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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喆：从“草泥马”事件看中国互联网的内容审查、网络文本抵抗与网民亚文化”的版本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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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网络审查|中国互联网的内容审查]]，[[Grass-Mud_Horse_Lexicon:_Browse_by_Topic|网络语言]]与[[亚文化]]，[[翻墙|反审查]]等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梳理和阐释，以期对“[[草泥马]]”事件中文本生产的内容表达和主要生产主体的流变做出有效的理解，进而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各个群体对意义的争夺和寻唤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一种作为“政治冷漠的[[网络抵抗|政治抵抗]]”的社会空间的成立。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网络审查|中国互联网的内容审查]]，[[Grass-Mud_Horse_Lexicon:_Browse_by_Topic|网络语言]]与[[亚文化]]，[[翻墙|反审查]]等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梳理和阐释，以期对“[[草泥马]]”事件中文本生产的内容表达和主要生产主体的流变做出有效的理解，进而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各个群体对意义的争夺和寻唤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一种作为“政治冷漠的[[网络抵抗|政治抵抗]]”的社会空间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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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王洪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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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http://sjc.pku.edu.cn/TeacherBrowse.aspx?id=60 王洪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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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uhk.edu.hk/ics/21c/issue/articles/119_0908064.pdf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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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作为一个网络媒介事件，「草泥马」事件始于2009年初「百度百科」中「十大神兽」的出现和1月5日开始的国家「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ref>参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国新办等七部委开展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2009年1月5日），http://net.china.com.cn/ywdt/txt/2009-01/05/content_2668979.htm</ref>（下文简称「反低俗行动」），至今余波未平。在近五个月的时间里，从一个由「经典国骂」谐音演变而来的虚拟文字能指寻找到羊驼这一所指开始，围绕这一南美洲生物生产出的各类文本（故事、漫画、视频、玩具、T恤、造字），使得这一事件成为迄今为止中文互联网「语言抵抗」现象中的空前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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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俯卧撑]]」、「[[打酱油]]」、「[[躲猫猫]]」、「[[草泥马]]」这一连串网络事件的语言生产序列中，不同于前几者的是，「草泥马」和「十大神兽」在出现之初并不针对某一具体的网下公共事件<ref>如「俯卧撑」之于瓮安事件、「躲猫猫」之于狱警打死人案、「70码」之于杭州飙车案等，均是直接源于公共事件的网络文本。</ref>，最初只是被网络亚文化群体——ACG爱好者<ref>对于这一网络亚文化群体的讨论，参见本文第二部分。</ref>—— 生产出来并「自娱自乐」。但在随后的文本旅行中，经历了各种群体一系列意义改写整合的再生产和再命名后，「草泥马」文本群成为了一个文化现象和社会心理载体，获得了民间、政府、学界、传媒的广泛关注和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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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媒理论的视角出发，文本的传播过程也就是层层叠加的阐释过程，亦即文本的「原意」被改写、遮蔽、占用的历史。随着反低俗行动的深入，大量政治和非政治网站的关闭，使得本属于不同诉求和利益的群体共同加入到对「草泥马」相关文本的使用和再生产中。长期关注中国互联网内容审查的学者[[蕭强|萧强]]认为：「绝大多数的网民已经加入进来，无论是严肃的学者，还是那些平时政治冷漠的都市白领。这表明，它所引起的共鸣是多么强大。」<ref>参见Michael Wines,“A Dirty Pun Tweaks China's Online Censors”, The New York Times, 11 March 2009, www.nytimes.com/2009/03/12/world/asia/12beast.html</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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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梳理和阐释中国互联网的政府审查、网络语言与亚文化、反审查等之间的复杂关系，以期对这一事件中文本生产的内容表达和主要生产主体的流变做出有效的理解，进而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各个群体对意义的争夺和唤询过程、文本原意被占用和改写过程，以及在这一从「世俗性」向「政治性」转化的过程中一种作为「政治冷漠的[[网络抵抗|政治抵抗]]」的社会空间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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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作為一個網絡媒介事件，「草泥馬」事件始於2009年初「百度百科」中「十大神 獸」的出現和1月5日開始的國家「整治互聯網低俗之風專項行動」1（下文簡稱「反 低俗行動」），至今餘波未平。在近五個月的時間e，從一個由「經典國罵」諧音 演變而來的虛擬文字能指尋找到羊駝這一所指開始，圍繞這一南美洲生物生產出的各類文本（故事、漫畫、視頻、玩具、T恤、造字），使得這一事件成為迄今 為止中文互聯網「語言抵抗」現象中的空前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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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为信息战场的中国互联网与内容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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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俯臥撐」、「打醬油」、「躲貓貓」、「草泥馬」這一連串網絡事件的語言生 產序列中，不同於前幾者的是，「草泥馬」和「十大神獸」在出現之初並不針對 某一具體的網下公共事件2，最初只是被網絡亞文化群體——ACG愛好者3—— 生產出來並「自娛自樂」。但在隨後的文本旅行中，經歷了各種群體一系列意義 改寫整合的再生產和再命名後，「草泥馬」文本群成為了一個文化現象和社會心 理載體，獲得了民間、政府、學界、傳媒的廣泛關注和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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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84亿人，普及率达到28.9%，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网民规模较2008年底增长8,600万人，年增长率为28.9%<ref>参见迈克尔·葡萄酒，“卑劣的双关语扭动中国的在线检查员”，纽约时报，2009年3月11日，www.nytimes.com/2009/03/12/world/asia/12beast.html</ref>。在这组数字中，网民规模、年增长率和增长人数均达到世界第一。相比较而言，人口与中国相当的印度，上网用户只有2,400万。中国网民规模的迅速增长，得益于政府在网络基础设施上做出的大量投资<ref>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页329；299。</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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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傳媒理論的視角出發，文本的傳播過程也就是層層疊加的闡釋過程，亦 即文本的「原意」被改寫、遮蔽、佔用的歷史。隨%反低俗行動的深入，大量政 治和非政治網站的關閉，使得本屬於不同訴求和利益的群體共同加入到對「草泥 馬」相關文本的使用和再生產中。長期關注中國互聯網內容審查的學者蕭強認 為：「絕大多數的網民已經加入進來，無論是嚴肅的學者，還是那些平時政治冷 漠的都市白領。這表明，它所引起的共鳴是多麼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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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在中国的快速成长使得政府处在一种两难处境<ref>Guobin Yang,“The Internet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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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2, no. 36 (2003): 453-75.</ref>。在支持互联网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国家现代化手段的同时，政府又试图对网上传播的内容进行控制。并且，仅仅在内容控制方面，政府依然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一方面想要获得网络作为开放平台对抗保守政治哲学的价值，另一方面又要消除互联网作为自由平台沉积社会不满和破坏力量的天然属性<ref>Eric Harwit and Duncan Clark,“Shaping the Internet in China: Evolution of Political Control over Network Infrastructure and Content”, Asian Survey 41, no. 3 (2001): 408.</ref>。正是在这样复杂的语境下，互联网已经成为了中国「信息政治」的战争前线<ref>Guobin Yang,“Activists beyond Virtual Borders: Internet-Mediated Networks and Informational Politics in China”, First Monday, special issue no. 7: Command Lines: The Emergence of Governance in Global Cyberspac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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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1609/1524</ref>。2005年4月， 由哈佛大学法学院、剑桥大​​学和多伦多大学共同组建的开放网络促进会（OpenNet Initiative ）发表的一份关于中国网络封锁的研究报告称：「中国的网络过滤系统是全世界最发达的。比起其他有些国家的类似系统，中国的网络过滤范围广，手法细致，并且效果显著。整个制度包括多层次的法律限制和技术控制，牵扯到众多的国家机构，以及成千上万的政府职员和企业员工。」<ref>參見Derek E. Bambauer et al.,“Internet Filtering in China in 2004-2005: A Country Study”, http://ssrn.com/abstract=706681</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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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試圖梳理和闡釋中國互聯網的政府審查、網絡語言與亞文化、反審查 等之間的複雜關係，以期對這一事件中文本生產的內容表達和主要生產主體的 流變做出有效的理解，進而分析在這一過程中各個群體對意義的爭奪和喚詢過程、文本原意被佔用和改寫過程，以及在這一從「世俗性」向「政治性」轉化的過 程中一種作為「政治冷漠的政治抵抗」的社會空間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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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4年以来，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先后制订了多项旨在控制互联网服务、 内容、表达行为的法律。在审查措施的具体技术手段方面，[[GFW]]（Great Fire- wall，即中国国家防火墙）成为网民对网络审查系统的通用称谓。这一系统旨在用于过滤境内用户对于互联网内容的访问，而过滤是中国政府用来阻止用户访问海外网站敏感内容的首选措施。对中国境内网站所含的敏感内容，则通过政府对网站运营商进行某种行政干预，使得网站通过多种形式和不同程度的自我审查和监管来实现屏蔽。<ref>Rebecca MacKinnon,“China’s Censorship 2.0: How Companies Censor Bloggers”, First Monday 14, no. 2 (2009),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 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2378/2089</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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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為信息戰場的中國互聯網與內容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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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审查标准的模糊性（如对「有害信息」定义的模糊性），不同网站的审查尺度千差万别，有的网站会使用比官方更严苛的标准审查并管理言论， 有的网站则允许很多敏感内容和词语的出现。总体来看，不论是官方还是网站，对于色情内容的审查力度要远远小于政治敏感类内容。根据上述开放网络促进会的报告，在中国大陆，不能登录的色情网站只占10%左右，也就是说， 90%的色情网站可以登录，但是要登录[[疆独]]、[[藏独]]、「[[六四]]」等政治性网站则是几乎不可能。<ref>參見Derek E. Bambauer et al.,“Internet Filtering in China in 2004-2005: A Country Study”, http://ssrn.com/abstract=706681</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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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2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 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09年底，中國網民規模達到3.84億人，普及率達 到28.9%，超過全球平均水平；網民規模較2008年底增長8,600萬人，年增長率 為28.9%5。在這組數字中，網民規模、年增長率和增長人數均達到世界第一。 相比較而言，人口與中國相當的印度，上網用戶只有2,400萬。中國網民規模的 迅速增長，得益於政府在網絡基礎設施上做出的大量投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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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所谓「低俗」内容的监管不严格，某种程度上成为反低俗行动产生的导火索。长期以来，带有各种软色情特征的内容在中国互联网世界处于一种畅行无阻的状态，普通商业网站大都将此类内容作为其吸引流量的手段，即使是具有官方身份的「[[新华网]]」、「[[人民网]]」等网站也是如此。早在2008年11月28日， 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曾对「百度网」与「硅谷动力网」单独进行「曝光与谴责」，指出百度网的「相册」和「贴吧」栏目「含有大量低俗内容。该网站相关工作人员接到举报中心的通知后，拒绝整改」。<ref>参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对传播低俗内容网站的曝光与谴责（第5号）（2008年11月28日），http://net.china.com.cn/qzl/txt/2008-11/28/content_ 2604476.htm</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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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2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 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09年底，中國網民規模達到3.84億人，普及率達 到28.9%，超過全球平均水平；網民規模較2008年底增長8,600萬人，年增長率 為28.9%5。在這組數字中，網民規模、年增長率和增長人數均達到世界第一。 相比較而言，人口與中國相當的印度，上網用戶只有2,400萬。中國網民規模的 迅速增長，得益於政府在網絡基礎設施上做出的大量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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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在​​后冷战格局的背景下，对于中国互联网审查，特别是对GFW 过滤敏感内容的关注，主要来自于西方的学者、政策制订者、媒体和活动家。鉴于中国国内互联网上的敏感内容多被删除和阻止出现，美国政府和许多希望促进中国言论自由的非政府组织已经投入可观的资源，用于向中国网民散播关于翻越封锁的信息<ref>K. Oanh Ha,“Piercing China’s Firewall: Hackers, Activists, Challenge Beijing’s Internet Police”, San Jose Mercury News, 2 July 2006</ref>在国内，已有众多异见人士、媒体人士、技术专家等通过博客等网络媒体形式，不遗余力地向中国网民传播各种被戏称为「[[翻墙]]」的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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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2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 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09年底，中國網民規模達到3.84億人，普及率達 到28.9%，超過全球平均水平；網民規模較2008年底增長8,600萬人，年增長率 為28.9%5。在這組數字中，網民規模、年增長率和增長人數均達到世界第一。 相比較而言，人口與中國相當的印度，上網用戶只有2,400萬。中國網民規模的 迅速增長，得益於政府在網絡基礎設施上做出的大量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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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中国互联网审查中长期存在对政治敏感性内容和色情内容审查的不同力度标准，西方对此关注的各方在对反低俗行动的阐释中普遍认为，中国政府「扫黄为次打非为主」，实际上是借整顿低俗内容之名对政治敏感性内容进行清洗。这种解读框架从行动展开后2009年1月9日「[[牛博网]]」被关闭​​开始，逐渐放大。例如「BBC中文网」对反低俗行动进行的跟踪报导中一再强调这一解读框架。