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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喆：从“草泥马”事件看中国互联网的内容审查、网络文本抵抗与网民亚文化”的版本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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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30日 (四) 04:58的版本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互联网的内容审查，网络语言与亚文化，反审查等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梳理和阐释，以期对“草泥马”事件中文本生产的内容表达和主要生产主体的流变做出有效的理解，进而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各个群体对意义的争夺和寻唤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一种作为“政治冷漠的政治抵抗”的社会空间的成立。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洪喆

【全文】作为一个网络媒介事件，「草泥马」事件始于2009年初「百度百科」中「十大神兽」的出现和1月5日开始的国家「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1]（下文简称「反低俗行动」），至今余波未平。在近五个月的时间里，从一个由「经典国骂」谐音演变而来的虚拟文字能指寻找到羊驼这一所指开始，围绕这一南美洲生物生产出的各类文本（故事、漫画、视频、玩具、T恤、造字），使得这一事件成为迄今为止中文互联网「语言抵抗」现象中的空前个案。

在「俯卧撑」、「打酱油」、「躲猫猫」、「草泥马」这一连串网络事件的语言生产序列中，不同于前几者的是，「草泥马」和「十大神兽」在出现之初并不针对某一具体的网下公共事件[2]，最初只是被网络亚文化群体——ACG爱好者[3]—— 生产出来并「自娱自乐」。但在随后的文本旅行中，经历了各种群体一系列意义改写整合的再生产和再命名后，「草泥马」文本群成为了一个文化现象和社会心理载体，获得了民间、政府、学界、传媒的广泛关注和介入。

从传媒理论的视角出发，文本的传播过程也就是层层叠加的阐释过程，亦即文本的「原意」被改写、遮蔽、占用的历史。随着反低俗行动的深入，大量政治和非政治网站的关闭，使得本属于不同诉求和利益的群体共同加入到对「草泥马」相关文本的使用和再生产中。长期关注中国互联网内容审查的学者萧强认为：「绝大多数的网民已经加入进来，无论是严肃的学者，还是那些平时政治冷漠的都市白领。这表明，它所引起的共鸣是多么强大。」[4]

本文试图梳理和阐释中国互联网的政府审查、网络语言与亚文化、反审查等之间的复杂关系，以期对这一事件中文本生产的内容表达和主要生产主体的流变做出有效的理解，进而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各个群体对意义的争夺和唤询过程、文本原意被占用和改写过程，以及在这一从「世俗性」向「政治性」转化的过程中一种作为「政治冷漠的政治抵抗」的社会空间的建立。

一 作为信息战场的中国互联网与内容审查

2010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84亿人，普及率达到28.9%，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网民规模较2008年底增长8,600万人，年增长率为28.9%[5]。在这组数字中，网民规模、年增长率和增长人数均达到世界第一。相比较而言，人口与中国相当的印度，上网用户只有2,400万。中国网民规模的迅速增长，得益于政府在网络基础设施上做出的大量投资[6]。

互联网在中国的快速成长使得政府处在一种两难处境[7]。在支持互联网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国家现代化手段的同时，政府又试图对网上传播的内容进行控制。并且，仅仅在内容控制方面，政府依然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一方面想要获得网络作为开放平台对抗保守政治哲学的价值，另一方面又要消除互联网作为自由平台沉积社会不满和破坏力量的天然属性[8]。正是在这样复杂的语境下，互联网已经成为了中国「信息政治」的战争前线[9]。2005年4月， 由哈佛大学法学院、剑桥大​​学和多伦多大学共同组建的开放网络促进会（OpenNet Initiative ）发表的一份关于中国网络封锁的研究报告称：「中国的网络过滤系统是全世界最发达的。比起其他有些国家的类似系统，中国的网络过滤范围广，手法细致，并且效果显著。整个制度包括多层次的法律限制和技术控制，牵扯到众多的国家机构，以及成千上万的政府职员和企业员工。」[10]

