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在乌克兰战争刚爆发没几天，有一张照片曾让我深受震撼：当时俄军兵临城下，首都基辅西郊的一群平民在试图过伊尔平河逃难时，躲在被炸弹摧毁的断桥底下。桥上桥下，两个世界，但对一个和平安定的彼岸都可望而不可即。
这就是普通人在一场现代战争中处境的缩影：日常生活被突然打断，即便舍弃家园，都还未必能安全抵达安全所在，随时可能和亲人失散、在路上丧命，此时人命如蝼蚁，只能拥挤在一些摇摇欲坠的遮蔽物下面，惶惶不安地等待着，不知道危险什么时候才能过去。
每次看到网上一些人鼓吹战争，我就会想起这个画面，并对那种论调保持着应有的警惕。因为在我看来，不论以什么样的理由，我都不想让自己、家人或其他人陷入那种处境。人不应该这样活着。
当然，战争中陷入险境的并不只有平民，士兵的伤亡率高得多，有时是以相当惨烈的方式。《纽约时报》去年刊发了一张惊心动魄的照片，一位身穿俄军制服的士兵骸骨被完全碾压进了土路之中。照片的拍摄者说：
我刚看到时以为只是弃在路上的制服，但仔细检查后，我意识到那是一具尸体。没有任何人试图去移动他。他被多次碾压，以至于身体与路面融为一体。
然而，当有人因此感叹“战争太残酷”时，网上也有人讥诮：“很久没遇到这个装逼犯了。你咋确定那就真是一具尸体？你咋就那么确定是普京干的？你咋就那么确定臭大街的《纽约时报》的信息可信？”
请注意，这是那些战争支持者的关键特质：当你同情普通人在战争中的遭遇时，对他们而言最要紧的却是立场，是划分敌我阵营。
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在《柏林日记》中记录了二战爆发初期的观感，其中提到一位德国的D上尉也曾反对战争，但他的爱国心却又让他反感英国阻止德国的侵略行为：“为什么英国人要插手但泽，而且威胁如果一个德国城市回归祖国便要开战？……难道我们对于但泽那样的德国城市没有权力吗？”
苏珊·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好战分子来说，身份即是一切”：
在很多反战辩论家眼中，战争是通称，而她所描绘的影象，则是无名的、通称的受害者。……对于那些认定某一方是对的，而另一方是压迫的和不公正的，因而战斗必须继续下去的人来说，重要的恰恰是何人被杀和被何人所杀。
反战究竟是反对什么？她认为：“战争的毁灭性本身不能成为反对战争的理据，除非你认为（就像有些人确实认为的那样）暴力永远没有正当性可言，认为武力永远是、并且在任何环境下都是错的——之所以错，是因为……暴力把任何服膺暴力的人变成物。”
越战时，美国媒体一度也曾坚决支持以战争手段解决所有问题，但1969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那绝不是一种正当的手段。最早反对越战的马丁·路德·金就是基于一种对人的同情，他说：“我们已经摧毁了它们最珍惜的两种机制：家庭和村庄。”反战的越战老兵领袖约翰·克里（后来他成为参议员并竞选总统）则对战争的正义性本身发出质疑，他有一个著名的质问：“你怎么能要求一个人为一个错误坚持到死？”
像这样的观点，在我们这里大概率会被嗤之以鼻，因为之所以有那么多人鼓吹战争，恰恰是因为他们相信暴力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甚至是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的终极手段，只要目的合理，就因此具备了正当性——对这些人来说，“有用的”就是“正当的”，实际上，这就是“不择手段”的真正含义。
更进一步说，这还意味着他们自视正义化身而拒绝反思，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使用暴力手段辩护。这和家暴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因为你有错，所以我有权对你实施惩罚，包括动手在内的一切手段都没问题，就因为我判定你有错在先。
你觉得那些被摧毁的家园和生命令人痛心？那些好战者却可能嗤笑这不过是你软弱的表现。当然，谁都不想成为被摧毁的对象，因此，对他们来说，一定要不计代价地追求强大，在他们的设想中，弱者是没有完整生存权的，只能乞怜于强者。这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哲学。
公平地说，这样的人对自己也很无情，只是将自己所遭受到的打击、痛苦归结为自己还不够强大。在粗粝的生活现实中，他们可能从未得到过尊重与善待，当然也就不会这样对待别人。在这信念的背后，隐含着一种强权逻辑：“只要我足够强大，就不会挨打；至于那些挨打的，谁叫他们弱小？”
他们的自我形象通常是坚定的，为此就有必要对他人的痛苦采取一种无动于衷的漠然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圣母心”在国内会被污名化为一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妇人之仁”。
说到底，这是因为他们相信，有某些宏大的事物凌驾于人之上：相比起家国大事，个体的悲欢根本算不得什么，你要是不够狠，因为死了几个人就哭哭啼啼，那还能成什么大事？
这么想的人相当之多，实际上，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经常可见这样一种叙事：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甚至必须得残忍无情，下得了狠手，所谓“慈不掌兵”就是这逻辑，也因此才“一将功成万骨枯”。
为了某个宏大目标，个体是完全可以被牺牲的，这一推断要成立，势必基于一种集体主义的价值基底：集体利益高于个体。这就是现在许多人醒悟过来之后嘲讽的：对普通人来说，你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的那个“代价”。
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成为“代价”？除了侥幸心理之外，更关键的是这些人当中普遍存在的慕强心态：他们习惯性地代入权力的视角，站在秩序而非普通人这一边，喜欢对自己看不顺眼的人实施惩罚。在一个家长制社会，这种心态实在相当常见，可想而知，像这样的人难免带有虐待狂的潜在倾向。
当下国内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在乌克兰战争中力挺俄罗斯，这绝不只是因为抽象的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现实，还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本身就存在相应的价值偏好，只有当更多人立足于普通人、共情个体的处境，并相信暴力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正当合理手段，才可能有所不同。
之所以有必要警惕那些鼓吹战争的人，倒不是说他们的观念的有多危险，毕竟怎么想都是他们的自由，然而，如果你要跟他们做朋友，那最好小心一点，对战争的观点是一张可靠的试纸，可以测出那和一系列盘根错节的价值观交织在一起。
这也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的集体心灵仍然迷恋权力乃至暴力，而倾向于贬低温和、对话和同情，将之统统不耐烦地看作是无力与软弱可欺的表征，对个体更谈不上多尊重。完全有理由怀疑，个体能否在其中充分享受权利与自由。
前些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罗斯女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曾发问：“我唯一的痛苦是：我们为何没有从苦难中吸取教训，我们为什么不能说，我不想再受奴役了。我们为什么一次次遭罪？历史为何依旧成为我们的重负和命运？我没有答案。”
这个问题不必有答案，但我们理应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