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2021年11月23日上午，辽宁工程技术大学34岁的研究生谢鹏在自习室里猝死（《34岁研究生猝死：一次无法完成的学业》）。由于延毕半年，谢鹏已经在学校待了三年半。如果没有意外，12月中旬，他就可以顺利毕业了，遗体火化的那天，正是他原本计划回家的日子。
这个新闻最初引起我关注的地方在于谢鹏的年龄。34岁是一个敏感的年纪。如今，社会上的年龄焦虑越来越严重，35岁就是一条心照不宣的严格红线。过了35岁，人会被大厂辞退，会被中年危机席卷，会被限制报考公务员……如果每天泡在互联网上，就会感觉到，一个人如果没有在35岁前功成名就，仿佛“下半辈子基本也就这样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谢鹏是很有勇气的，他在31岁时做出辞职考研的决定，一定经历了一些激烈的心理斗争。
因此，采访开始之前，在我的想象中，谢鹏或许有一段跌宕起伏、充满故事性的过去，让他“毅然决然”做出了裸辞考研的选择。走进谢鹏的生活时，我一直在努力寻找他身上那些与众不同的、能成为新闻着重点的地方。抱着这种念头去采访，却很容易失望。
谢鹏拥有一个普通而幸福的家庭。他的父母是退休的石油工人，大家族里的亲人关系密切。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谢鹏享有父母的全部关爱。他从小听话懂事，从学习到生活都无需父母操心。家庭的信任和支持是谢鹏辞职考研的勇气来源之一，即使只有初中学历的父母并不了解研究生学历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依然无条件地相信儿子的选择是可靠的。在聊天时，谢鹏的父母好几次提到，“不想太多过问他考研的事情，怕他没考上，抹不开面子。”
所以，谢鹏没有“逃离家庭”的动机。
当谢鹏的父母告诉我，儿子从小的成绩拔尖时，我又想到，他会不会是一个高考失意者？为了完成自己对名校的“意难平”，所以坚持考研？他是否有一种对名校的执着？遗憾的是，他所考上的那所本科大学，就是正常发挥下的水平——在高考大省山东，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从小城市考上一所一本高校，确实算得上成绩拔尖了。
我又想挖掘谢鹏的爱好和特点，试图展现一个更立体的人物。然而，无论是他的新家还是旧房间里，除了几本教科书，再没有其他的课外书、海报、手办；他不玩微博，没有特别喜欢的博主；闲暇时会看看视频，内容都是首页上的热门推荐，并没有什么特别偏好。他只有为数不多的两次和一位视频博主交流，咨询的问题依然是关于论文投稿的事情，“我的一篇SCI被退了，想请教您一下，如何让审稿专家接受一种新方法”。在采访谢鹏的研究生好友时，好友搜肠刮肚地想用一些词来形容谢鹏，最终有些无奈地撂下一句，“他就是一个学校里很普通的理工男”。
从他的考研往事入手呢？在采访谢鹏的朋友们时，我找到了好几位和他一起考研的“大龄考生”——他们相互抱团、相互取暖支持。大家的经历也差不多，或是高考失利，导致学历不好看；或是工作不满，想通过考研提升竞争力；也有人单纯地想换一个环境生活。总之，聊过四五个人之后，就会发现没有什么更新的原因了。谢鹏不想继续待在安稳的、看不见晋升希望的石油公司工作，考研是他最为触手可及的、能改变生活的一个选择，也是顺理成章的选择。
一圈采访下来，似乎一开始的预想都没办法实现。谢鹏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好孩子”，人生波澜不惊。他不是什么“神童”，没有什么“古惑仔”的过去，也没有“原生家庭之罪”。一切如此平常，没有特别什么值得言说和关注的事情。他的面目也有些模糊，除了“热心”“稳重”这些并不突出的评价外，朋友们再也说不出其他特点了。
这不是我第一次陷入这种采访“困境”。去年，我在做某次采访时，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即使是对门或楼上楼下的邻居，也几乎没有人认识我想报道的主人公。他们对她的印象只有最日常的买菜、散步。我向同事抱怨起采访陷入僵局，同事说，“如果哪天我出事了，你来采访我的邻居和朋友，大家会说什么呢？也没啥好说的，就是个年轻的女孩，经常拉着行李箱出差，偶尔好像也去健身。有什么特别的吗？”我又试着代入了自己，我身上有什么值得放在新闻标题里的特点吗？“大厂”“年薪百万”“小镇做题家”？似乎都没有。
所以，我也坦然接受了这个现实——谢鹏就是一个努力生活着的普通人。
