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

张维迎舌战群雄反对国有主导型经济 2013年04月06日 21:28 来源于  财新网  |  评论（ 264 ） 多名外国人士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张维迎坚称政府不逆转国有部门和国企主导的经济，中国将无法继续增长 　　 【财新网】（记者 王婧） 中国市场派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时力排众议，坚称如果政府不逆转国有部门和国企主导的经济，中国将无法继续增长。 　　张维迎4月6日参与了名为“政府与市场”的分论坛讨论，期间，论坛嘉宾就中国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包括华尔街投行高管、印度、法国嘉宾在内的外国人士，均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圣戈班前董事长、拉扎德董事Jean-Louis Beffa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有巨大的成就。他自称非常了解中国的竞争对手。他说，中国的水泥行业、电力公司、建设核电站的公司都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公司，并且这些国企的管理越来越国际化，促进了更多创新。他认为，“如果想成为国际市场上的大角色、大块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国有企业才行。” 　　黑石集团高级董事总经理、大中华区主席梁锦松亦表示，在中国很多行业是国企主导的，他认为这种方式很好，因为香港没有一个特别强大的本地银行，使得在一些政府需要进行干预的关键时刻感到很困难，很难着手。 　　印度工商联合会会长、汇丰印度董事长Naina Lal Kidwai则认为，是否国有没关系，但他们要可以独立进行竞争。 　　作为中国坚定的市场派经济学家， 张维迎对上述观点一一反驳。他认为，第一，中国经验表明，只要政府和国有企业占垄断地位，其他企业根本不可能占有竞争，因为国企总是得到特别优惠的政策、特权，别的企业不可能有合适的定价，不可能有合适的政策或者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都是政府所创立的。 　　第二，国企很难进行很好的治理，因为政府总是有权威指定CEO、总裁或者董事长。他们的薪酬不是按照绩效给予的，企业高管基本上就和政府官员一样。 　　第三，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任何一个私企可以垄断，如果有一个私企是垄断的企业，他一定是背后有政府支持，“这和西方不一样”。 　　张维迎称，经济发展取决于企业家精神，特别是私营企业家精神，而不是政府的政策。他呼吁新一届政府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并且重新启动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 本文网址:  http://economy.caixin.com/2013-04-06/100510164.html  【财新网】（实习记者 铁瑾） 在苹果公司CEO库克发出致中国消费者的一封信，并表示改进产品维修政策后，中国国家工商总局表示，“苹果公司道歉了，但仍要听其言观其行，对苹果公司的监管不能放松，对苹果公司不遵守中国法律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坚决予以追究，对利用不公平合同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坚决依法处理。” 　　这是中国官方媒体对苹果公司售后服务进行连续批评性报道后，中国政府部门对苹果公司的最新施压。 　　4月2日，国家工商总局在山东省青岛市召开“苹果”合同格式条款专项整治工作督办会议。会议要求各地工商部门加大对“苹果”等电子产品销售及售后服务合同的监管力度，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国家工商总局官网4月7日透露了会议信息。会上，来自广东、四川、新疆、北京、上海等19个省区市工商部门合同监管工作负责人，围绕2012年2月以来开展的整治利用合同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专项行动，及今年2月在专项行动总结大会上再次作出的对“苹果”等电子产品市场加强合同监管的工作部署，进行了沟通交流。 　　