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3月12日题为〈一个双关脏话嘲弄中国线上审查者〉（“A Dirty Pun Tweaks China's Online Censors”）的报导中，更是直接写到，「『草泥马』作为颠覆行为之一，是民间突破中国独裁系统的一个例子。」<ref>参见Michael Wines,“A Dirty Pun Tweaks China's Online Censors”, The New York Times, 11 March 2009, www.nytimes.com/2009/03/12/world/asia/12beast.html</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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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由於審查標準的模糊性（如對「有害信息」定義的模糊性），不同網站 的審查尺度千差萬別，有的網站會使用比官方更嚴苛的標準審查並管理言論， 有的網站則允許很多敏感內容和詞語的出現。總體來看，不論是官方還是網 站，對於色情內容的審查力度要遠遠小於政治敏感類內容。根據上述開放網絡 促進會的報告，在中國大陸，不能登錄的色情網站只佔10%左右，也就是說， 90%的色情網站可以登錄，但是要登錄疆獨、藏獨、「六四」等政治性網站則是幾 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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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这一事实恰好是中国处于某种「后冷战时代的冷战」现状的例证。正是欧美世界采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冷战姿态的各方，热衷于「发现」、命名或嘉许中国「民间社会」的出现，并借此显现某种救世主与恩公的权力姿态<ref>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页33。</ref>。西方传统媒体对「草泥马」事件的关注和命名，很快被关注中国互联网审查的众多[[意见领袖]]、[[博客]]和[[论坛]]转载，而这种传播通常同时伴随了对翻墙知识的介绍和翻墙必要性的普及。可是，一直以来，由于中国绝大多数网民普遍的政治冷漠和对网络技术应用的陌生，翻墙技术的推广一直局限在一个较精英化的网民群体中。像牛博网这种思想言论类网站的关闭，并不会给绝大部分中国网民的网络生活带来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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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所謂「低俗」內容的監管不嚴格，某種程度上成為反低俗行動產生的 導火索。長期以來，帶有各種軟色情特徵的內容在中國互聯網世界處於一種暢 行無阻的狀態，普通商業網站大都將此類內容作為其吸引流量的手段，即使是 具有官方身份的「新華網」、「人民網」等網站也是如此。早在2008年11月28日， 中國互聯網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中心曾對「百度網」與「硅谷動力網」單獨進行「曝 光與譴責」，指出百度網的「相冊」和「貼吧」欄目「含有大量低俗內容。該網站相 關工作人員接到舉報中心的通知後，拒絕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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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反低俗行动开始以来，国内网民的日常行为受到前所未有的「干扰」，在已经公布的九批网站曝光名单中，包括了大部分中国网民主要的日常网络应用。特别是提供动画、漫画和游戏类内容服务的网站大量上榜甚至被关闭，它们正是「草泥马」这一文本点生产者---ACG爱好者---主要的日常网络应用。恰恰是这种广泛的干扰而不是所谓对政治敏感性内容的审查，使得对网络审查持续高度关注的各方与中国普通网民的利益达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高度共鸣。本文认为，围绕「草泥马」和「[[马勒戈壁]]」上各种虚拟生物的「[[恶搞]]」文本的广泛生产和传播，正是体现了对这一共鸣进行的文化表达。而外媒对散落在互联网空间各处的不同内容生产的聚合和命名，又寻唤出中国网民更广泛的社会不满情绪，以及更有目的性、更加集中的基于文本生产的发泄和狂欢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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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在後冷戰格局的背景下，對於中國互聯網審查，特別是對GFW 過濾敏感內容的關注，主要來自於西方的學者、政策制訂者、媒體和活動家。 鑒於中國國內互聯網上的敏感內容多被刪除和阻止出現，美國政府和許多希望 促進中國言論自由的非政府組織已經投入可觀的資源，用於向中國網民散播關 於翻越封鎖的信息bo。在國內，已有眾多異見人士、媒體人士、技術專家等通過 博客等網絡媒體形式，不遺餘力地向中國網民傳播各種被戲稱為「翻牆」的技術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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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内容审查与网络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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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為中國互聯網審查中長期存在對政治敏感性內容和色情內容審查的 不同力度標準，西方對此關注的各方在對反低俗行動的闡釋中普遍認為，中國 政府「掃黃為次打非為主」，實際上是藉整頓低俗內容之名對政治敏感性內容進 行清洗。這種解讀框架從行動展開後2009年1月9日「牛博網」被關閉開始，逐漸 放大。例如「BBC中文網」對反低俗行動進行的跟蹤報導中一再強調這一解讀框 架。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3月12日題為〈一個雙關髒話嘲弄中國線上 審查者〉（“A Dirty Pun Tweaks China’s Online Censors”）的報導中，更是直接寫 到，「『草泥馬』作為顛覆行為之一，是民間突破中國獨裁系統的一個例子。」bp 筆者認為，這一事實恰好是中國處於某種「後冷戰時代的冷戰」現狀的例 證。正是歐美世界採取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冷戰姿態的各方，熱衷於「發現」、命 名或嘉許中國「民間社會」的出現，並藉此顯現某種救世主與恩公的權力姿態bq。 西方傳統媒體對「草泥馬」事件的關注和命名，很快被關注中國互聯網審查的眾 多意見領袖、博客和論壇轉載，而這種傳播通常同時伴隨了對翻牆知識的介紹 和翻牆必要性的普及。可是，一直以來，由於中國絕大多數網民普遍的政治冷 漠和對網絡技術應用的陌生，翻牆技術的推廣一直局限在一個較精英化的網民 群體中。像牛博網這種思想言論類網站的關閉，並不會給絕大部分中國網民的網絡生活帶來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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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审查|审查]]（censorship）是指对某些初始信息进行全部或部分的封锁、管制与操纵的过程<ref>费斯克（[[John Fiske]]）等编撰，李彬译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 第二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页34。</ref>。一种观点认为审查是为了那些易受伤害的群体的道德与社会福祉；另一种解释则认为审查不可避免地联系了权力与作者，有能力实施审查，就意味着拥有法律资格去解释什么是恰当的、什么是不恰当的，从而对公共信息直接进行操纵与控制，同时也必然联系了[[弱势群体]]的[[抵抗]]。这两种观点间的张力， 在中国互联网内容审查与网民的语言生产中充分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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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反低俗行動開始以來，國內網民的日常行為受到前所未有的「干 擾」，在已經公布的九批網站曝光名單中，包括了大部分中國網民主要的日常網 絡應用。特別是提供動畫、漫畫和遊戲類內容服務的網站大量上榜甚至被關 共鳴。本文認為，圍繞「草泥馬」和「馬勒戈壁」上各種虛擬生物的「惡搞」文本的 廣泛生產和傳播，正是體現了對這一共鳴進行的文化表達。而外媒對散落在互 聯網空間各處的不同內容生產的聚合和命名，又尋喚出中國網民更廣泛的社會 不滿情緒，以及更有目的性、更加集中的基於文本生產的發洩和狂歡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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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最初通常会导致一种被动的语言生产。在互联网中，某个群体的网民使用一种约定俗成的替代性词汇来表达被网站屏蔽的敏感词汇就是这样一种被动的语言生产。在中国境内运营的网络游戏中，为消除游戏中的人身攻击和色情暴力内容，玩家的语言输入受到运营公司的严格审查。用谐音或代称来表达此类内容已成为网游玩家的惯例，可以说，这种被动的语言生产已经成为了这些群体应对审查的日常策略。 「草泥马」等诸「神兽」的名称最早就是来源于第九城市旗下运营的网络游戏《魔兽世界》中众多敏感词汇遭屏蔽后的一种谐音替代。 「草泥马」这一神兽最早就来自于百度「魔兽世界」贴吧的内部语言，而那里正是「十大神兽」最早出现的论坛。而这种因审查引发的另类语言在特定群体中的广泛使用，又帮助建构了群体的[[亚文化]][[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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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容審查與網絡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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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G，为英文Animation、Comic、Game的缩写，是动画、漫画、游戏（通常为电玩游戏）的总称。动画和漫画产业本来就密不可分，同时随着电玩产业快速崛起。 ACG爱好者作为亚文化消费族裔，是中国年轻网民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仅《魔兽世界》一款网络游戏在中国的玩家数量就已超过600万。我们所熟知的众多网络语言，如「雷」、「萌」等均是被这个族裔最先转引<ref>这类词语大多来自于日语，随着日本ACG文化被引入。</ref>和使用的。而由应对审查而生产的语言是这个亚文化群体语言生产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帮助建构了其身份认同。从亚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这种语言实践帮助亚文化群体在父辈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开创出一个有意义的中介空间：一个能够发现，并能够表达某种另类身份的认同空间。<ref>赫伯迪格(Dick Hebdige)着,陆道夫、胡疆峰译:《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页110。</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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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censorship）是指對某些初始信息進行全部或部分的封鎖、管制與操縱 的過程br。一種觀點認為審查是為了那些易受傷害的群體的道德與社會福祉；另 一種解釋則認為審查不可避免地聯繫了權力與作者，有能力實施審查，就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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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文本生产和由此建立的认同空间并不具有天然的抵抗性。正如政治经济学派对于文化研究的批判，这里需要在[[抵抗]]和[[应付]]之间做出区分<ref>加恩海姆（[[Nicholas Garnham]]）着，贺玉高、陶东风译：〈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页1-6。</ref>。若将这种文化策略和「他者」身份建构视作一种[[逃避主义]]，则此种文化实践反而有助于权力结构的维持。这当然是[[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主题－－广为人知的牺牲者与压迫他们的权力体系共谋的理论。这不是资助这个群体或者把自己的文化标准强加于他们的问题，而是对于系统性强制的认识——人们就是在这个系统性强制中建构文化应付的形式，也是对系统性强制如何阻碍了[[解放]]的认识<ref>加恩海姆（Nicholas Garnham）着，贺玉高、陶东风译：〈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页1-6。</ref>。可以说，如果没有[[反低俗行动]]的出现和新的言说力量将文本带离其原始空间， 则「草泥马」文本仅仅是帮助生产了一种「[[象征性抵抗]]」的认同空间，而这种「象征性抵抗」实际上是对现有秩序的一种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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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法律資格去解釋甚麼是恰當的、甚麼是不恰當的，從而對公共信息直接 進行操縱與控制，同時也必然聯繫了弱勢群體的抵抗。這兩種觀點間的張力， 在中國互聯網內容審查與網民的語言生產中充分凸顯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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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最初通常會導致一種被動的語言生產。在互聯網中，某個群體的網民 使用一種約定俗成的替代性詞彙來表達被網站屏蔽的敏感詞彙就是這樣一種被 動的語言生產。在中國境內運營的網絡遊戲中，為消除遊戲中的人身攻擊和色 情暴力內容，玩家的語言輸入受到運營公司的嚴格審查。用諧音或代稱來表達 此類內容已成為網遊玩家的慣例，可以說，這種被動的語言生產已經成為了這 些群體應對審查的日常策略。「草泥馬」等諸「神獸」的名稱最早就是來源於第九 城市旗下運營的網絡遊戲《魔獸世界》中眾多敏感詞彙遭屏蔽後的一種諧音替 代。「草泥馬」這一神獸最早就來自於百度「魔獸世界」貼吧的內部語言，而那e 正是「十大神獸」最早出現的論壇。而這種因審查引發的另類語言在特定群體中 的廣泛使用，又幫助建構了群體的亞文化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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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草泥马」事件早期，「草泥马」等众多神兽在百度百科中的出现， 可看作源于ACG爱好者这个亚文化群体的一次「违背我们期望的表达」，是从百度贴吧内部发出的对百度百科这一产品所代表的象征秩序的象征性挑战，并以此获得身份认同和僭越快感。 「马勒歌碧」、「卧槽泥马」等词条早在2008年就出现在百度百科中，「十大神兽」和「十大美食」等也均为与政治敏感无涉的脏话和色情语言的谐音创造而来。可以说，如果没有反低俗行动和网络对「草泥马」文本群的传播，这只羊驼可能还只是「魔兽世界」贴吧中ACG爱好者自己的神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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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G，為英文Animation、Comic、Game的縮寫，是動畫、漫畫、遊戲（通 常為電玩遊戲）的總稱。動畫和漫畫產業本來就密不可分，同時隨%電玩產業快 速崛起。ACG愛好者作為亞文化消費族裔，是中國年輕網民中一股不可忽視的 力量，僅《魔獸世界》一款網絡遊戲在中國的玩家數量就已超過600萬。我們所熟 知的眾多網絡語言，如「雷」、「萌」等均是被這個族裔最先轉引bs和使用的。而由 應對審查而生產的語言是這個亞文化群體語言生產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並 幫助建構了其身份認同。從亞文化研究的視角來看，這種語言實踐幫助亞文化 群體在父輩文化和主流意識形態之間開創出一個有意義的中介空間：一個能夠 發現，並能夠表達某種另類身份的認同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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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向西方报导中国流行现象的danwei.org于2009年2月11日对「十大神兽」的报导曾经引起了「魔兽世界」贴吧网友的震惊，跟帖中普遍认为「一个自娱自乐的对象竟然被老外也知道了，真是太丢人了」<ref>參見Joel Martinsen,“Hoax Dictionary Entries about Legendary Obscene Beasts”, 11 February 2009, www.danwei.org/humor/baidu_baike_fake_entries.php</ref>。从该网站的报导开始，将神兽和「草泥马」带离其原始语境进行再命名的过程渐次启动，而外媒对这一过程的启动和传播实际上反哺和刺激了这一被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后的「草泥马」 在中文互联网世界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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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一文本生產和由此建立的認同空間並不具有天然的抵抗性。正如 政治經濟學派對於文化研究的批判，這e需要在抵抗和應付之間做出區分。若 將這種文化策略和「他者」身份建構視作一種逃避主義，則此種文化實踐反而有 犧牲者與壓迫他們的權力體系共謀的理論。這不是資助這個群體或者把自己的文 化標準強加於他們的問題，而是對於系統性強制的認識——人們就是在這個系 統性強制中建構文化應付的形式，也是對系統性強制如何阻礙了解放的認識cl。 可以說，如果沒有反低俗行動的出現和新的言說力量將文本帶離其原始空間， 則「草泥馬」文本僅僅是幫助生產了一種「象徵性抵抗」的認同空間，而這種「象徵 性抵抗」實際上是對現有秩序的一種應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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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草泥马」事件的原始文本起源于ACG爱好者这样一个政治冷漠的亚文化群体，与反抗中国政府内容审查之间并不存在先天的应对关系。但当「十大神兽」开始从AGC爱好者群体的封闭空间中扩散到其他互联网空间时，随着反低俗行动的强势展开和各方反审查力量的介入，这种文本生产的抵抗性和政治性不可避免地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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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草泥馬」事件早期，「草泥馬」等眾多神獸在百度百科中的出現， 可看作源於ACG愛好者這個亞文化群體的一次「違背我們期望的表達」，是從百 度貼吧內部發出的對百度百科這一產品所代表的象徵秩序的象徵性挑戰，並以 此獲得身份認同和僭越快感。「馬勒歌碧」、「臥槽泥馬」等詞條早在2008年就出 現在百度百科中，「十大神獸」和「十大美食」等也均為與政治敏感無涉的髒話和色 情語言的諧音創造而來。可以說，如果沒有反低俗行動和網絡對「草泥馬」文本 群的傳播，這隻羊駝可能還只是「魔獸世界」貼吧中ACG愛好者自己的神獸而已。 致力於向西方報導中國流行現象的danwei.org於2009年2月11日對「十大神 獸」的報導曾經引起了「魔獸世界」貼吧網友的震驚，跟帖中普遍認為「一個自娛 自樂的對象竟然被老外也知道了，真是太丟人了」cm。從該網站的報導開始，將 神獸和「草泥馬」帶離其原始語境進行再命名的過程漸次啟動，而外媒對這一過程的啟動和傳播實際上反哺和刺激了這一被去語境化和再語境化後的「草泥馬」 在中文互聯網世界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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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内容审查与文本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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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草泥馬」事件的原始文本起源於ACG愛好者這樣一 個政治冷漠的亞文化群體，與反抗中國政府內容審查之間並不存在先天的應對 關係。但當「十大神獸」開始從AGC愛好者群體的封閉空間中擴散到其他互聯網 空間時，隨%反低俗行動的強勢展開和各方反審查力量的介入，這種文本生產 的抵抗性和政治性不可避免地湧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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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力度的变化给审查对象带来的沟通不便所引起的不满，往往会使这种被动的语言替代转变为主动的围绕这种替代语言的文本生产，以此作为一种抵抗形式来嘲笑审查的失效。而当审查涉及政治性内容时，往往会激发[[抵抗|政治抵抗]]，引发某种创意以至于相当具有政治性见解的阅读。