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

从现在起，抱定正大之宗旨，不为“管理者”之意愿而学习生活，不为组织者之目的而学习生活，不为各色蝇营狗苟之功利而学习生活，只遵从内心之意愿，做自己愿终身追随且有益于社会大众之事。读书也好，社工也罢，欲从事之前，先反躬自省，是否真正内心之选择，是否能尽己之力做到极致。如此，方能不盲不私，方能抱定宗旨，方能于迷惘中求得生活之方向，方能在混乱中寻得生活之真义，方能在日益浮躁的校园当中求得内心之安定充实。     让一切形式的虚伪滚出校园！   文/ 丁灵平（清华大学）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狄更斯的这句话，放之今日中国，好得恰如其分；放诸今日中国之大学，亦复如是。姑且不谈国事，只论大学。 昨夜撰文《清华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谈到各种无意义的活动无谓的精力投入占据了太多的生活时间，甚至连安静读书也不能够。 才一发出去，接到远方同学的来电。他才刚进大学，向我抱怨大学里种种社团组织各色党政活动让他的生活混乱无序，茫茫然不知方向。随后又有一位同学表达了同样的感受：“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但是不知道自己在忙些什么！” 接完电话回来，刚发的日志已经被不少人分享评论，果然不出所料，几句话讲出了不少同学共同的感受，不独清华，中国之大学普遍如此，且由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以降，愈发恶劣。这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清华尚且如此，其他学校自不待言！” 如此，为什么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中国的拥有知识储备一流的生源却鲜有一流的产出，乃至在中国本不起眼的大学生一出国就风生水起的问题也就能从一定程度上得到回答了。正如中国结不出苹果，乃是因为没有结出苹果的土壤！     中国的大学生，自入校伊始，便被各种不知其然亦不知其将然的活动充斥了生活，还要被教导曰：“又红又专，全面发展”，仿佛不去参加这些活动，便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学生了。殊不知这种全面发展的教育本该是从小抓起，在基础教育阶段便要完成的工作，却被糊里糊涂地放到大学来了。蔡元培先生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而现今之大学，那些本是要研究高深学问的人，却不得不在形形色色的“不要脑子只要脸”的活动中疲于应付，落到最后，连自己为什么上大学都搞不清楚了！试问这样的学生，将来又如何能够开宗立派勉为大师？试问这样的大学，又如何能够培养出真正的学术大师、兴业之士、治国之才（我甚至觉得，后两者不应该是一个研究型大学的培养目标中的应有之义）？ 以上说法，必然有人持反对意见。横向地比较，美国的名校，诸如哈佛斯坦福之类，也有学生会，也有各种社团组织，人家的校园文化同样五彩缤纷，为什么没有影响到它们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纵向地来看，在中国教育史上光耀后世的民国名校，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等，同样不缺少各种学生组织，不缺各异的校园活动，彼时之大学生也不是皓首穷经读书之外不知有物的迂腐书呆子，不还是造就了一大批至今想起来依然神往不已的大师？ 这样说来，问题又出在哪儿了呢？我个人觉得，能结出苹果的土壤，首先应该是能够允许奇葩绽放的土壤；能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优秀人才的一流大学，必然是一个能让各种不同旨趣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存在感的校园。让爱读书的人去专注地读书，让爱做事的人去专注地做事，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不同志趣的学生的发展需求，大学，至少办好了一半。 但中国大学之事实如何呢？一位同学以福柯笔下的“全景式监狱”作比，“会有各色头目，以关怀的名义监督你，提醒你，告诉你这个要打卡，那个要算活动次数”，学生像是被豢养的牲畜，在围墙之内，丝毫不敢逾矩。