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淑斌 杨海

记者手记

2021年11月23日上午,辽宁工程技术大学34岁的研究生谢鹏在自习室里猝死(《34岁研究生猝死:一次无法完成的学业》)。由于延毕半年,谢鹏已经在学校待了三年半。如果没有意外,12月中旬,他就可以顺利毕业了,遗体火化的那天,正是他原本计划回家的日子。

这个新闻最初引起我关注的地方在于谢鹏的年龄。34岁是一个敏感的年纪。如今,社会上的年龄焦虑越来越严重,35岁就是一条心照不宣的严格红线。过了35岁,人会被大厂辞退,会被中年危机席卷,会被限制报考公务员……如果每天泡在互联网上,就会感觉到,一个人如果没有在35岁前功成名就,仿佛“下半辈子基本也就这样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谢鹏是很有勇气的,他在31岁时做出辞职考研的决定,一定经历了一些激烈的心理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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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普照》剧照

因此,采访开始之前,在我的想象中,谢鹏或许有一段跌宕起伏、充满故事性的过去,让他“毅然决然”做出了裸辞考研的选择。走进谢鹏的生活时,我一直在努力寻找他身上那些与众不同的、能成为新闻着重点的地方。抱着这种念头去采访,却很容易失望。

谢鹏拥有一个普通而幸福的家庭。他的父母是退休的石油工人,大家族里的亲人关系密切。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谢鹏享有父母的全部关爱。他从小听话懂事,从学习到生活都无需父母操心。家庭的信任和支持是谢鹏辞职考研的勇气来源之一,即使只有初中学历的父母并不了解研究生学历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依然无条件地相信儿子的选择是可靠的。在聊天时,谢鹏的父母好几次提到,“不想太多过问他考研的事情,怕他没考上,抹不开面子。”

所以,谢鹏没有“逃离家庭”的动机。

当谢鹏的父母告诉我,儿子从小的成绩拔尖时,我又想到,他会不会是一个高考失意者?为了完成自己对名校的“意难平”,所以坚持考研?他是否有一种对名校的执着?遗憾的是,他所考上的那所本科大学,就是正常发挥下的水平——在高考大省山东,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从小城市考上一所一本高校,确实算得上成绩拔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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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剧照

我又想挖掘谢鹏的爱好和特点,试图展现一个更立体的人物。然而,无论是他的新家还是旧房间里,除了几本教科书,再没有其他的课外书、海报、手办;他不玩微博,没有特别喜欢的博主;闲暇时会看看视频,内容都是首页上的热门推荐,并没有什么特别偏好。他只有为数不多的两次和一位视频博主交流,咨询的问题依然是关于论文投稿的事情,“我的一篇SCI被退了,想请教您一下,如何让审稿专家接受一种新方法”。在采访谢鹏的研究生好友时,好友搜肠刮肚地想用一些词来形容谢鹏,最终有些无奈地撂下一句,“他就是一个学校里很普通的理工男”。

从他的考研往事入手呢?在采访谢鹏的朋友们时,我找到了好几位和他一起考研的“大龄考生”——他们相互抱团、相互取暖支持。大家的经历也差不多,或是高考失利,导致学历不好看;或是工作不满,想通过考研提升竞争力;也有人单纯地想换一个环境生活。总之,聊过四五个人之后,就会发现没有什么更新的原因了。谢鹏不想继续待在安稳的、看不见晋升希望的石油公司工作,考研是他最为触手可及的、能改变生活的一个选择,也是顺理成章的选择。

一圈采访下来,似乎一开始的预想都没办法实现。谢鹏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好孩子”,人生波澜不惊。他不是什么“神童”,没有什么“古惑仔”的过去,也没有“原生家庭之罪”。一切如此平常,没有特别什么值得言说和关注的事情。他的面目也有些模糊,除了“热心”“稳重”这些并不突出的评价外,朋友们再也说不出其他特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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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余欢水》剧照

这不是我第一次陷入这种采访“困境”。去年,我在做某次采访时,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即使是对门或楼上楼下的邻居,也几乎没有人认识我想报道的主人公。他们对她的印象只有最日常的买菜、散步。我向同事抱怨起采访陷入僵局,同事说,“如果哪天我出事了,你来采访我的邻居和朋友,大家会说什么呢?也没啥好说的,就是个年轻的女孩,经常拉着行李箱出差,偶尔好像也去健身。有什么特别的吗?”我又试着代入了自己,我身上有什么值得放在新闻标题里的特点吗?“大厂”“年薪百万”“小镇做题家”?似乎都没有。