帕特森（[[Anna Patterson]]） 就曾在其讨论文艺复兴时代的专著中，谈及有许多艺术家通过某种心照不宣的语汇和意象，使读者与作者产生共识，借此透露国家与当政者的审查制度、机制性暴力如何使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产生压抑和扭曲<ref>转引自廖炳惠编著：《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页27。</ref>。达恩顿（[[Robert Darnton]]） 通过对法国大革命前出版物的研究也发现，《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并没有导致雅各宾主义（[[Jacobinism]]），倒是地下非法流行的大量色情小说和政治笑话为革命准备了一种颠覆性的社会心态。<ref>Robert Darnton,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95).</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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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內容審查與文本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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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网络时代中国境内的互联网博客服务中，为了逃避博客服务提供商的内部审查，中文博客经常运用讽刺、委婉、文学典故、含糊，或者编码的短语，甚至使用图形来传达批评信息<ref>Ashley Esarey and Xiao Qiang,“Political Expression in the Chinese Blogosphere: Below the Radar”, Asian Survey 48, no. 5 (2008), 752-72.</ref>。而这种传达方式，已经为中国普通网民所熟悉和熟练运用，以网民的戏谑式语言著称的「网易新闻」跟帖是这种语言现象的集中体现。可见，[[审查制度]]与[[草泥马|抵抗式文本]]生产之间的关系， 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媒介载体中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而本文认为，这种网络言说方式的流行，实际上孕育了一种被网民共享的颠覆性社会心态，但这一流行过程和心态的获得，并不是如西方媒体所言的一个「自发的民间」的生长过程。<ref>参见Michael Wines,“A Dirty Pun Tweaks China's Online Censors”, The New York Times, 11 March 2009, www.nytimes.com/2009/03/12/world/asia/12beast.html</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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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力度的變化給審查對象帶來的溝通不便所引起的不滿，往往會使這種 被動的語言替代轉變為主動的圍繞這種替代語言的文本生產，以此作為一種抵 抗形式來嘲笑審查的失效。而當審查涉及政治性內容時，往往會激發政治抵 抗，引發某種創意以至於相當具有政治性見解的閱讀。帕特森（Anna Patterson） 就曾在其討論文藝復興時代的專著中，談及有許多藝術家通過某種心照不宣的 語彙和意象，使讀者與作者產生共識，藉此透露國家與當政者的審查制度、機 制性暴力如何使藝術家的創作過程產生壓抑和扭曲cn。達恩頓（Robert Darnton） 通過對法國大革命前出版物的研究也發現，《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並沒有導 致雅各賓主義（Jacobinism），倒是地下非法流行的大量色情小說和政治笑話為革 命準備了一種顛覆性的社會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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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草泥马」这一事件的时间序列中，文本生产的过程经历了从谐音语言（「草泥马」）、到虚拟动物（各种神兽）、到神话故事（围绕生活在马勒戈壁上的「草泥马」与「[[河蟹]]」争夺沃草的叙事）、到「恶搞」视频（《[[草泥马之歌]]》、《马勒戈壁上的草泥马》、《动物世界》特别版等）、再到玩具的设计与售卖（雷雷、萌萌；马勒、歌碧）。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创意的激发很明显地展现了出来。然后，正如本文上一节所言，这种创意性的文本生产被看作直接的「政治抗争」，实际上是经过了一系列第三方力量的加入与言说的结果，如2009年2月初「草泥马」视频的发布，2月20日国内公共知识份子[[崔卫平]]的博客〈我是一只草泥马〉的发布<ref>参见崔伟平：〈我是一只草泥马〉（2009年2月20日），www.cuiweiping.net/ blogs/cuiweiping/archives/123747.aspx</ref>， 前述3月12日《纽约时报》的相关报导，3月20日政府封杀「草泥马」禁令的下达，还有3月22日自由派学者、著名博客[[毛向辉]]制造的「草泥马」新汉字的发布等等<ref>参见毛向辉：〈一个新汉字〉（2009年3月22日），www.isaacmao.com/2/2009/ 03/blog-post.html</ref>。在这一过程中，这些无名和分散的对象获得了命名、序列和意义。而这种被获得的意义自然[[询唤|唤询]]出了更多主动的基于这种意义的文本的生产。可以说， 内容审查与「草泥马」文本群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样一种螺旋上升的过程中显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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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在網絡時代中國境內的互聯網博客服務中，為了逃避博客服務提 供商的內部審查，中文博客經常運用諷刺、委婉、文學典故、含糊，或者編 碼的短語，甚至使用圖形來傳達批評信息cp。而這種傳達方式，已經為中國 普通網民所熟悉和熟練運用，以網民的戲謔式語言著稱的「網易新聞」跟帖是 這種語言現象的集中體現。可見，審查制度與抵抗式文本生產之間的關係， 在不同時代的不同媒介載體中具有某種程度的一致性。而本文認為，這種網 絡言說方式的流行，實際上孕育了一種被網民共享的顛覆性社會心態，但這 一流行過程和心態的獲得，並不是如西方媒體所言的一個「自發的民間」的生長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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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cnm1.png|250px|thumb|right|]] [[File:cnm2.png|250px|thumb|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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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文本旅行过程中，抽离于原始文本的各种[[抵抗性阐释]]的出现，实际上再现了一种新的知识架构与文化社会分层。霍尔（[[Stuart Hall]]）使用「[[情境意识形态]]」（[[situational ideologies]]）这个术语来描述各种价值与意义对话语的积极介入。信息传播的各个环节正如一个个开放的意识形态场景，在那里意义被争夺、被改造、被挪用、被不断地重新定位。对于传播受众的个体而言，解码的过程实际上是依照一个人对所处环境的想像型理解，将信息符号放入它们之间及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创造性关系中<ref>转引自蓝若宇：〈我们都是「恶搞者」：从文化的身份认同看恶搞〉，中华传媒网学术网，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6123</ref>。而互联网中的受众又可以被看作「传受合一者」， 他们的创造性解码，实际上就生产了新的编码系统，也就成为了新的言说力量。蓝若宇就在这一视角下指出，中国互联网中的「恶搞」文本，说到底是一场信息符号的「阶级斗争」。<ref>参见蓝若宇：〈我们都是「恶搞者」〉。</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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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草泥馬」這一事件的時間序列中，文本生產的過程經歷了從諧音語言（「草泥馬」）、到虛擬動物（各種神獸）、到神話故事（圍繞生活在馬勒戈壁上的「草 泥馬」與「河蟹」爭奪沃草的¢事）、到「惡搞」視頻（《草泥馬之歌》、《馬勒戈壁上 的草泥馬》、《動物世界》特別版等）、再到玩具的設計與售賣（雷雷、萌萌；馬 勒、歌碧）。在這個過程中，一種創意的激發很明顯地展現了出來。然後，正如 本文上一節所言，這種創意性的文本生產被看作直接的「政治抗爭」，實際上是 經過了一系列第三方力量的加入與言說的結果，如2009年2月初「草泥馬」視頻的 發布，2月20日國內公共知識份子崔平的博客〈我是一隻草泥馬〉的發布cr， 前述3月12日《紐約時報》的相關報導，3月20日政府封殺「草泥馬」禁令的下達，還 有3月22日自由派學者、著名博客毛向輝製造的「草泥馬」新漢字的發布等等cs。 在這一過程中，這些無名和分散的對象獲得了命名、序列和意義。而這種被 獲得的意義自然喚詢出了更多主動的基於這種意義的文本的生產。可以說， 內容審查與「草泥馬」文本群之間的關係正是在這樣一種螺旋上升的過程中顯影 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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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些言说力量的介入，对原始文本意义的穿透和叠加，实际上帮助唤询和勾连了更普遍的社会心理。库切（[[JM Coetzee]]）通过对当代南美文学的考察发现，[[审查制度]]所激发出的[[反讽]]与[[抵抗话语]]，反而是一种特殊的再现与表达模式，有力地重现了隐藏于官方立场背后的不合理现象<ref>J. M. Coetzee, Giving Offense: Essays on Censorshi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转引自廖炳惠编著：《关键词200》，页27。</ref>。从库切的视角出发来理解中文互联网世界中的网络文本生产，同样可以发现其中对于广泛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现实的再现。从「草泥马」事件后期网上流行的一份「主要神兽大全名单」 来看，除了由早期脏话和色情语言的谐音创造的物种外，还有这样一些物种<ref>參見http://wp.chnits.com/2009/05/blog-post_7331.html</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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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文本旅行過程中，抽離於原始文本的各種抵抗性闡釋的出現，實際上再現了一種新的知識架構與文化社會分層。霍爾（Stuart Hall）使用「情境意識形態」（situational ideologies）這個術語來描述各種價值與意義對話語的積極介入。 信息傳播的各個環節正如一個個開放的意識形態場景，在那e意義被爭奪、被 改造、被挪用、被不斷地重新定位。對於傳播受眾的個體而言，解碼的過程實 際上是依照一個人對所處環境的想像型理解，將信息符號放入它們之間及與其 他符號之間的創造性關係中ct。而互聯網中的受眾又可以被看作「傳受合一者」， 他們的創造性解碼，實際上就生產了新的編碼系統，也就成為了新的言說力 量。藍若宇就在這一視角下指出，中國互聯網中的「惡搞」文本，說到底是一場 信息符號的「階級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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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猫猫：一种人工繁育的变异猫科动物，性凶猛，多用于监狱等地的守卫工作。 （「躲猫猫」，狱警打死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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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浆鼬：一种草原鼬鼠，以无所事事著称。 （「打酱油」，香港女明星艳照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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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卧蛏：一种海生蛏子，能做规律性起伏运动，并能喷射乳白色液体自。 （「俯卧撑」，瓮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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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猿：生活在河蟹聚居地的一种猴子，高级进化后可变异为荡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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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猿：公务猿的高级变种，可制造并使用工具，常用工具有钲斧、井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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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克麒：原产法国的一种低级类龙生物。 （法国总统萨科奇[Nicolas Sarközy]的谐音，关于「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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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栗蚌：一种无脑蚌类，喜欢把一切可以看到的东西都收入自己壳里。 （关于「反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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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鹿：中国本土的一种珍稀鹿类，可产出名贵药材绅杰石。 （三鹿毒奶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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瓘狸猿：这个不用解释了，一种受制于河蟹的生物。 （「管理员」的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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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鳤：暴力型海洋生物，具有极强的破坏力，是河蟹的属下。 （「城管」的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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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虱：虱子的一种，习惯性把其他生物都当作鲨，喜欢自焚。 （「央视」， CCTV大楼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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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癞瘌马：一种红色无毛的高原马，是草泥马的变种之一，又称鞑癞草泥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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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瓢：瓢虫的一种，飞行能力极低，起飞后无法自控，直直下跌直至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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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懈萎猿：河蟹的跟班，盛产于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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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鲸：井叉在长期斗争中产生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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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這些言說力量的介入，對原始文本意義的穿透和疊加，實際上幫助喚 詢和勾連了更普遍的社會心理。庫切（J. M. Coetzee）通過對當代南美文學的考察 發現，審查制度所激發出的反諷與抵抗話語，反而是一種特殊的再現與表達模 式，有力地重現了隱藏於官方立場背後的不合理現象dl。從庫切的視角出發來理 解中文互聯網世界中的網絡文本生產，同樣可以發現其中對於廣泛的社會矛盾 和階級現實的再現。從「草泥馬」事件後期網上流行的一份「主要神獸大全名單」 來看，除了由早期髒話和色情語言的諧音創造的物種外，還有這樣一些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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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这些物种广泛再现了近年来中国互联网舆论中的主要议题，并且这些文本已经不再是对内容审查的单纯回应，而是成为了由内容审查和基于「草泥马」的文本框架激发出的网民更广泛的社会敌意和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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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貓貓：一種人工繁育的變異貓科動物，性兇猛，多用於監獄等地的守衛工作。（「躲貓貓」，獄警打死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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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种网络文本生产的社会意义，[[斯科特]]（[[James C. Scot]]t）对东南亚农民的反抗实践进行的民族志研究是可以借鉴的<ref>Jame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ref>这一观点在「草泥马」事件中，被清华大学学者[[郭于华]]通过博客的方式呈现出来。他指出，斯科特创造了两个关于日常抵抗的概念：「[[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斯科特乐观地认为，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的交界处是一个支配者与从属者持续争夺的地带——但并不是一堵结实的墙。通过「隐藏的文本」，从属阶级有可能创造并维持一个社会空间，而这一社会空间本身也是反抗所要达到的成就。<ref>参见郭于华：〈「草泥马」：互联网时代的「[[弱者的武器]]」〉（2009年2月25日），www.chinafolklore.org/blog/?uid-137-action-viewspace-itemid-5972。</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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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漿鼬：一種草原鼬鼠，以無所事事著稱。（「打醬油」，香港女明星艷照門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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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臥蟶：一種海生蟶子，能做規律性起伏運動，並能噴射乳白色液體自  。（「俯臥撐」，甕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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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猿：生活在河蟹聚居地的一種猴子，高級進化後可變異為蕩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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蕩猿：公務猿的高級變種，可製造並使用工具，常用工具有鉦斧、井叉等。 卅克麒：原產法國的一種低級類龍生物。（法國總統薩科奇[Nicolas Sarközy]的諧音，關於「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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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栗蚌：一種無腦蚌類，喜歡把一切可以看到的東西都收入自己殼e。