自1994年以来，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先后制订了多项旨在控制互联网服务、 内容、表达行为的法律。在审查措施的具体技术手段方面，GFW（Great Fire- wall，即中国国家防火墙）成为网民对网络审查系统的通用称谓。这一系统旨在用于过滤境内用户对于互联网内容的访问，而过滤是中国政府用来阻止用户访问海外网站敏感内容的首选措施。对中国境内网站所含的敏感内容，则通过政府对网站运营商进行某种行政干预，使得网站通过多种形式和不同程度的自我审查和监管来实现屏蔽。[11]

不过，由于审查标准的模糊性（如对「有害信息」定义的模糊性），不同网站的审查尺度千差万别，有的网站会使用比官方更严苛的标准审查并管理言论， 有的网站则允许很多敏感内容和词语的出现。总体来看，不论是官方还是网站，对于色情内容的审查力度要远远小于政治敏感类内容。根据上述开放网络促进会的报告，在中国大陆，不能登录的色情网站只占10%左右，也就是说， 90%的色情网站可以登录，但是要登录疆独、藏独、「六四」等政治性网站则是几乎不可能。[12]

政府对所谓「低俗」内容的监管不严格，某种程度上成为反低俗行动产生的导火索。长期以来，带有各种软色情特征的内容在中国互联网世界处于一种畅行无阻的状态，普通商业网站大都将此类内容作为其吸引流量的手段，即使是具有官方身份的「新华网」、「人民网」等网站也是如此。早在2008年11月28日， 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曾对「百度网」与「硅谷动力网」单独进行「曝光与谴责」，指出百度网的「相册」和「贴吧」栏目「含有大量低俗内容。该网站相关工作人员接到举报中心的通知后，拒绝整改」。[13]

一直以来，在​​后冷战格局的背景下，对于中国互联网审查，特别是对GFW 过滤敏感内容的关注，主要来自于西方的学者、政策制订者、媒体和活动家。鉴于中国国内互联网上的敏感内容多被删除和阻止出现，美国政府和许多希望促进中国言论自由的非政府组织已经投入可观的资源，用于向中国网民散播关于翻越封锁的信息[14]在国内，已有众多异见人士、媒体人士、技术专家等通过博客等网络媒体形式，不遗余力地向中国网民传播各种被戏称为「翻墙」的技术手段。

正是因为中国互联网审查中长期存在对政治敏感性内容和色情内容审查的不同力度标准，西方对此关注的各方在对反低俗行动的阐释中普遍认为，中国政府「扫黄为次打非为主」，实际上是借整顿低俗内容之名对政治敏感性内容进行清洗。这种解读框架从行动展开后2009年1月9日「牛博网」被关闭​​开始，逐渐放大。例如「BBC中文网」对反低俗行动进行的跟踪报导中一再强调这一解读框架。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3月12日题为〈一个双关脏话嘲弄中国线上审查者〉（“A Dirty Pun Tweaks China's Online Censors”）的报导中，更是直接写到，「『草泥马』作为颠覆行为之一，是民间突破中国独裁系统的一个例子。」[15]

笔者认为，这一事实恰好是中国处于某种「后冷战时代的冷战」现状的例证。正是欧美世界采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冷战姿态的各方，热衷于「发现」、命名或嘉许中国「民间社会」的出现，并借此显现某种救世主与恩公的权力姿态[16]。西方传统媒体对「草泥马」事件的关注和命名，很快被关注中国互联网审查的众多意见领袖、博客和论坛转载，而这种传播通常同时伴随了对翻墙知识的介绍和翻墙必要性的普及。可是，一直以来，由于中国绝大多数网民普遍的政治冷漠和对网络技术应用的陌生，翻墙技术的推广一直局限在一个较精英化的网民群体中。像牛博网这种思想言论类网站的关闭，并不会给绝大部分中国网民的网络生活带来干扰。

