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26日早上，在票圈里看到朋友发的关于朱军的锤子便签就发在了微博上，那位朋友是我认识的一个曾经在媒体工作的朋友，我信任她，也相信锤子便签里的内容属实。2018年7月是怎样的一个月份呢？是平均每天至少会有一个人通过豆瓣、知乎、微博曝光曾经被上级、老师、同事性骚扰或者性侵。它被称为中国的metoo。最早的曝光是从2017年5月开始的，到2018年1月曝光的性骚扰性侵事件逐渐增多，在2018年7月达到顶峰。
之前看一部电影叫做《Miss Sloane》（斯隆女士），斯隆是一位在华盛顿游说政客搅动政治风云的女人，她因为控枪法案找到某个州的女权组织希望能够得到捐款，对方说你和男人之间只是差一个生殖器而已，言下之意是她从来没有关心过女性的处境。我在2018年7月的感受就是这样。觉得很愧疚，因为从来没有关心过女性的处境，没有注意过。在2018年7月除了metoo的事件达到一个峰值，我认识三个被曝光事件中的当事人，不是被强奸或被性骚扰的女性，而是骚扰和强奸他们的男性。其中有一位还是我的前同事（男）骚扰了另一位前同事（女）。这些性骚扰事件发生在媒体圈、公益圈，这些是我曾经工作过的环境。很震惊，直到曝光出来才发现原来我所处的环境是这样的。7月的时候，每天早上睁眼就在想今天会不会又有我认识的人被曝光出来。在把弦子的锤子便签发到微博后，很多人开始转发，我并不知道我发的微博为什么得到了很多关注，因为当时也有其他人把弦子的锤子便签发在了微博上，我的微博粉丝大概只有几千人，并不是微博上有影响力的人。在此之前，我和弦子或者其他任何女权主义者并不认识，就是很随机的一件事情把我和她串联在一起。直到2018年8月15日，前同事和我说看到了朱军起诉的消息，我才开始想应该怎样做好法律上的准备，这时候朋友问我，是否需要联系弦子，因为锤子便签的内容是她写的，我们才建立了第一次联系，她说会支持我应诉。几天之后，百度说想做一个视频采访，在视频采访现场是我和弦子第一次见面。她很瘦小也很坚定。
过去四年，这个官司对我和弦子的影响都很大。从2018年开始进入朱军案到现在，弦子在过去四年里帮助了很多受害者，有梁岗案的受害者，也有其他案子的受害者，还有没有曝光出来每天都很痛苦的受害者。因为受害者的身份而彼此信任，彼此鼓励。她把认识的媒体记者、法律援助机构、律师介绍给其他受害者，她做的事情很了不起。我没有像她那样帮助很多受害者，主要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我没有时间用来帮助受害者，我需要有稳定的收入支付房租和赚钱出国留学，还有一点是我所从事的职业以及兴趣都是在环境保护上，包括我在欧洲所学的专业也与环境健康有关，我的毕业论文是关于空气污染的内容，我不可能像弦子那样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帮助和联系受害者，我只能尽力而已。
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仍然认为这个官司有可能打赢。为什么？因为我们仍然认为曾经存在过报警记录、走廊里的监控视频、把弦子带到演播间的同学商旭、曾经和弦子一起去派出所报案的她的老师和老师的朋友（是一位律师）、在央视负责实习生管理的一位弦子学校的老师反复劝她不要将被骚扰的事情告诉别人、跑到武汉告诫弦子父母的北京警察。这些是存在的可以多人互相印证的事实。这些也是我们有可能打赢官司的关键证据和证人。
从2019年开始，大的环境已经不可逆转的改变了。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把舆论变成了一个战场，每一个社交平台都是这场舆论战的战场，控制这场战争的人能随意给任何人炸号、让任何人被网暴，如果一个人具有反思和质疑的思想，发表过质疑政府政策的言论，又与国外存在联系，那么这个人就是网暴的靶子。哪些记者曾经拿到过国外资助的奖学金？哪些人曾经与国外联系？哪些人在重大事件中没有积极表态与政府言论一致？每一个人只有积极表现才能维护自身的安全。社交媒体的大v像《哈利波特》中的食死徒一样四处寻找下一个网暴的对象。食死徒的背后有伏地魔，这些社交媒体的大v身后也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控制着什么言论能够留下，什么言论能够被瞬间删除，那双手就是中国的伏地魔。然而，接受国外政府资助最多的不就是中国政府么？
从2019年开始，这个伏地魔不仅仅把它的黑魔法使用在舆论场中，在现实生活中，它的影响逐渐扩大到无处不在。2019年，我的知乎、网易云音乐、微信公众号、微博都被炸号，在社交媒体中我只是一个游魂，没有发言的权利，在其他人骂我的时候连回应的权利都没有。同时，因为介入了metoo，我的存在给我之前供职的国际组织和其他同事带来了很多麻烦和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国留学是唯一的选择。我的出国留学被说成是因为metoo做得成功，得到了境外资助，来欧洲学习公共关系。但在我的留学申请中，从来没有提及任何与metoo有关的经历，我知道，如果提及了metoo，可能会更容易被录取，但我不想从中获得对自己有利的好处，我所学的内容也与公共关系无关。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获得过英国政府的奖学金，这个奖学金与metoo无关。总是有人说，你们懂得反抗一定是有人支持。难道懂得反抗不是一个生物的本能吗？连最基本的生物体也会在被碾碎的时候知道对抗，活生生的人又为什么不能拥有反抗的权利？这样的本能是怎样消失的？
疫情之后，伏地魔升级了。我的一个朋友因为把被删除的关于疫情的报道放在区块链上而在监狱里待了一年多的时间。2021年，彭帅的事情发生，我至今也想不出来有哪个词、哪个成语、哪个中国历史上的典故可以与彭帅一事所带来的震撼相比。天津俱乐部的医生轻车熟路地把彭帅引荐给张高丽。强奸的一方是全球知名的网球明星，强奸的另一方是一国仅次于首脑的领导人，在他们两人之间，一定还有很多人知情，这些知情人中必然存在着其他位高权重之人，没有这些知情人的默许，这样的关系不可能存在几年。到底是在怎样的国家、怎样的环境中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才会有那么多人漠视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事情发生后，如同《楚门的世界》一般。彭帅扮演着另一个自己，那个没有在微博上发表过长文的彭帅；管理部门没有启动调查方案，扮演着假装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的样子；全国人民扮演着完全不知情的样子。没有人负责，更没有人问责。这是在2022年的中国，一个对全球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国家。
持续了四年的官司，2018年在卷宗中存在过的视频截图，2020年的法官否认调取过视频；2018年存在于视频截图中陪着弦子进入化妆间的商旭同学，在被法院问询时否认在事发时出现在央视，2020年的法官拒绝商旭出庭接受问询。在庭审过程中，始终有法庭以外的力量在左右判决，到底是什么人置身法庭之外却拥有高于法官的权利？从2018年到2022年，这个官司是历史转折中的一个影子，折射出的是如1930年代纳粹崛起一样、逐渐失序的中国。
四年前的我曾经说过，如果司法不能公正的审判，那么我们就向历史要答案，这个答案不只回答了一个女性在封闭空间被骚扰是否只有忍耐下去，也回答了一个国家是怎样一步步走向疯狂的。
以上。
麦烧写于法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