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大学更像是一个管委会，目的在于管好学生而绝非教育好学生，或者，在一些人看来，“教育=管”，中国的教育是管理式的教育、约束式的教育、而绝非独立自由式的教育、解放式的教育。在这种教育制度之下的学生，稍有特立独行者，必然受到来自体系内外的重重阻力，所谓创造力就这样被联合绞杀在摇篮当中。正如苹果的种子入了土，却在刚要发芽的时候，被冰霜风雪无情扼杀。如上所言，名校以降，愈演愈烈！ 在这样的校园当中，想要活得自在，活得滋润，便不得不按着“管理者”的意愿，不得不顺从组织的安排，该上的课好好上（这个无可厚非），让你参加的活动“积极参与”，该入党就入党，该加学生会就加学生会。不要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你的前途是最重要的；少提独立人格，集体主义才是中华美德。于是我们为了未来着想，为了集体利益着想，便不得不心甘情愿地接受种种“强奸”还要自欺欺人地说我在这样的活动与教育中如何如何得到能力的锻炼思想的升华，不仅被“强奸”，还要“被意淫”一番方才尽兴。 于是狂躁与功利、虚浮与伪善、空虚与迷惘便在大学里泛滥成灾，求真求善求美的大学精神，却渐渐被遗忘被衰朽了，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而但有敢鸣之黄钟大吕，一想起诸多攸关身家之利益，也惶惶然噤了声。 正如一为同学给我的留言：“很喜欢你的日志，但是作为入党积极份子，学生会成员，以及考虑到素质测评等坑爹的东西，敢怒不敢言”。 初闻此语，难免迁怒于当前的评价体系，如前所言，仿佛不加学生会不入团委不去参加各种巧立名目的形式主义的学生便不是好学生一样。以清华学生最高奖为例，今年清华本科生特等奖学金获得者无一例外均有学生会或团委身份，或曰“体制内”的人。而据说自开特将评比以来，有且仅有一名“体制外”获奖者，呜呼哀哉！ 但后来细细思量，如此体系的存在，本为规范多数学生之行为，求利之最大而弊之最小而已，若骤然去之，矫枉过正，不免如用猛药去恶疾，轻则伤身，重则毙命。中国大学之病，当以中医哲学之道而治，缓除渐进，温和改良。中医治病，以正导邪，以阳冲阴，以纯净之血气，渐次替换毒浊之血气。当前大学，亦当依此理而图治。 那么，这样的纯阳正净之气，又当从何而来？希望就在那些早已厌倦了僵化的制度刻板的体系的人身上，在那些早已厌倦了虚伪的应付“酱油”的生活的人身上，在那些对种种限制诸般管教“敢怒不敢言”的人身上。     痼疾已深，但幸而未入膏肓。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当前之中国，纵有千丑万恶，当前中国之教育纵然千般不好万般不是，我们也不应以绝望之态度任其生灭，不应以逃离之态度事不关己，毕竟生斯长斯，毕竟养我育我，每一个生长在这一块土地上的人，皆当以陈寅恪在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所言“理解之同情”的态度，对其未来有所责任感有所思有所行才是。 如此，忍不住想要诚邀上述诸君，从现在起，有所改变、有所秉持、有所坚守，有所求有所不求，有所为有所不为。 从现在起，以彻底的拒不合作之态度，横眉冷对一切形式主义之组织，冷对一切违心参与之活动，冷对一切曲意逢迎之作为。民国报人《大公报》主编张季鸾言办报当“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清华亦有“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之传统。我们这些当世青年，自当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为虚，只为实；不为伪，只为真；率真为人，全心读书，专注做事。 从现在起，抱定正大之宗旨，不为“管理者”之意愿而学习生活，不为组织者之目的而学习生活，不为各色蝇营狗苟之功利而学习生活，只遵从内心之意愿，做自己愿终身追随且有益于社会大众之事。读书也好，社工也罢，欲从事之前，先反躬自省，是否真正内心之选择，是否能尽己之力做到极致。如此，方能不盲不私，方能抱定宗旨，方能于迷惘中求得生活之方向，方能在混乱中寻得生活之真义，方能在日益浮躁的校园当中求得内心之安定充实。而一人之志明，千万人之志明，则大学之志明；一人之心定，千万人之心定，则大学之心定，则社会之心定。此则大学精神之回归，此则前言所谓“以正导邪”、“以善导恶”、“以美祛丑”之道。 而我们这些倡导此道之青年，必然会受到内外合围之种种压力。可能与当前“又红又专，全面发展”之主流价值观相违逆，可能因此得不到素质测评的高分，可能因此与各种奖学金无缘，甚至可能以未来求职简历之空空而搭上更多损失。但是，一想到我们的坚持是一种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之追求，一想到我们目今之特立独行的抗争可能为当前虚浮伪善之大学校园注入一丝清风，我们便也有了奋然前行的力量！ 