（關 於「反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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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鹿：中國本土的一種珍稀鹿類，可產出名貴藥材紳傑石。（三鹿毒奶粉事件） 瓘狸猿：這個不用解釋了，一種受制於河蟹的生物。（「管理員」的諧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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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暴力型海洋生物，具有極強的破壞力，是河蟹的屬下。（「城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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諧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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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蝨：蝨子的一種，習慣性把其他生物都當作鯊 ，喜歡自焚。（「央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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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大樓起火） 韃癩瘌馬：一種紅色無毛的高原馬，是草泥馬的變種之一，又稱韃癩草泥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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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瓢：瓢蟲的一種，飛行能力極低，起飛後無法自控，直直下跌直至跌到底。 症懈萎猿：河蟹的跟班，盛產於全國各地。 甘鯨：井叉在長期鬥爭中產生的副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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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這些物種廣泛再現了近年來中國互聯網輿論中的主要議題，並且這些文本已經不再是對內容審查的單純回應，而是成為了由內容審查和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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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草泥马」事件而言，这一社会空间的成立无法建立在仅仅是源于「弱者」 反抗的基础上，或者说，这种作为「弱者的武器」的抵抗行为本身，就是其他一些更具反抗性的群体给予命名的结果。更进一步说，政府作为审查行为发起的主体，于2009年3月20日在监管系统内部发布了封杀「草泥马」相关文本的指令， 但却被《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公开地报导了出来<ref>參見Michael Wines,“China: Censors Bar Mythical Creature”, The New York Times, 20 March 2009, www.nytimes.com/2009/03/20/world/asia/20briefs- CENSORSBARMY_BRF.html。</ref>在这一过程中，对于「隐藏的文本」的审查反而使得这些文本和行动本身被更明确地命名和建构；西方媒体的报导又使得这种「隐藏的文本」可见化。可以说，被抵抗一方的行动恰恰进一步促成了这一社会空间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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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泥馬」的文本框架激發出的網民更廣泛的社會敵意和不滿。 關於這種網絡文本生產的社會意義，斯科特（James C. Scott）對東南亞農民的反抗實踐進行的民族志研究是可以借鑒的dn。這一觀點在「草泥馬」事件中，被 清華大學學者郭于華通過博客的方式呈現出來。他指出，斯科特創造了兩個關 於日常抵抗的概念：「弱者的武器」和「隱藏的文本」。斯科特樂觀地認為，公開 文本與隱藏文本的交界處是一個支配者與從屬者持續爭奪的地帶——但並不是 一堵結實的牆。通過「隱藏的文本」，從屬階級有可能創造並維持一個社會空 間，而這一社會空間本身也是反抗所要達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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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草泥馬」事件而言，這一社會空間的成立無法建立在僅僅是源於「弱者」 反抗的基礎上，或者說，這種作為「弱者的武器」的抵抗行為本身，就是其他一 些更具反抗性的群體給予命名的結果。更進一步說，政府作為審查行為發起的 主體，於2009年3月20日在監管系統內部發布了封殺「草泥馬」相關文本的指令， 但卻被《紐約時報》等西方媒體公開地報導了出來dp。在這一過程中，對於「隱藏 的文本」的審查反而使得這些文本和行動本身被更明確地命名和建構；西方媒體 的報導又使得這種「隱藏的文本」可見化。可以說，被抵抗一方的行動恰恰進一 步促成了這一社會空間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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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综述与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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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綜述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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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对「草泥马」事件的探讨，本文认为，考察本次事件的文本旅行过程，从意义的建构、言说框架的流变和各方力量的作用出发，本次事件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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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對「草泥馬」事件的探討，本文認為，考察本次事件的文本旅行過 程，從意義的建構、言說框架的流變和各方力量的作用出發，本次事件可大體 分為三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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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从2009年初「十大神兽」被首次报导和1月5日反低俗行动启动开始，到2月20卫日崔平发表博客〈我是一只草泥马〉。在第一阶段，主要的文本来自政治相对冷漠的ACG群体；文本意义中「草泥马」文本群并未与反低俗行动建立直接的应对关系；网民对于文本的生产、使用和传播还停留在「恶搞」、「自娱自乐」这样的表述中；反低俗行动还一般仅限于对色情内容的封杀。但是，基于「草泥马大战河蟹」这一叙述的「恶搞」视频已经出现并获得了高点击率，这些视频成为了此后政治性抵抗表述的主要引用资源，而「十大神兽」这个真正的语境来源则在后来的发展中被抽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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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從2009年初「十大神獸」被首次報導和1月5日反低俗行動啟動開 始，到2月20衛日崔平發表博客〈我是一隻草泥馬〉。在第一階段，主要的文本來 自政治相對冷漠的ACG群體；文本意義中「草泥馬」文本群並未與反低俗行動建 立直接的應對關係；網民對於文本的生產、使用和傳播還停留在「惡搞」、「自娛 自樂」這樣的表述中；反低俗行動還一般僅限於對色情內容的封殺。但是，基於「草泥馬大戰河蟹」這一敘述的「惡搞」視頻已經出現並獲得了高點擊率，這些視 頻成為了此後政治性抵抗表述的主要引用資源，而「十大神獸」這個真正的語境 來源則在後來的發展中被抽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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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从2月20日崔卫平发布博客〈[[崔卫平：我是一只草泥马|我是一只草泥马]]〉，到3月20日「草泥马」封杀令的下达。不同于第一阶段，反低俗行动引起中国境内的「豆瓣网」对站内众多政治性内容小组的关闭，直接导致作为公共知识份子的崔卫平发布博客〈我是一只草泥马〉，将反低俗行动与「草泥马」直接确定为一种抵抗关系。这一阶段，可以被看做寻唤意义阶段。 「草泥马」事件开始引起各方的关注，关注度报》（The Guardian）、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西方主要媒体都对这一事件做了专题报导，且叙事的框架趋于一致，即「草泥马」是对审杀的直接抵抗和嘲弄<ref>參見www.nytimes.com/2009/03/12/world/asia/12beast.html; www.guardian. co.uk/technology/blog/2009/mar/13/china-grass-mud-horse;http://news.bbc.co. uk/chinese/simp/hi/newsid_7940000/newsid_7948300/7948369.stm; http://edition. cnn.com/video/#/video/world/2009/03/19/vause.china.grass.horse.cnn等。</ref>。其中也有一些声音强调西方媒体对这一事件存在过度阐释。然而，3月20日[[国新办|网络管理部门]]对于「草泥马」的封杀，又可看作回应了西方媒体的这种阐释，至此，「草泥马」与内容审查之间的抵抗关系获得了完整的话语表达和确认。对「草泥马」文本的再生产，也由ACG群体转移到政治敏感性和参与性更强的网民群体<ref>对这一群体的描述可参见[[胡泳]]：《众声喧哗》，页183-201。</ref>。亚文化和政治抵抗之间发生了某种构连和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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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從2月20日崔衛平發布博客〈我是一隻草泥馬〉，到3月20日「草泥 馬」封殺令的下達。不同於第一階段，反低俗行動引起中國境內的「豆瓣網」對站 內眾多政治性內容小組的關閉，直接導致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崔平發布博客〈我是一隻草泥馬〉，將反低俗行動與「草泥馬」直接確定為一種抵抗關係。這一階段，可以被看做尋喚意義階段。「草泥馬」事件開始引起各方的關注，關注度  報》（The Guardian）、英國廣播 公司（BBC）、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等西方主要媒體都對這一事件做了專 題報導，且敘事的框架趨於一致，即「草泥馬」是對審殺的直接抵抗和嘲弄dq。其 中也有一些聲音強調西方媒體對這一事件存在過度闡釋。然而，3月20日網絡管 理部門對於「草泥馬」的封殺，又可看作回應了西方媒體的這種闡釋，至此，「草 泥馬」與內容審查之間的抵抗關係獲得了完整的話語表達和確認。對「草泥馬」文 本的再生產，也由ACG群體轉移到政治敏感性和參與性更強的網民群體dr。亞 文化和政治抵抗之間發生了某種構連和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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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从3月20日封杀令下达开始，到4月11日《广州日报》的报导——〈山寨汉字你认识吗？ 〉<ref>参见〈山寨汉字你认识吗？ 〉，《广州日报》，2009年4月11日，http://gzdaily. dayoo.com/html/2009-04/11/content_531535.htm。</ref>。在这一阶段，随着各网站对「草泥马」封杀令的执行和反低俗行动进入尾声，「草泥马」事件的关注度开始了持续的下降，但反对内容审查的社会空间已然形成，「草泥马」被赋予的意义也相对开始固定了下来。由自由派学者兼博客毛向辉制造的由「草泥马」创造成的新汉字成为了一个新的抵抗文本，并得到了迅速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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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從3月20日封殺令下達開始，到4月11日《廣州日報》的報導——〈山寨漢字你認識嗎？〉ds。在這一階段，隨%各網站對「草泥馬」封殺令的執行和 反低俗行動進入尾聲，「草泥馬」事件的關注度開始了持續的下降，但反對內容 審查的社會空間已然形成，「草泥馬」被賦予的意義也相對開始固定了下來。由 自由派學者兼博客毛向輝製造的由「草泥馬」創造成的新漢字成為了一個新的抵 抗文本，並得到了迅速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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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事件的结果，像「俯卧撑」、「打酱油」、「躲猫猫」一样，「草泥马」成为了一个网民广泛使用和再生产的流行语；然而，不同的是，在「草泥马」事件中所体现出来的各方力量的复杂介入、对意义的命名和改写、知识份子与公众的构连、各种文本的大量涌现和广泛传播等特征，都是前几者所不具备的。还有，前几种语言的创造和使用均源自公共事件，而「草泥马」事件对于普通网民而言并不具有明显的公共性，而是更多地联系到一种个人的切身利益的共鸣。 「草泥马」这一形象也从「神兽​​」演变为网民的一种自指，「草泥马」与「河蟹」之间的战争的叙事，可以表述为「河蟹」对「草泥马」自由生活的一种干扰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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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事件的結果，像「俯臥撐」、「打醬油」、「躲貓貓」一樣，「草泥馬」成 為了一個網民廣泛使用和再生產的流行語；然而，不同的是，在「草泥馬」事件 中所體現出來的各方力量的複雜介入、對意義的命名和改寫、知識份子與公眾 的構連、各種文本的大量湧現和廣泛傳播等特徵，都是前幾者所不具備的。還 有，前幾種語言的創造和使用均源自公共事件，而「草泥馬」事件對於普通網民 而言並不具有明顯的公共性，而是更多地聯繫到一種個人的切身利益的共鳴。「草泥馬」這一形象也從「神獸」演變為網民的一種自指，「草泥馬」與「河蟹」之間 的戰爭的敘事，可以表述為「河蟹」對「草泥馬」自由生活的一種干擾和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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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學者胡泳認為，在後集權主義文化中，政治上的集權和經濟上的 消費主義產生了一種奇異的結合。它鼓勵道德冷漠，庸俗，埋頭於個人的生 機、消費和其他私人事務。在這樣的背景下，「網絡在中國同時滿足了人們參與 和遠離政治的欲望」dt。然而，本文發現，「草泥馬」事件的出現正是源於作為極 權主義的內容審查對這些私人領域的入侵。我們看到，在極權主義與消費主義 對於控制和自由之間存在不可避免的衝突成為一種普世體驗的話語中，這種衝 突某種程度上構成了後極權主義文化中的不穩定性的基礎。但同時必須承認的 是，這種不穩定的狀態必須置於中國所處的「全球後冷戰」歷史語境中加以理解 和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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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学者[[胡泳]]认为，在后集权主义文化中，政治上的集权和经济上的消费主义产生了一种奇异的结合。它鼓励道德冷漠，庸俗，埋头于个人的生机、消费和其他私人事务。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在中国同时满足了人们参与和远离政治的欲望<ref>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页329；299。</ref>。然而，本文发现，「草泥马」事件的出现正是源于作为极权主义的内容审查对这些私人领域的入侵。我们看到，在[[极权主义]]与[[消费主义]]对于控制和自由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成为一种普世体验的话语中，这种冲突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后极权主义文化中的不稳定性的基础。但同时必须承认的是，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必须置于中国所处的「全球后冷战」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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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年亞文化研究的經典文本《儀式抵抗》（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中， 作者將一系列的青年文化風格詮釋為象徵性的抵抗形式，這些症候性的風格代 表了更廣泛、更普遍、被掩蓋的不滿情緒，代表了整個戰後時期的特徵。本文 認為，從症候性的網絡亞文化風格到直接的文本政治抗爭的轉變是「草泥馬」事 件中凸顯的特徵。在這一過程中，由審查所引發的回應、公共知識份子與西方媒體喚詢的共同作用，是促成這一抵抗空間成立的基礎。儘管由於訴求和立場 的不同，不同網民、學者、中外媒體等各方對於「草泥馬」文本的使用和生產遵 循不同的框架，但最後都在「自由反對極權」這一框架下達到了某種共鳴，並以「草泥馬」文本生產的形式展現出來。正是在這一具有霸權性的共識中，娛樂和消費作為一種抵抗的社會空間在互聯網中得以成立。 對於這一個案中文本旅行過程的梳理，有助於我們切近中國互聯網空間的文化實踐與信息政治。對於中國互聯網空間的現實而言，考察其所處的全球政 治經濟場域，考察這種作為「政治冷漠的政治抵抗」，進而考察這種政治冷漠的 娛樂公眾向政治公眾、民主公眾轉換的可能性，為超越技術民主的樂觀和悲觀 主義之間的簡單二元對立，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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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年亚文化研究的经典文本《[[仪式抵抗]]》（[[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中， 作者将一系列的青年文化风格诠释为象征性的抵抗形式，这些症候性的风格代表了更广泛、更普遍、被掩盖的不满情绪，代表了整个战后时期的特征<ref>Stuart Hall,“Subculture, Culture and Class”,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1976。转引自赫伯迪格：《亚文化》，页101。</ref>。本文认为，从症候性的网络亚文化风格到直接的文本政治抗争的转变是「草泥马」事件中凸显的特征。在这一过程中，由审查所引发的回应、[[公共知识分子]]与西方媒体唤询的共同作用，是促成这一抵抗空间成立的基础。尽管由于诉求和立场的不同，不同网民、学者、中外媒体等各方对于「草泥马」文本的使用和生产遵循不同的框架，但最后都在「[[自由]]反对[[极权]]」这一框架下达到了某种共鸣，并以「草泥马」文本生产的形式展现出来。正是在这一具有[[霸权]]性的共识中，娱乐和消费作为一种抵抗的社会空间在互联网中得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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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个案中文本旅行过程的梳理，有助于我们切近中国互联网空间的文化实践与信息政治。对于中国互联网空间的现实而言，考察其所处的全球政治经济场域，考察这种作为「政治冷漠的政治抵抗」，进而考察这种政治冷漠的娱乐公众向政治公众、民主公众转换的可能性，为超越技术民主的乐观和悲观主义之间的简单二元对立，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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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uhk.edu.hk/ics/21c/issue/articles/119_0908064.pdf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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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26日 (二) 21:05的最新版本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互联网的内容审查，网络语言与亚文化，反审查等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梳理和阐释，以期对“草泥马”事件中文本生产的内容表达和主要生产主体的流变做出有效的理解，进而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各个群体对意义的争夺和寻唤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一种作为“政治冷漠的政治抵抗”的社会空间的成立。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洪喆

