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惜来之不易、代价巨大的时间窗口，避免无秩序的破防。再次重申拒绝躺平，只是讨论另外一些科学问题。
（一）疫情的演化有两条道路，一种是随着疫苗的推广以及特效药的成功，大流行能够较快停止，这样中国可以完美躲过疫情，以全世界最惊人的低代价，渡过这场公共卫生危机。这种情况下，动态清零可以当做我们的目的，只需要在一定时间内保持零感染，就可以安全渡过危机。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疫苗基本普及后（全球已经接种了129亿剂疫苗），大流行并没有终止，特效药也迟迟不能问世，不过，病毒危害性下降了很多，逐渐过渡到人们可以接受的程度，因此，绝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与病毒共存的态度，疫情演化朝着第二种方向发展：新冠疫情可能将长期在全球范围内存在。这种情况下，动态清零仍是必要的，但是无法再成为我们的终极目的，只能作为一种策略或手段，为我们创造时间窗口去争取更多应对资源，减少死亡。
（二）总体来讲，在疫情第一阶段，中国的动态清零是全球最成功的抗疫模式，这个模式有效克服了中国医疗资源的不足，创造了世界最低的死亡率。如果按照当时病毒的死亡率，中国发生大流行的话，至少要死亡三四百万人。同时，动态清零有效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延缓了全球经济衰退，不可想象全球两大经济体同时出现衰退是一种什么样的可怕场面，中国生产的稳定运行，也为西方国家抗疫提供了充足的物质资源。
但是随着疫情演化为第二种模式，原有抗疫政策的损益表出现了巨大变化，我们不得不面对三个现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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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密克戎传播力度几何倍数增加，过去顶多是个别城市爆发，现在动辄几十个城市爆发，上亿级人口不同程度被限制流动，封控的成本相较于疫情前两年也是几何倍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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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参与全球经济循环体系，如果与外部的交流长期被隔断，将进一步增加中国在经济转型期的挑战，减弱经济增长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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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社会封控，导致的收入下滑、就医渠道不畅通等问题，亦会导致人均寿命的减少，虽然中央对层层加码、一刀切问题三令五申，但是由于地方执行能力差异很大，由此产生的政策负面效应，可能逐渐抵消之前的成果。
因此，动态清零很难成为一种可以长久持续的模式，我们终究要在某一天不得不面对与病毒共存的问题，并且目前整个社会的耐心在逐渐流失，这个问题越来越紧迫。但是共存并不是意味着躺平，而是需要我们思考在合适的时机放开前，如何利用好动态清零创造的时间窗口，做好各种应对，尽量减少生命和经济损失，达到一种最优化的抗疫路径。
（三）总体来说，为了让我们以更小损失渡过疫情，以最快速度实现经济复苏，在剩下并不宽裕的时间窗口里，以下几个事情值得认真思考落实。
第一, 准备应对疫情爆发的医疗资源。充足的医疗是减少病人死亡的关键，上海疫情表明，只要是医疗资源跟得上，60%以上的的危重症患者都可以被救治过来。疫情第一阶段，西方国家之所以产生惊人的超额死亡，就是因为当时的病毒重症率高，医疗资源无力应对，比如德国的ICU床位有2.85万，而需求量是4.5万，而奥密克戎大流行时期，日韩的死亡率仅为美国九分之一左右，也是因为随着疫情发展，医疗资源可以应付危重症患者需求，因此避免了多数超额死亡。
参照其他国家大流行期间的统计，我国如果发生大流行，高峰期每天感染病例约420万左右，普通病床需求量25万张，ICU需求量约2.1万张。我国目前具有各类病床总数944万，平时利用率约70%，应对一般入院患者是绰绰有余的；ICU病床约6万张，平时利用率达到90%以上，可以拿出来给新冠患者的空余资源并不多，估计空缺在1.5万张左右。
因此，应该把抗疫的巨大经济投入，相当一部分用于建设ICU病房。一些反对建设ICU的专家认为，其建设和维护成本过高，尽管建设10万张ICU病床需要的物质成本在1000亿左右，每年维护的人力和物力成本在2000亿左右，但是与目前全国大范围的核酸、隔离费用相比，以及与造成的间接损失相比，微不足道。