然而，反低俗行动开始以来，国内网民的日常行为受到前所未有的「干扰」，在已经公布的九批网站曝光名单中，包括了大部分中国网民主要的日常网络应用。特别是提供动画、漫画和游戏类内容服务的网站大量上榜甚至被关闭，它们正是「草泥马」这一文本点生产者---ACG爱好者---主要的日常网络应用。恰恰是这种广泛的干扰而不是所谓对政治敏感性内容的审查，使得对网络审查持续高度关注的各方与中国普通网民的利益达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高度共鸣。本文认为，围绕「草泥马」和「马勒戈壁」上各种虚拟生物的「恶搞」文本的广泛生产和传播，正是体现了对这一共鸣进行的文化表达。而外媒对散落在互联网空间各处的不同内容生产的聚合和命名，又寻唤出中国网民更广泛的社会不满情绪，以及更有目的性、更加集中的基于文本生产的发泄和狂欢行为。

二 内容审查与网络亚文化

审查（censorship）是指对某些初始信息进行全部或部分的封锁、管制与操纵的过程[17]。一种观点认为审查是为了那些易受伤害的群体的道德与社会福祉；另一种解释则认为审查不可避免地联系了权力与作者，有能力实施审查，就意味着拥有法律资格去解释什么是恰当的、什么是不恰当的，从而对公共信息直接进行操纵与控制，同时也必然联系了弱势群体的抵抗。这两种观点间的张力， 在中国互联网内容审查与网民的语言生产中充分凸显出来。

审查最初通常会导致一种被动的语言生产。在互联网中，某个群体的网民使用一种约定俗成的替代性词汇来表达被网站屏蔽的敏感词汇就是这样一种被动的语言生产。在中国境内运营的网络游戏中，为消除游戏中的人身攻击和色情暴力内容，玩家的语言输入受到运营公司的严格审查。用谐音或代称来表达此类内容已成为网游玩家的惯例，可以说，这种被动的语言生产已经成为了这些群体应对审查的日常策略。 「草泥马」等诸「神兽」的名称最早就是来源于第九城市旗下运营的网络游戏《魔兽世界》中众多敏感词汇遭屏蔽后的一种谐音替代。 「草泥马」这一神兽最早就来自于百度「魔兽世界」贴吧的内部语言，而那里正是「十大神兽」最早出现的论坛。而这种因审查引发的另类语言在特定群体中的广泛使用，又帮助建构了群体的亚文化身份认同。

ACG，为英文Animation、Comic、Game的缩写，是动画、漫画、游戏（通常为电玩游戏）的总称。动画和漫画产业本来就密不可分，同时随着电玩产业快速崛起。 ACG爱好者作为亚文化消费族裔，是中国年轻网民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仅《魔兽世界》一款网络游戏在中国的玩家数量就已超过600万。我们所熟知的众多网络语言，如「雷」、「萌」等均是被这个族裔最先转引[18]和使用的。而由应对审查而生产的语言是这个亚文化群体语言生产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帮助建构了其身份认同。从亚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这种语言实践帮助亚文化群体在父辈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开创出一个有意义的中介空间：一个能够发现，并能够表达某种另类身份的认同空间。[19]

不过，这一文本生产和由此建立的认同空间并不具有天然的抵抗性。正如政治经济学派对于文化研究的批判，这里需要在抵抗和应付之间做出区分[20]。若将这种文化策略和「他者」身份建构视作一种逃避主义，则此种文化实践反而有助于权力结构的维持。这当然是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主题－－广为人知的牺牲者与压迫他们的权力体系共谋的理论。这不是资助这个群体或者把自己的文化标准强加于他们的问题，而是对于系统性强制的认识——人们就是在这个系统性强制中建构文化应付的形式，也是对系统性强制如何阻碍了解放的认识[21]。可以说，如果没有反低俗行动的出现和新的言说力量将文本带离其原始空间， 则「草泥马」文本仅仅是帮助生产了一种「象征性抵抗」的认同空间，而这种「象征性抵抗」实际上是对现有秩序的一种应付。