山西省工商局合同与信用监管处副处长宁宇英发言说，处罚只是手段，通过处罚纠正一类合同，规范一个行业才是目的。要求苹果公司修改不公平合同格式条款，是为了让中国消费者享受同等待遇。他说：“借规范苹果公司合同的时机，我们将对供水、供电等领域的不公平合同格式条款进行纠正。”青岛市工商局合同管理处处长孙璟说：“工商部门有义务履行监管职责，对苹果公司的违法行为保持高压态势。” 　　国家工商总局市场司有关负责人称，去年以来，各级工商部门按照国家工商总局部署，采取发出行政建议书、责令改正通知书及立案查处等方式，针对iPhone维修报告中存在不公平合同格式条款问题，对相关授权服务商进行行政处罚，并责成上海市工商局对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进行行政指导，督促其对维修合同中存在问题的格式条款进行修改。 　　今年“3•15”期间，中国电视媒体对“苹果公司在售后维修服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报道。国家工商总局称，该局对此高度重视，迅速向全国工商系统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工商部门加大工作力度，依法对苹果等电子产品市场进行整治。 　　该负责人表示，苹果公司此次向消费者致歉，表明全系统开展的整治利用合同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果。他说，“工商部门将认真履行职责，敢作为、敢担当，依法查处，积极回应社会关注。” 　　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信息最后表示，“对苹果公司的违法行为，工商部门将继续依法采取有效措施，将其营销行为控制在中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针对此前一系列措辞严厉、指责苹果公司傲慢的报道，海外有评论人士担心，这是否有组织的选择性报道，这些媒体对国内消费者正遭遇的婴幼儿配方奶粉等食品安全问题避而不谈。■ 　　为什么我们至今不确立“class action”，消费者有能力为自己的群体起诉厂商并得到赔偿。现在似乎是官府以消费者的名义对厂商罚款。然后呢？罚款用在哪里？还给消费者了吗？还是进入各级政府的“小金库”了？如此，当然各级政府有特别大的积极性罚款，仍是鸡飞狗跳的政策，导致腐败的政策。 吴敬琏：过去十年最大遗憾 财新记者 林栋 2013年04月02日 10:29 来源于  财新网  |  评论（ 46 ） 2003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决定》未得到有效执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在我们这个国家，从来受到的教育，不管是学校还是学校外的教育，都是说政府是全知全能的，而市场会造成混乱。许多改革都是比原来预想的结果要好，没有出现灾难。但是，有一次改革的设计，我想是最不好的，虽然我并没有参加。就是2003年的中共中央通过一个《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当时是研究了我们的情况的，认为我们的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存在很多旧的体制的遗产，妨碍了它（市场）有效的起作用，所以要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先改革。这个决定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通过。但是现在回头来看，这十年，这个决定的基本部分没有得到执行。这是我觉得最遗憾的，最不满意的。 下一篇： 转贴周其仁文章

骆家辉说中国梦与美国梦没有什么不同，呵呵，网友们嘲笑他太不懂中国，因为美国梦好歹是可能实现也实现过的梦，而中国梦就纯粹是个梦。我读了，捧腹大笑，然后想到可能确实有必要思考中国梦这一命题反映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何种状况。首先，它是一个口号，是新的领导人向公众提出的口号，同时也是新的领导人对新政的一种愿景（a vision）——这个英语单词，我不喜欢台湾的翻译，我更喜欢翻译为“憧憬”。口号是诉求的政治表达。好的表达被各派政治力量理解（解读）之后，赋予对各自有意义的解释，可动员政治资源。邓小平“猫论”是典型的政治表达，既可动员中国政治文化传统里的实用主义资源，又可避免意识形态的敏感论争，几度遭到批判，最终导致党内共识——“改革开放”。