戊戌六君子谭嗣同生前有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前贤之言，后世之效。余心所善，九死不悔！ 且以我之前为清华百年校庆所撰长联为此文作结吧： 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持之勿忘，可海涵地负堪称名校； 高远宗旨，淡泊情怀，守而不移，乃博学笃行勉为大师。 我不孤，必有邻！       （采编：应宁康；责编：陈锴）     您还可能想阅读…… ＜摇光＞清华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天玑＞散宜诗话（三）：怀想大学师生的“鱼水情” 我们消失，就像一片风景（上） 人文的贵族 历史的边界条件

李光：小悦悦抛弃了中国 作者：李光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0-21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21 18:52:32 阅读量：72次 　　很多人都知道一句话，叫做“没有人是孤岛”，很多人也都知道这句话来自英国人约翰唐恩的一首诗。相信很多人没有仔细看过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很多人看过，却早已忘却，以至于很多人口中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和王小波文章中“沉默的大多数”的原意相去甚远。不过，这都无伤主题——大多数都沉默了，人人就成了孤岛。 　　有个小女孩叫王悦，她被两辆车轮番碾过，期间走过十八个路人，无人施救，甚至连毫无风险的120都没人拨出，最终一个叫做陈贤妹的拾荒阿姨将小孩子救起，然而，为时已晚，王悦在2011年10月21日零时32分离世。这就是最近大家熟知的“小悦悦事件”。 　　大家于是纷纷谴责路人见死不救，仿佛全中国只有这几个路人毫无怜悯之心，而另外的十三亿人人人见义勇为。在幕后，仿佛人人都是好人善人有心人，大家隔着一层帷幕说着自己的豪言壮语，而那十八路人成了众矢之的。 　　可是，如果我做个卑劣的推断，如果陈阿姨迟迟未来，小悦悦的父母迟迟未发现，而路人则继续路过，是不是有更多的路人袖手旁观?那么，这十八比一会不会变成三十比一，五十比一，甚至一百比一?生命在人心中已经变得有价，人们在护卫生命之前会先考量：我若救他，会如何?会遭人讹么?我会反而赔钱么?伤者家属会揪住我不放么?我若不救，对我有损失么?他人亦不救，我也不救，跟大家一样应该最保险吧?前面那么多人没见人救，其中是不是有危险呢? 　　考量时，顺便辅以各种诸如南京彭宇之类的案件，其后果便如十八路人所演示的一样，让人胆战心惊，一个连生命都会要价，连救人都要思前顾后的民族有什么希望?一个连生命垂危的小女孩都不敢救治的国度有什么复兴的前途?什么大国尊严，什么伟大崛起，什么和谐盛世，统统被小悦悦粉碎，事实证明，崛起，复兴，大国，盛世，和谐这样的宣传都是浮云，都是当权者粉饰危机的无耻套话。一个连儿童都保护不了的国度不配拥有“和谐盛世”这样美好的字眼。 　　柔弱的小悦悦仿佛是中国人当下柔弱的内心道德，两辆开过的大车就是当下汹涌的自私，拜金，享乐，腐败思潮，近乎没有人性冷漠的路人就是各种模式的鼓吹者、御用文人、与官方高度一致的无良教授。深广的腐化轻易的压碎人心中柔弱的道德，而要靠御用文人无关痛痒的救助，其结果只有像小悦悦一样，为时已晚，无力回天，撒手人寰。 　　或许小悦悦在医院里有着某种清醒的感觉，她考虑留在人间还是飞往天堂。人间有父母，还有个可爱的哥哥，更有无边无际的冷漠，而天堂虽没有亲人，可是温暖。小悦悦最终抛弃了人间，抛弃了中国，辞别养育她的父母，告别一起玩耍的哥哥，飞往她觉得更加温暖的天堂。记住，不是医生救不了小悦悦，而是小悦悦抛弃了中国。 　　中国救不了童年，救不了纯真，救不了道德，救不了人人之间的互助与友爱，于是这些东西纷纷抛弃了中国。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了孤岛，这座孤岛上活着一大群沉默的大多数。这些沉默的大多数不会游行不会示威，不会为了个人的自由去斗争，不会看宪法，不会朝着侵犯他的公权力发出自己的力量。言论不自由就闭嘴，新闻不自由就发通稿。网站的无法访问，网管删除，还有“参数错误”，他们都安然接受，不会去要合理的说法，一句“上头不喜欢”就可以将所有的无故失踪变成合理。然而沉默的大多数说——不要触犯底线，是为了更好生存，更好的发声。于是当权者看出了沉默的大多数的胆小心态，他们将言论收紧，将底线提升，把沉默的大多数困在仅能容身的狭小空间里，而沉默的大多数依然淡定，他们说，不要触犯底线，殊不知所谓的底线已经由第一楼提高到了十九楼。 　　