因此，在「草泥马」事件早期，「草泥马」等众多神兽在百度百科中的出现， 可看作源于ACG爱好者这个亚文化群体的一次「违背我们期望的表达」，是从百度贴吧内部发出的对百度百科这一产品所代表的象征秩序的象征性挑战，并以此获得身份认同和僭越快感。 「马勒歌碧」、「卧槽泥马」等词条早在2008年就出现在百度百科中，「十大神兽」和「十大美食」等也均为与政治敏感无涉的脏话和色情语言的谐音创造而来。可以说，如果没有反低俗行动和网络对「草泥马」文本群的传播，这只羊驼可能还只是「魔兽世界」贴吧中ACG爱好者自己的神兽而已。

致力于向西方报导中国流行现象的danwei.org于2009年2月11日对「十大神兽」的报导曾经引起了「魔兽世界」贴吧网友的震惊，跟帖中普遍认为「一个自娱自乐的对象竟然被老外也知道了，真是太丢人了」[22]。从该网站的报导开始，将神兽和「草泥马」带离其原始语境进行再命名的过程渐次启动，而外媒对这一过程的启动和传播实际上反哺和刺激了这一被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后的「草泥马」 在中文互联网世界的传播。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草泥马」事件的原始文本起源于ACG爱好者这样一个政治冷漠的亚文化群体，与反抗中国政府内容审查之间并不存在先天的应对关系。但当「十大神兽」开始从AGC爱好者群体的封闭空间中扩散到其他互联网空间时，随着反低俗行动的强势展开和各方反审查力量的介入，这种文本生产的抵抗性和政治性不可避免地涌现出来。

三 内容审查与文本抗争

审查力度的变化给审查对象带来的沟通不便所引起的不满，往往会使这种被动的语言替代转变为主动的围绕这种替代语言的文本生产，以此作为一种抵抗形式来嘲笑审查的失效。而当审查涉及政治性内容时，往往会激发政治抵抗，引发某种创意以至于相当具有政治性见解的阅读。帕特森（Anna Patterson） 就曾在其讨论文艺复兴时代的专著中，谈及有许多艺术家通过某种心照不宣的语汇和意象，使读者与作者产生共识，借此透露国家与当政者的审查制度、机制性暴力如何使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产生压抑和扭曲[23]。达恩顿（Robert Darnton） 通过对法国大革命前出版物的研究也发现，《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并没有导致雅各宾主义（Jacobinism），倒是地下非法流行的大量色情小说和政治笑话为革命准备了一种颠覆性的社会心态。[24]

同样，在网络时代中国境内的互联网博客服务中，为了逃避博客服务提供商的内部审查，中文博客经常运用讽刺、委婉、文学典故、含糊，或者编码的短语，甚至使用图形来传达批评信息[25]。而这种传达方式，已经为中国普通网民所熟悉和熟练运用，以网民的戏谑式语言著称的「网易新闻」跟帖是这种语言现象的集中体现。可见，审查制度与抵抗式文本生产之间的关系， 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媒介载体中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而本文认为，这种网络言说方式的流行，实际上孕育了一种被网民共享的颠覆性社会心态，但这一流行过程和心态的获得，并不是如西方媒体所言的一个「自发的民间」的生长过程。[26]

在「草泥马」这一事件的时间序列中，文本生产的过程经历了从谐音语言（「草泥马」）、到虚拟动物（各种神兽）、到神话故事（围绕生活在马勒戈壁上的「草泥马」与「河蟹」争夺沃草的叙事）、到「恶搞」视频（《草泥马之歌》、《马勒戈壁上的草泥马》、《动物世界》特别版等）、再到玩具的设计与售卖（雷雷、萌萌；马勒、歌碧）。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创意的激发很明显地展现了出来。然后，正如本文上一节所言，这种创意性的文本生产被看作直接的「政治抗争」，实际上是经过了一系列第三方力量的加入与言说的结果，如2009年2月初「草泥马」视频的发布，2月20日国内公共知识份子崔卫平的博客〈我是一只草泥马〉的发布[27]， 前述3月12日《纽约时报》的相关报导，3月20日政府封杀「草泥马」禁令的下达，还有3月22日自由派学者、著名博客毛向辉制造的「草泥马」新汉字的发布等等[28]。在这一过程中，这些无名和分散的对象获得了命名、序列和意义。而这种被获得的意义自然唤询出了更多主动的基于这种意义的文本的生产。可以说， 内容审查与「草泥马」文本群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样一种螺旋上升的过程中显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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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文本旅行过程中，抽离于原始文本的各种抵抗性阐释的出现，实际上再现了一种新的知识架构与文化社会分层。霍尔（Stuart Hall）使用「情境意识形态」（situational ideologies）这个术语来描述各种价值与意义对话语的积极介入。信息传播的各个环节正如一个个开放的意识形态场景，在那里意义被争夺、被改造、被挪用、被不断地重新定位。对于传播受众的个体而言，解码的过程实际上是依照一个人对所处环境的想像型理解，将信息符号放入它们之间及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创造性关系中[29]。而互联网中的受众又可以被看作「传受合一者」， 他们的创造性解码，实际上就生产了新的编码系统，也就成为了新的言说力量。蓝若宇就在这一视角下指出，中国互联网中的「恶搞」文本，说到底是一场信息符号的「阶级斗争」。[30]

