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年不看春晚了，今年依旧。
大年初一，电视上很多频道，还在没完没了地重播。仿佛它是一道珍馐，谁要是错过了，简直不可原谅。
每年除夕夜，都看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籍或刊物。今年是听戏剧，河南曲剧，揣摩它的音律和唱腔特点，不知不觉迎来新年钟声。
小时候的寒冬腊月，经常有河南的戏班子到湖北唱曲剧。不少湖北人会唱这一“外来”剧种，民间也有些高人会拉曲胡。这算是一种地缘文化现象。
对于热衷春晚的，我也不置喙，那是人家的口味、人家的权利。只要自己乐活，那便是好的。看完即弃，像倒掉水杯里的茶根，也很正常。
只是不明白，为何不少人对春晚“年年看、年年骂”，还要一本正经地讨论、批评一番。
除夕守岁之于民众，本是是带着古朴印记的民间叙事文本，寄托的是对于个人、家庭禳灾祈福的期盼。这一诉求基本可归属于私人的情感空间，每个人都是春节的主角。
为何大家乐于谈及上个世纪八十年的春晚？
那个时期，改革总体上曾带来一种短期的平等化效应，尽管福利和保障水平不高，但每个阶层都能找到各自的平衡点。
就老家湖北而言，1983年春全部实行了“大包干”，农村大量的砖瓦房就是此后两三年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至今犹记得，那几年除夕夜，老家的鞭炮声几乎彻夜不停。
彼时的春晚，也有主流意识形态的嵌入，而具备获得感的民众，在观感上并无落差。
改革直接推动了整个社会的阶层分化、利益分化，获益阶层与利益相对受损阶层，有着不同的社会满意度。
春晚不可避免要承载必要的叙事，这种叙事更多的应是民间话语。而春晚承载了越来越多的主流话语内容，进而完成了集体话语对于个体话语的僭代。
随着主流话语的全面介入，春晚从一个偶然诞生的节目，转变为某种必然的主流话语传媒镜像。
华服艳舞、仙乐飘飘，花团锦簇，迤逦排开，稍纵即逝，连摄像镜头都应接不暇。观众愈是看到屏幕里的华丽镜像，愈是感觉到它与现实生活的落差。
即便曾给观众带来无数笑声的赵本山，也只有通过展示其作为弱势者“可笑”的一面，才能取悦宏大叙事。
不管春晚节目如何巧妙地将宰制性话语，以民间话语的方式加以表达，“在场”的社会成员都是“缺席”的。
它以欢声笑语，完成了对最广大弱势群体利益诉求和情感诉求的掩盖，将改革受益群体普遍化为全体社会成员，进而达至个体对于“共同想象”的认同。
至于这个舞台上高歌的夜莺、捧哏的小丑、唱唱跳跳的奶油小生、拼命煽情的男女主持，不说也罢。
作为一种特定故事范式、话语范式、文化范式的输出阵地，春晚注定还会一如既往地办下去。
至于你喜欢与不喜欢，并不重要。它们每每都要迫不及待地进行收视率的报捷。
很认真地要对春晚评头论足，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人家能够与民同乐，已经是难得的低姿态了，还想怎地？
改革春风吹满地，不看春晚不生气——比如我自己，还有诸多远离它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