【全文】作为一个网络媒介事件，「草泥马」事件始于2009年初「百度百科」中「十大神兽」的出现和1月5日开始的国家「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1]（下文简称「反低俗行动」），至今余波未平。在近五个月的时间里，从一个由「经典国骂」谐音演变而来的虚拟文字能指寻找到羊驼这一所指开始，围绕这一南美洲生物生产出的各类文本（故事、漫画、视频、玩具、T恤、造字），使得这一事件成为迄今为止中文互联网「语言抵抗」现象中的空前个案。

在「俯卧撑」、「打酱油」、「躲猫猫」、「草泥马」这一连串网络事件的语言生产序列中，不同于前几者的是，「草泥马」和「十大神兽」在出现之初并不针对某一具体的网下公共事件[2]，最初只是被网络亚文化群体——ACG爱好者[3]—— 生产出来并「自娱自乐」。但在随后的文本旅行中，经历了各种群体一系列意义改写整合的再生产和再命名后，「草泥马」文本群成为了一个文化现象和社会心理载体，获得了民间、政府、学界、传媒的广泛关注和介入。

从传媒理论的视角出发，文本的传播过程也就是层层叠加的阐释过程，亦即文本的「原意」被改写、遮蔽、占用的历史。随着反低俗行动的深入，大量政治和非政治网站的关闭，使得本属于不同诉求和利益的群体共同加入到对「草泥马」相关文本的使用和再生产中。长期关注中国互联网内容审查的学者萧强认为：「绝大多数的网民已经加入进来，无论是严肃的学者，还是那些平时政治冷漠的都市白领。这表明，它所引起的共鸣是多么强大。」[4]