正是这些言说力量的介入，对原始文本意义的穿透和叠加，实际上帮助唤询和勾连了更普遍的社会心理。库切（JM Coetzee）通过对当代南美文学的考察发现，审查制度所激发出的反讽与抵抗话语，反而是一种特殊的再现与表达模式，有力地重现了隐藏于官方立场背后的不合理现象[31]。从库切的视角出发来理解中文互联网世界中的网络文本生产，同样可以发现其中对于广泛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现实的再现。从「草泥马」事件后期网上流行的一份「主要神兽大全名单」 来看，除了由早期脏话和色情语言的谐音创造的物种外，还有这样一些物种[32]：

躲猫猫：一种人工繁育的变异猫科动物，性凶猛，多用于监狱等地的守卫工作。 （「躲猫猫」，狱警打死人案） 打浆鼬：一种草原鼬鼠，以无所事事著称。 （「打酱油」，香港女明星艳照门事件） 伏卧蛏：一种海生蛏子，能做规律性起伏运动，并能喷射乳白色液体自。 （「俯卧撑」，瓮安事件） 公务猿：生活在河蟹聚居地的一种猴子，高级进化后可变异为荡猿。 荡猿：公务猿的高级变种，可制造并使用工具，常用工具有钲斧、井叉等。 卅克麒：原产法国的一种低级类龙生物。 （法国总统萨科奇[Nicolas Sarközy]的谐音，关于「反法」） 稿栗蚌：一种无脑蚌类，喜欢把一切可以看到的东西都收入自己壳里。 （关于「反韩」） 三鹿：中国本土的一种珍稀鹿类，可产出名贵药材绅杰石。 （三鹿毒奶粉事件） 瓘狸猿：这个不用解释了，一种受制于河蟹的生物。 （「管理员」的谐音） 县鳤：暴力型海洋生物，具有极强的破坏力，是河蟹的属下。 （「城管」的谐音） 央虱：虱子的一种，习惯性把其他生物都当作鲨，喜欢自焚。 （「央视」， CCTV大楼起火） 鞑癞瘌马：一种红色无毛的高原马，是草泥马的变种之一，又称鞑癞草泥马。 股瓢：瓢虫的一种，飞行能力极低，起飞后无法自控，直直下跌直至跌到底。 症懈萎猿：河蟹的跟班，盛产于全国各地。 甘鲸：井叉在长期斗争中产生的副产品。

我们看到，这些物种广泛再现了近年来中国互联网舆论中的主要议题，并且这些文本已经不再是对内容审查的单纯回应，而是成为了由内容审查和基于「草泥马」的文本框架激发出的网民更广泛的社会敌意和不满。

关于这种网络文本生产的社会意义，斯科特（James C. Scott）对东南亚农民的反抗实践进行的民族志研究是可以借鉴的[33]这一观点在「草泥马」事件中，被清华大学学者郭于华通过博客的方式呈现出来。他指出，斯科特创造了两个关于日常抵抗的概念：「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斯科特乐观地认为，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的交界处是一个支配者与从属者持续争夺的地带——但并不是一堵结实的墙。通过「隐藏的文本」，从属阶级有可能创造并维持一个社会空间，而这一社会空间本身也是反抗所要达到的成就。[34]。

