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琦翻车事件在脑子里盘旋了好几天，也一直在关注舆论场上的各种声音和分析，还是有点不同的意见想说说。
舆论场上最大的声音，是批评李佳琦成功后飘了，不能理解与共情普通人了，所以他的个人修养待提高。
连央视网、环球人物等官媒，也是这个落点，把板子打到了李佳琦个人的“飘”上。
李佳琦的个人修养是否待提高？当然是。
飘了没？也当然是。
然而，如果关注点落在他个人修养上，我以为是避重就轻，忽视了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
因为，个人修养是个人问题，但李佳琦的问题，显然并不止是个人问题。换句话说，放谁到李佳琦的位置上，99.9% 的概率都会变成“李佳琦”。
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单靠提升个人修养来解决，那它就不是最优解，甚至谈不上是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这就好比古代封建帝王制下，某个或某些帝王因为内圣外王、文韬武略所创造的盛世，永远无法解决封建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
所以，“盛世”永远是短暂过客，历史的车轮会一遍又一遍地碾过腐朽溃败的泥泞。除非，你推翻掉那个最底层的游戏规则。
用游戏规则这个“恒量”，而不是个人修养这个“变量”，来制约甚至是重构人的行为模式，才是有效的解决方案。
盛产“李佳琦式傲慢”的土壤不变，李佳琦们就会层出不穷。
直播间里的李佳琦，是显性的；社会上隐性的“李佳琦”，无处不在，可能只是披着“个人修养”的外衣，看上去更有隐蔽性、不那么直显而已。
不说别人，如果我们愿意更真实、严格地直视下自己的内心，是否潜意识里也多少会以收入财富、职业成就、权力资源，来作为定义以及对待一个人的“隐藏标尺”？我们又是否能够百分百地做到对待所有人都毫无分别心？恐怕也很难。
所以，个人修养问题当然重要，但我会觉得，说一个社会的伦理问题，要比说某个人的修养问题更有意义。
也所以，李佳琦对所谓穷人、普通打工人的傲慢，并不是因为他拿着资本家的钱却干着一线柜哥的活儿所带来的“分裂”、“错位”而造成的一种“拧巴”——换句话说，李佳琦即便像《不完美受害人》里的成功一样，“华丽转身”为“成董”，而不再是“一线柜哥”，他也一样会有这份对“未成功者”的轻慢。
李佳琦董事长会和刘奕君所扮演的成功董事长一样，被“成功”本身给异化，并且发自肺腑地认为自己的成功全靠个人努力得来，那些很多年工资都不涨、嫌 79 块眉笔贵的人，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
那么，李佳琦的认知局限，真的只是他个人的认知局限吗？显然不是。这是时代的认知局限，是时代的伦理陷阱。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一书中有非常精彩的论述。
曾经，社会承诺人们“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如果每个人都能在同等机会下公平竞争，那么优胜者就应该获得奖赏。这是“美国梦”所代表的理想，也是大多数现代社会认同的优绩至上主义的伦理核心。
然而，这种看似公平的成功观却掩盖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平等事实，也造成了精英的傲慢和底层民众的怨恨。成功者深信自己的成功完全是其自身努力的结果，进而忘记了帮助他们的时机和运气，还轻视那些未取得成功的人，并将原因归结为是他们自身不够努力。
所以，“李佳琦”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归根结底，是这样的时代伦理限制了“李佳琦”的个体认知局限，批量制造了“李佳琦们”。
这种认知局限再叠加上个体自省精神的不足，其结果自然是作为个体的李佳琦无法突破时代结构的限制，也必然会在成功之后开始“飘”。
所以李佳琦变了吗？本质上并没变。
穷小子时，他是这个优绩主义的逻辑；年入 18 亿后，他还是这套逻辑。正因为底层逻辑并没变过，所以从前的低姿态和而今的高姿态，其内在逻辑是十分自洽的，十分“和谐”的，并无冲突。就好像，拜高的人通常都踩低，欺下的人也通常都媚上。
也所以，李佳琦的问题，并不在于他没看到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个体即便再努力也涨不了工资这个事实——即便是放在几年前，个体可以依赖经济上行的大趋势而更容易获得所谓成功，李佳琦们也还是在奉行那套优绩主义的逻辑，不是吗？
不过是，经济上行时，“优绩的暴政”（翻译自《精英的傲慢》英文名THE TYRANNY OF MERIT）更容易被掩盖。
经济下行时，优绩主义中的伦理陷阱，更容易被暴露。那些已经很努力却涨不了工资的人们，开始质疑起那套“努力就会成功”的时代说辞，也无法再从那套“优绩主义”的工作伦理以及建立在这套工作伦理上的自我评价中找到心理上的自洽。
当李佳琦撕开那块时代的遮羞布戳中了无数人痛点的时候，他冒犯的不止是“嫌 79 块眉笔贵”的个人经济现实，他其实更冒犯到了无数人的工作伦理、工作尊严和自我评价，这才引发了持续多日的舆情发酵。
毕竟，有那么多人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无法再像过去一样凭借“努力”（和建立在努力基础上的）“涨工资”来建构自己的工作尊严。而在优绩主义的体系里，“涨工资”是个重要的标签符号，它标识着一个社会人的持续“进步”、不断“成功”，标识着 ta 有社会所普遍认可的工作伦理，并成功“靠自己”为自己赢得了工作尊严与社会地位。
现如今经济下行，当“涨工资”这套“奖赏体系”突然失灵时，大家都陷入了一个自我评价的困境：我的工作贡献、我的工作尊严与社会尊严，乃至我的生存尊严，要怎么来体现和保障？
所以，当我们在批评和分析李佳琦个人为什么发疯、个人因何发飘之后，更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我们的社会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去更加公平地评价不同劳动生产者的工作贡献以及收入分配问题？我们要如何反思并改变被“优绩”这个单一指标所宰制的成功观、价值观、生活观？
这些问题，构成了时代伦理的基本盘，是李佳琦翻车事件幕后的“那只看不见的手”，雕塑着李佳琦以及我们每个人在思维认知和个人伦理修养上的基本盘面目，也深刻地影响着每个普通人将如何穿越经济周期，以及是否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