他有勇气，31岁时，他敢于抛弃稳定的工作、裸辞考研，背井离乡地去念书。他是一个稳重、靠谱的“老好人”，从不习惯拒绝，才让自己身上的工作越来越多。他也承受着不小的焦虑。在最后一次破釜沉舟的考研中，谢鹏已经放弃了“名校”，选择了名气不算大的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原因是“有熟人在这个学校，复习、备考都比较熟悉”“不挑学校了，有学上就可以”。谢鹏不是不懂“35岁红线”，延毕的半年里，他的焦虑与日俱增——同龄人的孩子已经上幼儿园、小学时，他还是一个没有收入甚至需要父母资助的学生，“我想去挣钱，在这里快疯了。”
这样的普通人，是谢鹏，是我，是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没有经历过惊心动魄的风浪，没有什么突出的特长和执着的爱好，常常对生活现状不满、想向上流动，有时会鼓起勇气付诸实践，有时又只想躺在床上，漫无目的地随手刷一刷手机。这个社会给人提供了诸多可能性，化妆技术很厉害的人可以当美妆博主，擅长讲故事、拍视频的人可以成为一个导演，还有新闻报道过的，女记者辞职后通过电商带货地瓜一年销售额上亿元。网络上有太多这样的故事，只要有可以仰仗的一技之长，改变人生已经不再是不可能。但回到现实中，对大多数的普通人而言，并没有如此突出的“一技”，或者仍然欠缺点运气。考研，依然是大家最实际，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而他在学校里所经历的“被导师压榨”，最初并没有成为我关注的重点。出事之前，谢鹏多次在微信里向同学朋友提起，自己延毕是因为“导师不让走”“要做完实验”。从谢鹏的家属和朋友提供的信息来看，在校时，谢鹏承担了许多与自己毕业无关的任务，包括帮师弟做实验、帮导师出差，甚至泡茶、买烟。猝死的前一晚，他还熬夜工作到了两点半。
自陶崇园事件以后，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研究生、博士生由于和导师的权力不对等，不得不成为导师的“免费劳动力”，似乎早就是一件见怪不怪的事情。在和编辑讨论时，我提到，“学校里的经历就是可以想见的那些，没什么特别的。”感谢编辑，他提醒了我一句，“但要知道，这依然是少数事件。绝大部分导师仍然是负责、敬业的，我们不能默认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这个提醒让我觉得有些愧疚。我们的目光太容易被这些刺激信息吸引，总想挖掘出与众不同的点。而那些错误的、反复发生的事情，以及大多数真实存在的人的生活、经历，反而像是房间里的大象，不经意间被忽视。
编辑手记
互联网上没有新鲜事，再离奇的故事，也能在比特世界找到影子。出于职业原因，我可能比普通人更关注社会新闻，所以看到“34岁研究生猝死”这个选题时，很快就想到两起类似事件：一是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跳楼自杀，相当一段时间内，它都是人们热议的话题；另一起是2020年北京的一位市民确诊新冠，流调信息公布后，人们发现这个生活被家庭、工作填满的中年男人，正在准备考研。
考研是当下最热门的议题之一，作为一种重要的上升途径，近两年报考人数几乎可以用“井喷”来形容——这是此次选题重要的现实背景。
两起旧闻，为这次选题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进路。陶崇园事件里，人们看到的是国内研究生培养模式、传统的师徒制度，以及研究生和导师间的权利不平等，共同造就了一种复杂的师生关系。这种关系模糊了公与私的边界，人性的扭曲几乎达到了极致，直到一场惨烈的悲剧发生。
这次“34岁研究生猝死”事件的主角，也经受过与陶崇园类似的遭遇——承担包括照顾导师生活在内的，大量与本职工作无关的任务，身心俱疲却无法挣脱。
总体来说，这是个具备操作性的路径：通过还原一个个体的遭遇，展现出部分研究生的困境，以此审视国内研究生和导师的师生关系，最后思考或者探讨如何用制度去规避这些问题。
但此前陶崇园事件几轮报道下来，读者得以窥见大量细节。眼前这件事，在故事本身没有更大张力、沿着老路难以有新突破的情况下，能否用有限的媒体资源，开凿出最大的公共价值？
“34岁研究生猝死”可以分解为三个关键词：“34岁”“研究生”“猝死”。“猝死”是事实基础，也是整件事中最硬核的部分，需要尽可能完整地还原；“研究生”是事件的背景，也是体现选题公共性的地方——这样的悲剧不是个例，它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一个研究生身上；最后是“34岁”，这个关键词可以让本次事件与之前类似事件区别开，也让悲剧有了更多延展性——与许多尚未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过的考生不同，一个年轻人在他最好的时光经历了什么，才会在31岁时做出辞职考研的决定？