就「草泥马」事件而言，这一社会空间的成立无法建立在仅仅是源于「弱者」 反抗的基础上，或者说，这种作为「弱者的武器」的抵抗行为本身，就是其他一些更具反抗性的群体给予命名的结果。更进一步说，政府作为审查行为发起的主体，于2009年3月20日在监管系统内部发布了封杀「草泥马」相关文本的指令， 但却被《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公开地报导了出来[35]在这一过程中，对于「隐藏的文本」的审查反而使得这些文本和行动本身被更明确地命名和建构；西方媒体的报导又使得这种「隐藏的文本」可见化。可以说，被抵抗一方的行动恰恰进一步促成了这一社会空间的成立。

四 综述与结论

综合以上对「草泥马」事件的探讨，本文认为，考察本次事件的文本旅行过程，从意义的建构、言说框架的流变和各方力量的作用出发，本次事件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09年初「十大神兽」被首次报导和1月5日反低俗行动启动开始，到2月20卫日崔平发表博客〈我是一只草泥马〉。在第一阶段，主要的文本来自政治相对冷漠的ACG群体；文本意义中「草泥马」文本群并未与反低俗行动建立直接的应对关系；网民对于文本的生产、使用和传播还停留在「恶搞」、「自娱自乐」这样的表述中；反低俗行动还一般仅限于对色情内容的封杀。但是，基于「草泥马大战河蟹」这一叙述的「恶搞」视频已经出现并获得了高点击率，这些视频成为了此后政治性抵抗表述的主要引用资源，而「十大神兽」这个真正的语境来源则在后来的发展中被抽离。

第二阶段：从2月20日崔卫平发布博客〈我是一只草泥马〉，到3月20日「草泥马」封杀令的下达。不同于第一阶段，反低俗行动引起中国境内的「豆瓣网」对站内众多政治性内容小组的关闭，直接导致作为公共知识份子的崔卫平发布博客〈我是一只草泥马〉，将反低俗行动与「草泥马」直接确定为一种抵抗关系。这一阶段，可以被看做寻唤意义阶段。 「草泥马」事件开始引起各方的关注，关注度报》（The Guardian）、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西方主要媒体都对这一事件做了专题报导，且叙事的框架趋于一致，即「草泥马」是对审杀的直接抵抗和嘲弄[36]。其中也有一些声音强调西方媒体对这一事件存在过度阐释。然而，3月20日网络管理部门对于「草泥马」的封杀，又可看作回应了西方媒体的这种阐释，至此，「草泥马」与内容审查之间的抵抗关系获得了完整的话语表达和确认。对「草泥马」文本的再生产，也由ACG群体转移到政治敏感性和参与性更强的网民群体[37]。亚文化和政治抵抗之间发生了某种构连和转换。

第三阶段：从3月20日封杀令下达开始，到4月11日《广州日报》的报导——〈山寨汉字你认识吗？ 〉[38]。在这一阶段，随着各网站对「草泥马」封杀令的执行和反低俗行动进入尾声，「草泥马」事件的关注度开始了持续的下降，但反对内容审查的社会空间已然形成，「草泥马」被赋予的意义也相对开始固定了下来。由自由派学者兼博客毛向辉制造的由「草泥马」创造成的新汉字成为了一个新的抵抗文本，并得到了迅速的传播。

至此，事件的结果，像「俯卧撑」、「打酱油」、「躲猫猫」一样，「草泥马」成为了一个网民广泛使用和再生产的流行语；然而，不同的是，在「草泥马」事件中所体现出来的各方力量的复杂介入、对意义的命名和改写、知识份子与公众的构连、各种文本的大量涌现和广泛传播等特征，都是前几者所不具备的。还有，前几种语言的创造和使用均源自公共事件，而「草泥马」事件对于普通网民而言并不具有明显的公共性，而是更多地联系到一种个人的切身利益的共鸣。 「草泥马」这一形象也从「神兽​​」演变为网民的一种自指，「草泥马」与「河蟹」之间的战争的叙事，可以表述为「河蟹」对「草泥马」自由生活的一种干扰和破坏。