所以大家写写庸常的文章最合适了。有矿难了就写应该加强安全监督，有水灾了就写写大自然要保护啊，小悦悦离开我们了，就写大家不能再冷漠了。可是，这些人遇到老人摔倒依然袖手旁观，因为他们知道这有风险。有几人会通过小悦悦的死鞭策自己，让自己不再冷漠?大家能够记住小悦悦到几时?因为，估计大家已经把刚刚恢复的小伊伊忘记了。 　　沉默的大多数是健忘的，对强权没有脾气，多牢骚的，却也是最不会将牢骚化为行动的。小伊伊之后，有了小悦悦，试想，小悦悦之后呢? 　　在中国特色的冷漠之后，随之而来的中国特色的体贴。领导关心和慰问，陈阿姨或许入围感动中国或者道德模范人物，见死不救或许入法了。我们终于可以大声宣布社会主义中国是全世界法制最健全的国家，你看，我们的法律不允许路人见死不救。可是教育部看着西部儿童吃不起饭上不起学，见死不救，那又该如何?领导灯红酒绿，贫困县的百姓衣不蔽体，见死不救，那又该如何?如果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闯红灯，扶老携幼也是一种奢侈，甚至需要奖励，需要立法，那么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 　　该结束这篇文章了，这真是一篇没有结构的文章。其实我也是沉默的大多数之一员，我只顾着自己工作，只写一些不起作用的文字，为唐福珍，宜黄钟家、小伊伊小悦悦的遭遇流泪，出门却也照常走路和吃饭。然后，遇到老人摔倒我会毫不犹豫的将其扶起，遇到有孩子受伤会毫不犹豫的拨打急救热线，因为这是一个人在底线，这些都不是该讨论和犹豫的东西。试想，父母如果摔倒，你会想半天扶起还是不扶么?你对路人冷漠，那么有一天你的父母摔倒在路上，你得到的就是别人的冷漠，不要惊讶，那只是你对他人冷漠的反射。        

崔武年：我对政治改革的十三点看法 进入专题 ： 政治体制改革    ● 崔武年            前缀          10月6日下午，我按手机短信的通知参加了名为《人民的胜利——庆祝粉碎“四人帮”三十五周年座谈会》。“通知”告诉我，这个会是“受叶帅后人委托，由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主办”的。会开的挺好。这么些年了，难得还有人记得在三十五年前，中国还发生过这么一件惊天动地、人心大快的大事件！难得还能在它的纪念日的时候，开会座谈一下（当然，纪念这个伟大事件，对叶帅的后人们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上发生的“政治事件”多若繁星，但是，象粉碎“四人帮”这样真正令全中国人民都发自内心的拥护、庆祝、高呼万岁的真的是寥寥无几！粉碎“四人帮”，在当年被评价为使“中国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个事件更是使后来的一切变化都成为可能的黄钟大吕！对于我个人来说，粉碎“四人帮”也算是“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当时，我正处于因为“天安门事件”（是“四五”那一次）被“隔离审查”，写“交代”、追“后台”，天天大会批、小会斗，被搞的“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时候！     哦，话说远了——我是说，那天的上午，会议的主办者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下午的会安排你一个发言”，我挺意外，犹豫了一下，也同意了。之所以同意，是因为最近我正好有一个稿子，是呼吁和探讨政治改革的，虽不很成熟，也算一家之言吧，拣其要点，在这个会上讲讲，也应该是“纪念”的题中之意。但是，很可惜，到了下午，“因为时间关系”（规定每人只有十五分钟的发言时间）——为什么我对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打了引号？是因为后来也有没有“因为时间关系”而讲了三十多分钟的——没有讲完，“十三点”只来得及讲了“九点半”。会后，很多朋友希望了解剩下的“三点半”是什么内容。我想，既然说了大半，索性就都披露出来，以供当政者参阅，也供关心者讨论。是啊，这些话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嘛，公开说说又有何妨！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国的人口增加了近十个亿，财富增加了数千倍，当政者的雅量当然也早已非梁漱溟时候所能想象了。     以下为全文。          