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

傅国涌:“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

1957年7月29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头条显著位置刊出“本报讯”,题为《许良英的灵魂浸透了右派思想》,上面还有一行眉题:“公然反对党对右派分子 的反击”。8月3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一篇“新华社讯”《许良英李德齐是党的叛徒》。那一年,许良英先生3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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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序

作者: 周保松  |  评论(4)  | 标签: 自由主義 , 社會正義 , 自由 , 平等 重視社會正義 周保松 如果人人自由平等,我们应该如何活在一起?这是现代政治的根本问题。法国大革命以降,自由和平等成了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任何合理的政治安排,均须充分体现这两种价值。 自由和平等,是道德理想,是政治实践,而非自有永有之物。人类历史,充满奴役压迫,充满对自由和尊严的践踏。自由主义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自由人平等相待的社会。我称此为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在自由主义传统,罗尔斯的《正义论》对这个理想作了最系统最深入的论证。本书的目的,是解读和评价罗尔斯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自由主义的道德和政治内涵。 自由人有几个面向。一,自由人有自我意识的能力。人的特别之处,是能意识到“我”的存在,意识到“我”是独立的个体,并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人生。人的自我意识,构成人的主体性。二,自由人有自我反省和规划人生的能力。人活着,便有欲望。但人不是欲望的奴隶。人可以凭理性能力,对当下的欲望进行价值评估,并选择认同或放弃某种欲望。人有能力构建、修正和追求自己的人生计划,自主地活出自己的生命。三,自由人有道德意识,能够知对错明是非,并愿意服从道德的要求。对自由人来说,道德规范既非外在权威强加于己身的结果,亦非自利者理性计算后的博奕平衡,而是基于良知和对他人的尊重与关怀而得出的合理判断。道德意识的发展,使我们不仅能从自己的观点看世界,也能代入他人的观点看世界,并有意欲过一种合乎伦理的生活。 简言之,自由人是具有理性自主(rational autonomy)和道德自主(moral autonomy)能力的个体。要成为自由人,我们必须充分发展这些能力。这些能力界定人的道德身分,并且是我们活得幸福的重要条件。道理是这样。一,如果我们不是独立主体,没有属于自己信仰和价值,没有完整的人格,我们谈不上过着自己的人生,并很容易在各种“大我”论述中沦为集体的工具。二,如果我们欠缺理性反省能力,不问缘由便接受社会主流价值,不加质疑便服从外在权威,并任由当下欲望支配自己,我们谈不上活出自己的人生。人不能没有信念而活。信念结成意义之网,人在其中安顿。但这些信念必须是真的、对的和好的。没有人愿意活在虚妄错误无聊之中。要知道什么是真是对是好,我们必须反思。经过反思的人生,才是“我”的人生,才值得过。三,如果我们缺乏道德能力,将难以展开公平的社会合作,建立彼此信任和互相关怀的伦理关系。要合作,便必须有强制性的人人遵守的规则。什么样的规则才是公平合理,并使得每个参与者乐于接受?这是所有政治社群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重视这个问题,并努力寻找答案,即意味着人是可以对政治秩序作出道德评价的能动者(agent),并期许社会制度合乎正义要求。正义社会的前提,是有正义感的公民。公民的正义感,彰显了人的道德自主。人的道德自主,则是伦理生活的前提。 自由人的理念,是个规范性的对人的理解,背后有它的道德和形而上学预设。如何设计出合理公正的制度,使得每个人能够有条件和机会成为自由人,是自由主义的理想。具体点说,自由主义希望每个人成为独立自主和有正义感的人,并在尊重正义原则的前提下,发展个性,实践潜能,活得丰盛幸福。既然实现人的理性构建人生观的能力和发展正义感的能力是最高的道德目标,自由主义自然主张赋予个体一系列基本权利,包括思想言论自由,信仰良知自由,结社集会自由等;自由主义同时也认为政府有责任为公民提供必要的社会和经济资源,确保他们有公平的机会发展他们的道德能力,例如包括教育、医疗、房屋和老弱伤残补助等社会福利。而在文化上,自由主义赞成多元和宽容,反对家长主义,既希望培养人们慎思明辨的选择能力,也致力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让人们能够作出好的选择。以上种种,都是自由人的平等政治的应有之义。 