本文试图梳理和阐释中国互联网的政府审查、网络语言与亚文化、反审查等之间的复杂关系，以期对这一事件中文本生产的内容表达和主要生产主体的流变做出有效的理解，进而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各个群体对意义的争夺和唤询过程、文本原意被占用和改写过程，以及在这一从「世俗性」向「政治性」转化的过程中一种作为「政治冷漠的政治抵抗」的社会空间的建立。

一 作为信息战场的中国互联网与内容审查

2010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84亿人，普及率达到28.9%，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网民规模较2008年底增长8,600万人，年增长率为28.9%[5]。在这组数字中，网民规模、年增长率和增长人数均达到世界第一。相比较而言，人口与中国相当的印度，上网用户只有2,400万。中国网民规模的迅速增长，得益于政府在网络基础设施上做出的大量投资[6]。

互联网在中国的快速成长使得政府处在一种两难处境[7]。在支持互联网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国家现代化手段的同时，政府又试图对网上传播的内容进行控制。并且，仅仅在内容控制方面，政府依然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一方面想要获得网络作为开放平台对抗保守政治哲学的价值，另一方面又要消除互联网作为自由平台沉积社会不满和破坏力量的天然属性[8]。正是在这样复杂的语境下，互联网已经成为了中国「信息政治」的战争前线[9]。2005年4月， 由哈佛大学法学院、剑桥大​​学和多伦多大学共同组建的开放网络促进会（OpenNet Initiative ）发表的一份关于中国网络封锁的研究报告称：「中国的网络过滤系统是全世界最发达的。比起其他有些国家的类似系统，中国的网络过滤范围广，手法细致，并且效果显著。整个制度包括多层次的法律限制和技术控制，牵扯到众多的国家机构，以及成千上万的政府职员和企业员工。」[10]

自1994年以来，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先后制订了多项旨在控制互联网服务、 内容、表达行为的法律。在审查措施的具体技术手段方面，GFW（Great Fire- wall，即中国国家防火墙）成为网民对网络审查系统的通用称谓。这一系统旨在用于过滤境内用户对于互联网内容的访问，而过滤是中国政府用来阻止用户访问海外网站敏感内容的首选措施。对中国境内网站所含的敏感内容，则通过政府对网站运营商进行某种行政干预，使得网站通过多种形式和不同程度的自我审查和监管来实现屏蔽。[11]

不过，由于审查标准的模糊性（如对「有害信息」定义的模糊性），不同网站的审查尺度千差万别，有的网站会使用比官方更严苛的标准审查并管理言论， 有的网站则允许很多敏感内容和词语的出现。总体来看，不论是官方还是网站，对于色情内容的审查力度要远远小于政治敏感类内容。根据上述开放网络促进会的报告，在中国大陆，不能登录的色情网站只占10%左右，也就是说， 90%的色情网站可以登录，但是要登录疆独、藏独、「六四」等政治性网站则是几乎不可能。[12]

政府对所谓「低俗」内容的监管不严格，某种程度上成为反低俗行动产生的导火索。长期以来，带有各种软色情特征的内容在中国互联网世界处于一种畅行无阻的状态，普通商业网站大都将此类内容作为其吸引流量的手段，即使是具有官方身份的「新华网」、「人民网」等网站也是如此。早在2008年11月28日， 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曾对「百度网」与「硅谷动力网」单独进行「曝光与谴责」，指出百度网的「相册」和「贴吧」栏目「含有大量低俗内容。该网站相关工作人员接到举报中心的通知后，拒绝整改」。[13]

一直以来，在​​后冷战格局的背景下，对于中国互联网审查，特别是对GFW 过滤敏感内容的关注，主要来自于西方的学者、政策制订者、媒体和活动家。鉴于中国国内互联网上的敏感内容多被删除和阻止出现，美国政府和许多希望促进中国言论自由的非政府组织已经投入可观的资源，用于向中国网民散播关于翻越封锁的信息[14]在国内，已有众多异见人士、媒体人士、技术专家等通过博客等网络媒体形式，不遗余力地向中国网民传播各种被戏称为「翻墙」的技术手段。

正是因为中国互联网审查中长期存在对政治敏感性内容和色情内容审查的不同力度标准，西方对此关注的各方在对反低俗行动的阐释中普遍认为，中国政府「扫黄为次打非为主」，实际上是借整顿低俗内容之名对政治敏感性内容进行清洗。这种解读框架从行动展开后2009年1月9日「牛博网」被关闭​​开始，逐渐放大。例如「BBC中文网」对反低俗行动进行的跟踪报导中一再强调这一解读框架。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3月12日题为〈一个双关脏话嘲弄中国线上审查者〉（“A Dirty Pun Tweaks China's Online Censors”）的报导中，更是直接写到，「『草泥马』作为颠覆行为之一，是民间突破中国独裁系统的一个例子。」[15]

笔者认为，这一事实恰好是中国处于某种「后冷战时代的冷战」现状的例证。正是欧美世界采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冷战姿态的各方，热衷于「发现」、命名或嘉许中国「民间社会」的出现，并借此显现某种救世主与恩公的权力姿态[16]。西方传统媒体对「草泥马」事件的关注和命名，很快被关注中国互联网审查的众多意见领袖、博客和论坛转载，而这种传播通常同时伴随了对翻墙知识的介绍和翻墙必要性的普及。可是，一直以来，由于中国绝大多数网民普遍的政治冷漠和对网络技术应用的陌生，翻墙技术的推广一直局限在一个较精英化的网民群体中。像牛博网这种思想言论类网站的关闭，并不会给绝大部分中国网民的网络生活带来干扰。

然而，反低俗行动开始以来，国内网民的日常行为受到前所未有的「干扰」，在已经公布的九批网站曝光名单中，包括了大部分中国网民主要的日常网络应用。特别是提供动画、漫画和游戏类内容服务的网站大量上榜甚至被关闭，它们正是「草泥马」这一文本点生产者---ACG爱好者---主要的日常网络应用。恰恰是这种广泛的干扰而不是所谓对政治敏感性内容的审查，使得对网络审查持续高度关注的各方与中国普通网民的利益达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高度共鸣。本文认为，围绕「草泥马」和「马勒戈壁」上各种虚拟生物的「恶搞」文本的广泛生产和传播，正是体现了对这一共鸣进行的文化表达。而外媒对散落在互联网空间各处的不同内容生产的聚合和命名，又寻唤出中国网民更广泛的社会不满情绪，以及更有目的性、更加集中的基于文本生产的发泄和狂欢行为。

二 内容审查与网络亚文化

审查（censorship）是指对某些初始信息进行全部或部分的封锁、管制与操纵的过程[17]。一种观点认为审查是为了那些易受伤害的群体的道德与社会福祉；另一种解释则认为审查不可避免地联系了权力与作者，有能力实施审查，就意味着拥有法律资格去解释什么是恰当的、什么是不恰当的，从而对公共信息直接进行操纵与控制，同时也必然联系了弱势群体的抵抗。这两种观点间的张力， 在中国互联网内容审查与网民的语言生产中充分凸显出来。