崔武年于2011年10月8日          正文          粉碎“四人帮”对中国发展的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因为在此之前就是那个人类历史上超级荒诞的“文化大革命”！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说破了天，善良的中国人也不会想到，“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会忍心把他们带入到如此灭绝人的本性的长达十年的灾难之中而“运动”得如此疯狂颠痴，如此高潮迭起！     所以，如何避免此类一定会留给万代后人耻笑的悲剧加闹剧，理所当然的就应该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应尽义务——所以，中国这个“老大帝国”的政治进步问题，理所当然的就应该成为我们这一代人所必须要关心的问题。     记得１９８6年，中央组织部曾经成功地召开了一次“第三梯队建设理论讨论会”，那是中央工作部门有史以来召开的第一个“理论讨论”性质的大型会议。这个会讨论的主题实际上是政治体制改革。当年参加这个会的今天在座的就有若干人。现在，二十四年过去了。大家都垂垂老矣！深深困惑中国的，依然是政治体制改革！今天，既然有机会，就说一些看法，作为思想资料提供出来。数了一下，一共十三点——唉，其实说也无用。可是无用还是得说。     一，中国两千多年迄今的主要时间，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或者说，是一个“中央专制”的大一统国家，文明传统延绵五千年而百折不绝，人口繁衍世界第一而无可动摇；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以接近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税收和财政收入增长高达两位数的年份更是超过了十余年！可是，境内外的思想理论界对这个庞然大物的前景却普遍不看好，认为它可能在某一个早上会轰然倒下，而后便“烽烟七十二，反王三十六”，不知有几人称“孤”、几人道“寡”，“藏独”、“疆独”等等揭竿而起，内乱，内战，社会失序，百姓遭难，国也不国，党更不党，从而一发不可收拾。我觉得这个看法有道理。     二，为什么它可能“轰然倒下”？是因为它坚持了一个没有前途的制度，它排斥普适价值观。     三，前些时候，有些热心人开了个纪念《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十周年的座谈会，我有幸聆听了，挺好的。中共历史上有两个决议，第一个在１９４５年，距建党二十四年，第二个在１９８１年，距第一个三十六年。我心存疑惑的是，又一个三十年过去了，中国旧貌换新颜了，可是还有条件再形成一个或名为“改革开放以来若干现实问题的决议”吗？政治上有这种权威吗？思想上有这种共识吗？理论上有这种指导吗？甚至，经济上有这种基础吗？再往前追溯到上世纪这个时候，正是清末民初，风起云涌，改朝换代的时候，是“立宪”还是“共和”，好象也比一百年之后的现在好掰扯。一百年过去了，“革命党”携带着他们的激情远去了，“保皇党”也不“恭请圣安”了，但是，选择中间的选项还是这么多。可是，选择任何选项的成本却都是大的吓死人！所以，还有基础吗？     四，没有基础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以为，是当政者，以及相当一批党政干部，以及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很多“智囊”、 “精英” 和“企业家”们基本上已经“进化“成了既得利益的占有者——形成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奥尔森1982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国家的兴起和衰落》。这本书的要点是：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资源配置、利益分配、政治机器，包括行政和法律，越来越知道该怎样操纵，懂得在操纵时怎样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加以调整。