那么，中国梦呢？首先，中国梦不能是美国梦，这一点很重要。其次，中国梦是否能动员足够多的政治资源？一方面敏感依赖于各级党组织的阐释，另一方面依赖于社会情境的演化。由于社会演化充满不确定性，任何政治表达都可能有正反两方面的效果。所以，好的表达，通常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我的朋友丁利说是“策略性模糊”，哈耶克说是“涌现秩序”的一部分。关于涌现秩序的模糊性或表达困境，容我另文阐述（据思享家网友说太艰深）。不论如何，中国梦足够模糊，或许太模糊以致在具体情境中由不同行为主体提供的解释相互冲突到失去意义。所以，我预期新的领导人将不得不亲自解释这一表达的涵义，例如，讲述一个关于中国梦的故事。邓小平的“猫论”，涵义很清楚，或许太不模糊以致几度遭受批判。我不讲故事，我只谈感受、表达、理解。根据我的感受，中国梦首先要让我们有安全感——水的、空气的、食品的、衣物的、住房的、交通的、教育的、医疗的、……。人类当然不能有百分之百的安全感，但多少要使我们的杏仁核系统足够宁静从而我们的注意力可以转移到更高远的方面，例如，从物质生活方面转移到精神生活方面。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三重转型期，没有什么问题是可以首先提出来求解而不牵涉到其它全部问题的，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例如，安全感的问题直接导致环境资源的耗尽问题，于是引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权衡问题，又引出收入分配太不公平的问题，又引出教育失败和企业伦理等方面的问题，……。最后，总归要追问精神生活的问题。我读了三联生活周刊的封面报道，根据网友的观点汇集为中国梦的十五个关键词。从这些报道和关键词可以看到的，是中国梦与美国已经实现的梦，当真只有很小差别，甚至可以说，这些“梦”原本是参考美国现实生活而有的憧憬。十五个关键词，就是十五个表层特征或指标，相当于中医说的“表征”，而不是中医说的“症结”。中国梦的实质，是症结，只有在症结上，中国梦不是美国梦。我转录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12月10日封面故事列出的十五个关键词：1）法治政府，2）社会公平，3）公民社会，4）知情权与表达权，5）基尼系数，6）收入倍增，7）养老金替代率，8）财产性收入，9）房价收入比，10）失业率，11）个人卫生支出，12）教育均衡化，13）空气质量，14）生态制造，15）文化软实力。可见，照此憧憬的中国梦仍是美国梦或美国梦的低级版本。中国梦，梁漱溟一百年前已有一番憧憬：这一个千年是西方的，下一个千年是中国的，再下一个千年是印度的。理由：人类追求物质生活丰饶之梦，西方人走在世界前列；人类追求人与人深层情感关系之梦，中国人（不是现在）走在世界前列；人类追求信仰与灵魂归宿之梦，印度人走在世界前列。罗素崇拜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他发表的言论更像是拯救西方的憧憬，我在其它文章里介绍过。荣格深谙西方心理深层结构，对于治疗西方人的心理疾患，他也有过一番憧憬，大意是将来人类的心理健康一定基于东西方文化深层结构的融汇贯通，他并且手绘一幅太极阴阳鱼图。哈贝马斯2001年发表一本小册子（是他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就职演说之扩充本）《未来的人性》（“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开篇不久就追问：为何哲学不能被深层心理分析取代？读下去，以及读他的其它作品，不难推测他对精神分析（荣格的而不是弗洛伊德的）情有独钟，列为唯一的批判科学。最近十几年，阿玛蒂亚.森越来越频繁地提到印度的传统智慧，意在提醒西方读者什么呢？骆家辉的见解当然正确，中国梦和美国梦都是人类的梦——每一个人追求幸福之梦。关键在于，幸福生活有三大维度，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你追求的是哪一维度的幸福生活？你追求物质生活的丰裕，无穷无尽，西方百年来的心理疾患是前车之鉴。你追求人与人之间深层情感交流？目前是什么妨碍我们有深层情感交流？我写过一篇文章——“消费主义时代的情感”。读了那篇文章，你多半会同意我的见解：只要你仍沉沦于消费主义的时代，你不可能有深层情感生活。都市冷漠，这是你的命运，你来到北京，与每一个人形同陌路，萍水相逢，相互消费而已。