所以,我也坦然接受了这个现实——谢鹏就是一个努力生活着的普通人。

他有勇气,31岁时,他敢于抛弃稳定的工作、裸辞考研,背井离乡地去念书。他是一个稳重、靠谱的“老好人”,从不习惯拒绝,才让自己身上的工作越来越多。他也承受着不小的焦虑。在最后一次破釜沉舟的考研中,谢鹏已经放弃了“名校”,选择了名气不算大的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原因是“有熟人在这个学校,复习、备考都比较熟悉”“不挑学校了,有学上就可以”。谢鹏不是不懂“35岁红线”,延毕的半年里,他的焦虑与日俱增——同龄人的孩子已经上幼儿园、小学时,他还是一个没有收入甚至需要父母资助的学生,“我想去挣钱,在这里快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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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求上进的玉子》剧照

这样的普通人,是谢鹏,是我,是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没有经历过惊心动魄的风浪,没有什么突出的特长和执着的爱好,常常对生活现状不满、想向上流动,有时会鼓起勇气付诸实践,有时又只想躺在床上,漫无目的地随手刷一刷手机。这个社会给人提供了诸多可能性,化妆技术很厉害的人可以当美妆博主,擅长讲故事、拍视频的人可以成为一个导演,还有新闻报道过的,女记者辞职后通过电商带货地瓜一年销售额上亿元。网络上有太多这样的故事,只要有可以仰仗的一技之长,改变人生已经不再是不可能。但回到现实中,对大多数的普通人而言,并没有如此突出的“一技”,或者仍然欠缺点运气。考研,依然是大家最实际,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而他在学校里所经历的“被导师压榨”,最初并没有成为我关注的重点。出事之前,谢鹏多次在微信里向同学朋友提起,自己延毕是因为“导师不让走”“要做完实验”。从谢鹏的家属和朋友提供的信息来看,在校时,谢鹏承担了许多与自己毕业无关的任务,包括帮师弟做实验、帮导师出差,甚至泡茶、买烟。猝死的前一晚,他还熬夜工作到了两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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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3日,太原市某图书馆内,众多考研学子在自习室复习(视觉中国供图)

自陶崇园事件以后,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研究生、博士生由于和导师的权力不对等,不得不成为导师的“免费劳动力”,似乎早就是一件见怪不怪的事情。在和编辑讨论时,我提到,“学校里的经历就是可以想见的那些,没什么特别的。”感谢编辑,他提醒了我一句,“但要知道,这依然是少数事件。绝大部分导师仍然是负责、敬业的,我们不能默认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这个提醒让我觉得有些愧疚。我们的目光太容易被这些刺激信息吸引,总想挖掘出与众不同的点。而那些错误的、反复发生的事情,以及大多数真实存在的人的生活、经历,反而像是房间里的大象,不经意间被忽视。

编辑手记

互联网上没有新鲜事,再离奇的故事,也能在比特世界找到影子。出于职业原因,我可能比普通人更关注社会新闻,所以看到“34岁研究生猝死”这个选题时,很快就想到两起类似事件:一是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跳楼自杀,相当一段时间内,它都是人们热议的话题;另一起是2020年北京的一位市民确诊新冠,流调信息公布后,人们发现这个生活被家庭、工作填满的中年男人,正在准备考研。

考研是当下最热门的议题之一,作为一种重要的上升途径,近两年报考人数几乎可以用“井喷”来形容——这是此次选题重要的现实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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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老牛

两起旧闻,为这次选题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进路。陶崇园事件里,人们看到的是国内研究生培养模式、传统的师徒制度,以及研究生和导师间的权利不平等,共同造就了一种复杂的师生关系。这种关系模糊了公与私的边界,人性的扭曲几乎达到了极致,直到一场惨烈的悲剧发生。

这次“34岁研究生猝死”事件的主角,也经受过与陶崇园类似的遭遇——承担包括照顾导师生活在内的,大量与本职工作无关的任务,身心俱疲却无法挣脱。

总体来说,这是个具备操作性的路径:通过还原一个个体的遭遇,展现出部分研究生的困境,以此审视国内研究生和导师的师生关系,最后思考或者探讨如何用制度去规避这些问题。

但此前陶崇园事件几轮报道下来,读者得以窥见大量细节。眼前这件事,在故事本身没有更大张力、沿着老路难以有新突破的情况下,能否用有限的媒体资源,开凿出最大的公共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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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日元的女人们》剧照

“34岁研究生猝死”可以分解为三个关键词:“34岁”“研究生”“猝死”。“猝死”是事实基础,也是整件事中最硬核的部分,需要尽可能完整地还原;“研究生”是事件的背景,也是体现选题公共性的地方——这样的悲剧不是个例,它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一个研究生身上;最后是“34岁”,这个关键词可以让本次事件与之前类似事件区别开,也让悲剧有了更多延展性——与许多尚未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过的考生不同,一个年轻人在他最好的时光经历了什么,才会在31岁时做出辞职考研的决定?

