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被认为是“终结疫情”的城市。
当然，首先有必要厘清，从严格公共卫生管理意义上，新冠病毒疫情并没有结束。显而易见，人们欢呼的是，之前那种在防疫名义下对正常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干扰防控措施的终结。
但我们有必要提醒，有许多问题并不会因为“疫情终结”而自行消失：
我们在未来能否看到广州的一本详细完整疫情账本，抗疫三年花了多少防疫资金？
在本轮疫情中被渲染的“地域矛盾”问题，它恐怕由来已久，更不可能会因为疫情终结而自行解决；
黄码红码满天飞、海珠仑头事件、广州达安核酸检测风波……诸多的问题，留给公众无穷的追问之外，恐怕更多的是创伤与伤痕。
社会是一个生命体，遇到疾患问题就会带来伤痕。“伤痕”通常指身体或者心理受到的伤害，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可以用来表述社会劫难的后遗症。
现在说新冠病毒几乎没有后遗症，但是过度防控、层层加码带来的社会后遗症却无疑是非常严重。
在这个意义上的“伤痕”就不仅仅是指留在身体上的伤疤，而是隐藏在社会肌体中的痛，病灶还在，还会复发。
所谓抚平，当然不是灌几泡心灵鸡汤、不是推责，更不是遗忘，而是要彻底疗治。这些伤痕每时每刻都刻写在一本社会肌体的病历上，许多市民的心里都有这么一本病历，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也没有人能够把它收缴。
任何社会都有一本叫做“历史”的账本和病历，翻开看看，经常会发现太阳底下真没有太多新鲜的事情。
在这里不妨掉一下书袋。
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各地霍乱流行，各国港口的检疫措施引起激烈争论；检疫的必要性是肯定的，但严苛的检疫措施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很明显：极大破坏了海上自由贸易，征收检疫费用导致商品交易成上升，检疫站的建立和工作人员报酬成为国家公共财政的额外负担。
于是从1898年开始，孟买当局认识到有必要对极端的防疫措施部分松绑，取消或修改了某些更具冒犯性的条款，允许富裕家庭的病人居家隔离和治疗。政府不再强制民众服从卫生政策而转向强调说埋和教育。
《1909年旁遮普鼠疫手册》开篇就声明：“鼠疫管理的所有基本原则强调，不得以任何形式对人民施加压力或强制服从命令。为了实施倡导的措施，只有建议、劝说和供应必要设备才是影响和引导公众舆论朝着理想方向前进的唯一合法手段。”
这是在20世纪初的印度。
在美国，为了对付1976年的猪流感疫情，美国疾控中心发起了有史以来第一场大规模联邦免疫运动，约有4000万人接种疫苗。但是后来证实仅有一人死于猪流感，福特政府的“免疫计划”被公认为制造恐慌的措施。《纽约时报》甚至认为这是一种阴谋，因为疾控中心长期以来一直希望扩大规模，增加预算。
可以说，这些都是写在“账本”上的社会伤痕。
回到我们广州，如何面对后疫情时期的社会伤痕，既需要有面对的勇气，更要有理性的归类和分析。
下面粗略列出几条，是为了方便讨论，更是为了治愈伤痕。
（一）生命伤痕
这一页病历写的是最令人痛心的数字：真正死于病毒的和死于过度防控带来的次生灾害的人数。前者不难统计，后者恐怕有人不愿意统计，更不愿意公布。
但是如果缺乏后者，这一伤痕永远无法抚平。
（二）法治伤痕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根基，依法是防疫工作的根本原则。防疫中的权力违法行为比比皆是，解封之后最大的伤痕就是曾经发生的太多权力违法行为尚未问责，这可是真假法治社会的试金石。