它们会变得越来越精明、成熟、有技巧，它们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来越丰厚；同时，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各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也越来越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进而，使得这个国家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政府部门越来越僵化，社会矛盾越来越积蓄和尖锐；最终，导致国家和这个特殊利益集团同归于尽。奥尔森说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包括那些多党的、三权分立的、法制健全的欧美国家都在里面，所以它肯定不是针对中国的。但是中国一定是这个“奥氏理论”的典型标本！中国当前是“稳定第一”，而且这个方针已经实行二十多年了，而且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了一个甲子了，你不让他生成“特殊利益集团”都难！     五，毋庸置言，中国的国内问题很多，很严重，所以很多人认为它最大的危机来自于国内。可是，我倒是不这么看。我以为，中国当前的危机主要的是来自于国际，而且越往后越是如此。依据嘛，大略有四：一是世界已经是“地球村”——并且越发是“地球村”了，在中国发生的事都是“村”里的事——并且越发是“村”里的事了；二是以欧美为首的“国际社会”，也就是“地球村”的“村委会”经过了二战，经过了冷战，再经过了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二十年“乱战”，对中国当政者在政治进步上顽固的抱残守缺已经不抱希望；三是那个“村委会”所倡导的普适价值观与人的天性相符，具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魅力，对中国当政者所坚持的主流意识形态年年月月日日时时地产生着既铺天盖地又细润无声的冲击和侵蚀作用；四是“村”里诸事都难为你，什么政治歧视、经济陷阱、贸易摩擦、科技封锁、人权抨击、军事戒备，无所不包。所有的游戏规则都不是你制定的，而你要与那个“村委会”制定的所有的规则“接轨”！除此之外，在打了十年的“反恐”之后，美国正在高调返回亚洲，俄罗斯则一心融入欧洲，南海各国对你的“搁置争议”不削一顾，还有一个台湾问题、朝鲜问题、钓鱼岛问题、中印边界问题，等等！看起来大家都和你结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实际上“村”里人没有谁可以算作你的“铁哥们”，你的那些老问题，没有一个真正得到了解决！我说，在度过了江泽民的十三年（其中三年是续赵紫阳的未了任期）和马上就要度过的胡锦涛的十年之后，对于习近平来说，恐怕不会有第三个太平十年了！     六，即便如此，众所周知的，中国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国家安全战略的大国。毛泽东时代，它的国家安全战略先是“一边倒”，接着就是毛的“世界革命中心”或“世界革命领袖”“战略”；1989年“六四”以前，国内百废待理，国际雾里看花，国家安全战略实际上处于混沌时期；从那时至今又是二十二年了，在国家安全上，大概还是没有脱出邓小平“韬光养晦”那四字真言的桎梏。原因何在？我以为，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国家安全始终是意识形态驾驭之下的骡子。这个“骡子”累啊！它被罩着眼睛，压在它身上的是那个“上是黄泉下碧落，两处茫茫皆不见”的意识形态！它的依据经常只是最高领导人的只言片语，而后就是在这些只言片语划出的圈圈里作道场，并且很难越出雷池一步！它没有独立思考，没有科学论证，缺少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基本依托。作为大国，中国的国际环境是最恶劣的！这么多“研究室”、“研究院”、“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又是“部级”、“副部级”、“司局级”，可是谁又能跨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骏马纵横捭阖一番呢？可怜啊！悲哀啊！     七，总之毛病都归到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上。中国的政治制度叫“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一党制”。