可是物质生活绝不因你缺乏深层情感而停止压迫你，焦虑和紧张伴随你的多数有梦或无梦的睡眠，你越来越常感受到崩溃边缘的狂躁。最令人绝望的是，你无路可走，你去友谊医院或其它任何医院的精神门诊？你必须明白你始终不能成为那里的精神病患者，因为你是去被另一些人消费的。你无路可走无人可求，你和如你一般沉沦于消费主义时代的那些人共谋，将你们每一个人抛入孤独到崩溃的世界。中国梦不能而且不应就是美国梦。那么，何为中国梦？新一代领导人集体参观中国历史博物馆，各种报道，主题大致只有一个：几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寻求中国富强之路——中国梦？中国的富强，是物质生活的，难道仅仅是坚船利炮吗？富强仅仅是由坚船利炮维持的吗？那时的历史情境，那时的志士仁人，我们理解，一百五十多年，李泽厚说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梁漱溟说是“欲解人生问题而屡屡被拖入中国问题求解之中”。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严复憧憬的富强，仍以西方富强为摹本。同样，今天缺乏反思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憧憬的富强，仍以西方消费主义时代为摹本。梁漱溟自称不是学问家而是实践家，有更深的涵义，参阅他写的“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合印叙”。不过，他不自称学问家的浅层涵义，由许多自称学问家的学者认可，他们（不仅有偏激者如陈独秀而且有温和者如胡适）都否定梁漱溟的思路——他的思路今天被误解为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思路，其实，他只是在求解自己感受到的人生问题。不要贴标签，如果你认真求解你的人生问题，你会意识到为任何见解贴标签，仍是一种消费主义习惯。克里希那穆提不断问你：看到了吗？我不肯定你和我正在看同样的东西，不要使用文字和概念。我反复询问“阿伦特为何重要”（参阅我写的书评），她为什么对我们而言是重要的？因为，我们通常只是用文字和概念来代替新鲜的生活，而她总是试图用新鲜的生活体验来重新阐释我们习惯了的文字和概念。我们让文字和概念代替我们的生活，于是，我们说这是一包奶粉，其实，这是一包有毒的奶粉。我们说那是一块猪肉，其实那是一块病死的猪的肉。生活是新鲜的，而概念是陈旧的。我们沉沦于消费主义时代于是我们的生活成为官僚化的生活，它不再新鲜，它呈现在我们的长期记忆里就是一堆概念，并且政客们常常操纵这些概念让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生活得多么美好。不谈政客们，就看看先富起来的那些人的儿女们是怎样生活的。在他们的长期记忆里，至少这是他们能够回忆的，爱情就是以各式各样惊人方式赠送的价格惊人的礼物（豪宅、华车、名表、……）。事实上，我们的语言早已枯竭。我观察到，许多年轻人已经不再会用语言表达深层情感交流。许多年前，在写给《读书》的一篇文章里，我预言诗歌和顶针将被人们遗忘。今天，我们不再有诗。虽然，某一日我见到了顶针——是劣质的，一小块扭曲的铝片，根本不能用，是如同“奶粉”和“猪肉”那样的概念。 下一篇： 转张维迎发言纪要 转吴敬琏先生发言纪要 政府替我们罚款然后呢？

写了阴谋论为什么不正确和戏说阴谋论之后，偶然从历史地图软件里看到下面这张图： 这就是我们国内主流媒体和那位阴谋论主将常说的“新月形包围圈”，直到今天，我们仍相信似乎真有这么一回事。可是从这张地图我们看得很清楚，美国是为自己做了一个包围圈，只不过，亚洲部分像是半个月亮。如果我们相信是新月包围，那么，欧洲人看起来也面对一个半月包围圈。为何美国包围自己？因为当时核武器的射程就那么远，故对自己的包围圈就这么大（想想“猪湾事件”）。北朝鲜目前的核武器射程，就是明证。“冷战”的产物，1967年的地图。再拿它当真，就太可笑了。军事专家都明白，现代防卫早已不能靠什么“包围圈”来解决问题了。可是我怎么觉着央视最近还拿这类包围圈说事儿呢？现代防卫策略是什么？央视也多少科普一下吧，宋晓军就很明白，宋宜昌更清楚。按照现代防卫策略，中国真值得关注的是北朝鲜，家门口的威胁。我再提醒外交部的老爷们一次，胡志明与毛泽东的友谊怎么样？“杠杠的”吧？后来呢？ 下一篇： 何为中国梦 —我的感受、表达、理解

