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岛的柴湾道，人称长命斜，走上去要一点毅力韧力，陈日君就住在长命斜的山坡上。
这里屹立著一幢旧建筑，是慈幼会的修院。“这里本来有两间小屋，后来要培训传教士，他们要来读书，便拆掉细的一间扩建，上面写著 1932 年，跟我一样。”陈日君指著屋顶上的年份说。
89 年历史的修院，正与陈日君同龄。73 年前，他由上海来香港，信仰上，这是天主的安排，也像是历史的必然。
陈日君出生于上海一个天主教家庭，1944 年他加入上海的慈幼会备修院，完成相等于四年的中学课程后，根据修会规定，要接受一年“初学”，用一年时间去思考是否奉献终身，投入修会团体当神父。
初学院远在香港。
陈日君记得，当时大家都很穷，没有钱买船票，慈幼会的神父想尽办法，因为修士是外国人，联络上一艘刚要从上海来香港的军舰，陈日君和另外 9 位修生便坐上“顺风船”，三天两夜来到维多利亚港。香港给他的第一印象是很开放很自由，乘小艇便可以上岸，没有移民局，也没有身份证这回事。
一别上海，后会无期
那是 1948 年，陈日君 16 岁。
少年飘洋过海来读书，他和很多外省人一样，当年以为自己只是香港的过客，怎料与家人一别，后会无期。
“我们本来以为初学之后要读三年哲学，读完哲学便回上海……那年我们来了，共产党未到北京，他们 1949 年才掌权，所以我不是逃走的，不过来到香港之后便回不去了。”
历史转折，香港成为陈日君的第二故乡。
陈日君喜欢看鹰，他说鹰飞得最好看。
有次记者问他：你如果不做人，想做什么动物？他回答说想做雀仔，“可以飞，自由地飞便最开心。”说罢，他又补上一句：“有些人为何一定要控制我们？他控制便开心。”
自由，一直是他捍卫的价值。
五、六十年代，连场政治运动，中国陷入封闭与落后，香港则被中共视为与世界保持联系的窗口。身处香港，陈日君幸免冲击，也在这个时候，他被修会安排出外深造。1955 年他远赴罗马攻读哲学及神学，1961 年在都灵晋铎成为神父。陈日君说在意大利九年，得到了很好的培育，教会内有很多思想交流和讨论，他学懂了很多宝贵的价值。
“我们学的东西是对的，很高兴，所以真的很有福。”陈日君经常把“我很有福”挂在嘴边。
1964 年他回港教书，自由香港，从此成为他宣讲真理及实践公义的地方。
要说真理与公义，陈日君把“人”放在重要位置，“人是天主的子女，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尊严，这很重要，知道人是甚么才知道怎样做人，怎样对人。”甚么叫“公义”？他说社会既是为了人而组成，便应该给予人们应该有的东西，要让人有饭吃、学习、成长、发挥，要尊重每个人，公道就是照著真理而行。“我的任务不是要乖，我的任务是要说真理。”
反叛主教：“我的任务不是要乖”
陈日君“反叛主教”的形象，自 1996 年他成为助理主教后为人认识。好几个重大议题，陈日君都与政府打对台。1997 年居港权争议中，他要求教区学校接收无证儿童读书，惹来政府不满；2003 年，陈日君以教区主教身份出席维园集会，高调反对廿三条立法；2005 年世贸韩农示威期间，他严厉批评警察高层处理游行示威的手法乃“香港之耻”。
不过今天看来，他更先见之明的，是2004年立法会通过“校本条例”的事件，为了守护教会办学权，陈日君力排众议一直反对，并提出司法复核，2011年终极败诉，他绝食三日抗议。
教育从来是重要阵地，陈日君一早看清，政府要抢夺办学权，透过“校本条例”成立法团校董会，以校政民主化之名削弱办学团体的权力，“从前校监是有权力的，校董会亦听从教会，天主教这么多学校，在政府面前有话语权。共产党对这个很利害，一回归即刻著手校本条例，那时人们都未敏感，所以通过了。如果在重要问题上都不能话事，甚至决定要教些我们不能够接受的价值，我们怎样做下去？”他当年的担心，都在今天应验。
和共产党交手，陈日君很有经验。
来自上海的他一直心系内地教会，自从意大利回港后就有个心愿，希望回内地修院教书。他在 1984 年提出申请，延宕四年最终获内地批准。成行之时，刚好是八九六四镇压之后。
内地教书，目睹主教凄凉
“那时颇紧张，别人叫我不要去，说他们杀人的。但我叫他们放心，不会杀我，那时人们都离开，而我回去，他们会欢迎我。1989 年我便去了，他们对我很客气。”
陈日君在上海佘山修院教书，也受到“特别待遇”，他说教书很自由，但最初有人录影，他会问：“你录多久，花多少钱？（菲林）很花钱的。”后来他们录音，把课堂上他的话都录下，陈日君说录音也好，他为他说的话负责任，若然不录下，被指控乱说话时会更麻烦。晚上，则被安排住在修院附近的招待所，不让他住修院，陈日君估计是不想让他太多接触学生。
不过，“七年工夫在里面，他骗不了我，甚么都看见。”