审查最初通常会导致一种被动的语言生产。在互联网中，某个群体的网民使用一种约定俗成的替代性词汇来表达被网站屏蔽的敏感词汇就是这样一种被动的语言生产。在中国境内运营的网络游戏中，为消除游戏中的人身攻击和色情暴力内容，玩家的语言输入受到运营公司的严格审查。用谐音或代称来表达此类内容已成为网游玩家的惯例，可以说，这种被动的语言生产已经成为了这些群体应对审查的日常策略。 「草泥马」等诸「神兽」的名称最早就是来源于第九城市旗下运营的网络游戏《魔兽世界》中众多敏感词汇遭屏蔽后的一种谐音替代。 「草泥马」这一神兽最早就来自于百度「魔兽世界」贴吧的内部语言，而那里正是「十大神兽」最早出现的论坛。而这种因审查引发的另类语言在特定群体中的广泛使用，又帮助建构了群体的亚文化身份认同。

ACG，为英文Animation、Comic、Game的缩写，是动画、漫画、游戏（通常为电玩游戏）的总称。动画和漫画产业本来就密不可分，同时随着电玩产业快速崛起。 ACG爱好者作为亚文化消费族裔，是中国年轻网民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仅《魔兽世界》一款网络游戏在中国的玩家数量就已超过600万。我们所熟知的众多网络语言，如「雷」、「萌」等均是被这个族裔最先转引[18]和使用的。而由应对审查而生产的语言是这个亚文化群体语言生产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帮助建构了其身份认同。从亚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这种语言实践帮助亚文化群体在父辈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开创出一个有意义的中介空间：一个能够发现，并能够表达某种另类身份的认同空间。[19]

不过，这一文本生产和由此建立的认同空间并不具有天然的抵抗性。正如政治经济学派对于文化研究的批判，这里需要在抵抗和应付之间做出区分[20]。若将这种文化策略和「他者」身份建构视作一种逃避主义，则此种文化实践反而有助于权力结构的维持。这当然是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主题－－广为人知的牺牲者与压迫他们的权力体系共谋的理论。这不是资助这个群体或者把自己的文化标准强加于他们的问题，而是对于系统性强制的认识——人们就是在这个系统性强制中建构文化应付的形式，也是对系统性强制如何阻碍了解放的认识[21]。可以说，如果没有反低俗行动的出现和新的言说力量将文本带离其原始空间， 则「草泥马」文本仅仅是帮助生产了一种「象征性抵抗」的认同空间，而这种「象征性抵抗」实际上是对现有秩序的一种应付。

因此，在「草泥马」事件早期，「草泥马」等众多神兽在百度百科中的出现， 可看作源于ACG爱好者这个亚文化群体的一次「违背我们期望的表达」，是从百度贴吧内部发出的对百度百科这一产品所代表的象征秩序的象征性挑战，并以此获得身份认同和僭越快感。 「马勒歌碧」、「卧槽泥马」等词条早在2008年就出现在百度百科中，「十大神兽」和「十大美食」等也均为与政治敏感无涉的脏话和色情语言的谐音创造而来。可以说，如果没有反低俗行动和网络对「草泥马」文本群的传播，这只羊驼可能还只是「魔兽世界」贴吧中ACG爱好者自己的神兽而已。

致力于向西方报导中国流行现象的danwei.org于2009年2月11日对「十大神兽」的报导曾经引起了「魔兽世界」贴吧网友的震惊，跟帖中普遍认为「一个自娱自乐的对象竟然被老外也知道了，真是太丢人了」[22]。从该网站的报导开始，将神兽和「草泥马」带离其原始语境进行再命名的过程渐次启动，而外媒对这一过程的启动和传播实际上反哺和刺激了这一被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后的「草泥马」 在中文互联网世界的传播。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草泥马」事件的原始文本起源于ACG爱好者这样一个政治冷漠的亚文化群体，与反抗中国政府内容审查之间并不存在先天的应对关系。但当「十大神兽」开始从AGC爱好者群体的封闭空间中扩散到其他互联网空间时，随着反低俗行动的强势展开和各方反审查力量的介入，这种文本生产的抵抗性和政治性不可避免地涌现出来。

三 内容审查与文本抗争

审查力度的变化给审查对象带来的沟通不便所引起的不满，往往会使这种被动的语言替代转变为主动的围绕这种替代语言的文本生产，以此作为一种抵抗形式来嘲笑审查的失效。而当审查涉及政治性内容时，往往会激发政治抵抗，引发某种创意以至于相当具有政治性见解的阅读。帕特森（Anna Patterson） 就曾在其讨论文艺复兴时代的专著中，谈及有许多艺术家通过某种心照不宣的语汇和意象，使读者与作者产生共识，借此透露国家与当政者的审查制度、机制性暴力如何使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产生压抑和扭曲[23]。达恩顿（Robert Darnton） 通过对法国大革命前出版物的研究也发现，《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并没有导致雅各宾主义（Jacobinism），倒是地下非法流行的大量色情小说和政治笑话为革命准备了一种颠覆性的社会心态。[24]

同样，在网络时代中国境内的互联网博客服务中，为了逃避博客服务提供商的内部审查，中文博客经常运用讽刺、委婉、文学典故、含糊，或者编码的短语，甚至使用图形来传达批评信息[25]。而这种传达方式，已经为中国普通网民所熟悉和熟练运用，以网民的戏谑式语言著称的「网易新闻」跟帖是这种语言现象的集中体现。可见，审查制度与抵抗式文本生产之间的关系， 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媒介载体中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而本文认为，这种网络言说方式的流行，实际上孕育了一种被网民共享的颠覆性社会心态，但这一流行过程和心态的获得，并不是如西方媒体所言的一个「自发的民间」的生长过程。[26]

在「草泥马」这一事件的时间序列中，文本生产的过程经历了从谐音语言（「草泥马」）、到虚拟动物（各种神兽）、到神话故事（围绕生活在马勒戈壁上的「草泥马」与「河蟹」争夺沃草的叙事）、到「恶搞」视频（《草泥马之歌》、《马勒戈壁上的草泥马》、《动物世界》特别版等）、再到玩具的设计与售卖（雷雷、萌萌；马勒、歌碧）。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创意的激发很明显地展现了出来。然后，正如本文上一节所言，这种创意性的文本生产被看作直接的「政治抗争」，实际上是经过了一系列第三方力量的加入与言说的结果，如2009年2月初「草泥马」视频的发布，2月20日国内公共知识份子崔卫平的博客〈我是一只草泥马〉的发布[27]， 前述3月12日《纽约时报》的相关报导，3月20日政府封杀「草泥马」禁令的下达，还有3月22日自由派学者、著名博客毛向辉制造的「草泥马」新汉字的发布等等[28]。在这一过程中，这些无名和分散的对象获得了命名、序列和意义。而这种被获得的意义自然唤询出了更多主动的基于这种意义的文本的生产。可以说， 内容审查与「草泥马」文本群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样一种螺旋上升的过程中显影出来。

Cnm1.png
Cnm2.png

在这一文本旅行过程中，抽离于原始文本的各种抵抗性阐释的出现，实际上再现了一种新的知识架构与文化社会分层。霍尔（Stuart Hall）使用「情境意识形态」（situational ideologies）这个术语来描述各种价值与意义对话语的积极介入。信息传播的各个环节正如一个个开放的意识形态场景，在那里意义被争夺、被改造、被挪用、被不断地重新定位。对于传播受众的个体而言，解码的过程实际上是依照一个人对所处环境的想像型理解，将信息符号放入它们之间及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创造性关系中[29]。而互联网中的受众又可以被看作「传受合一者」， 他们的创造性解码，实际上就生产了新的编码系统，也就成为了新的言说力量。蓝若宇就在这一视角下指出，中国互联网中的「恶搞」文本，说到底是一场信息符号的「阶级斗争」。[30]

正是这些言说力量的介入，对原始文本意义的穿透和叠加，实际上帮助唤询和勾连了更普遍的社会心理。库切（JM Coetzee）通过对当代南美文学的考察发现，审查制度所激发出的反讽与抵抗话语，反而是一种特殊的再现与表达模式，有力地重现了隐藏于官方立场背后的不合理现象[31]。从库切的视角出发来理解中文互联网世界中的网络文本生产，同样可以发现其中对于广泛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现实的再现。从「草泥马」事件后期网上流行的一份「主要神兽大全名单」 来看，除了由早期脏话和色情语言的谐音创造的物种外，还有这样一些物种[32]：

躲猫猫：一种人工繁育的变异猫科动物，性凶猛，多用于监狱等地的守卫工作。 （「躲猫猫」，狱警打死人案） 打浆鼬：一种草原鼬鼠，以无所事事著称。 （「打酱油」，香港女明星艳照门事件） 伏卧蛏：一种海生蛏子，能做规律性起伏运动，并能喷射乳白色液体自。 （「俯卧撑」，瓮安事件） 公务猿：生活在河蟹聚居地的一种猴子，高级进化后可变异为荡猿。 荡猿：公务猿的高级变种，可制造并使用工具，常用工具有钲斧、井叉等。 卅克麒：原产法国的一种低级类龙生物。 （法国总统萨科奇[Nicolas Sarközy]的谐音，关于「反法」） 稿栗蚌：一种无脑蚌类，喜欢把一切可以看到的东西都收入自己壳里。 （关于「反韩」） 三鹿：中国本土的一种珍稀鹿类，可产出名贵药材绅杰石。 （三鹿毒奶粉事件） 瓘狸猿：这个不用解释了，一种受制于河蟹的生物。 （「管理员」的谐音） 县鳤：暴力型海洋生物，具有极强的破坏力，是河蟹的属下。 （「城管」的谐音） 央虱：虱子的一种，习惯性把其他生物都当作鲨，喜欢自焚。 （「央视」， CCTV大楼起火） 鞑癞瘌马：一种红色无毛的高原马，是草泥马的变种之一，又称鞑癞草泥马。 股瓢：瓢虫的一种，飞行能力极低，起飞后无法自控，直直下跌直至跌到底。 症懈萎猿：河蟹的跟班，盛产于全国各地。 甘鲸：井叉在长期斗争中产生的副产品。

我们看到，这些物种广泛再现了近年来中国互联网舆论中的主要议题，并且这些文本已经不再是对内容审查的单纯回应，而是成为了由内容审查和基于「草泥马」的文本框架激发出的网民更广泛的社会敌意和不满。

关于这种网络文本生产的社会意义，斯科特（James C. Scott）对东南亚农民的反抗实践进行的民族志研究是可以借鉴的[33]这一观点在「草泥马」事件中，被清华大学学者郭于华通过博客的方式呈现出来。他指出，斯科特创造了两个关于日常抵抗的概念：「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斯科特乐观地认为，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的交界处是一个支配者与从属者持续争夺的地带——但并不是一堵结实的墙。通过「隐藏的文本」，从属阶级有可能创造并维持一个社会空间，而这一社会空间本身也是反抗所要达到的成就。[34]。

就「草泥马」事件而言，这一社会空间的成立无法建立在仅仅是源于「弱者」 反抗的基础上，或者说，这种作为「弱者的武器」的抵抗行为本身，就是其他一些更具反抗性的群体给予命名的结果。更进一步说，政府作为审查行为发起的主体，于2009年3月20日在监管系统内部发布了封杀「草泥马」相关文本的指令， 但却被《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公开地报导了出来[35]在这一过程中，对于「隐藏的文本」的审查反而使得这些文本和行动本身被更明确地命名和建构；西方媒体的报导又使得这种「隐藏的文本」可见化。可以说，被抵抗一方的行动恰恰进一步促成了这一社会空间的成立。

