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文化圈的MeToo运动正在掀起新的反性骚扰的浪潮。
截止目前，已有二十多名女性指控著名编剧史航有性骚扰和猥亵行为。面对众多指控，史航不仅否认性骚扰行为，还贴出聊天截图，称与爆料的女性有过“不同程度的交往”或恋爱关系，认为进行的是 “风流交谈”和“门内的情调”。
看到聊天记录，女性几乎集体指认出了与史航聊天的女性的拒绝和尴尬，但也有很多人对史航的证据表示认可和共情，他们认定这样的对话表示不拒绝，也就意味着互相调情，他们更质疑如果是性骚扰为何当下不报警，认为等到多年后才曝光的动机十分可疑。
面对史航的否认以及网络的质疑，当事人之一小默在微博发出了一篇近万字的长文，把六年前被史航性骚扰的细节和挣扎细致呈现了出来，获得了无数的共鸣和支持。
但是，这样一篇充满细节的血泪控诉也被一些人轻蔑地称为“小作文”。他们宣称自己只相信“证据”，攻击小默和其她受害人为什么不报警，讽刺受害人只会用“小作文”博取眼球。
所以，女性面对性骚扰为什么不直接拒绝和反击？为什么不报警？为什么在很久之后才重提性骚扰的经历？
这些发问或许让一些人觉得自己正义又聪明，而对大多数女性来说只觉无语又好笑，深感自己是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多少女性个体的屈辱和创伤才汇聚成了更多女性认为这些问题无需回答的默契，而多少施暴者对受害者的成功侵犯和践踏才让他们敢肆无忌惮地大谈性骚扰后如何寻求正义。
所以，他们不知道的，我们剖开给他们看；他们假装不知道的，我们把它们剖开看。
01.
“为什么不报警？”，他们真的不知道吗？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个直接的法律问题：性骚扰报警有用吗？
根据长期从事女性维权工作的公益律师吕孝权在《三联生活周刊》的采访，我们可以得知一个基本法律事实：在公安机关里没有性骚扰独立的案由，除了猥亵、偷拍、裸露身体等行为可能受到行政处罚（五到十日拘留处罚）以外，其它常见的性骚扰行为公安机关是不会受理的。
所以，史航做出的很多行为，包括微信里的性暗示语词以及闻头发这样的性骚扰行为，即使受害者报警也可能不会受到任何处罚。
那么如果出现明确的猥亵行为报警会有用吗？可以看看最近发生的案例：
在沈阳老北市的夜市，一名男子行走途中用身体蹭周围的女性、嗅闻她们的头发。这样明确的骚扰行径被一名男士录下了视频并报警，但是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警察也只是口头警告并将其驱离夜市。另一个近期的例子是，一名男子在火车上趁着邻座女性睡着摸她的腿，受害者报警后，猥亵者被处以十日的行政拘留，而这已经是顶格处罚了。
现实是，报警对猥亵或许有一丁点用，但对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性骚扰是几乎没有用的。
有很多人继而会说：“报警不行就打官司啊，为什么不去法院告他，给自己维权？”
确实，根据《民法典》规定，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而且，所有人都需要知道的是，性骚扰的界定权在于受害者，不在于加害者。也就是说，只要受害者认为对方的行为包含性含义并对自己构成了骚扰，那么这就是性骚扰，和加害者自称的动机或观点没有关系。
《工作场所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制度（参考文本）》和《消除工作场所性骚扰制度（参考文本）》的联合指导文件中规定，“本制度所称的性骚扰是指，违反他人意愿，以语言、表情、动作、文字、图像、视频、语音、链接或其他任何方式使他人产生与性有关联想的不适感的行为，无论行为实施者是否具有骚扰或其他任何不当目的或意图。”
受害者当然可以进行民事诉讼，反对性骚扰的人也应该支持她们用法律维权。但是，支持性骚扰受害人诉讼维权，与质问攻击其“为什么不打官司”是两回事。
现实中性骚扰案件往往发生在权力位置不平等的关系中，是权力上位者（如上司、老师、前辈）对下位者实施的侵犯。此特性也被《民法典》提及：“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因此，质问性骚扰受害人为什么不直接拒绝、报警、诉讼，如同质问每天加班的打工人为什么不在收不到加班费的情况下，辞职去法院提告公司。与得到想象中的正义相比，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处于权力弱势地位的打工人会因为反抗和诉讼失去工作，承受生活、经济、精神的全方位压力。从根本上来说，逼问打工人不为自己维权的话术，是在逼迫他们服从、低头，把对弱者的剥削包装成弱者自己的懦弱无能。
在性骚扰事件里，一些人故意忽略施害者与刚入行的年轻女性之间悬殊的权力地位，明知取证困难、诉讼道阻且长，依然指责女性受害者不报警不诉讼，并将她们的控诉贬低为“小作文”，否定受害者的经历，造成她们心里有鬼的假象。
他们听起来满口追求公平正义，实则是用受害者难以反击的“果”掩盖加害者滥用权力进行骚扰的“因”，把不平等权力结构的错误归咎在受害者个人身上，否认和消解性骚扰社会文化在体系上对女性构成的威胁和剥削。
这样的话术我们需要警惕，毕竟每一次对受害者权利的打压、剥夺，必然会带来对性骚扰行为和不平等权力结构的实质维护。
02.