其后七年，他中港两边跑，奔走上海、西安、武汉、沈阳、北京等七个修院教书，他亲身见证了内地教会的状况，宗教局官员并不尊重主教，态度很凶恶。他举了个见微知著的例子，在官员宴请他的饭局中，官员说话时，主教们沉默，不敢讲话；到官员离开，主教们才松一口气。在陈日君眼中，主教们“很凄凉”、“好可怜，没自由”。而他更著紧地下教会被迫害的情况，“保定的正权主教，已经失踪了廿多年。”
陈日君口中的，是河北保定教区的苏志民主教。自 1956 年起，苏主教因为坚持信仰，至少八次被捕入狱及劳改，最后一次秘密被捕是在 1997 年10月，至今下落不明。已八十多岁的苏志民，在囚时间超过四十年，而苏主教只是芸芸遭压迫者之一。
回归前他被梵蒂冈委任为香港教区助理主教，成为主教的继承者，也与他过去七年在内地的经验有关。“那时罗马会开一些秘密会议，教廷的官员请了香港、澳门、台湾等四、五个主教及专家讨论，说现在大陆开放了，我们怎么做工作？我在内地教书，香港也有很多信息给他们。”
香港是连系中国的桥梁，这点梵蒂冈也知道，在中梵关系上，陈日君亦很多意见，自言说话“牙擦”，教廷亦要找合适的人与中国周旋：“快要回归，怎么办？要找个助理主教给香港，这个陈日君行！他会闹交，他懂闹交，我想就是这么简单。”
教廷变色，一人之力挽狂澜
2002 年，陈日君接任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四年后更成为中国的枢机。
2006 年教宗本笃擢升陈日君为枢机，亦委任他加入教廷的中国教会委员会，希望他在中国教会问题上多给予意见。最初这个委员会也开过会，后来陈日君发现委员会都被教廷亲华派的官员掌控，处理中梵关系的两个主要部门都不听命教宗本笃，“教宗不想得罪人，所以他不出手帮我，教宗的说话都不听，我更加没用，这很伤心，不过一定要说出来，不说对不起教宗。”坚持不能对中共妥协的陈日君孤掌难鸣。
教宗方济各接任后，中国教会委员会更无疾而终，陈日君直指教廷处理中梵关系的权力落入国务卿帕罗林手中，教宗都要听命于他。“这个国务卿真的很邪恶。”
教廷于 2018 年与北京签署一份临时协议，后来续签，内容相信与主教任命有关，但协议内容一直无公开。“问题在这协议是秘密的，为什么要秘密？我是一个中国的枢机，都看不到那个协议，有没有搞错？”教廷甚至宽恕及承认七名因自选自圣而被绝罚的非法主教，说起这些，陈日君仍然有火。
而更可怕的事，终于在 2019 年 6 月发生，教廷发出一份“关于中国神职人员民事登记的牧灵指导”的文件，在陈日君眼中，这份“指导”就等于叫地下教会的信众上来参加爱国会，他形容教廷完全投降，出卖了地下教会：“因为地下至少是我们的教会，到上面就不是我们的教会。”
1958 年，中共成立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实行自办教会、自选主教，背离天主教是唯一、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并听命于教宗的传统，不愿意效忠中共的神职人员及教友就转到地下，几十年来虽被多番迫害，面对种种打压，地下教会仍坚持效忠梵蒂冈实践信仰生活，过去教廷亦明白地下教会的坚持和支持他们。陈日君说，今次教廷的做法令有些教友觉得被出卖，甚至失去信仰：“现在地上的笑他们，你们坚持什么？现在教宗叫你们上来，大家上来吧，很凄凉、很凄凉。”
形势越来越差，陈日君不下一次写信给教宗方济痛陈利害，还试过亲自飞到罗马交信，无功而还。
2020 年 9 月，疫症还在肆虐，88 岁高龄的他再远赴罗马，这次他甚至不被教宗接见，别人替他不值，他说不要紧。
“你记得德兰修女说，天主不是期待你们成功，祂期待你们要忠信，做了便安心，对吗？”
无论对内地教会、对香港，这位天主的忠信仆人都不离不弃。
2009年，陈日君卸任主教一职，但他不退也不休，2014年他连续七天走遍各区，带领“毅行争普选”﹔同年九月的占中现场，警察发射催泪弹驱散后，他坚持留守在金钟现场。即使现在年届 89 岁，他化身“旁听师”，大清早便在法庭外排队等一张旁听入场券，以行动支持受审的抗争者。大大小小的监狱也经常看见陈日君的身影，一如既往，他去探不同的囚友，为他们开弥撒，而探监的日子亦越来越多。
陈日君说，国安法下，香港情况比以前想像的更差：“现在香港开始快要变成跟大陆一样，我预算会差，不过至少还会有言论自由，现在甚么也没有，有国安法就甚么都没有……”他说，可能有一天有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会发生，或者我们之中很多人要牺牲。“天主知道的，我们别想太多，边个走得就走咯！”
“你会走吗？”
“我唔会走，唔可以走，唔应该走……唔可以放弃，我仲系香港嘅荣休主教。”长命斜上的牧者，回应简单有力。
阳光照进修院的图书馆，寂静中只听到他低头沉吟：“唔怕、唔怕，大家一齐，香港系我们嘅大家庭，我哋一齐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