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前段时间看到了陈朗悼念已逝丈夫徐晓宏（徐生前是一名社会学学者）的一篇悼文，其中有一段文字让我感触颇深，刚好在今天和大家一块聊聊。
这段话是这样的——
“朋友们和他（丈夫）的灵魂交流让我嫉妒。我曾经也是多么地热爱哲学和理论。我想起小孩因为新冠停学在家的时候，我在家里疲惫不堪，他在网上挥斥方遒。国家、革命、现代性，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和他的朋友们聊女性主义的时候，我心中冷笑。”
徐晓宏是密西根大学社会学系的助理教授，陈朗是耶鲁大学宗教研究系博士，但在嫁给徐晓宏之后，她的身份变成了晓宏妻子。
从身份的变化和悼文的内容我们很容易得知，这更像是一个女性在成全家庭后被迫失去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的诉说。
当我尝试把视野从这篇个体的悼文延伸开去，把它放置到一个更广大的生活语境中来观察时——
我们会发现男人的故事背后，或许都有一个逐渐失去自己，在家庭里操持着疲惫不堪的女性形象，而这一形象，在很多时候是被忽视、被掩于主角的光芒之下的。
尤其是我把这个思路代入到电影，带到我们自己所在的行业中时，我陡然发现有太多的电影似乎也存在同样的，但长久以来被我们所忽视的“冷笑角色”，这点连我们也往往都无法注意到。
我就举两个最近的例子。
一个是《宇宙探索编辑部》里，当大家都在歌颂唐志军的理想主义时，秦彩蓉似乎很自然地就被忽视了。
她只是作为理想主义的反面——现实的代表，在唐志军为论坛上的外星人消息着迷时，她在一旁泼冷水说几年前刚被伪造的视频骗过；在唐志军要去出发寻找外星人足迹时，她冷静地说先把暖气费交了再说吧。
她肯定不是故事的主角，甚至都不是被注意到其价值的那个人，当我们的视线都在看向那个追逐外星人的唐志军时，却遗忘了唐志军的背后，是秦彩蓉拉到的赞助才能开启一趟趟寻找外星人的路程。
她付出了什么，牺牲了什么，曾经信仰过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她是从头至尾都陪在唐志军身边的那个几近无形的人。
还有就是《奥本海默》里奥本海默的妻子凯蒂，她本是生物学家，聪明强悍，同样有着自己的志向。
但最终，她还是只是变成了奥本海默背后的女人，一个家庭主妇，出现最多的镜头也是操持家务、照顾孩子、洗晒衣服，甚至是在奥本海默因情妇自杀萎靡不振时激励他成为他的强心剂。
电影里有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幕，当她带着孩子跟随奥本海默来到封闭的小镇时，来到他们将要居住的新房子，她扫视一圈后的第一句话是：我注意到这间房子里没有厨房。
当然再往前数，类似的影片还有更多，但是没有必要一一列举，因为它们有的是受困于时代的落后，受到陈腐思想的影响，有的确实是对这种问题的忽视，但我也并非是要把它们揪出来进行时隔多年的批判和重读。
更何况，就像去年的《奥本海默》，其实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在创作时有一定的改观。
比如它有去呈现凯蒂的牺牲，好几场和奥本海默的对手戏都发生在广袤的荒原，这是她开阔自由的内心的外化。
以及在最后对奥本海默的审判时，也是她马上从质问方的圈套中走出来，三言两语改变对话的节奏，以强大的气场掌控了整场审问。
这些都是对她能力的体现，但即便是如此，整个故事看完之后，我们崇拜和感动的点，始终是在奥本海默的命运上。
这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被忽视可以概括的了，它指向了背后更严重的，轻视问题。
我们似乎天然地认为后者是不重要的，那些具体的、微小的、只关乎一个小家庭的东西，似乎天然地比不上这些宏大的、理想的东西。
而同样的，那些困囿于微小家庭里的人的牺牲和命运自然也比不上那些更“伟大”的牺牲值得慨叹。