四 综述与结论

综合以上对「草泥马」事件的探讨，本文认为，考察本次事件的文本旅行过程，从意义的建构、言说框架的流变和各方力量的作用出发，本次事件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09年初「十大神兽」被首次报导和1月5日反低俗行动启动开始，到2月20卫日崔平发表博客〈我是一只草泥马〉。在第一阶段，主要的文本来自政治相对冷漠的ACG群体；文本意义中「草泥马」文本群并未与反低俗行动建立直接的应对关系；网民对于文本的生产、使用和传播还停留在「恶搞」、「自娱自乐」这样的表述中；反低俗行动还一般仅限于对色情内容的封杀。但是，基于「草泥马大战河蟹」这一叙述的「恶搞」视频已经出现并获得了高点击率，这些视频成为了此后政治性抵抗表述的主要引用资源，而「十大神兽」这个真正的语境来源则在后来的发展中被抽离。

第二阶段：从2月20日崔卫平发布博客〈我是一只草泥马〉，到3月20日「草泥马」封杀令的下达。不同于第一阶段，反低俗行动引起中国境内的「豆瓣网」对站内众多政治性内容小组的关闭，直接导致作为公共知识份子的崔卫平发布博客〈我是一只草泥马〉，将反低俗行动与「草泥马」直接确定为一种抵抗关系。这一阶段，可以被看做寻唤意义阶段。 「草泥马」事件开始引起各方的关注，关注度报》（The Guardian）、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西方主要媒体都对这一事件做了专题报导，且叙事的框架趋于一致，即「草泥马」是对审杀的直接抵抗和嘲弄[36]。其中也有一些声音强调西方媒体对这一事件存在过度阐释。然而，3月20日网络管理部门对于「草泥马」的封杀，又可看作回应了西方媒体的这种阐释，至此，「草泥马」与内容审查之间的抵抗关系获得了完整的话语表达和确认。对「草泥马」文本的再生产，也由ACG群体转移到政治敏感性和参与性更强的网民群体[37]。亚文化和政治抵抗之间发生了某种构连和转换。

第三阶段：从3月20日封杀令下达开始，到4月11日《广州日报》的报导——〈山寨汉字你认识吗？ 〉[38]。在这一阶段，随着各网站对「草泥马」封杀令的执行和反低俗行动进入尾声，「草泥马」事件的关注度开始了持续的下降，但反对内容审查的社会空间已然形成，「草泥马」被赋予的意义也相对开始固定了下来。由自由派学者兼博客毛向辉制造的由「草泥马」创造成的新汉字成为了一个新的抵抗文本，并得到了迅速的传播。

至此，事件的结果，像「俯卧撑」、「打酱油」、「躲猫猫」一样，「草泥马」成为了一个网民广泛使用和再生产的流行语；然而，不同的是，在「草泥马」事件中所体现出来的各方力量的复杂介入、对意义的命名和改写、知识份子与公众的构连、各种文本的大量涌现和广泛传播等特征，都是前几者所不具备的。还有，前几种语言的创造和使用均源自公共事件，而「草泥马」事件对于普通网民而言并不具有明显的公共性，而是更多地联系到一种个人的切身利益的共鸣。 「草泥马」这一形象也从「神兽​​」演变为网民的一种自指，「草泥马」与「河蟹」之间的战争的叙事，可以表述为「河蟹」对「草泥马」自由生活的一种干扰和破坏。

北京大学学者胡泳认为，在后集权主义文化中，政治上的集权和经济上的消费主义产生了一种奇异的结合。它鼓励道德冷漠，庸俗，埋头于个人的生机、消费和其他私人事务。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在中国同时满足了人们参与和远离政治的欲望[39]。然而，本文发现，「草泥马」事件的出现正是源于作为极权主义的内容审查对这些私人领域的入侵。我们看到，在极权主义与消费主义对于控制和自由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成为一种普世体验的话语中，这种冲突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后极权主义文化中的不稳定性的基础。但同时必须承认的是，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必须置于中国所处的「全球后冷战」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和阐释。

在青年亚文化研究的经典文本《仪式抵抗》（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中， 作者将一系列的青年文化风格诠释为象征性的抵抗形式，这些症候性的风格代表了更广泛、更普遍、被掩盖的不满情绪，代表了整个战后时期的特征[40]。本文认为，从症候性的网络亚文化风格到直接的文本政治抗争的转变是「草泥马」事件中凸显的特征。在这一过程中，由审查所引发的回应、公共知识分子与西方媒体唤询的共同作用，是促成这一抵抗空间成立的基础。尽管由于诉求和立场的不同，不同网民、学者、中外媒体等各方对于「草泥马」文本的使用和生产遵循不同的框架，但最后都在「自由反对极权」这一框架下达到了某种共鸣，并以「草泥马」文本生产的形式展现出来。正是在这一具有霸权性的共识中，娱乐和消费作为一种抵抗的社会空间在互联网中得以成立。

对于这一个案中文本旅行过程的梳理，有助于我们切近中国互联网空间的文化实践与信息政治。对于中国互联网空间的现实而言，考察其所处的全球政治经济场域，考察这种作为「政治冷漠的政治抵抗」，进而考察这种政治冷漠的娱乐公众向政治公众、民主公众转换的可能性，为超越技术民主的乐观和悲观主义之间的简单二元对立，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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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 参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国新办等七部委开展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2009年1月5日），http://net.china.com.cn/ywdt/txt/2009-01/05/content_2668979.htm
  2. ↑ 如「俯卧撑」之于瓮安事件、「躲猫猫」之于狱警打死人案、「70码」之于杭州飙车案等，均是直接源于公共事件的网络文本。
  3. ↑ 对于这一网络亚文化群体的讨论，参见本文第二部分。
  4. ↑ 参见Michael Wines,“A Dirty Pun Tweaks China's Online Censors”, The New York Times, 11 March 2009, www.nytimes.com/2009/03/12/world/asia/12beast.html
  5. ↑ 参见迈克尔·葡萄酒，“卑劣的双关语扭动中国的在线检查员”，纽约时报，2009年3月11日，www.nytimes.com/2009/03/12/world/asia/12beast.html
  6. ↑ 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页329；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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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Eric Harwit and Duncan Clark,“Shaping the Internet in China: Evolution of Political Control over Network Infrastructure and Content”, Asian Survey 41, no. 3 (2001): 408.
  9. ↑ Guobin Yang,“Activists beyond Virtual Borders: Internet-Mediated Networks and Informational Politics in China”, First Monday, special issue no. 7: Command Lines: The Emergence of Governance in Global Cyberspace (2006),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1609/1524
  10. ↑ 參見Derek E. Bambauer et al.,“Internet Filtering in China in 2004-2005: A Country Study”, http://ssrn.com/abstract=706681
  11. ↑ Rebecca MacKinnon,“China’s Censorship 2.0: How Companies Censor Bloggers”, First Monday 14, no. 2 (2009),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 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2378/2089
  12. ↑ 參見Derek E. Bambauer et al.,“Internet Filtering in China in 2004-2005: A Country Study”, http://ssrn.com/abstract=706681
  13. ↑ 参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对传播低俗内容网站的曝光与谴责（第5号）（2008年11月28日），http://net.china.com.cn/qzl/txt/2008-11/28/content_ 2604476.htm
  14. ↑ K. Oanh Ha,“Piercing China’s Firewall: Hackers, Activists, Challenge Beijing’s Internet Police”, San Jose Mercury News, 2 July 2006
  15. ↑ 参见Michael Wines,“A Dirty Pun Tweaks China's Online Censors”, The New York Times, 11 March 2009, www.nytimes.com/2009/03/12/world/asia/12beast.html
  16. ↑ 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页33。
  17. ↑ 费斯克（John Fiske）等编撰，李彬译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 第二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页34。
  18. ↑ 这类词语大多来自于日语，随着日本ACG文化被引入。
  19. ↑ 赫伯迪格(Dick Hebdige)着,陆道夫、胡疆峰译:《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页110。
  20. ↑ 加恩海姆（Nicholas Garnham）着，贺玉高、陶东风译：〈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页1-6。
  21. ↑ 加恩海姆（Nicholas Garnham）着，贺玉高、陶东风译：〈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页1-6。
  22. ↑ 參見Joel Martinsen,“Hoax Dictionary Entries about Legendary Obscene Beasts”, 11 February 2009, www.danwei.org/humor/baidu_baike_fake_entries.php
  23. ↑ 转引自廖炳惠编著：《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页27。
  24. ↑ Robert Darnton,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95).
  25. ↑ Ashley Esarey and Xiao Qiang,“Political Expression in the Chinese Blogosphere: Below the Radar”, Asian Survey 48, no. 5 (2008), 752-72.
  26. ↑ 参见Michael Wines,“A Dirty Pun Tweaks China's Online Censors”, The New York Times, 11 March 2009, www.nytimes.com/2009/03/12/world/asia/12beast.html
  27. ↑ 参见崔伟平：〈我是一只草泥马〉（2009年2月20日），www.cuiweiping.net/ blogs/cuiweiping/archives/123747.aspx
  28. ↑ 参见毛向辉：〈一个新汉字〉（2009年3月22日），www.isaacmao.com/2/2009/ 03/blog-post.html
  29. ↑ 转引自蓝若宇：〈我们都是「恶搞者」：从文化的身份认同看恶搞〉，中华传媒网学术网，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6123
  30. ↑ 参见蓝若宇：〈我们都是「恶搞者」〉。
  31. ↑ J. M. Coetzee, Giving Offense: Essays on Censorshi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转引自廖炳惠编著：《关键词200》，页27。
  32. ↑ 參見http://wp.chnits.com/2009/05/blog-post_7331.html
  33. ↑ Jame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34. ↑ 参见郭于华：〈「草泥马」：互联网时代的「弱者的武器」〉（2009年2月25日），www.chinafolklore.org/blog/?uid-137-action-viewspace-itemid-5972。
  35. ↑ 參見Michael Wines,“China: Censors Bar Mythical Creature”, The New York Times, 20 March 2009, www.nytimes.com/2009/03/20/world/asia/20briefs- CENSORSBARMY_BRF.html。
  36. ↑ 參見www.nytimes.com/2009/03/12/world/asia/12beast.html; www.guardian. co.uk/technology/blog/2009/mar/13/china-grass-mud-horse;http://news.bbc.co. uk/chinese/simp/hi/newsid_7940000/newsid_7948300/7948369.stm; http://edition. cnn.com/video/#/video/world/2009/03/19/vause.china.grass.horse.cnn等。
  37. ↑ 对这一群体的描述可参见胡泳：《众声喧哗》，页183-201。
  38. ↑ 参见〈山寨汉字你认识吗？ 〉，《广州日报》，2009年4月11日，http://gzdaily. dayoo.com/html/2009-04/11/content_531535.htm。
  39. ↑ 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页329；299。
  40. ↑ Stuart Hall,“Subculture, Culture and Class”,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1976。转引自赫伯迪格：《亚文化》，页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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