自由主义不仅重视自由,同样重视平等,并将对平等的证成与自由人的理念紧扣在一起。平等是个比较性的概念,我们必须先有一个比较标准,然后才能判断人与人是否处于平等的位置,又或应否受到平等对待。自由主义认为,只要在最低程度上拥有理性反思和道德判断的能力,每个人便享有相同的道德地位,并应受到平等尊重。我们是以平等的自由人的身分,参与公平的社会合作。平等和自由绝非彼此对立,而是一起构成自由主义的奠基性价值。自由人的理念界定了人的道德身分,平等的理念界定了人的道德关系。如何在平等的基础上,确保个体全面发展成为自由人,是自由主义的目标。不少人以为,自由主义为了自由而牺牲了平等,又或它所强调的只是相当形式和相当单薄的平等观,这实在是一大误会。过去四十年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正是如果我们接受道德平等,那么对政治权利、资源分配、经济制度和文化生活等各方面有何影响。 我认为,对自由平等的坚持,是当代著名自由主义哲学家罗尔斯的思路。他的问题意识是这样:如果我们是自由人,处于平等位置,那么应该通过什么程序,得出怎样的正义原则,并以此规范社会合作,决定人的权利义务和合理的资源分配?很明显,这些原则不能由外在权威强加给合作者,也不能由某些强势的人说了算。最理想的情况,是在一公平环境下,自由平等的合作者有相同的发言权,并通过理性协商,最后达成一致协议。罗尔斯提出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的设计,正是希望建构这样一个公平程序,从而推导出他主张的“平等自由原则”、“公平的平等机会原则”和“差异原则”。 《正义论》论证严密,体系性强,有许多原创的哲学概念,初读或会有不得其门而入之感。我认为,“自由人的平等政治”这一理念是理解罗尔斯的关键。读者只要清楚他的问题意识和他对自由平等的理解,自能对他的思想有所把握。本书第一章对《正义论》作了全面介绍,其后各章则针对特定议题而发。例如我深入探讨了差异原则和道德平等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出罗尔斯的平等观和自由主义传统的个体主义之间存在的张力;我也指出自由主义对平等自由的坚持,无法和主张市场资本主义的放任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兼容;与此同时,我尝试从自由主义的传统出发,回应了施特劳斯认为自由主义必然预设了虚无主义的观点; 此外,我在书中也处理了甚少人关心但却极重要的一个问题,即罗尔斯所称的稳定性问题,到底在何种意义上和正当性相关,以及这个问题为何导致罗尔斯后期的政治自由主义转向。读者如果想了解我的求学历程,以及我对政治哲学的反思,可先读书末的〈行于所当行〉一文。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实现以下几个目的。第一,促进中文学界对罗尔斯的政治哲学的认识。过去四十年,罗尔斯的《正义论》主导了英美政治哲学的发展,且不说由此而催生了自由主义内部极为丰富的讨论,其它针锋相对的理论,从放任自由主义、社群主义、马克思主义、到女性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和国际正义理论,均对罗尔斯的理论作了深刻回应。持平的说,如果我们不了解罗尔斯,我们无法了解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第二,我希望从罗尔斯的理论中,发展出“自由人的平等政治”这一构想,以此作为正义社会的基础,并回应当代中国某些重要的哲学和社会论争。我一方面指出,中国语境下不少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往往源于对自由主义的误解和曲解;另一方面我相信,以自由平等为核心价值的左翼自由主义传统,既能对中国的现况提出合理批判,同时能为中国的未来提供令人向往的政治想象。第三,我希望实践一种严谨明晰的政治哲学书写,从而为政治哲学中文化略尽绵力。当然,拙著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些目标,应由读者来判断。 *** 读者或会提出两个质疑。一,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为什么值得追求?二,这个政治理念适用于中国吗? 先回答第一个质疑。自由人的平等政治显然是个道德理想。它肯定人是自由平等的个体,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公平的社会合作。在制度安排上,它有以下含意。第一,它以个体为本,相信个体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享有基本的公民和政治权利。这些权利受到宪法保护,并具有最高的优先性。第二,它重视平等,认为不管人在能力、性别、种族、阶级和信仰方面有多大差异,每个公民都有相同的道德价值,并应在社会合作中受到平等对待。第三,它赞成宪政民主,因为宪政可以保障个人权利,民主可以体现政治平等。