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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越野长跑，最后变成了国内体育界多少年来罕见的悲剧。
5月22日，国内172名越野跑运动员，在甘肃白银市景泰县参加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时，在高海拔赛段20-31公里处（即24公里的打卡点Cp2附近）突遇大风、冰雹、冻雨，有些选手的保温毯被大风撕碎，雨点像子弹般密集，许多人因迅速失温、痉挛又或被刮落山崖，最终确认21人遇难。
尤为令人痛心的是，这次遇难的有不少都是第一集团选手，包括很多圈内大神：曾在国内外拿过无数奖项、有“50公里越野冠军收割机”之称的黄印斌；残奥会冠军黄关军；31岁的梁晶是中国超级马拉松纪录保持者、曾创造100公里场地国内最佳纪录——在对他的报道下，有人哀悼说：“合肥跑圈的精神领袖没了。”
当时也有人尝试自救，或抱团取暖，或拨打救援电话，但却一直无人接听，好不容易有人接听了，电话那头却没说清楚如何救援。在前六名中唯一的幸存者张小涛事后回忆，他失温后再山上昏迷了约两个半小时，所幸被一位经过的牧羊人扛到窑洞里生火救起。另一位死里逃生跑完马拉松的选手说，下山时发现几位跑友遇难的遗体，但无法救援，“太惨了，路标也没有。”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官方给出的说法是：这是“一起因局部天气突变发生的公共安全事件”，暗示这是“天灾”。
有人说，这只是“运气不好”：前三年也都好好的，像梁晶曾包揽本场赛事前三届冠军，已非常熟悉赛段路况，若非极端状况，对他这样的高手而言可说毫无难度。偏巧天气突变，高手又难以放弃，以至未能及时撤退。“运气”的意思，就好像是说“谁也没做错”，这只是他的“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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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这已经演变成了一场骂战。这当然也是国内类似事件中总会出现的情形：有些人要求获知“真相”，另一些人则反过来质问对方的动机，“明明是天灾，非要说成人祸，到底是何居心？”但这种说辞本身又会被谴责是以“天灾”为遁词逃避追责。
一位参赛者的女儿在视频中认出了遇难前冻得发紫的父亲，连夜从武汉转机赶往白银，并在23日凌晨发布了5点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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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参赛者已失踪，为何不在第一时间与家属取得联系，而是拖到次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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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程各站点为何不派更多人守护，站点存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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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前当地应该有精确天气预报，为何没有给参赛者更多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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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5月23日凌晨6点，为何组委会没有第一时间发声说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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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赶往事发现场，为何没有具体联系人。
在她的留言底下，涌进来许多谩骂，怀疑她炒作的、质问她动机的，甚至还有人怀疑她真实身份的。如果说这只是“水军”所为，那倒也罢了，但经历了这两年来一轮轮的公共争论，恐怕更有可能的现实是：很多人真实的想法就是如此，对他们来说，“真相”如何并不是问题，以官方定调为准即可，问题是你打着“追寻真相”的旗号到底是想干嘛？
尽管有时他们看起来咄咄逼人，但就其内心来说，他们其实自认处于防御状态，仿佛面对责难的就是他们自己，而对责任的厘清、事后的改进，则被看作是借机进行的一场权力博弈。这样，“真相”就不再是透明、公开调查后得出的事实了，而变成了可操控的的结论——它必须能为各方所接受，且只有权威才能拍板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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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地说，像这样突如其来的事故，在应对上出现一些混乱恐怕在所难免。但凡参与过一点活动组织工作，就知道要预料到并控制好可能出现的所有意外，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然而问题在于，白银这次悲剧看起来并不是当地预案不足，倒不如说是根本没有预案。