听得懂领导的弦外之音，但看不懂女性的拒绝
比起咄咄逼人的“你为什么不报警”，更让女性感到无语和愤怒的，是史航发出的聊天记录。
这些对话内容先由几位指控的女性发出了一部分，而后史航为了证明自己和对方是“你情我愿”的关系，发出了更多的内容出来。然而，从评论来看，认为这些截图更加坐实了他性骚扰的人不在少数。
不过，比性骚扰本身更加值得讨论的是，很多人声称看不懂女方信息里试图转移话题的倾向，以及那些反感和抗拒的信号。他们谴责女方，如果拒绝就要直接表明，或者拉黑断绝往来，拐弯抹角的拒绝会让“不敏感”的人看不懂，也就不能怪他们“没有边界感”的行为了。
可是，他们真的对社交信号表达不敏感吗？
还记得之前大家说《狂飙》里善于对领导察言观色、捕捉弦外之音的王秘书不像演的。很多人表示自己周围就有王秘书这样的人，生活里能够通过领导细微的眼神、表情、语气，捕捉到领导的心思和喜好。其实，不止王秘书，《狂飙》里每一个出彩的男性角色都是委婉表达的高手，高启强和安欣、泰叔之间的精彩拉扯从来不是由直白的表达达成的。
大家心知肚明，现实生活中能够细腻捕捉社交信号的男性绝不在少数，只不过他们的雷达只对领导以及有竞争关系的同性开放，而面对对女性，特别是地位比自己低的女性，突然就什么都看不懂也听不懂了。
众所周知，史航参与编剧的《铁齿铜牙纪晓岚》正是靠着表现男性对他人（特别是男性的）眼神、表情、语言的细微捕捉和分析而出彩的。但是在面对年轻女性表示抗拒的表达时，他看不懂了。
所以，能看懂和想看懂是两回事。哪怕女性大声拒绝，随后还可以用“欲拒还迎”来掩盖侵犯行为本身的性质。
为什么不想看懂？动机有很多，也许是因为能够享受虚假的快感，也许是因为能够彰显自己的权力地位。
但无论是出于怎样的动机，让一些男性选择忽视、违背女性的社交表达和意愿，集体沉迷于“看不懂的便利”的，还是那一个根本条件——不平等的性别权力结构。
因为只有在不平等的社会性别权力结构中，男性才不用为违背女性意愿而付出严肃的代价；也只有在充满对女性压迫的社会文化中，女性才会有难以负担的恐惧，以至于在反抗性骚扰的时候都被束手束脚，不能直接地、及时地、完全地进行抵抗。
但是，上野千鹤子的忠告适用于所有人：不要糊弄自己。不然，一味忽视、违背女性的意愿，很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03.
要不要割席？如何重建性骚扰后的世界
如今大家默认有性骚扰丑闻的公众人物必须在公共领域被封杀，而舆论场里的一些其他声音，也让是否应该与史航以及其他性骚扰者在私领域割席的话题短暂地进入了大家的讨论范围中。
许多与史航有过往来的名人或文化机构均被要求必须明确发声与其割席。目前看来，有关“是否应该与性骚扰的朋友割席”的讨论并没有得到充分展开，或许是因为更多人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割就行了”，因此问题的有效讨论也被搁置了。
事实上，在思考如何反性骚扰时，这是一个很难回避的问题：把加害者从公共和私人的视线里流放，是否是重建性骚扰后的世界的最优方法？
大家更倾向于与性骚扰者割席，很重要的原因是相信这能对其起到惩罚作用。而惩罚的机制大致在于，一方面通过降低加害者的社会地位，让他没有权力和资本再去侵害他人；另一方面，在人们的想象中，被割席的人会因此感到羞耻和痛苦，不如就让这种难以消除的痛苦感成为他们下半辈子需要担负的惩罚。
但恐怕事实是，割席或封杀只能暂时夺去他们的资源；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们会在同类或者结构助推、其他资源的帮助下东山再起，或者去一个大家注意不到的地方，继续用此前作为侵犯者的行为模式生活。
只是与加害者割席，同时社会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谁能知道加害者是否还在继续作恶，能否改变侵犯、剥削他人的行为模式？尤其是在他们并不真正认识到自己错误的情况下，这种惩戒方式可能只会是有限的。
更重要的是，对加害者的“流放”看起来是惩罚，但实际上也免除了他们弥补伤害、承担重建的责任。
加害者发文道歉，进行金钱赔偿，甚至是进监狱，只是为自己的行为所付出的代价，还远不足以称为承担责任、弥补错误。因为推倒了别人遮风避雨的房子之后需承担的责任，是付出真实的劳动与血汗参与重建，而不是丢下一句“对不起”和若干钞票之后消失。
受害者有权选择再也不看见他们，朋友也没有义务留在他们身边帮助他们改过自新。但是，割席是简单粗暴的，而流放带来的到底是和平还是危机，没人知道。
或许我们必须设想一个流放之外的可能性，让加害者不仅弥补对受害者的伤害，还承担起建设更加平等、尊重的社会秩序和结构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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