第四,它反对毫无规管的市场资本主义,因为这会导致贫富悬殊,窒碍公民有效发展他们自由人的能力,并损害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第五,它肯定个人自主,尊重多元,重视公民美德的培养,并希望公民成为富正义感、具批判性且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道德人。以上数点,只是勾勒出自由人的平等政治的大略图像,内里的制度细节及可能面对的挑战,自然需要深入探讨。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政治理想,因为它承载和体现了自由和平等这两个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 有人或会马上提出第二个质疑,称无论这个理想多么吸引,终究是西方产物,不适用于中国这个富有独特传统的东方文明。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解读。第一种持的是文化本质论,认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决定了中国人不可能成为平等的自由人,因此自由主义不适宜中国社会。这个质疑难以成立。过去百年,自由民主的理念,席卷全球,很多非西方社会(包括东亚)早已完成或正在进行民主转型。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对德先生的追求,更从未止息,并累积了颇为丰厚的自由主义资源,启蒙一代又一代国人。诚然,论者大可主张中国应该走异于自由主义的另类现代化之路。但论者有责任提出支持的理由,包括这条路如何能更好地促进公民福祉,更合理地实现自由平等,以及更公平地分配资源。我相信,不同学派可以就这些问题展开实质而有建设性的交流。这是哲学讨论的起点,而非终点。第二种持的是政治务实主义,认为任何政治理想都必须在某些条件下才可能实现,而中国目前严重缺乏实践自由人的平等政治的条件,因此不宜提倡。这个判断是否成立,需要有充分的实证支持。不过,退一步,倘若实情真的如此,合理的做法不应是拒斥自由主义,而是应好好弄清楚这些条件是什么,然后一起努力创造这些条件,促使中国早日成为自由平等的公正社会。 *** 中国有自己的政治哲学传统,儒道墨法各家,均对理想的政治秩序有所论述。但我们必须承认,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资源已远远不够用。过去三十年,我们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社会变迁。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现代国家的政治正当性如何建立?社会资源应该如何分配?传统伦理和现代价值的矛盾如何化解?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危机又该如何应对?这些都是政治哲学必须思考的问题。我们可以做的,是认真吸收西方的学术资源,了解现代性的优劣得失,逐步建立有效的知识框架,发展立足于本土的问题意识,以期为中国未来寻找出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建立严谨的学术规范,摆脱政治经济利益的引诱干扰,以独立精神治学,并形成活泼理性包容开放的知识社群。惟有这样,政治哲学才不致沦为一小撮人在书斋中的概念游戏,才有望对中国未来的健康发展起到一点作用。我们在一起运砖建屋,路漫漫其修远。 我甚至认为,政治哲学是一种公共哲学,和每个公民息息相关。我们一出生,便活在国家之中。国家的制度好坏,直接影响每个人的生命。好的制度,可以使人活得像人,活得有尊严,活得有希望。坏的制度,可以使人活得不正直,活得卑下,活得绝望。这一点,国人应该深有体会。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体,我们有最基本的权利,要求一个公平公正的制度。这不是任何人的施舍,而是平等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合理期待,因为政治权力源于人民。只有政府将正义作为制度的首要德性,只有公民的基本权益受到尊重,只有个体能够在没有恐惧下自由思想,我们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具正当性的政治社群,才有机会过上自主而有尊严的生活。政治哲学最基本的关怀,是人应该如何活在一起。这是关乎每个人的根本问题。就此而言,政治哲学的首要言说对象,是政治社群中的平等公民,而不是统治者。政治原则的论述,更应在公共领域自由展开,并容许公民积极参与。 收在这本书的文章,是我过去十年读书的一点总结。不过,这只是我的哲学之路的一个驿站。读者可见到,我有自己的哲学立场,并努力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但读者万勿误会,我是在鼓吹某种教条的独断的意识形态。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尝试提出理由回答这些问题,但我没有说这些理由是最后的真理。这不表示我不相信真理,而是讨论的问题实在太难,而我的能力有限,我坚持的可能只是真理的部份,甚至是真理的反面。原因有很多。可能我对罗尔斯的诠释错了,可能我的推论不成立,也可能我对人和社会的理解不够深刻。