悲剧发生后，舆论首先关注的焦点，当然是天气预报。但景泰县气象局局长康永学称，他们此前就已为赛事提供了信息专报，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并以短信形式通知了主办方。显然，主办方没当回事，甚至赛前一天当有选手看到天气阴沉，询问起时，得到的答复也是“这里风一过就是晴天”。
事后也有人辩解说，本地风雨交加的天气很罕见，毕竟平常连雨水都很少，但在山上救出六名选手的牧羊人说，当地经常出现这样的极端天气。甘肃一家著名户外俱乐部负责人宋明说，极端天气预测是大型体育赛事应对突发状况的前提之一，这次酿成大祸的根源，是运营方对气象预警未能做出正确预判。
更多真相正逐渐浮出水面：此次赛事运营方甘肃晟景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注册于2016年9月，参保人数为0，全部员工22人，而根据国内同类赛事组织规范，1名选手须配备3-5人保障，也就是说，运营方根本没有人力保障172人进行越野比赛；在所有赛段中难度最高的第二打卡点（Cp2）和第三打卡点（Cp3）之间，竟没有任何补给点；在遭遇极端天气后，就有选手请求援救、中止赛事，但均未得到答复；事后首批救援队从Cp4集结点搜救至Cp3，就耗费了3个半小时，而失温救援的黄金时间就只有1-2个小时。
最终，能及时救援那些选手的，倒是刚巧在窑洞中避雨的49岁牧羊人朱克铭。他那天上午冒风放羊，也因为有躲避极端天气的经验，曾在那个窑洞里放了衣服、被褥和干粮。在看到选手们一个个被冻僵时，他或扶或扛，将六个人救到窑洞烤火。事后这些获救者想感谢他，他用一种中国老百姓身上常有的善良说，自己没做什么，“任何人在那种情况下都会这样做的”。
微博上因此有人讥讽：“主办方但凡接点地气，不彻底把比赛当牟利工具，花3000块雇佣10个牧羊人，估计选手都不会冻死。”话虽尖刻，语气中对牧羊人也不够尊重，但却道出了国内社会在遭遇这类突发事件时的一个事实：由于应对机制的缺失，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像那些选手一样脆弱不堪，此时能依靠的就只有最基本的私力救济，那往往有赖于普通人的善良，而这反过来证明了正式应对机制已匮乏到何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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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预案、准备不足也罢了，事后处理也可看出主办方应对突发事件的水平：22日9点开赛，12:17发出第一条求救信号，但大规模救援从晚上7点才开始；24日9时，应急指挥部称已与全部21位遇难者家属取得联系，“善后赔偿工作正在积极稳妥有序进行中”，但一名遇难者家属说，工作人员不让家属之间相互联系。
这其中还有两个插曲：出事次日，白银电视台重播马拉松开幕式，在舆论哗然后致歉说，是前一天自动设置的，“忘记取消了”；而24日上午，事发的黄河石林景区仍照常开放。网上有人斥责：“忘记的背后就是平时就没有养成职业习惯和素养，才会忽略。可见那个地方的工作作风，环境有多差！”
像这样的细节之处，在在都体现出当地在面对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时，不仅没有准备，且缺乏必要的敏感，更欠缺协调。这就好比一座不设防的城镇，根本没有“一旦出事”的应急机制，那出事是迟早的事——与其说是这次“运气不好”遇上天灾，倒不如说之前没出事才是侥幸“运气好”。
本来，当地近年来举办这样的越野赛事，是想以旅游业带动这座工矿城市的产业转型，而抓手就是创建黄河石林国家地质公园5A级景区，在景区举办的越野赛事则成了重要推手。
然而，如今这场悲剧重创了本地形象，暴露出它其实还根本不具备相应的组织管理水准，且相当短视——外包给资质不合格的运营方，省了一点小钱，最终让各方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桑斯坦在《最差的情形》一书中曾说过，像地震、火灾或恐怖袭击之类的“小概率高风险事件”，明智者都不会当作是必定发生、并为之倾注大量资源，“我们应当首先问一问，它们究竟有多坏，以及阻止它们究竟需要多少资源”。
管理这类风险是重大的公共挑战，其概率和危险程度的预判因人而异，极为考验决策体系和治理水平——事实上，在这两年的疫情防控中，我们已经一再见证了各地参差不齐的水平。
就此而言，那些坚称这是“天灾”的声音，乍看是在为本地辩护，其实才真正丧失了一次让本地改进的机会。那背后潜藏的乃是一种宿命论态度：遇到这样的突发事件，任谁都无能为力，而无论怎么应对，都没有本质差别。这就拒绝了改进的可能，也看不到“我有充分准备、也尽力了，最终还是悲剧”与“我没准备、也没应对好，最终出现悲剧”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别。
不客气地说，这种心态越是普遍的地方，通常越是落后。因为这意味着，人们无力掌控外部环境，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自己的处境，而以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处世。这往往倒也伴随着乐天知命、淳厚朴实的社会风气，但也因此欠缺打拼的动力，更不会倒逼治理水平不断提升。
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一悲剧决非偶然。虽然当地举办这一赛事的初衷就是推动改变当地落后面貌，但这又反过来成为悲剧的根源。如果能有什么宽慰这些死难者的在天之灵，让他们死得有价值，那并不只是付点赔偿金、让这事快快过去就算抚平伤痛了，而需要一场触及根本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