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了两件看似不相干的事：歌星张学友因为在香港回归25周年的感言中没有提及“爱国”，在网上引发不少非议，最后他不得不发表声明，自证清白；台湾歌手郑智化的《星星点灯》中的一句歌词“现在的一片天，是肮脏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见”，在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里，被改为“现在的一片天，是晴朗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总是看得见”。
这其中的是非，我不打算去讨论，对我来说，关键之处在于：像这样“茶壶里的风波”，隐约透露出近年来公共空间里一种愈演愈烈的“风势”，那就是任何公开的一言一行，都应当绝对符合政治正确。
由于任何可能隐含着所谓“负能量”的言辞都可能被无数人吹毛求疵地翻来覆去审视，这就使得公众人物每天都像是在小心翼翼地走钢丝。人们感兴趣的不是他们旁逸斜出的个性，而是要求他们成为道德表率——当然，有时人们也未必真心这么想，只不过是黑粉或对手抓住机会打击一下他们的借口。
在《星星点灯》歌词被篡改之后，网上出现了无数戏仿之作，多到令人怀疑这是不是湖南卫视的反向炒作，但不论如何，讽刺挖苦一下本已走向没落的电视台毕竟安全，也许只有少数人还唏嘘地记得，这家如今连歌词诚惶诚恐的媒体，当初能蹿红的原因之一，就是它胆子格外大，敢于打擦边球。
时代风势的转变，不可能是偶然的。我们确实曾见证过一段百花齐放的好时光，以至于很多人不无欣喜地判断，中国的公共空间终于随着社会繁荣到来了。然而，随后到来的是一个反高潮：这种众声喧哗不仅令人不适，有时还引发相互攻讦、举报。
对许多人来说，只拥抱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心理负担要轻得多，他们对待自己看不惯的事物，就像中世纪人看待异教徒：差异只能意味着偏离、错误或低劣。他们只不过没有意识到，多元性的消失并不必然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其实也只是其中一元。
当然也不是没人想到这不是什么好事，但仍然无力对抗这样的风势，不论喜欢与否，都被裹挟进大潮中，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如此演进？
这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虽然未必是重演，但历史可能确实会押韵。郭安瑞在《文化中的政治：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中注意到，清代戏园就曾是一个充满竞争、冲突和争议的公共场所，但正因它如此重要，也就成了一系列道德运动的聚焦点，所有伶人和曲目，都必须符合朝廷倡导的儒家规范和社会道德标准，不能越雷池一步。
然而，人性就是那样，越是商业化的演出，艺人在场上的演唱就越是必须随时适应和满足各色看客的口味偏好。其结果，是普遍造成伪善盛行，例如在《武松杀嫂》的剧目可以在标榜道德之余，让人安心地欣赏激烈的情节和血腥的场面。
这想来是因为中国社会特殊的公私观念：“公”和“私”不仅是领域之分，也是价值判断，因而在公共领域都要确保展现绝对道德无暇的一面，私利和欲望也只能以“公”的名义进行。当下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大抵也是由此而来，对他们加以道德谴责很容易，但问题是，那他们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当这种公共道德规范淹没一切时，人们要么“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意味着自我的消失），要么就只能在一个日益逼仄的私人领域里坚守自我。杨晓山在《私人领域的变形》中说：
在中国，“公”一向被奉为道德常规，与“私”相对立。对于“私”要压抑和控制，最好是通过道德修养或道德教化，把私转化成它的对立面“公”。
他认为，私家园林的兴起就在于其边界的模糊性，因为它虽然在物理上在家庭领域内，但在精神上又与家庭领域相分离。由此带来的，便是他所说的“私人领域的变形”。
从这一点上说：也许我们从未现代过，至少没有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现代。不可避免的，当下所出现的一幕，其实仍在那个深厚传统的延长线上，是长河中最新溅起的几朵浪花。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那或许是新的主体正在大规模浮现，这可能将改变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意义。
不难看出，现在的受众比以往对这些政治正确更为敏感了。近代以来无数人都忧心“公”是中国人最缺乏、但又是现代化所必须建立的道德要素，现在已成为深入人心的国族个体基本信念。与此同时，“私”却已不完全是负面意涵了，至少个人权利、隐私意识也在同步兴起。我们可能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对那些绝对不能触碰的信念，人们的道德要求极有可能不会消退；然而，在另一些方面，做过头的政治正确，在舆论场上翻车的概率也增加了，因为这违背了社会的常识。
这次《星星点灯》改歌词事件后，胡锡进发表评论说：
如果你一点我一点营造出一种“政治正确”，变得大家都谨慎小心，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变得很敏感，是不好的。那样是对“正能量”的曲解，是把正能量窄化，最终脱离群众。
正能量一定要宽厚，有容乃大。上世纪九十年代唱得很火的歌，今天当然应该能原封不动地唱。
这是一种温和的大家长口吻：有些事，不妨容忍它，用力过猛反而可能适得其反。也就是说，那是一种“我可以管，但不去管”的自我克制。尽管这其中隐含的意味肯定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但至少，如果能形成这样的默契，那至少也比不克制要好。
我所期望的，是每一个人，都能肯定自己正常的欲望（生存欲、所有欲），捍卫个体权利，独立思考，在重建这样主体的基础上，通过积极的参与，形成新的“公”，那才算是“公共领域的变形”。这当然也不是新鲜事，只是在中国从未完成，而到那一天，我们才算是“现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