儿童教育政治学——引言 汪丁丁          我们的教育体系，与世界各国教育体系一样出了问题，但我们的问题尤其严重。任何还能客观地看世界的中国家长，只要到欧洲和北美去看看那里的孩子们和学校，或者再到日本和韩国去看看，不难同意我的观察。总之，我的观察告诉我，中国大陆的教育体系出了很严重的问题，我同意邓小平的评论，称之为“教育的失败”。接着我已经发表的一些儿童早期教育的文章，在这篇短文里，我想探讨儿童在家庭里与父母或其它监护人的关系，特别是权力的问题。             儿童无疑要依赖于父母或其它监护人的被称为“养育”的行为，但儿童有自己的主动性。例如出生婴儿可以选择自己的注意力方向，事实上，对儿童心智和身体发育至关重要的因素，许多都是儿童在三岁以前主动选择的结果。至少，以往一百年的行为学研究表明，家长和儿童之间的真实关系，更多像是“博弈”而不是 20 世纪以前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家长控制或操纵的儿童教育过程。             然而，我们的教育学仍停滞在百年以前，或许因为政治的原因，或许因为教育学的保守主义态度，或许因为转型期中国社会教育体制对学校和教师行为的毁灭性影响。总之，我感觉有必要为年轻家长们写更多的这类文章，部分地弥补教育学停滞之缺憾。             家长的立场，在儿童教养过程中，按照通常的假设，一定是为了孩子未来乃至终生的最大幸福。可是，我在以前的文章里阐述了，我们其实很难或不可能预先知道什么是孩子们的最大幸福。如果中国社会稳定，这本身当然已经是幸福的必要条件，那么，确立一套正确的价值观或许让孩子们更可能有幸福感。但许多人甚至不认同这一立场，因为谁知道哪些是未来社会的“正确”价值观呢？更何况，中国社会不稳定，正经历漫长的稳定之后的迅速转型期。所以，更现实的立场是，家长们一定要承认，儿童教养是博弈过程，而且是面向未来不确定情形的博弈。此时，我们只有依靠自己的智慧。             与知识不同，智慧是面对极端不确定的情形时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关于“极端不确定”，一个等价的表述是，“完全缺乏信息”。知识有用，仅当你能够获得正确决策必须的信息。否则，知识无用。而智慧，部分地是有用经验积累的结果，部分地取决于一个人的悟性。上了岁数的人，积累的经验远比儿童多，但未必有智慧，如果缺乏悟性的话。甚至，我的观察，中国有相当多的“早慧儿童”，他们的智慧很早就被错误的教养消灭了。例如，我看到太多的年轻家长，尤其是做母亲的，特别敏锐地要在他们刚刚出生的孩子身上发现一些“天才”的迹象，以便他们有动机将孩子培养成为天才。于是，才有了两年前我在例如“世纪金源”商城见到的“幼童爱因斯坦培训”和“少年领袖学习班”这类荒唐并且让我憎恨的告示。此外，我住的院子周围雨后春笋一般出现的“双语教学”幼儿园广告，让我不得不写了一篇警惕“双语幼儿”教育的文章。就如同我们中国人敢于尝试远未通过临床检验的“干细胞”注射那样，我们中国人敢于尝试远未通过检验的儿童教育方法——只要能赚钱。在造假成风的社会里，受害最深的莫过于儿童，因为他们最缺乏在这种社会里生存的经验。             认真的读者应预先阅读我以前在这份期刊发表的儿童早期教育文章，以便获得一些大致正确的教育原则。现在，我可以讨论权力问题了。权力，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于是和其它学科的核心概念一样难以定义。在许多定义中，我常用的只有两个，其一是政治学家达尔提供的：“权力等于影响力”，其二是经济学家巴泽尔提供的：“权力就是施加成本的能力”。这两个定义，达尔的涵盖最广泛，巴泽尔的，或许最狭义。             家长对儿童有权力，主要因为儿童必须依赖家长的养育，所以，在这一意义上说，家长有施加成本于儿童的能力。另一方面，儿童对家长有权力，主要因为“亲子关系”，从而儿童的喜怒哀乐以及毕生幸福足够强烈地影响家长的幸福水平。在这一意义上说，儿童对家长有影响力。             在儿童和家长之间的博弈，就双方都有权力而言，成为一场博弈。不同于“工具理性”指导下的经济博弈，在教育的博弈中，“价值理性”起着主导作用。这是因为，或主要因为，家长希望教育儿童成为一个在未来的长期内始终有能力获得幸福的人。幸福的长期性，就决定了教育博弈必须在家长相信是正确的一些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展开。 下一篇： 小图一张

