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放开，我是说假如，按照目前的态势，我认为可以说假如了。那么到时候最大的挑战，不是医疗挤兑，不是基层管理，而是公众心态。如果公众心态能够顺利转型，那么医疗挤兑和基层管理都不会出大问题，否则就不好说了。
公众心态将要面临的灵魂之问，可以用网上流传的一张图来概括。如果你被感染，愿意居家隔离还是集中隔离？如果你的邻居被感染，你希望他居家隔离还是集中隔离？
不知道有多少人会选择“自己居家隔离，邻居集中隔离”这个选项，但是毫无疑问的是，选这个选项的人越多，我们集体面临的问题越大。
病毒无国界，但疫情可以折射民族性。
首先分析一下这个选项意味着什么。自己居家隔离，意思是我可以相信我自己，我也要求别人相信我。但是邻居必须集中隔离，因为我不能相信他，并且呼吁大家都要一起排挤他。
从共同体的角度来看，这很矛盾，因为这意味着截然相反的两种公共政策。但是从原子化个体的角度来看，这又很协调，不管是我感染还是邻居感染，我都选择自我损失最少的选项。
人人都既要还要全都要，最后一定是大家一起输掉底裤。做巨婴，必然收获被卖掉的命运。但是对原子化个体来说，一切风险不想担，一切好处全都要，又是一种普遍的选择。你甚至不能怪他们幼稚，因为他们的幼稚既是一种原因，更是一种结果。
从来没有做过选择的人，一定会选择最完美的选项，江湖老手才明白，蜜糖背后必定有砒霜。
真正的考验就在于，我们作为一个整体，能否摆脱巨婴心态，能否明白自由与安全之间有着内在的冲突。
这是一个现代法治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贵松发表过一篇论文《论法治国家的安全观》，他提到一个规律：人们对安全的诉求越高，国家对安全的保障越充分，随之而来的却是自由空间的日益萎缩。
王贵松认为，安全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客观安全，是一种可以依据各种统计数据来验证的安全状态；另一种是主观安全，指个人的安全感。客观安全与主观安全的区分，具有重要意义。
王贵松说：“想象的危险或不安不能成为限制他人自由的根据，不能成为请求国家保护的理由。传统的警察任务在于排除危险（与客观安全相对），而不在于消除不安（与主观安全相对）。”
这段话对于我们解答放开之后的公众心态转型难题，具有十分重大的参考意义。还是回到前边那个问题，假如你或者邻居感染，是居家隔离还是集中隔离？这个调查最大的问题在于调查本身。
感染之后是要居家隔离还是集中隔离，不应该由我替我的邻居或者我的邻居替我来回答。因为在法律面前，我们是平等受保护的个体，我们不具备剥夺对方人身自由的权力。
有一些选项，压根就不该存在。
而假如放开的话，最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确保现代法治框架下不该存在的选项不要浮出水面。公众心态确实需要转型，但即便有些人心态转不过来，他们的担心或恐慌，也不能成为限制他人自由的根据。
现在有些人说，万一放开以后出现什么事，希望可以各自承担，不要写小作文。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的，预期要调整。但话也不能说得太过，不能变成摆烂，政策调整也不等于躺平是吧，哪些是可以期待的，哪些是不可以期待的，也不能让大家盲人摸象，得有个过渡和引导，这要求不过分吧。
一边不能既要也要全都要，另外一边也不能号称既给也给全都给。双方的调整应该是同步的。从各种意义上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大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