我乐于听到读者的批评,容我有修正的机会。我也希望读者读此书时,最好心存怀疑,并时时追问:“作者真的将问题说清楚了吗?对自由平等的理解准确吗?罗尔斯的正义原则,真的最合理吗?如果我不同意作者的观点,可以有更好的答案吗?”带着这些问题思考下去,读者将开始自己的哲学之旅,并享受到知性探究的愉悦。 香港沙田中文大學忘食齋 二零一零年一月 書名:《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作者:周保松 出版:北京三聯書店 出版日期:2010年7月 http://www.sdxjpc.com/main/newsdetail.cfm?iCntno=3784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4 个评论 周保松的最新更新: 独一无二的松子--致畢業班同學 / 2010-07-28 22:50 / 评论数(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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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办学乃是解决入园难的不二法门

自由办学乃是解决入园难的不二法门   童大焕       “入园难,难过公务员门槛;入园贵,贵于大学收费”,已经成为中国内地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面临的共同难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日中国的入园难、入园贵,大致由三个方面主要原因导致:一是1978年代,基本上是国企一统天下,我国城市托幼机构均由财政支持,或者是企业办社会,由国企大办幼儿园。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减员增效”之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职工从1997年底的7800万人减少到2004年底的4500万人,国企数量大量减少,并且随着“企业办社会”的剥离,企业、街道办的幼儿园也大量减少或改制,财政则开始向少数党、政、军机关幼儿园大量倾斜,使托幼机构的公益性质渐行渐远、特权性质越来越近。     二是随着城市化的到来,数以亿计农民进城,以往在农村不上幼儿园的多数孩子,到了城市,不论从无人照看的角度,还是从与城市孩子“站在同一起跑线”的角度,也要和城市孩子一样上幼儿园。     市场需求剧增而供给锐减,矛盾的尖锐化不言而喻。问题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如果听从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安排,需求增加——价格提高一定会带来供应的增加,但在我们这里,管制这只政府有形的手扼住了市场的咽喉,僵化落后的审批式教育管理体制,使民间的教育力量无法自由生长,这是导致今日大中城市入园难的政策原因,也可以说是最根本原因。这与各地教育部门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态度和方式如出一辙。     笔者坚决主张幼儿园回归公益、回归政府义务。从教育和人才发展规律看,幼儿教育是真正的起点教育、养成教育,任何人都需要,将它优先纳入政府义务,比将高中和大学纳入政府义务更迫切。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日法等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将学前教育逐步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国家财政以各种形式予以支持。从家庭培养孩子的角度看,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进入城市以后,不可能再像农村一样对孩子实行无人照看的“放养”,而多数城市新移民的收入远不足以支撑高昂的幼教费用,政府及时承担起“为社会、为国家养育人口”的责任亦是当务之急。     但是公益与公办是两码事。实现幼儿教育公益化的形式多种多样,比如采用教育券方式对幼儿进行补贴,甚至可以在教育经费和养育经费上对儿童进行直补。惟独政府垄断是我们需要警惕和反对的。当下的审批式管理,虽然允许民间办幼儿园,但极高的门槛实际上形成了该领域的垄断和半垄断局面。主要表现在,对没有权力背景的新办学校,实行很高的门槛,师资要多少,面积要多少,毫无商量余地,有的地方甚至规定必须租用教委的教育设施,而且产权不明,使得民办教育机构不敢放开手脚。而对于一些有深厚权力背景的所谓民办名校及其分支机构,却往往可以在硬件、师资等条件上网开一面,导致一些所谓名校如鱼得水,一些新进入者寸步难行。     政府亲力亲为自办幼儿园,更不可行。以北京为例,今年,北京准备下大决心投入6千万元改扩建30所幼儿园,增加学位近2万个。但是面对17万个学位缺口,这些投入杯水车薪。以此进度,要全部安排17万个孩子入学,至少需要八年半时间,孩子可等不及啊!再说,北京每年还有60多万的新增人口;未来一二十年,全国范围内,大中城市平均每年新增人口也都在1%以上。再说,在偌大个北京城,这么大的投入却只集中于30所学校,孩子们就近入学理想又何以实现?     用市场化的力量民间办学、政府支持和补贴,才是解决城市入园难的不二法门,甚至应该长期允许大量的家庭式私塾存在,以解“入园难、入园远、师资缺”的现实困境。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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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是自由经济实验场的香港

