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县事件的真相至今扑朔迷离。不仅那位受难女性的身份网上争论不休，连她为何遭铁链锁颈的原因也有了不同说法。
在2月10日晚徐州第四次通告之后仅1小时，知名编剧李亚玲在微博上宣称，她从个人渠道得知了一些“可靠消息”，描述了小花梅从老家云南福贡县亚谷村到江苏“走失”后的经历，最惊人的是下面这段叙述：
大儿子喜欢玩抖音，是他告诉父亲董某，可以通过流量来变现，获取社会捐助。
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董某特意把小花梅带到了以前的老房子进行摆拍，但一开始的效果并不好。
直到某抖音博主的出现。
在该博主拍摄的时候，小花梅并没有处于发病状态，因此没有拴铁链，是拍摄者发现地上有铁链子，就捡起来套在了她的脖子上……（平时铁链子不是一直都拴着的，而是她发病的时候才拴，一家人也不是住在视频中的那间破屋子里，而是当地政府扶贫修的四间房子里）
拍摄者对办案人员说，这么做是为了帮这家人得到关注……
这次拍摄的视频发布后，终于火了……
她宣称：“我以我当过13年调查记者的职业信誉做保证：信息源绝对可靠！”而底下最高赞的两条留言也同意这个说法：“这个是目前看见最合理的。”“这个比较有条理，事情的顺序也比较合情理，这是这个事情出来后唯一的评论，很多的说法比较主观性强，这个在逻辑上说得通。”
当然，也不乏有人对这个故事的诸多细节存疑，嘲讽这是编剧的脑洞，进而质问：为什么这些关键信息是一个编剧发出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法律博主杨艳霞发出了许多有力的质问，但却避开了对“摆拍”说发问；另一位“庄无邪”对李亚玲几乎逐句质疑，但对“摆拍”，也只是奚落“这个大儿子太厉害了，居然还知道如何玩转流量”，董某又如何能“无师自通选景和镜头语音叙事的章法”。
我发现，几乎所有的质疑，都是针对李亚玲说法的真实性，但这恰恰也是很多人忧虑的，这两天就一直有人问我：“如果事件真相果真如此狗血，那我到底应该怎么看待这件事？”
在更具公信力的调查结果披露之前，我原本并不想特意为此写一篇，但我意识到，很多人在接收这个说法之后，潜意识里就觉得此事已经结束了，仿佛追一部连续剧终于看到了自己满意的结尾，就此“剧终”。这显露出中国社会的一种潜意识：一旦某件事被默认为“现实”时，人们就失去了对它的批判性反思。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想有必要说说自己的看法。
乍看起来，李亚玲所披露的说法是相当颠覆性的：公众在视频上看到的铁链锁颈，只不过是为了博取关注的摆拍，是一场弄巧成拙的恶作剧。这一叙事似乎消解了“女性遭受的苦难”，倒是契合了当下许多人痛恨的“流量游戏”。
追问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当然有其价值，但纠结于此，在眼下很可能没有任何结果，因为就算有更权威的信息发布渠道，最终仍有可能形成“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僵持局面。我并不比其他人更了解内幕，但我想强调的是：即便这一说法为真，仍不能洗白罪责，相反，倒更能证明当事女性在家里是不被当人看待的。
这个说法透露出来的信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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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发病时，小花梅确实被拴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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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悲惨并未得到同情，而是成为家里利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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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普通的拍摄者就能捡起铁链子来套在她脖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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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儿子也不尊重母亲，为了流量变现，就乐于配合这样侮辱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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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并没有发病，但她不能反抗这种有辱人格的做法，拴不拴铁链不取决于她的意志。
是什么样的家人，才能想出这么可怕的点子？但凡一个人对自己母亲稍有尊重，怎能容忍如此对待她？——当然，很多人坚信（尤其是今早董某民1998年的结婚证爆出后），还有一种可能：当初结婚证上的女性和被锁铁链的，已经不是同一个人，所以这个大儿子如此对待的不是生母，而是继母。但不论身份如何，她受虐待都是不可辩解的基本事实。