回到上文提到的那个北京新冠确诊患者,同样是34岁。流调信息里,他每天6点10分起床,晚上加班是常态,周末还要带女儿去上早教课,日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为了“更好发展”,他决定考研,默默复习了3年,每天利用在地铁上的时间背单词。平时在家,他“报喜不报忧”,直到看到新闻,妻子才慢慢了解他的工作、学习,还有睡眠不足。

这个中年男人之所以能被人们发现,是因为他的生活状态击中了很多人的痛点——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市民,处在一个竞争社会中,他疲惫、焦虑,又不甘平庸,最终选择了一条为数不多可选的上升途径。

和这次事件的主角谢鹏一样,他们都是那种不出事就很难被人关注的普通人,都选择了用考研改善自己的生活,甚至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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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河》剧照

记者在采访中,也逐渐还原了谢鹏的面孔。他生在一个小城市,在石油大院长大,是个典型的“石油子弟”。和大院里家属楼的破落一样,那种相对封闭的集体生活,在现代社会里已经显“旧”。

他考上了一所省外的大学,是典型的“双非”学校——这是个在当下就业市场里生出的名词,特指那些非“985”“211”一本高校,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常处在一种不上不下的尴尬境地。

毕业后,他不出意外地回到了家乡油田系统,做最基础的工作。如果不出意外,他很可能复制出父辈们的人生。记者发现,他的生活近乎“贫瘠”,平时穿着那种常出现在“工科男”身上的衬衫,也没有什么爱好,房间布置简陋。

或许对自己的状况不满,或许是他被外部环境推着向前走。本科毕业那年他就尝试考研,工作期间也至少考过两次。他曾向朋友袒露,自己想去上海、青岛,理想的工作是国字头的设计院,或者一家国内一线房产企业。这种“外部环境”有真实的一面,即社会发展不均衡带来的竞争加剧;另一面则是被人为放大的,甚至是虚假的,即被大量制造和贩卖出来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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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不惑》剧照

事实上,在当下的新闻市场里,像谢鹏这种“普通青年”一直游离在主流叙事之外。读者常常会在报道里看到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它们大多发生在北上广深等都市,北京的西二旗、杭州的西溪园区,或者深圳的南山科技园是最重要的故事集散地,“大厂”员工是最流行的主角。

他们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当下互联网“打工人”们的生存状态,以及这个行业里的种种奇观。但这些进入媒体视野的打工人,首先已经经过了“大厂”的筛选。换句话说,一个“双非”本科生,很难进入大厂,那些故事也与他们无关。

另一种常被关注的年轻人,处在另一个极端。底层或者边缘群体,比如农村青年、外卖骑手、艾滋病患者等等也常被媒体选中,进入公众视野。

和谢鹏一样的年轻人,实际上是人群中的大多数,只是大部分时候都不被看见,变成一个沉默的群体。新闻叙事中,讲求把人物的面孔呈现清晰,但这次记者的采访却指向一个事实:这样一个年轻人,作为一个个体的生命体验,是独一无二的;但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他最显著的面孔,就是没有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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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女子图鉴之助理女王》剧照

至此,选题的思路逐渐清晰起来。就像文章导语所说的那样——考研,可能是谢鹏逃离平庸、向上跃升的唯一现实选择。这是一个普通的青年,生长在一个普通的家庭,毕业于一所普通的“双非”大学,在国企里做着普通的基础工作,长着一张没有什么棱角甚至有些微胖的脸。这样一个年轻人太容易被淹没在人群里。考研带来的学历提升,或许能在他的脚底添一块砖,让他在人群中更突出一些——这是一个普通青年,在一个充满竞争、焦虑的社会环境中,奋力向上游,最终上岸后,却又轰然倒下的悲剧故事。

从这点说,谢鹏的遭遇是充满命运感的,记者通过大量细节去还原悲剧,而不是通过渲染,这是逝者报道里的宝贵品质。

报道当然也有遗憾。前文提到的两种进路,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如果两者能够兼顾,既探讨“研究生导师”的角色定位,又呈现出和谢鹏一样“普通青年们”的困境,会更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