这一现象和认知积弊甚久，在这样一种不对等的看待方式里，势必会分出一方是重要的，一方是不重要的比较。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不重要，所以忽视，因为忽视，更加轻视。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很明显，就潜藏在我们前面举出的一系列例子里——是一个叙述的话语权的问题。
换句话说，这些家庭背后的女人，她们在这一段故事里，永远是不具有宏大叙述的话语权的，围绕着她们的话语只有“牺牲自己、成全丈夫、成全家庭、伟大的女人”等类似的词语，而这些词语指向的主体甚至都不是她们自己。
纵然有电影讲出了她们的困境和压抑，但很多时候那也只是为了还原时代的丰满与幽微细节，观众看完后只会道一声可惜，道一声时代的压抑与悲哀。
而故事始终围绕的、讲述的，还是那些站在台前被花团锦簇环绕的，始终与国家、宏大、理想、才华勾连的男人。
所以很自然地，我们感怀的永远是那个高谈阔论理论和道义的人，我们追寻的永远是那个充满理想追逐月亮的人，我们赞美的永远是那个拥有家国情怀改变世界的人。
因为他们才是拥有话语权的那一批人。
当所有人都在向往和追求这些宏大时，理所当然地，宏大之下的人，成了第一批在大众视野里被淘汰掉的人。
陈朗在那篇悼文里提出了另一个问题，零和博弈的问题，她说志趣相同的两个人无法生活在一起，因为总要有人去关心孩子、理财、报税、做饭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她指出了一段最普通的婚姻中的一个死角：总要有人去成为那个被忽视的人。
《芭比》给了一个颠覆的解答，为什么那个被忽视的人不能是“他们”？
可惜现实并非如此，我最近在网络上刷到一条视频，大意是说她第一次去男友家里吃饭见家长，但看到的却是对方父亲和亲友们坐在一起畅聊，男友母亲忙里忙外操持最后甚至只能吃上几口大家的剩饭。
她在和男友母亲聊天的过程中得知对方曾经热爱小提琴，但自从进入婚姻后再也没能拉起小提琴过。
她成为了那个被牺牲和被忽视的人。
B站上也有一条播放过百万的视频《妈妈啊，你告诉我我凭什么向往婚姻》。
创作者对妈妈说了一段话，大意是爸爸很喜欢过年，但是我知道你很讨厌过年，因为他可以带很多朋友来家里吃饭喝酒，高谈阔论，感受亲情和温暖，但你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活一个又一个的菜，等朋友都散了，你又开始收拾满地的垃圾、满地的狼藉。
这种场景是不是很熟悉？它好像就发生在我们的周围，甚至如果你带着类似的关键词去进行搜索，可以看到尤其近两年，无论是视频还是文字形式的同类创作，简直数不胜数。
这些层出的视频和剖白其实为这种积年的困境提供了一个解法，那就是只需要归还这些人的话语权，让她们自己，能够去进行讲述。
这些短视频是一种讲述，陈朗的悼文同样是一次讲述。
还有《秋园》的作者杨本芬的记录和回忆，她讲述了一个普通中国女人一生的故事，在她的家庭里，丈夫仁受好面子、大男子主义，纵然自己一家穷得揭不开锅他也愿意首先剥削自家去救济别人。
从另一个视角看，他是那个伟大的、无私的、舍己为人的读书人，但从杨本芬的视角看，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女人她作为主体所遭遇的苦难，她在丈夫散尽家财时是如何在背后疲惫不堪地为一家人的生存进行筹谋。
这就是夺回话语权的意义，这也是我如此喜欢《瞬息全宇宙》这部电影的原因。
因为它的话语权始终在秀莲，这位家庭主妇的手里，她是妈妈，是妻子，是女儿，经营着一家洗衣店，每天处理着数不清的家庭问题和税务危机。
电影没有试图去讲述宏大，秀莲面对的这些困境都是家庭与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和冲突，它最终指向的也只是对自我选择的怀疑，选择的改变无非也就是幻想自己走上另一条人生路，故事始终是围绕着自己的。
她构成了家庭本身但不止于家庭，她会发现她也有她自己的世界，当她的手被女儿撑开，手心处浮现的孔洞，是贝果，是可以创造一切的孔洞，透过那里，隐藏着一整个宇宙的秘密。
她如此伟大，她凭什么被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