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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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办学乃是解决入园难的不二法门
自由办学乃是解决入园难的不二法门 童大焕 “入园难，难过公务员门槛；入园贵，贵于大学收费”，已经成为中国内地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面临的共同难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日中国的入园难、入园贵，大致由三个方面主要原因导致：一是1978年代，基本上是国企一统天下，我国城市托幼机构均由财政支持，或者是企业办社会，由国企大办幼儿园。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减员增效”之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职工从1997年底的7800万人减少到2004年底的4500万人，国企数量大量减少，并且随着“企业办社会”的剥离，企业、街道办的幼儿园也大量减少或改制，财政则开始向少数党、政、军机关幼儿园大量倾斜，使托幼机构的公益性质渐行渐远、特权性质越来越近。 二是随着城市化的到来，数以亿计农民进城，以往在农村不上幼儿园的多数孩子，到了城市，不论从无人照看的角度，还是从与城市孩子“站在同一起跑线”的角度，也要和城市孩子一样上幼儿园。 市场需求剧增而供给锐减，矛盾的尖锐化不言而喻。问题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如果听从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安排，需求增加——价格提高一定会带来供应的增加，但在我们这里，管制这只政府有形的手扼住了市场的咽喉，僵化落后的审批式教育管理体制，使民间的教育力量无法自由生长，这是导致今日大中城市入园难的政策原因，也可以说是最根本原因。这与各地教育部门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态度和方式如出一辙。 笔者坚决主张幼儿园回归公益、回归政府义务。从教育和人才发展规律看，幼儿教育是真正的起点教育、养成教育，任何人都需要，将它优先纳入政府义务，比将高中和大学纳入政府义务更迫切。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日法等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将学前教育逐步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国家财政以各种形式予以支持。从家庭培养孩子的角度看，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进入城市以后，不可能再像农村一样对孩子实行无人照看的“放养”，而多数城市新移民的收入远不足以支撑高昂的幼教费用，政府及时承担起“为社会、为国家养育人口”的责任亦是当务之急。 但是公益与公办是两码事。实现幼儿教育公益化的形式多种多样，比如采用教育券方式对幼儿进行补贴，甚至可以在教育经费和养育经费上对儿童进行直补。惟独政府垄断是我们需要警惕和反对的。当下的审批式管理，虽然允许民间办幼儿园，但极高的门槛实际上形成了该领域的垄断和半垄断局面。主要表现在，对没有权力背景的新办学校，实行很高的门槛，师资要多少，面积要多少，毫无商量余地，有的地方甚至规定必须租用教委的教育设施，而且产权不明，使得民办教育机构不敢放开手脚。而对于一些有深厚权力背景的所谓民办名校及其分支机构，却往往可以在硬件、师资等条件上网开一面，导致一些所谓名校如鱼得水，一些新进入者寸步难行。 政府亲力亲为自办幼儿园，更不可行。以北京为例，今年，北京准备下大决心投入6千万元改扩建30所幼儿园，增加学位近2万个。但是面对17万个学位缺口，这些投入杯水车薪。以此进度，要全部安排17万个孩子入学，至少需要八年半时间，孩子可等不及啊！再说，北京每年还有60多万的新增人口；未来一二十年，全国范围内，大中城市平均每年新增人口也都在1%以上。再说，在偌大个北京城，这么大的投入却只集中于30所学校，孩子们就近入学理想又何以实现？ 用市场化的力量民间办学、政府支持和补贴，才是解决城市入园难的不二法门，甚至应该长期允许大量的家庭式私塾存在，以解“入园难、入园远、师资缺”的现实困境。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阅读更多不再是自由经济实验场的香港
作者： 張鐵志 | 评论(1) | 标签: 时事观点 七月中旬，香港立法会通过「最低工资条例草案」。这是这个號称世界上「最自由」市场经济的歷史性社会立法。 几天后，香港的中华厂商联合会代表团访京会见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及港澳办副主任周波时，要求继续保留功能组別，並且对大陆工资上涨影响营商环境表示关注。 这两个事件的对比鲜明地说明香港现实的政经状况。 香港是傅里曼所说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伟大实验乐园。百分之十六点五的公司税是世界最低，国家对市场干涉低，对劳工规范也少。 於是，在香港光鲜的高楼、璀璨的夜景底下，香港成为世界先进经济体中贫富不均最严重的地方。许许多多的市民领著低廉的工资，全家挤在侷促的公屋──驀然回首，他们就在灯火阑珊处。 此外，现在的香港並非是一个古典意义上的「自由」市场了，因为垄断资本已经高度主导了香港经济。知名的香港財经评论家林行止说：「近年香港社会上上下下已为资本家控制」，「太多法定的专利和財雄势大的无形垄断……，根本上香港已失去自由市场竞爭的活力。」最近刚出版的一本书《地產霸权》也分析了「地產商跨行业垄断」如何影响香港公用事业及零售服务业，导致贫富悬殊的恶化。 