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维舟
歌手宋冬野原本预期今天在成都会有一场演出，但还没上演就黄了，因为一位刘先生在看到演出预告后，9月29日一通电话向有关部门举报了——宋冬野2016年曾因吸毒被处理过，像这样的“劣迹艺人”，怎么能演出呢？
事情的结果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相关部门去找举办演出的华熙live 528M空间“沟通和协商”，主办方也心领神会，“主动取消了该演出活动”。
宋冬野曾吸毒（据说是大麻）过，这是事实；他因此被处理过，也是事实。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吸毒的处以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的拘留，并处罚2000元以内的罚款，宋冬野当时未被判刑，只是拘留、罚款，还遭受了“三年内禁止演出”的处罚。
然而，现在这个处罚期都已经过去两年了，他在此期间也痛定思痛，并未再犯，这次在成都的演出也都经过事先的合法申请、备案、通过审批，为什么还是不行？
对这件事，宋冬野怎么也想不通，日前他在微博上发了一长篇声明，其中说：
我不能理解，我很困惑，善与恶我快分不清了。我违反过法律，可我受到了惩罚啊！行政拘留加上五年的口诛笔伐啊！我接受了教育啊！我懂了啊！我没有继续堕落啊！我爬上来了，我改了啊！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啊！还不足以放我一条生路吗？为什么啊！我什么都不干，就是在线下演演小演出混口饭吃啊！我只是个写歌卖唱的啊！还要我怎么样啊？回去堕落一辈子好让人继续拿我来发泄吗？不是说全社会都应该给曾经违法的人机会吗？“就是不行”是什么意思啊！我真的不能理解啊！！！
他喊冤的结果是：他被微博禁言了。还有人揶揄：“这回他是彻底凉凉了！这个事件告诉我们做人不能太作。”
虽然已经是2021年了，但此事争议的焦点和几百年前没什么区别，仍是一个放大版的村民社会道德审判：这人喊冤，他到底冤不冤？
宋冬野本人当然觉得很冤，但看看网上就知道，铺天盖地的言论都认为他活该：“宋冬野觉得自己委屈……那缉毒警察呢？”“宋冬野的长文，典型的巨婴言论：我是受害者，我没责任，我都没再继续犯错了，还要我怎么样，我赚钱可不容易了。”《人民日报》旗下“侠客岛”的评论标题是《宋冬野，甭觉得自己委屈》，《环球人物杂志》说得更直白：《吸毒艺人自称“受害者”，宋冬野你咋有脸喊冤？！》
尽管“冤”在中国社会的道德话语中能唤起强有力的情绪，但过分纠缠于“冤不冤”可能会模糊这一话题的焦点，因为对此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道德标准作出不同的评判，到头来根本无法形成有效对话。更重要的是，如果你仔细分辨就会发现，实际上双方所遵循的根本是不同的逻辑，是在鸡同鸭讲。
宋冬野所根据的是一种权利话语，即“我已经为我的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已经赎罪，现在我已恢复清白之身，因此有权复出”。尽管他用的是现代话语，但他的赎罪观其实仍归于一种道德清白的自信，在这一点上他倒有几分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
祥林嫂因其过往的经历，被人们视为不祥的女人，她想洗刷这种不祥，年底拿了工钱，去土地庙捐了门槛，回来时“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因为她自认由此一来，自己的罪孽已经清了，可以重新做人了：
冬至的祭祖时节，她做得更出力，看四婶装好祭品，和阿牛将桌子抬到堂屋中央，她便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
“你放着罢，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
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四叔上香的时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
四婶为什么阻拦祥林嫂？因为祭祖是家族里最重大的事，万不能由一个不祥、不洁之人触碰，前文鲁四老爷就已说了，“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莱，只好自已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
之前留她，是因为勤快有力，换言之，祥林嫂有了“污点”之后，仍然可以做事（“用她帮忙还可以”），但可做之事的范围大大收缩了，但凡涉及神圣性、公共性的都得避开这个“污染源”，以至于祭祖时她“在这一天可做的事是不过坐在灶下烧火”——在灶下烧火这种卑贱的活没问题。
这是祥林嫂人生的转折点，此前她遭受那么多可怕的打击也挺过来了，不过只是唠叨，但此后却整个生命活力都急剧萎缩了，为什么？因为这意味着她不再能成为一个人格完整的“全乎人”，即便她自认捐过门槛，但现实证明那不过是她一厢情愿，周围人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将她排斥在神圣的、公共的领域之外——她已经永难自证清白，恢复整全的人格尊严了。
宋冬野
回头再来看宋冬野这事，就可以明了这背后隐含的逻辑了：明星有了污点之后，改过自新，也可以重新做人，但不能做“全乎人”了——你可以做普通人，做幕后工作，但不能再抛头露面，成为公众人物了。
乍看起来，这样的惩处似乎是公平的：你仍然有活路，只不过是为你曾经犯过的错得到应有的那部分后果罢了。然而，这种想法忽视了一点，那就是这种人格整全性的缺失，对人的精神会造成严重打击，更何况，对公共领域生存的文艺创作者来说，丧失公共性，几乎就相当于丧失一切。
当然，作为一个明星，他毕竟还是有和祥林嫂不一样的地方，如今之所以对明星有着不同寻常的道德标准，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他们身为公众人物还肩负着道德表率的作用。一如我此前曾说过的，这就带来了一个困境：“德艺双馨”的明星已经找不到了，但社会却仍然抱有这样的道德期待。
这也意味着，社会上对不同人所采取的道德标准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开饭店的，犯过错，那处罚过了照样卖盒饭，因为没人指望你能成为表率；而音乐人这种职业，尽管在宋冬野自己看来，也跟餐馆老板没啥本质区别（除了精神压力更大），不过是混口饭吃，但别人却不是这么看的，而相信你的一言一行都能对别人（尤其是年轻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随便看下网上的言论就能知道，很多人觉得这样的封杀没什么不好——难道不就应该让这些“劣迹艺人”得到教训，淘汰他们吗？这种集体心理表明，中国社会在意的并不是个体悔过自新后应得的权利，而是以共同体的名义驱逐、净化这些已被污染的分子，对集体道德准则的捍卫压倒了对个体权利的珍视。
这会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吗？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像这样的事例将震慑其他明星艺人，乃至所有人。人们自此都会学乖，知道有些出格的事，私下也罢了，一旦公之于众将产生一辈子都无法翻身的严重后果。
考虑到人都有七情六欲，要指望人们都就此成为毫无道德瑕疵的圣人不现实，但他们可以公众形象是一个样，私底下是另一个样，并竭尽所能地阻止自己无法被公众接受的一面曝光。如果是这样，那么很有可能，这样的道德严苛将会让我们迎来一个伪善盛行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