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七里河一名三岁男童与11月1日夭折，警方确认了此事，并认定了一氧化碳中毒的死因。孩子父亲并不满足于蓝底白字的通告，开设了“为儿子讨公道”的社交媒体账号，要发出自己对事件的声音；一个自媒体主理人采访了他，理清了全部的时间线。
这条悲哀的时间线照亮了当日12时至14时之间的悲剧进程，也捉紧了关注者的心悸。那总也打不通的120热线，拉长了默片一样的两个小时。时间线上时而响起父亲无助的哀求，并不见得总有回应，时间线最终停止在距小区仅9分钟车程的医院，如拉直的心电图。
孩子的父亲之所以觉得欠缺公道，是因为他坚持若要追溯儿子的死亡事件，起始时间点应该从12点后他发现险情算起，必须包括他无法打通120的时间，也不可避免地涵盖他求助小区防疫人员遭拒的经历，而不该从警方通报“接群众求助警情的13时43分”算起。
警方通报简述了处警情况，可以理解地无法实现孩子父亲及外界要求的全面调查功能。警方通报与当事人、社会公众的期待有落差，并且这个“落差”势必演变为共同的担忧——担忧它成为男童夭折事件的官定版本，进而成为其他人推诿责任的“挡箭牌”。
这些被推定要为男童之死负上责任的“其他人”，包括120急救人员，尤其是冷对求援的社区卡口人员。无论是男童父亲、出面帮手的邻居，还是外围关注者，都认为一氧化碳中毒固然是事实，但若介入救治及时，男童不致于夭折，舆论与愤恨正是纠结于此。
这名男童的夭折，不可避免地写进疫情三年的民间记忆，与诸多类似的死亡事件一起，在疫情历史的主流叙事之外，留下斑驳痕迹。这些记忆与痕迹，成为引发众怒的原因之一。可若要考究起来，群情激愤的背后成因，可能不限于死亡，更与生存息息相关。
七里河男童的死完全可以剥离其个人特征，而与类似处境中的其他死者一道，抽象地提炼问题意识，聚焦到具体漏洞。例如，疫政轮作三年，针对老弱病残的急救之需，从未有成熟预案被吸收到统一的防疫作业模式中，这种致命的短板像伤口一样暴露着。
这就是众怒的第一层原因，负有保民安民之责的公务人员与一般民众在急救生命的问题上，世上少有地不能同步思考，无法共享焦虑。防疫人员要求包括男童父亲在内的居民令行禁止，可他们却拒绝响应人命关天的应急征召，这种单方的无度索求令人厌恶。
那有人会问，上海有过类似案例，西安有过类似案例，为何轮到兰州，人们为什么还能一样地怒气冲冲？要回答众怒的保鲜度问题，还得将视线从现在、普遍共情的实际焦虑上移开，望向未来与前景——在这两个词语所象征的预期管理中找寻更多原因。
这就是众怒的深层原因，人们无法展开个人的、家庭的、公司的合理预期——不是人们或社会有多么野心勃勃，而是连基本的计划都不能铺陈——人们在预期管理上陷入了虚无状态。这种挫败感数年如一日地折磨着人，关注者在男童夭折上看到了与终止有关的相同喻义。
第一层众怒是指向一个社会本来最不可能匮乏的公共关怀，无论如何都不能将最弱者当作代价；第二层众怒是内观，回到私人的命运感，却也发现无所立足。因此，众怒的底色是大众普遍的失望，它是沮丧之心的共鸣，难道连如此显著的共鸣都听不到看不见吗？
妇孺的死难与不幸最能激起社会情绪的震动，所谓恻隐之心，所谓不能忍，这是人兽得以区别的道德伦理。而兰州男童之死更扯动了弥漫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忧愤——这种忧愤历经三年沉淀，本以为会扭曲国民性，可死亡事件却让人们彼此唤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