因此，香港的「不公平市场」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少数资本的垄断导致竞爭的不公平；另一个是严重贫富不均。当然，这是任何资本主义体制都有的结构性矛盾，只是香港作为「最自由的经济体」，在这两方面都有著严重的不公平。 这个不公平有很多制度性原因，其中一个就是香港特別的政治体制，尤其是功能组別。所谓「功能组別」，是香港立法会內除了三十位地区直选的议员，还有三十席代表不同社会界別的席次，例如「金融界」、「会计界」、「地產界」等，且这三十个功能组別代表其中某些的选民基础是公司，而非个人。功能组別的存在使得企业界获得巨大的发言权与政治影响力，也使得香港成为世界上少有地將「金权政治」制度化的体制，也因此商界亟欲確保功能组別的存续。 在最低工资立法问题上，过去工会团体进行了十二年的立法运动，特区政府不支持，功能组別议员更是反对。例如今年稍早，自由党副主席、饮食界代表议员张宇人建议在实施初期应將最低工资水平先定在20元。这20元时薪以月薪计算，每月只有4,160元，让劳工根本很难在高消费的香港生活。（这个数字接近台湾的法定最低工资，但是香港的人均收比台湾高出一半。）代表商界的立法会议员梁君彦则根本反对最低工资，认为这会增加经营成本，且港府已有福利制度保障工人的生活，不应由雇主补贴工人的福利。 许多人抱著古老的市场教条宣称订立最低工资会影响竞爭力，並降低雇主僱用员工意愿，提高失业率。但其实晚近的经济学实证研究上在这问题並没有共识。而按照国际標准，合理的最低工资应是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40%至60%。这次功能组议员虽然配合特区政府支持条例通过，但由於实际金额未定，肯定会继续透过政治影响力压低最终规范的最低工资。 对於习惯於透过剥削劳工並用特殊政治影响力来確保他们生存利益的香港资本家来说，或许会不適应香港以及大陆工资的提昇，以及政治气氛的转变。然而当如今不论香港或大陆的社会衝突都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和谐时，港商们应该要知道，时代已经改变了，香港也將慢慢不再是自由市场的伟大实验场了。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专栏「告別的年代」 http://cn.wsj.com/gb/20100729/ZTZ111642.asp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張鐵志的最新更新： 台湾的新圈地运动 / 2010-07-29 10:19 / 评论数( 2 ) 台北花博的华丽与空洞 / 2010-07-24 10:40 / 评论数( 1 ) 奥巴马《大胆去赢》书评 / 2010-07-22 18:17 / 评论数( 1 ) 同性婚姻是基本公民权 / 2010-07-18 20:54 / 评论数( 2 ) 贾樟柯专访：「坚持独立性，决不边缘化」 / 2010-07-08 01:44 / 评论数( 3 )
阅读更多鄢烈山：自由表达不要“自律”过头
其实，自由的言者应该有自由的心态，“在野者”最应该讲的是应然的道理，为当权者树立一个价值标准和施政目标，而不是把自己当贯彻主公或长官意图的师爷、幕僚、参谋。
阅读更多杨弋：领袖越伟大，人民越渺小
现代革命的基本目的，是为了追求自由民主，为了消灭特权，实现社会平等。可是，一旦产生一个“伟大领袖”，就意味着革命已经失败了。因为领导这些革命的领导人一旦变成了“伟大领袖”，就意味着一个至高无上的、可以恣意妄为的新特权又产生了。 自由没有特色，民主没有特例，平等没有特权。一个现代国家的统治者怎么能够拥有古代帝王一样的特权呢？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一个“伟大领袖”站起来，苏联人民就跪下去了。斯大林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巨大人道主义灾难。导致了苏俄70年的专制与恐怖。 英国人民选举的丘吉尔，在他领导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辉煌胜利以后，他因保守党在大选中的失利而落选，失去了首相职位。丘吉尔在获知选举结果、半晌无语之后，说了一句：“英国人民成熟了，他们学会了选择，他们不需要一个英雄领导他们重建家园。” 有美国记者指责英国人忘本，丘吉尔回答说：“一个忘恩负义的民族是年轻的，这证明我们英国人并不老大。” 斯大林遇到丘吉尔，幸灾乐祸地说道：“丘吉尔，你打赢了仗，人民却罢免了你。你看我，谁敢罢免我！” 丘吉尔不以为然地回应：“我打仗就是保卫人民有罢免我的权利。”丘吉尔是一个英雄，不是“伟大领袖”。 真正具有高尚情操的现代革命领袖，绝不可能容忍别人把自己捧上天，更不会不择手段地称自己是一贯“伟光正”，自己把自己捧上天。 ——这是现代革命领袖与个人野心家之间的根本区别。政治领袖如果在位的时候就被尊为伟人，那他绝不是真正的伟人。 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乘军舰往福建视察。舰泊马尾，这时孙中山发现，聚集在一起欢迎他的许多小船，大都悬挂标语，称他“万岁”。孙中山说，“万岁一词，是封建帝王要臣民这样称呼他的。我们为了反抗这个‘万岁’，许多革命同志抛头颅、洒热血。如果我接受这个称呼，对得起先烈吗？”他要求撤掉这些标语，否则决不登岸。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跪下来看他”。跪在地下仰视，对方才会伟大。站起来平视，也就和常人差不多。 联想我们中国，本来经历过文革和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我们早应该从跪着的地下站起来，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匍匐在地不愿站起来。怪不得有人说，一个伟人的威权有多大，要看其支持者有多愚蠢和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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