人就算了，再多一个就太可怕了，疯狗院失禁的后果你想过吗？     这又是哪儿跟哪儿呢？唐骏的加州理工博士文凭，分明是在其《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和电子书中的“自诩状”；同时他在书中说他放弃了日本名古屋大学的博士学位去了美国，但是盛大2004年在纳斯达克的招股说明书却称唐骏是名古屋大学的电子学博士（7月7日《新京报》）。这是个人自由或隐私呢，还是公然欺骗读者和股民投资者？     即使唐骏根本没读过大学，谁又会说他不成功呢？韩寒高中没毕业，并不妨碍人们夸他“一个韩寒影响力超过内地所有大学教授”和时评家；比尔盖茨大学没毕业，并不妨碍他成为全球首富和大慈善家，也丝毫不妨碍人们对他的尊重和景仰。     明代大学者黄宗羲说：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不得不说，至少在“成功者唐骏履历真假”这个问题上，我们似乎仍然有点儿停留在是非混淆、价值观混乱的草莽时代。     最讽刺的是来自张谦的这条微博：一同行为这话感动：你我都是知识分子，又在媒体，要努力做社会的良心和脊梁，为社会进步做种子和希望。但他对方舟子唐骏事件的表述是：什么事情不能做太绝，揭出唐骏会让人们的价值观紊乱的，觉得名人是不是都这样。     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和悲哀啊！从“知识分子”到名人，都要靠欺骗而不是真相和诚实来维护“道统”，这样的道是正道，这样的统是正统吗？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富士康不妨看看雅各布斯怎么说   童大焕       最近关于富士康要搬迁的传闻很多，富士康称，部分事业部在搬迁，不代表富士康将撤离深圳。     此间，经济学家郎咸平则在博客中撰文，建议富士康放弃流水线式生产方式，放弃军事化管理，而向日本佳能公司学习，实现“细胞式”生产方式，让员工在团队合作中工作。他指出，目前利用“细胞式”生产方式的企业生产效率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根据细胞式生产的拥护者的说法，因为每个特殊分类细胞内的员工都必须负责起全部的工作，每个分类细胞通常都会被当作独立的团队来管理，因此细胞式生产可以培育出团队的建立，对完工期的顺利达成提出挑战性，以及改进每一项产品及服务的品质。     但我想，不论是流水线生产方式，还是细胞式生产方式，都还局限在企业内部的管理方式上，更应该看到企业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如果这个细胞融于城市，将会爆发出巨大的生命力；如果反过来由这个细胞来创造一个社会，那么，经验和教训将告诉我们，那样的企业难免缺乏多样性，那样的社会难免缺乏活力。在过去计划经济年代，国有企业一统天下，企业办社会。实践证明，那样做不仅企业不堪重负，而且企业内部“社会”也死气沉沉。     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不仅有必要重温一下过去国有企业办社会的历史，而且建议企业尤其是大企业不妨看一看《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简·雅各布斯怎么说。     一般而言，人们都会不假思索地认为，小企业才是高度依赖大城市的社会组织，因为小企业的原材料、市场和各种社会服务，都依赖于丰富而复杂的大城市。而大企业则不然，因为大企业完全可以依赖外部市场，同时可以给内部职工提供百货商店、美容院、超市、餐厅、影剧院、保龄球馆、游泳馆等各种各样应有尽有的服务。     但是，雅各布斯的研究却表明：     “事实上，有很多说法认为什么战后将会产生大公司从城市迁往郊区的潮流，但最后仅仅流于空谈而已。为什么？且不说其他很多原因，其中一个是在郊区土地和空间上所获得的差价被支付员工所需设施占据的更大的空间费用抵消了，而这些设施在城市里根本不需要，也用不着需要专门的雇员或顾客来提供支持。为什么大企业一直呆在城市里，就像和小企业一样，另一个原因是很多职员，特别是经理们需要和企业以外的人进行密切的、面对面的接触和交流——包括来自小企业的人员。城市里的多样性，不管是什么样的，都与一个事实有关，即，城市拥有众多人口，人们的兴趣、品位、需求、感觉和偏好五花八门，千姿百态。”     像富士康这样的超级大企业固然有足够的能力“企业办社会”，但是上述所说的可能导致巨大的浪费之外，更重要的是其内部“社会多样性”的消失，任何为了便于管理的方式都难免陷入“单一管理模式”的军事化半军事化的巨大陷阱，从而使个人和企业的内部社会活力丧失，甚至让人丧失生活和乐趣与活力。     因此，我认为比生产方式的“细胞化”更要紧的是，像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应该首先实现企业空间分割上的“细胞化”，不妨将企业内部的各种服务和娱乐设施全部转让给社会，让企业细胞式地镶嵌于社会、镶嵌于大城市之中，成为大城市的一个又一个充满活力的组成部分。如果真是这样，我相信不仅其企业将更有活力，其企业内部的每一个个体也将因与外部社会的紧密联系而更具生机与活力。而至于企业的搬迁与否，也许并不那么重要。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