我以为，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是个“形而上”的问题—绝大多数中国人搞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也搞不清现在搞的是什么“主义”，更没有兴趣去搞清它们——只要能过上好日子，什么“主义”都是可以接受的；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个“一党制”。“一党制”起源于前苏联，搞了七十三年，垮掉了。到现在还原汁原味地搞的，只有中国、朝鲜和古巴。对于这个“一党制”，我们这个“地球村”的“村委会”肯定是认为不好。但是中国还是坚持。中国坚持当然有他的道理，因为在这个体制下，中国取得了辉煌的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这一点的确是事实，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但是，很遗憾，人们同时还看到了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公、党以代政、机构庞大、官僚特权、腐败遍地、贫富悬殊等等；还总是记得曾经发生过的暴力土改、五七“反右”、三年饥荒、“革”文化大革命、“六四”开枪等等！只一个党，风险太大了！好起来还可以，万一坏起来，那可怎么得了！就跟投资不能把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一样，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总不会就心甘于——或者说，就愚蠢到——把自己的全部幸福都托付给一个政治团体的“英明”、“正确”上去吧！更何况实践已经证明，它的确不是经常的“英明”、“正确”的。所以，“一党制”不行，并且是肯定不行。     八，中国是需要政治改革的。这一点，现在连胡锦涛总书记也不否认了。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改什么？在中国，这是个十分古旧的问题。我说它古旧，是因为至少在一个世纪之前，就由辛亥革命用实践提出来了。开始时我说，一百年过去了，这个“选择中间的选项还是这么多”：是“立宪”还是“共和”？意即是“专制”还是“民主”？现在我发现了，其实我说的不大严谨——“立宪”是“君主立宪”的简称；应该说，这个“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本质上都是要民主而不是要专制，“君主立宪”也是君主虚位、议会立法、内阁行政；至于“民主共和”就更不用说了——我的意思是说，在一个世纪以前，我们的辛亥革命的“革命党”老祖宗们和辛亥“被”革命的前清的亲贵王爷们实际上就都摈弃了“专制”——不管它是“皇权专制”　还是“政党专制”，也不管这个“摈弃”是自发的还是被迫的。总之，在辛亥年间，这个“专制”就已经被排斥在革命的“选项”之外了！可是，我们搞了一百年，一百年之后，当我们再次推进政治改革（一百年之前叫“革命”）的时候，这个“专制”却堂而皇之地成了我们选择中间的一个“选项”——是继续坚持“专制”，还是逐步实行“民主”？痛苦。荒唐。无奈。     九，刚才我说了“一党制”和“专制”。这里再专门加上两句话以强调我的看法：第一句话，“一党制”和“专制”的内涵不完全一样，在理论上“专制”不等于 “一党制”，在操作上“一党制”绝对等于“专制”。第二句话，中国是需要政治改革的，政治改革的对象主要是“专制”或曰“一党制”。     十，可是在今年的“两会”闭幕式上，吴邦国还是高调讲了“六个不搞”。当然，国内国外有相当多的人都认为他讲的唐突了。地球天天在旋转，社会天天在进步，人类天天在接受新事物反思旧事物，那六个声明说“不搞”的东西，“村”里的很多人都在搞嘛！而且搞的时间都很长了嘛！而且搞的都还不错嘛！怎么就不可以有一点借鉴意义呢！这“六不搞”实在是有问题，而且实在是在常识上都有些说不过去，所以不必我在这里饶舌批评。但是，积极地看，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吴邦国的高调讲话，虽然不是解决了什么问题，但是却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是啊，既然规定了国家是“六不搞”，那么中国的政治改革怎么改？答案就只能有一个了：只能眼睛向内——向党内，作党内的文章了！就是说，“村”里人搞的东西，国家不能搞，党内还是可以搞搞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三个代表”，当然具备这个素质。我觉得，这倒是也符合我们历届党的领导人关于“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是搞好我们这个党”的一贯思想精髓的。方向很明确：中国的政治改革，要面向党内，要从党内开始。     