回到上文提到的那个北京新冠确诊患者，同样是34岁。流调信息里，他每天6点10分起床，晚上加班是常态，周末还要带女儿去上早教课，日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为了“更好发展”，他决定考研，默默复习了3年，每天利用在地铁上的时间背单词。平时在家，他“报喜不报忧”，直到看到新闻，妻子才慢慢了解他的工作、学习，还有睡眠不足。
这个中年男人之所以能被人们发现，是因为他的生活状态击中了很多人的痛点——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市民，处在一个竞争社会中，他疲惫、焦虑，又不甘平庸，最终选择了一条为数不多可选的上升途径。
和这次事件的主角谢鹏一样，他们都是那种不出事就很难被人关注的普通人，都选择了用考研改善自己的生活，甚至改变命运。
记者在采访中，也逐渐还原了谢鹏的面孔。他生在一个小城市，在石油大院长大，是个典型的“石油子弟”。和大院里家属楼的破落一样，那种相对封闭的集体生活，在现代社会里已经显“旧”。
他考上了一所省外的大学，是典型的“双非”学校——这是个在当下就业市场里生出的名词，特指那些非“985”“211”一本高校，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常处在一种不上不下的尴尬境地。
毕业后，他不出意外地回到了家乡油田系统，做最基础的工作。如果不出意外，他很可能复制出父辈们的人生。记者发现，他的生活近乎“贫瘠”，平时穿着那种常出现在“工科男”身上的衬衫，也没有什么爱好，房间布置简陋。
或许对自己的状况不满，或许是他被外部环境推着向前走。本科毕业那年他就尝试考研，工作期间也至少考过两次。他曾向朋友袒露，自己想去上海、青岛，理想的工作是国字头的设计院，或者一家国内一线房产企业。这种“外部环境”有真实的一面，即社会发展不均衡带来的竞争加剧；另一面则是被人为放大的，甚至是虚假的，即被大量制造和贩卖出来的焦虑。
事实上，在当下的新闻市场里，像谢鹏这种“普通青年”一直游离在主流叙事之外。读者常常会在报道里看到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它们大多发生在北上广深等都市，北京的西二旗、杭州的西溪园区，或者深圳的南山科技园是最重要的故事集散地，“大厂”员工是最流行的主角。
他们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当下互联网“打工人”们的生存状态，以及这个行业里的种种奇观。但这些进入媒体视野的打工人，首先已经经过了“大厂”的筛选。换句话说，一个“双非”本科生，很难进入大厂，那些故事也与他们无关。
另一种常被关注的年轻人，处在另一个极端。底层或者边缘群体，比如农村青年、外卖骑手、艾滋病患者等等也常被媒体选中，进入公众视野。
和谢鹏一样的年轻人，实际上是人群中的大多数，只是大部分时候都不被看见，变成一个沉默的群体。新闻叙事中，讲求把人物的面孔呈现清晰，但这次记者的采访却指向一个事实：这样一个年轻人，作为一个个体的生命体验，是独一无二的；但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他最显著的面孔，就是没有面孔。
至此，选题的思路逐渐清晰起来。就像文章导语所说的那样——考研，可能是谢鹏逃离平庸、向上跃升的唯一现实选择。这是一个普通的青年，生长在一个普通的家庭，毕业于一所普通的“双非”大学，在国企里做着普通的基础工作，长着一张没有什么棱角甚至有些微胖的脸。这样一个年轻人太容易被淹没在人群里。考研带来的学历提升，或许能在他的脚底添一块砖，让他在人群中更突出一些——这是一个普通青年，在一个充满竞争、焦虑的社会环境中，奋力向上游，最终上岸后，却又轰然倒下的悲剧故事。
从这点说，谢鹏的遭遇是充满命运感的，记者通过大量细节去还原悲剧，而不是通过渲染，这是逝者报道里的宝贵品质。
报道当然也有遗憾。前文提到的两种进路，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如果两者能够兼顾，既探讨“研究生导师”的角色定位，又呈现出和谢鹏一样“普通青年们”的困境，会更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