从李亚玲的描述来看，她似乎也并未察觉这样的做法有何不妥，但且不说她也是女性，任何一个人，如果家人跟你说，请颈部拴条铁链摆拍个视频上传到网上，你愿意吗？反过来说，一个人的自尊是被打压到何种程度，才会屈从于这样的要求？
更惊人的是：包括她家人在内的大多数人，好像都觉得这很平常。这恰恰印证了我在《丰县事件：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所说的，中国社会默认人分三六九等，渗透到了何等深入的地步——这活生生地证明，人们在潜意识里的想法是：“对待正常人不能这样，但对待一个社会边缘人物的疯女人，那不过就是个玩笑罢了。”
当然，我也知道，有无数精神病患者被家人用铁链拴在家里，但这出于无奈是一回事，拿这取乐是另一回事——后者甚至更恶劣。就像很多孩子从小耳濡目染，追打乞丐、疯子取乐，从未意识到这其中的残酷，但家人无意识的暴力加上有意识的利益动机，则要可怕得多。我想说的是：无论背后的原因的是什么，都无法为此事洗白。
在事件发生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全网声讨的结果只是造成这“一家人四分五裂”，“最可怜的是那个疯娘，八个孩子，但凡有一个将来出息点，她就晚年有靠了，结果这一点希望也破灭了，就她那个病，送到哪里去，最后不是被人冷落、凄惨而死？”
微博主“胡斐大侠”也说，他虽然“很不喜欢李亚玲这个博主，但是她昨天的微博读起来有真实感”，因为“生活中的很多决定，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定，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决定”，在当下，“把杨某侠送到什么精神病院什么福利院养老院，不会比留在家里更好”，“家庭关系一旦建立，除了家属，没有人能满足这个需求”。他强调，像罗翔那样维护当事人权利的观点很好，“但那不是生活”。
可以说，这种观点在中国社会极为盛行，它强调：现实不但不可改变，甚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大概也因此，这位“胡斐大侠”在2月3日的另一条微博里又说：
无论男的女的，结婚生孩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长大成人。结婚是长大的量变，生子则是质变。说不结婚不生小孩都是孩子气。再说直白点就是冒傻气。至于女拳那套自绝于社会的理论就更不用提了。
但这套理念有一个无法解释的自相矛盾，那就是：它既认定现实是你的唯一选择，又坚称这是你的最好选择，而从理论上说，既然没得选，那就谈不上好不好。
因此，从逻辑上说，“这是对你最好的”只是为了更好地接受“别无选择”处境的一种无奈的自我催眠。就像这世上据说有2万人适合你，但当你无法离婚时，说服自己配偶就是最好的，这多少能让自己心里好受一些。
在国内的现实生活中，这常常还不仅仅是一种自我欺骗。律师彭瑞萍在《荒唐的判决：丰县法院不准被拐女离婚》一文中翻出丰县法院前几年的两份判决书，发现原告都是川渝女，都诉称是被拐卖来的，要求离婚，但判决都不准离婚，要求女方留下来，“只要双方互相理解，互相宽容，多为孩子和对方着想，共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仍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我当然也知道，弱者最典型的处境就是缺乏选择，因而在裁判文书里，确实也不乏有在被解救后仍然愿意留在当地的女性，但这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保障生而为人的最基本权利，二是她们未遭胁迫，自主做出理性的选择。
这在丰县事件中都是缺失的。不论是按此前的说法，还是按李亚玲最新的说法，她显然都未得到家人基本的尊重，无法反抗对自己的歧视性做法，甚至极有可能遭受长期虐待，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有什么理由认定她留下来可以得到幸福？换作是你，是愿意铁链拴颈，还是去福利院？
当说到这“一家人”，建议她“留在家里”时，首先要弄明白一点：这是她的“家”吗？不要忘记，当你权利得到保障、受到温情对待时，家才是一个巢穴，但当你受到家人虐待、束缚时，那它就是最可怕的枷锁。
反过来说，在她的人格遭受侮辱之后，仍相信留下来对她是最好的出路，这与其说是真心为她考虑，不如说折射出建议者内心的想法：“活着”比什么都重要，人格尊严不能当饭吃，它不是必需品而是奢侈品。
她并不是只有“留下来”和“流落街头惨死”两个选项，在调查属实之后，应当做的是有公立机构妥善安置，保障她应得的权益。可能的话，我相信民间公益机构也多的是愿意伸出援手的。如果说此前相应的机制尚未完善，那么丰县事件正可以成为一块试金石。
这并不只关乎她一个人的生活，因为公众对其共情的基础，乃在于她所受的遭遇侮辱了人的尊严。1789年，意大利神学家、哲学家Nicola Spedalieri 曾在《人的权利》中提出：人有权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去管理社会，任何对这一权利的妨碍都应加以拒绝，乃至采用反抗的方式。
几千年来，中国人习惯了“好死不如赖活着”，电影《芙蓉镇》里的秦书田甚至有一句著名的台词“活着，像牲口一样活着”，这在特定条件下不失为坚忍顽强，但这毕竟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形态。
到了今天，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要求：“把人当人看”是每个人都应得到的对待，这不仅是一种道德期待，更有必要成为一项制度建设，确保它实现。
维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