北京大学学者胡泳认为，在后集权主义文化中，政治上的集权和经济上的消费主义产生了一种奇异的结合。它鼓励道德冷漠，庸俗，埋头于个人的生机、消费和其他私人事务。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在中国同时满足了人们参与和远离政治的欲望[39]。然而，本文发现，「草泥马」事件的出现正是源于作为极权主义的内容审查对这些私人领域的入侵。我们看到，在极权主义与消费主义对于控制和自由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成为一种普世体验的话语中，这种冲突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后极权主义文化中的不稳定性的基础。但同时必须承认的是，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必须置于中国所处的「全球后冷战」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和阐释。

在青年亚文化研究的经典文本《仪式抵抗》（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中， 作者将一系列的青年文化风格诠释为象征性的抵抗形式，这些症候性的风格代表了更广泛、更普遍、被掩盖的不满情绪，代表了整个战后时期的特征[40]。本文认为，从症候性的网络亚文化风格到直接的文本政治抗争的转变是「草泥马」事件中凸显的特征。在这一过程中，由审查所引发的回应、公共知识分子与西方媒体唤询的共同作用，是促成这一抵抗空间成立的基础。尽管由于诉求和立场的不同，不同网民、学者、中外媒体等各方对于「草泥马」文本的使用和生产遵循不同的框架，但最后都在「自由反对极权」这一框架下达到了某种共鸣，并以「草泥马」文本生产的形式展现出来。正是在这一具有霸权性的共识中，娱乐和消费作为一种抵抗的社会空间在互联网中得以成立。