作者: 張鐵志  |  评论(1)  | 标签: 时事观点 七月中旬,香港立法会通过「最低工资条例草案」。这是这个號称世界上「最自由」市场经济的歷史性社会立法。 几天后,香港的中华厂商联合会代表团访京会见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及港澳办副主任周波时,要求继续保留功能组別,並且对大陆工资上涨影响营商环境表示关注。 这两个事件的对比鲜明地说明香港现实的政经状况。 香港是傅里曼所说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伟大实验乐园。百分之十六点五的公司税是世界最低,国家对市场干涉低,对劳工规范也少。 於是,在香港光鲜的高楼、璀璨的夜景底下,香港成为世界先进经济体中贫富不均最严重的地方。许许多多的市民领著低廉的工资,全家挤在侷促的公屋──驀然回首,他们就在灯火阑珊处。 此外,现在的香港並非是一个古典意义上的「自由」市场了,因为垄断资本已经高度主导了香港经济。知名的香港財经评论家林行止说:「近年香港社会上上下下已为资本家控制」,「太多法定的专利和財雄势大的无形垄断……,根本上香港已失去自由市场竞爭的活力。」最近刚出版的一本书《地產霸权》也分析了「地產商跨行业垄断」如何影响香港公用事业及零售服务业,导致贫富悬殊的恶化。 因此,香港的「不公平市场」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少数资本的垄断导致竞爭的不公平;另一个是严重贫富不均。当然,这是任何资本主义体制都有的结构性矛盾,只是香港作为「最自由的经济体」,在这两方面都有著严重的不公平。 这个不公平有很多制度性原因,其中一个就是香港特別的政治体制,尤其是功能组別。所谓「功能组別」,是香港立法会內除了三十位地区直选的议员,还有三十席代表不同社会界別的席次,例如「金融界」、「会计界」、「地產界」等,且这三十个功能组別代表其中某些的选民基础是公司,而非个人。功能组別的存在使得企业界获得巨大的发言权与政治影响力,也使得香港成为世界上少有地將「金权政治」制度化的体制,也因此商界亟欲確保功能组別的存续。 在最低工资立法问题上,过去工会团体进行了十二年的立法运动,特区政府不支持,功能组別议员更是反对。例如今年稍早,自由党副主席、饮食界代表议员张宇人建议在实施初期应將最低工资水平先定在20元。这20元时薪以月薪计算,每月只有4,160元,让劳工根本很难在高消费的香港生活。(这个数字接近台湾的法定最低工资,但是香港的人均收比台湾高出一半。)代表商界的立法会议员梁君彦则根本反对最低工资,认为这会增加经营成本,且港府已有福利制度保障工人的生活,不应由雇主补贴工人的福利。 许多人抱著古老的市场教条宣称订立最低工资会影响竞爭力,並降低雇主僱用员工意愿,提高失业率。但其实晚近的经济学实证研究上在这问题並没有共识。而按照国际標准,合理的最低工资应是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40%至60%。这次功能组议员虽然配合特区政府支持条例通过,但由於实际金额未定,肯定会继续透过政治影响力压低最终规范的最低工资。 对於习惯於透过剥削劳工並用特殊政治影响力来確保他们生存利益的香港资本家来说,或许会不適应香港以及大陆工资的提昇,以及政治气氛的转变。然而当如今不论香港或大陆的社会衝突都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和谐时,港商们应该要知道,时代已经改变了,香港也將慢慢不再是自由市场的伟大实验场了。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专栏「告別的年代」 http://cn.wsj.com/gb/20100729/ZTZ111642.asp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張鐵志的最新更新: 台湾的新圈地运动 / 2010-07-29 10:19 / 评论数( 2 ) 台北花博的华丽与空洞 / 2010-07-24 10:40 / 评论数( 1 ) 奥巴马《大胆去赢》书评 / 2010-07-22 18:17 / 评论数( 1 ) 同性婚姻是基本公民权 / 2010-07-18 20:54 / 评论数( 2 ) 贾樟柯专访:「坚持独立性,决不边缘化」 / 2010-07-08 01:44 / 评论数(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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