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因为那位丧子的母亲遭遇网暴并且跳楼的事件，网络暴力再一次得到了很大范围的讨论，比如去谈互联网激发的盲从心理，以及谈互联网匿名带来的去中心化失控。
这些当然没有什么错误，我们以前也聊过，但这一次，我始终觉得是缺了一些东西的，或者说有什么东西是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这种忽略在于我们一直都在聊网络的问题，监管的问题，鲜少提后面的暴力的问题。
离开了暴力去谈网络的副作用，是否有意义？
网络暴力本质上应该先是一种暴力？还是先是网络现象？
我们之前写《怒呛人生》的时候，提到过一个观点，叫网络暴力是一种社会暴力的延伸。更通俗来说，我们认为网络暴力，只是已经存在了千百年的社会暴力的一种变体而已，网络的诞生，只是给了它“新的形式”和更远的“攻击距离”。
所以要去谈批判，必须回归单纯的“暴力”。
如何去理解这种单纯的暴力，这里我们提一部我们认为可以作为案例的片子，杨德昌的《恐怖分子》。
选这部片是因为在今天的这个话题里，它可以从一个更残酷的视角重看——它的故事其实可以被解读成一场未经过网络的“网暴事件”，它也与我们的多次现实事件一样，当事人用自戕完成了复仇。
暴力因子在这部片一开始就被植入了，一场与主线无关的枪战发生，一具尸体趴在马路中央，警车呼啸，这是充满不安的开场，但随即接入的是男女主极为日常的夫妻对话。
然而在那段对话里，当男主对作家妻子说出那两句问句，“小说又要重写啊？”“写个小说怎么会变成这么要命的事情呢？”，其实已经暗暗和那些不安的东西重叠，人和人（即使是夫妻）的隔阂，对彼此永远无法理解共情的宿命。
还有另一条线里的女孩，她在家庭里和家人同样的隔阂，以及由此产生愤怒。
这是更可怕的不安，人们往往没有仇恨与摩擦，距离很远，甚至还有一些互相素不相识，但没人能避免暴力。
所以片子里仅仅需要女孩恶作剧式的一个电话——她胡乱拨打给了陌生的男主家，告知他妻子自己是他老公的情人。
于是所有本身居于地下的隔阂都被点燃，成了搬上台面的暴力。片子中的男主所经历的能在我们以往的很多网络暴力悲剧中找到对应，被嫉妒，被轻视，被造谣，无法自证。
但整个故事里并没有网络，在扮演这个角色的充其量是一台电话和一本黄页。
“暴力”足够一个人演完整一场电影。
这种暴力是什么？生发出它的诱因是什么？具体到网络暴力上这些问题是它的重点，要了解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先去看到参与这种暴力的施暴者的行事逻辑。我举几个具体的事件。
汶川地震幸存女孩牛钰在地震中失去了一条腿，戴着一条钢腿的她并没有就此消沉，反而是去参加马拉松、跳舞、走秀，她想要告诉更多的残疾人：即便身体残缺，我们也值得被爱。
结果有些人在下面辱骂她“你怎么能这么恶心，一天到晚只知道博同情！你觉得你配吗？不要脸！”“觉得你没腿，活该！”
24岁的郑灵华在被保研到华东师范大学后，她拿着录取通知书给病床上的爷爷一个惊喜，还把这一幕拍下来，发到社交平台。在这个照片里，她的头发是粉色的，因为她说希望毕业照上的自己能是明媚而鲜艳的。
但网暴她的理由是“外围大学？”“夜店舞女也有硕士文凭？”“一个研究生，把头发染的跟酒吧陪酒一样！”
从这些例子里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暴力指向的尽头都是所谓道德层面上人的“弱点”。你染了粉色头发，不符合公序良俗；残疾人也这么优秀这么招摇，但我们普通人却做不到。
无论是对异己的排除，还是嫉妒这种人性的七宗罪，这些情绪都是为暴力供给的养料，而网络只是作为一个平台放大了这些情绪。
于是暴力的贬低和宣泄就成了网暴者满足自身的方式，而这最终造成的恶性循环就是，暴力就像毒品，他们只能依靠吸毒来维持自身的内心支柱。
但这种宣泄终归只是一种无能的宣泄，这种满足也只是一种空虚的满足，那些站在道德层面上的指责，也只是因为自卑和挫败导致的心生恶气。
当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会发现，这些人其实才是真正的弱者。
二
在之前聊“网络挖坟”的文章中，我引用了韩炳哲“同质社会”的观点，他指出了我们当前的社会力图在消灭他者，消除对立和质疑，借此来寻求更多的肯定和认同，最终将自己吸纳进同质的群体中，成为一个“充盈着空虚的满足的膨胀体”。
这个概念作为一个哲学背景，在我们去聊网暴形成的土壤时，它同样适用。
不过同质社会只是造成了广义上的个体在集体中的消泯，而这种消泯如何转向了暴力的聚集，则是我们在聊网络暴力的议题时，需要更进思考的一步。
费斯廷格在心理学领域提出了一个理论：去个性化。
它指的是群体的聚集使个体失去了个性环境，个性因而淹没在群体中。由此带来了两种后果——
一是个体在群体中同时获得了匿名的身份，匿名则会导致放纵，因而社会准则甚至是道德准则对其的约束力就会减弱；