对于这一个案中文本旅行过程的梳理，有助于我们切近中国互联网空间的文化实践与信息政治。对于中国互联网空间的现实而言，考察其所处的全球政治经济场域，考察这种作为「政治冷漠的政治抵抗」，进而考察这种政治冷漠的娱乐公众向政治公众、民主公众转换的可能性，为超越技术民主的乐观和悲观主义之间的简单二元对立，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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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参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国新办等七部委开展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2009年1月5日），http://net.china.com.cn/ywdt/txt/2009-01/05/content_2668979.htm
  2. ↑ 如「俯卧撑」之于瓮安事件、「躲猫猫」之于狱警打死人案、「70码」之于杭州飙车案等，均是直接源于公共事件的网络文本。
  3. ↑ 对于这一网络亚文化群体的讨论，参见本文第二部分。
  4. ↑ 参见Michael Wines,“A Dirty Pun Tweaks China's Online Censors”, The New York Times, 11 March 2009, www.nytimes.com/2009/03/12/world/asia/12beast.html
  5. ↑ 参见迈克尔·葡萄酒，“卑劣的双关语扭动中国的在线检查员”，纽约时报，2009年3月11日，www.nytimes.com/2009/03/12/world/asia/12beast.html
  6. ↑ 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页329；299。
  7. ↑ Guobin Yang,“The Internet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2, no. 36 (2003): 453-75.
  8. ↑ Eric Harwit and Duncan Clark,“Shaping the Internet in China: Evolution of Political Control over Network Infrastructure and Content”, Asian Survey 41, no. 3 (2001): 408.
  9. ↑ Guobin Yang,“Activists beyond Virtual Borders: Internet-Mediated Networks and Informational Politics in China”, First Monday, special issue no. 7: Command Lines: The Emergence of Governance in Global Cyberspace (2006),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1609/1524
  10. ↑ 參見Derek E. Bambauer et al.,“Internet Filtering in China in 2004-2005: A Country Study”, http://ssrn.com/abstract=706681
  11. ↑ Rebecca MacKinnon,“China’s Censorship 2.0: How Companies Censor Bloggers”, First Monday 14, no. 2 (2009),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 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2378/2089
  12. ↑ 參見Derek E. Bambauer et al.,“Internet Filtering in China in 2004-2005: A Country Study”, http://ssrn.com/abstract=706681
  13. ↑ 参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对传播低俗内容网站的曝光与谴责（第5号）（2008年11月28日），http://net.china.com.cn/qzl/txt/2008-11/28/content_ 2604476.htm
  14. ↑ K. Oanh Ha,“Piercing China’s Firewall: Hackers, Activists, Challenge Beijing’s Internet Police”, San Jose Mercury News, 2 July 2006
  15. ↑ 参见Michael Wines,“A Dirty Pun Tweaks China's Online Censors”, The New York Times, 11 March 2009, www.nytimes.com/2009/03/12/world/asia/12beast.html
  16. ↑ 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页33。
  17. ↑ 费斯克（John Fiske）等编撰，李彬译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 第二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页34。
  18. ↑ 这类词语大多来自于日语，随着日本ACG文化被引入。
  19. ↑ 赫伯迪格(Dick Hebdige)着,陆道夫、胡疆峰译:《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页110。
  20. ↑ 加恩海姆（Nicholas Garnham）着，贺玉高、陶东风译：〈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页1-6。
  21. ↑ 加恩海姆（Nicholas Garnham）着，贺玉高、陶东风译：〈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页1-6。
  22. ↑ 參見Joel Martinsen,“Hoax Dictionary Entries about Legendary Obscene Beasts”, 11 February 2009, www.danwei.org/humor/baidu_baike_fake_entries.php
  23. ↑ 转引自廖炳惠编著：《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页27。
  24. ↑ Robert Darnton,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95).
  25. ↑ Ashley Esarey and Xiao Qiang,“Political Expression in the Chinese Blogosphere: Below the Radar”, Asian Survey 48, no. 5 (2008), 752-72.
  26. ↑ 参见Michael Wines,“A Dirty Pun Tweaks China's Online Censors”, The New York Times, 11 March 2009, www.nytimes.com/2009/03/12/world/asia/12beast.html
  27. ↑ 参见崔伟平：〈我是一只草泥马〉（2009年2月20日），www.cuiweiping.net/ blogs/cuiweiping/archives/123747.aspx
  28. ↑ 参见毛向辉：〈一个新汉字〉（2009年3月22日），www.isaacmao.com/2/2009/ 03/blog-post.html
  29. ↑ 转引自蓝若宇：〈我们都是「恶搞者」：从文化的身份认同看恶搞〉，中华传媒网学术网，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6123
  30. ↑ 参见蓝若宇：〈我们都是「恶搞者」〉。
  31. ↑ J. M. Coetzee, Giving Offense: Essays on Censorshi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转引自廖炳惠编著：《关键词200》，页27。
  32. ↑ 參見http://wp.chnits.com/2009/05/blog-post_7331.html
  33. ↑ Jame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34. ↑ 参见郭于华：〈「草泥马」：互联网时代的「弱者的武器」〉（2009年2月25日），www.chinafolklore.org/blog/?uid-137-action-viewspace-itemid-5972。
  35. ↑ 參見Michael Wines,“China: Censors Bar Mythical Creature”, The New York Times, 20 March 2009, www.nytimes.com/2009/03/20/world/asia/20briefs- CENSORSBARMY_BRF.html。
  36. ↑ 參見www.nytimes.com/2009/03/12/world/asia/12beast.html; www.guardian. co.uk/technology/blog/2009/mar/13/china-grass-mud-horse;http://news.bbc.co. uk/chinese/simp/hi/newsid_7940000/newsid_7948300/7948369.stm; http://edition. cnn.com/video/#/video/world/2009/03/19/vause.china.grass.horse.cnn等。
  37. ↑ 对这一群体的描述可参见胡泳：《众声喧哗》，页183-201。
  38. ↑ 参见〈山寨汉字你认识吗？ 〉，《广州日报》，2009年4月11日，http://gzdaily. dayoo.com/html/2009-04/11/content_531535.htm。
  39. ↑ 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页329；299。
  40. ↑ Stuart Hall,“Subculture, Culture and Class”,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1976。转引自赫伯迪格：《亚文化》，页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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