从思享家网站转贴我们的讨论到这里，并增加一些相关的议题：（1）汽车问题，这是二十年前我们经济学家相互之间争论过的发展问题的子问题。我和社会学家郑也夫反对发展汽车，樊纲主张发展汽车。主张发展，理由很简单，统计表明，各国经济的两大支柱产业是建筑与汽车，连带创造了巨大的就业机会。二十年前，发展是硬道理，GDP是硬道理。无奈，我和也夫是少数派。不过，现在看汽车污染问题，很难说将来的历史学家怎样评价那场争论。不论如何，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汽车与城市住宅的分布密切相关，许多上班族之所以能购买远地楼房就是因为有车。至于发展公交系统，除了上海，各地政府都缺乏远见。以致最近的污染狂潮，上海和广州都比北京和杭州更好些。（2）西湖景区，汽车污染太严重，不仅道路堵塞，而且周边的物业价值也大受影响。这是伦敦的教训，物业曾因城市严重污染而无法继续升值，直到伦敦政府成功治理了污染，才再度升值，今天，伦敦是全世界最贵的城市之一。造福市民，治理污染是最好的途径。（3）西湖景区必须收费，根据历年游客人数和景区能够承载的人数，我的推测，门票起价百元，杭州市民可免费。需要在北山街、南山路、杨公堤、和东侧的各路口设立封闭景区的路障，有难度，这里私人会所的影响力极大。杭州政府必须明白，如果西湖景区不收费，而全国景区都收费，迟早全国人民如同高速公路免费造成的狂潮一样，为了免费，都涌入西湖景区。结果是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都极大降低，何况还有大批外地车辆（景区空气的主要污染源）。（4）新京报很奇怪，为何非要批判农夫山泉？我在北京只用农夫山泉的水，因为北京特权寻租远比南方更多，各种不知名的矿泉水，质量极差，但充斥着北京的酒店和商店（寻租的好处）。新京报的批评，首先应指向那些远比农夫山泉更差的水。（5）我在浙大指导的博士生陈叶烽，论文被评为2012年全国百优博士论文。最近我才明白，此事意义显著。两方面的意义：其一，竞争激烈，百篇论文在教育部网站全文公示，其中十篇未能入选，故只得九十篇。最终入选的，叶烽名列前茅。其二，惟其竞争激烈，必有政治运作，而我和叶烽始终只是中国社会的清流，从不参与任何内部运作。大学若重视百优博士，应奖励的是学生，而不应偏重奖励我们这些老师。总之，我们的制度安排很奇怪，使百优博士的老师们处于尴尬境地。我们应更多帮助叶烽，让他的生活状况尽快有所改善。下面是我们关于医疗体制改革的讨论： 医疗服务资源配置问题 热度  12 已有 87 次阅读   2013-5-1 12:14   | 关键词:教育，医疗，歧视准则 艾智仁说，只要有稀缺性，就有竞争，只要有竞争，就必定有歧视。所以，社会问题的求解，是要找到最不坏的歧视准则。教育资源稀缺，中国社会沿用至今的歧视准则是考试成绩。医疗服务资源稀缺，我们至今似乎只有更坏的歧视准则。 1 好文 感动 搞笑 难过 愤怒 7 支持 反对 刚表态过的朋友 ( 8 人 ) 黄革登 (思享之) 潘昱 (panyu766) wangguangming (gwang) 顺其自然 (why228…) 陈一帅 (yishuai) 猴一瞥 (笨猴) 那谁 (那谁) 李建 (lijian267) 收藏 分享 编辑 |   删除 | 全部 作者的其他最新日志 •  从统计年鉴数据推测行业高管年收入的简单方法 以及金融业高额报酬的经济学解释 … •  儿童教育政治学—引言 •  尝试以博客日志的形式写我的学术文章 •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的第七讲即将结束 •  武器 技术与自由 热门日志导读 •  0858 朱令案的舆论矛头应该指向谁？/萧瀚 •  理解大洋国 •  转憨山大师《醒世歌》 •  致青春：爱情与前途是不分时代的一场生死对决 •  湄公争坝之二：坝利坝祸 •  文艺复兴时代 发表评论 评论 ( 13  个评论) 删除   回复 那谁(那谁)   2013-5-1 16:19 优雅一点说：只要有竞争，就必定有排序。 删除   回复 李建(lijian267)   2013-5-1 17:00 我最喜爱的一篇，是他1965年发表的“som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关于产权的一些经济学)，语如疾风，思如闪电。例如，第一节的最后一行：Discrimination，competition，and scarcity are three inseparable concepts (歧视，竞争与稀缺是三个不可分离的概念)，紧接着，在第二节的第一行，他写道:“上述的概念清单还可延续,歧视、竞争、稀 缺、约束、产权。” ——-《来自亚美尼亚的亚当.斯密》 http://wang-dingding.blog.sohu.com/256536674.html 不过奇怪，这篇名作，虽然经常被列为必读文献，却在网上遍寻不着。 删除   回复 周北生(lcn918)   2013-5-2 04:26 李建(lijian267) : 我最喜爱的一篇，是他1965年发表的“som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关于产权的一些经济学)，语如疾风，思如闪电。例如，第一节的最后一行：Discriminat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