二是群体意味着责任的分散，任何一个具体的成员都不必承担该群体所招致的谴责。
群体聚集的本质就代表着他们拥有统一的立场，因此借着群体声音的掩盖，人心中的暴力因子会在这样的自由中获得成倍的增长，而在这样的喧嚣中人同时也失去了理解复杂的能力。
这其实还是我们在“网络挖坟”里提出的观点：有立场就会有暴力。
只是网暴者的逻辑为立场这个词做了一个极端的延伸，它代表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二极。
因为你染了粉色头发，所以你就是一个不正经的人；你儿子死了但是现在你却出来带货，那么你就是在吃人血馒头，是为了赚钱；你儿子死了但是你却打扮得如此光鲜，那么你就是为了博眼球、赚流量。
这些话看似不着调，但其实都有一套坚固的逻辑，那就是当你与我们想象中的苦难者形象不符，当你与我们心中的道德形象不符时，你就一定是别有用心，有着自己的目的。
这种逻辑就构成了网暴的二极立场，因为二极，所以失去了理解复杂性的可能，进而失去了共情的可能。在这套逻辑里，活着的人是不是仍然要去生活，失去至亲的人除了哭是否还有更多哀莫大于心死的表达，都是不被考虑在内的。
虽然这次的事情平台上对一些口出恶言的人进行封禁，但我知道，他们仍会卷土重来，因为我知道那些网暴的言论其实是潜藏在人心底的恶，而这种恶又因群体的掩护变得如此捉摸不定。
这种暴力的宣泄会像毒品一样继续诱惑着在其中获得满足的人，而当这种宣泄的代价仅仅是封号禁言时，没有人能抵挡得住诱惑。
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和心理成因，这样一种牢不可破的人性之弱，如何破除，如何更改，没有一个人能给出答案，我只能将目光去放在我们普通人身上，想一想当我们面临此类的事件，最起码能做的是什么？
三
作家王慧玲曾在她的微博上提到了自己常年遭遇网暴以来的处理方式，那就是：不要自证。
自证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不想被误会，不想被泼脏水，所以基于他们辱骂和质疑自己的点，一条条地证明自己没有错。
这是受害者的内心逻辑，但其实这条逻辑背后有一种大众心态在作祟，那就是大家一直在试图追求的那个“完美受害者”形象。
似乎只有完美的受害者，才能让那些人无话可说，才能在道德层面上立于不败之地。
但这种寻找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因为在网暴者眼中，根本不存在完美的受害者。
他们攻击的本质不在于对一个具体的人进行攻击，而只是在行使“攻击”的“权力”。
所以当武汉事件中的妈妈穿着得体赶往儿子死亡的现场时，他们会质疑她作秀，并不是真正的伤心；而当江歌妈妈撕心裂肺，为帮女儿夺回公道奔走六年时，他们又开始用“疯女人”去定义她。
微博曾流行过一阵对网暴行为的解构，大致是我写一句话，你能从中找到一句杠我的点吗？
有人写我今天去吃了麦当劳。于是马上有人评论你有带你的父母去吃过麦当劳吗？
这当然是调侃，但这个例子基本就是网暴者底层逻辑的复现，他们并不是在针对你这一个人，而是隐藏在群体里用恶意无差别地攻击着每一个人。
当你去选择证明有带父母吃过麦当劳时，就会激起他们的兴奋欲，继续在道德层面上去寻找漏洞，一旦开始自证，你将面临着永远也证明不完的问题。
而同样地，一旦你做出了反应，就相当于给了他们回馈，也给了他们能够左右你的情绪的权力，最终在这场舆论争斗里你的失败——无论是死亡还是退场——都将是为他们提供满足的养料。
在这件事情里，当那个母亲要求学校给自己的儿子一个面向公众的道歉时，有人评论说“只要道歉就够了，你的孩子真廉价。”
而倘若她开始要求赔偿，有条评论已经提前告诉了我们她将面临什么样的攻击——“道完歉就该要钱了，一步一步来，想让你承认有错，有错就得赔钱（真实目的）”
即便是她因失子的痛苦和网暴的压力从楼上一跃而下，也并未能证明她的“清白”，大量的评论开始继续换方向攻讦——“说不定就是她老公推的”“男的260万到手，又可以娶个年轻美女了。”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刘学州身上，当他被父母抛弃、被霸凌、被男老师猥亵、去寻亲生父母却没有人愿意要他这些事情被媒体报道之后，等待着他的是“炒作、白眼狼、网络乞丐”这些贴标签式的辱骂。
而当他晒出自己从小到大的奖状和志愿者证书来证明自己时，评论区有人问他“这些东西有什么含金量吗……？”
你看，他们并不在意你做了什么，你是谁。你的反驳和自证只是给网暴者输送活力的唯一毒品，而你的死亡和自毁则是让他们获得满足的唯一春药。
在武汉的这位母亲因为没有卸妆、没有换衣服就从工作场地来到学校，有一位网友在视频下留言：“这妈妈穿成这个样子也是正经妈妈吗？一看就是那种不正经的妈妈。”
而当这位母亲跳楼之后，面对着其他网友质疑他当初为何要发表这类言论时，
他只是回复说：“我当时也没想到她会去跳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