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全面放开之后，有朋友感慨地回顾起这三年，说还记得我们曾有过的多次争论：“虽然我也一直很想早日回归正常生活，但总觉得还不是时候，怀疑我们能不能做到你说的‘在流动中管理’，现在来看，你是对的。”
说到这，她开玩笑说：“放开后，你的粉丝应该大涨了吧？”
其实并没有，倒是有很多人纷纷取关，有些人在这么做之前还会愤然抛下一句，说被我主张放开的一贯立场“骗了”。
当然，未必每个人都这么想，但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共存派以前不受欢迎，现在更不受欢迎，因为人们觉得遍地皆阳，情况似乎并没有变好。放开就证明你正确？别做梦了，恰恰相反，是证明了你错误。
昨天还有一位读者说，他的立场已经完全翻转了：
我反思了自己。放开前我是个高喊放开的人，对防疫中不合理现象深恶痛绝。放开后发现，我的意见完全没有生活根据，因为那时我不知道自己家人同事朋友都得了新冠难受地彻夜难眠是一个什么状态。
现在据我看，普通百姓每家都有至少一个病痛中的人。没有一个思想家、批评家能为我和我朋友家的病人们负责，而他们又可以重新组织他们的语言来，所以说抽象的思想害死人。可悲的是，我曾经也以这些批评家们的一员自居，然而现在我没有办法用逻辑的游戏保持思想的一致了。
前些天，在微信群里讨论起这一波“快速过峰”的浪潮时，也有一位痛悔：
吴尊友是对的，我严肃站在两周前自己的反面。很心痛，医疗真的挤兑了，每个个体都要承担，现在得病只能自求多福，很多得病的既没有确诊，也没有药，如果不幸没挺过去的人根本不能发出声音。躺平派只会说是基础性疾病，他们根本不负责任，我发了有人投毒的微博也被说惨了……
不论如何，这是眼下真实的社会心态：无数人都在怀念以前被封控的日子，那时他们和亲友没有生病，不必恐惧空气里看不见的病毒，却好像没看到放开有什么明显的好处。你可能也注意到了，朋友圈里一片“感恩”之声，感恩国家保护了所有人整整三年。
不仅如此，许多人都开始忏悔之前被封时“不够乖”了。早在刚放开没多久的12月13日，“以后封的话再也不闹了”这个话题就冲上了百度贴吧话题热榜第二名。当然，这么说的人，可能本来也没怎么闹，但如果有下次，他们可能会“吸取教训”，更主动一点去制止别人闹。
也因此，不乏有人“怒其不争”，但重点不同：共存派哀叹这些人大多是顽固愚昧的清零派，不能认清放开是大势所趋；清零派则奚落他们是“有前科的共存派”，是精致利己主义者，但三年保护到期，现在是该为自己的健康负责了。
把这些人归为哪一派，可能是有误导性的，不仅因为他们明显缺乏前后一贯的立场，而且即便抱有某一立场，也不是出于什么信念，只是取决于自己一时的直观感受，那难免会随着风向不断变换立场。有时候，甚至风向也没变，但在不同场景下也可能忽左忽右。
这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没什么立场，乃至是无原则、无意见、无对错，只是不能让他吃亏，只要他吃亏就骂。你对此看不惯？那他们倒可能还占人群中的大多数，反过来嗤之以鼻地觉得公共讨论中争执不休的双方才是偏执、狂热的神经病，不知道老百姓都是怎么过日子的。
日前就有人跟我说：“我不是任何一派，听安排、随大流、少内耗，不是没有主见，而是一旦你深刻地理解了社会与大众，回想了所有公共事件的走向，你就知道无论往哪边走都有牺牲，而一起走代价最小。”她坚称，自己深知自由的可贵，而那些随便以自由之名强迫她选边站的，才妨碍了她的自由——她理解的“自由”，其实是一种可以采取任何行动的灵活性。
确实，站在普通人的角度上来说，这也是变动时代的理性选择——自己的代价最小化就行了，原则能当饭吃吗？
这使得中国人随形势调适时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因为不论怎么变动，都可以说没做错什么，每个人都在随时谋求决策优化，每一步都踩在关键点上，是符合实际的，最后也得到了最好的结果。
在中国文化中，这有着深厚的传统，所谓“执一中”以应对复杂多变时势的“权变”，乍看前后欠缺连贯性、体系性，但正如岸本美绪在考察清代法规时指出的，“在为政者的心目中，这并不是缺点。为官者的任务被认为是‘执一中’而诚心诚意对付千变万化的现实，随时随意谋求最好的结果。”
面对无法预知的未来，在多个方案中做出选择，这无疑需要极大的灵活性，你或许反感这种多变，但很多人却觉得这正是自己幸存乃至成功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在风险社会中随时准备多管齐下，这其实倒是一种现代特质。
可想而知，在新旧形势变换时，会出现五花八门的制度套利行为，像胡锡进这样随着总路线一起摇摆的人，竟然自称“近几个月来一直是解除大规模封控和恢复正常生活生产秩序的舆论推动者之一”，顺应风向和社会心态的变动，很可能又赢了一次。很多人奚落、挖苦乃至深恶痛绝，但不可否认，这些人倒是对形势最敏感的。
更进一步说，始终如一就对吗？现在放开倒也罢了，两年前形势不同，你也放开？根据这种看法，忽视具体现实条件来谈某个抽象理念的对错，本身就没有意义。也正因此，才有人感叹：“三年来观点一直没变的人，才被骂得最惨吧。”
想起以前看到的一个故事：有个知识分子，因为读了点书，有一点自己的独立见解，1950年代中苏蜜月时，他主张客观看待，“其实苏联也没那么好”，被狠批了一番；几年后，中苏破裂，许多人感慨还是他有先见之明，他死性不改，又说“其实苏联也没那么坏”，这一次，被批得更狠。
一种看法、一个决策的对错，在当时极有可能是不得而知的。当年都嘲笑万达打骨折卖了大几十座万达城，以为富力、融创、苏宁捡了大便宜，没想到数年过后，接盘方已经非死即残，融创一度连年报都发不出来，万达都赢麻了——当初看来是割肉求生，后来才发现是绝处逢生。也就是说，后来发生的事，可能会完全改变我们对此前事件的看法，正因此，现在人们都学会了“等等再看”，“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这世上的大部分人，或许都无法超越自身所处的具体环境，即便他们在形势变化时出现一些应激性反应，那也无可厚非，恐慌、摇摆、反应过度，都情有可原，并不可笑——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只被自己的本能牵着走，应当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
因为，有时看起来在当时具体语境下是理性的，但反复横跳、不断变化，积累下来的结果却可能是事倍功半，甚至连贯起来看完全是非理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尊重多元声音，眼光放长远一些，不要只凭自己一时的直觉下判断。
这并不只是说对信息的甄别、选择和判断，还应有主动参与。我常听人说，封控还是放开自己都不关心，这是精英们操心的事，只希望老百姓的权益能少受侵犯。这乍听起来似乎没错，但却透露出这样一种意味：所谓“权益”就像某种天赐礼物，自己什么都不用做，就会从天而降。
经过三年疫情，每个人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这大概率会影响他们接下来选择什么样的理念和生活方式，那当然都是他们的自由。两百多年前，吉伦特派的拉苏斯对审判官们说：“我在人民失去理智时死去，你们将在人民恢复理智时死去。”我也相信，是非对错，时间会给出答案，虽然那可能也已不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