11月17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指出，定点医院的ICU床位要达到床位总数的10%，这个目标应该坚持贯彻下去，不能因为应付其他防控任务，而忽视这个真正能最终挽救生命的治本之策。
第二, 在老龄人群中推广疫苗。新冠感染者主要是80岁以上高龄老人，而疫苗接种率决定了他们的抵抗能力。比如，在今年春季香港大流行中，80岁以上死亡的6449宗病例中，打完第三针加强针的仅有31例，而未打针或仅打一针高达5834例，也就是说没有完成基础免疫的群体死亡率是打过加强针的188倍，可见防死亡的关键是推广疫苗。
国外都是年轻人接种率低（如日本30岁以下人群接种率不足30%），而老龄人接种率高，我国恰恰反过来，行政资源可以动员、约束学生和中青年职工接种率全球最高，但是最需要保护的老年人接种率低。根据国家卫健委统计，80岁以上老年人两针接种率为61%，三针接种率为38%，而日本分别是98%和72%。我国实际接种率可能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比如作为公共卫生条件最好的北京，80岁以上老年人三针接种率不足30%，陕西则仅为15%左右。
据医学界推算，我国老年人加强针接种率每提高10%，死亡人数就会减少25万，如果维持目前接种水平，我国大流行死亡人数约在150万，而如果将老年人加强针接种率提高到90%，那么死亡人数降降至30万人，远远低于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每年导致死亡人数。
不过，最近半年时间，我国基层防疫人员配比，几乎全部放在核酸检测和隔离上，已经严重疏忽疫苗接种。现在多数人疫苗有效保护期已过，如果产生大流行，免疫屏障已经非常脆弱。因此，在检测和隔离之外，仍将保障好疫苗接种，这才是挽救千千万万生命的功德无量的事情。
在执行过程中，应该增加疫苗种类供给，尽量为国民提供更安全、更有效的疫苗。除了传统灭活疫苗外，还应该加快mRNA、腺病毒载体疫苗投入市场的速度，给国民更多选择。针对国民担心的副作用和安全问题，一定要给予接种者反馈副作用的渠道，一定将副作用统计信息及时公开，减少民众恐慌抵触情绪，这也是接种者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三，继续完善优化预防和治疗方案。这里面比较核心的问题有如何划定隔离范围、隔离时间等，尤其需要如何治疗轻症状患者的问题。武汉疫情后，我们探索出方舱隔离治疗法，这更适应疫情初始阶段病人少，症状重的情况。但是基于现在症状逐渐减轻，居家就完全可以治疗，集中到方舱反而增加交叉感染的机会。尤其是老年人，往往经不住转运的折腾，在方舱的休息和营养条件未必如家里，对于治疗并不是好事。
另外也需要考虑建造和维持方舱的成本问题，如果未来轻症状感染者占全国人口的10%，也就是1.4亿的话，每个人治疗期间是7天，整个疫情持续两年，那么每天需要134万张方舱床位，尤其是高峰期需要290多万床位。就算一个患者每天在方舱的花费是150元，仅日常运营成本的累计就达1470亿元。
第四，做好舆论宣传疏导，减少恐慌。近三年来，病毒发生了很大的变异，武汉疫情期间感染人数为45346人，死亡3869人，死亡率为8.53%；今年上海疫情累计感染者超过62万，死亡人数580人，死亡率为0.093%，仅相当于武汉疫情期间死亡率的1.09%；而本轮广州疫情，累计感染超过10万，仅有两例重症，无死亡病，并且病毒未来的重症率和死亡率会进一步降低，可能会低于普通流感。
然而，很多民众对病毒危害性的理解，还停留在疫情初始阶段，认为是不治之症；加上很多不负责任的自媒体对病死率、后遗症等问题的歪曲性宣传，如果我国终究一天不得不与病毒共存的话，必然会引起民众的不满抵触，造成社会不安定，更会造成大量轻症状患者挤兑医疗资源，引发医疗系统的混乱。
因此，在有限的窗口期应该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尤其应该鼓励公共卫生和传染病专家发声，改变自媒体假消息主宰舆论场的局面，让国民准确了解病毒的危害，并教会大家如何应对病毒，以实现社会的平稳过度。
第五，做好应对经济衰退的准备。在持续三年的抗疫中，我国经济表现除了强大韧性，但是由于经济流动性长期被束缚，加上国际经济环境持续变差，最近经济上已经出现很多疲态。不管采取什么样的防疫政策，未来一两年的经济形势注定不会平顺，比较可能出现问题的有：中小企业的倒闭，以及引发的失业问题；供应链不畅引起的制造业滑坡；地方财政紊乱带来的公共支出减少以及地方债等问题；社会平均收入水平降低，带来的消费萎缩及个人债务危机问题。
在过去三年伟大的疫情阻击战中，政府、企业和个人都付出了很多，尤其是政府手中的资源和工具越来越少，各级政府接下来一定要抓紧钱袋子，剩余的资源既要照顾眼前防控，更要考虑到未来长远发展，为疫后复苏经济未雨绸缪，切忌提前透支政府财力。
（四）最后想说的是，我们一定要避免社会资源被提前过渡消耗，国民信心被过渡消耗，导致的无秩序破防，这样的话，窗口期将被浪费掉，过去巨大的抗疫付出也成为“沉没成本”。期待全社会保持信心和团结，在过去抗疫成果基础上，利用好动态清零政策创造的窗口期，平稳渡过疫情、实现经济复苏，探索出一条最适合国情，代价最小的防疫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