十一，我生而逢时，幸而是中国人，又幸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而且到我是三代共产党人——我的外婆、外公和父亲、母亲以及岳父、岳母两代人都“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我自己也有了三十八年的党龄，年过花甲，也快“一生”了，所以，我又幸而是“救党派”。我以为，虽然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不搞政治改革是等死，搞政治改革是找死”——“选择任何选项的成本都是大的吓死人”；但是，政治改革还是要搞，好的选项还是要选。中国的当政者一定要确立这个基本态度。     十二，这一条原本是我对“从党内开始的政治改革”的若干具体建议，这里就省掉了。在这个场合，我想说的是，我想起了蒋经国。是的，想起了蒋经国！我们几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有一位女性朋友说：大陆为什么就不能出一个蒋经国！一言一出，举座默然。都知道历史是不能复制的，也都知道全世界找不到两个完全一样的人物，可是我真的希望中国能再出一个蒋经国！台湾的民主改革，是蒋经国生前伟大的政治举措。蒋经国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毅然决定放开党禁、报禁，解除“戒严”，他不畏惧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不担心新闻自由后国民党会遭到清算，不担心放开党禁后会天下大乱，乃至不担心国民党会丢掉政权！当国民党大佬、“国策顾问”沈昌焕对蒋经国说：“这样做，国民党可能失去政权的！” 蒋经国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他的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 后来有人评论，“有的政治家，生前大权在握、唯我独尊，死后却身败名裂、万夫所指；有的政治家，生前仿佛是缔造历史的伟人，死后其头上的光环却日渐暗淡；有的政治家，在台上之时风光无限，其实只不过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而有的政治家，生前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死后其历史作用日益彰显，是当之无愧的历史伟人。蒋经国，应该就是这样一个伟大人物。”国民党是个“百年老党”，历史旧账不胜枚举，蒋经国又是靠蒋介石一步一步走上权力顶峰，是个标准的“世袭”的“蓝二代”，可是国民党就出了个蒋经国！中国共产党有八千万党员，有九十年的奋斗历史，出类拔萃之辈聚若河汉——又一位女性朋友说：“不信就出不了个共产党的蒋经国！”我深以为然。     十三，对于中国，的确是没有第三个太平十年了！对于中国的当政者，的确是没有第三个太平十年了！政治改革的紧迫性空前的严重！中国共产党的前总书记赵紫阳说过：“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现中央不考虑这一点，不愿看到这一点。”（引自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１日的《杜导正日记》）赵紫阳真是高瞻远瞩！真是深谋远虑！真是忧国忧民！真是爱党爱国！根据中国国情，我再补充一句：中国培植反对党，从党内开始。至于现有的那几个“民主党派”，本来就是由统战部安排的，在一个相对不长的时期内，就由统战部继续安排，继续“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也罢，以后会怎样，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年。一百多年前，满清王朝有选择“君主立宪”的机会，可是那些皇亲国戚们为私利所累，愚顽不化，最终失去了这个机会，求“立宪”而不可得！孙中山先生有言：“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顺昌逆亡，中外历史上已经有太多的先例。我希望历史不要重演——正面反面都不要重演。          草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初    进入专题： 政治体制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3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