还有就是，在反对那些违法的、过度的甚至是暴力的防控管治措施的行动中，据说有参与者遇到各种问题，这是必须依法公开说明和妥善处理的。
（三）民生伤痕
广州这三年的GDP数据、社会各行各业的实际情况如何、用于防控的所有支出核算，这些都是一本必需拿出来的账本。广州公共财政的欠条与窟窿到底是什么情况，问核酸检测机构、基层工作人员、隔离酒店、志愿者等群体就可能最清楚。
广州民营经济越是发达，受伤害就越大。我有朋友说他弟弟在广州开的6间连锁店全部倒闭，这种情况恐非个别。失业人口的房贷、车贷甚至吃饭如何解决？光喊复工是远远不够的，不拿出实际措施来救济民生，怎么也说不过去。
（四）舆情伤痕
舆情中的权力公信力如何修复？疫情中许多人一听到官宣说不要屯菜就马上去抢菜，经常还真是抢对了。这种舆情中的“官宣逆读病”如何才能治愈？
另外，语言堕落，新词翻飞，口号抗疫，这些是不是伤痕？在舆情中出现的撕裂伤痕，该如何抚平？这些都还是要回到公开、透明的知情权和自由平等交流的基本原则才能解决。
还有舆情中的专家问题。专家的作用是重要的，但也会局限性，这是常识。但是在某些特殊舆情环境中，专家的作用却具有严重的危害性，这种常识却容易被忽视。事后，对专家言论几乎无法问责，就如对决策者无法问责一样。在专家身上集中了伦理伤痕、舆情伤痕。
（五）心理伤痕
恐慌症、孤独症、人际关系撕裂症，这些都是比较显著的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心理伤痕。除此以外还有更多、更复杂的心理伤痕，都是与在疫情期间遇到的具体的人与事有关联的。比如近日有老板放言，说在疫后坚决不雇用在疫情期间从事过某一类工作的人，这种偏激的情绪所反映的也是一种心理伤痕。
（六）伦理伤痕
商业伦理被在疫情中发国难财的人踩到泥污里去了，生命伦理在无数的封控关卡前一地鸡毛，职业伦理不同程度地沦陷在不同的职业中。有人说新冠的毒性都跑到人伦道德中去了，疫情中发生的各种人道悲剧可以说明此言并非完全是危言耸听。
（七）基层伤痕
三年中的非常态管治力量总动员，非常态的身份、权力、责任、人性善恶、法治、人治、群体、个体、媒介、符号、热心、冷漠、公益、自私等一锅煮，基层生态40年来罕见。
（八）医患伤痕
只有几乎不会死人的新冠是病，其他随时会死人的病都不是病，挂在嘴边的挤兑没有出现，被隐匿的挤兑无时不在，急救车到了医院门口也不让进。本来一直就紧张的医患关系可以说是“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来，这让需要去医院看病的市民如何面对？
（九）教育伤痕
成长期中的三年是极为宝贵的三年，结果是核酸中成长的一代、在家长的眼皮下线上听课的一代、孤独的一代。据说广州也曾有过征调老师去做防疫工作，结果是老师紧缺，孩子们不得不以年级为单位统一上网课。在未来的花朵上，这种伤痕真令人痛心。
（十）资源伤痕
水马、方舱、核酸屋是搁在明处的痛，还有更多覆盖在大地上的被无情征用的资源，那些伤痕的深度和广度即便在想象中也令人恐惧。
以上数来刚好十条，写的时候不是为了凑数，实在是想到这些方面。其实说后疫情时代有十大伤痕，其实一方面或许不止，另一方面有些伤痕是一身而几任。
如有些专家涉嫌在抗疫公共言论中带货牟利，那就是集专业伦理、法治约束、舆情扭曲的伤痕于一身。也有些伤痕成分复杂，起因久远，不能都算到新冠的头上。如有人说解封后，再也找不到生意难做的借口，听起来是戏言，内中几多辛酸？
如何才能抚平这么多、这么深重的社会伤痕？
第一步恐怕离不开承认错误、向逝者致哀、向国民道歉，然后是依法问责、国家赔偿。这既是责任政府的责任，也是政治文明的准则。
毫无疑问，社会伤痕治愈是一项全面的社会工程，不能零敲碎打。这本社会病历同时也是历史账本，不能拖延，拖延的时间越长，付出的利息越大，搞不好变成父债子还。
广州如何探索抚平社会伤痕，做后疫情时代的治理先行者？相信有关部门也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