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萨义德和汉娜·阿伦特，都是我读硕士时候喜欢的思想家，一个是巴勒斯坦裔，一个是经历了纳粹迫害的犹太人。
他们几乎奠定了我认知巴勒斯坦问题的知识框架，他们取得成就，都是在美国。
去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对犹太人的恐怖袭击，那时候我还在成都，正在准备访学的签证申请。我当然痛恨哈马斯，和很多朋友一样，我也支持以色列发动对哈马斯的战争。
第一天到哥大，我还没来得及办手续，就看到了抗议现场。在Low图书馆前，声援巴勒斯坦的同学在集会。我在后面看着，觉得新奇，却没有太大感觉。
去学校外逛了一圈，等我想重新回到校园的时候，发现需要刷卡才能进。在大门外，支持以色列的人在集会。
这就是我第一天看到的，两边的声音，都得到表达，也看到了某种“紧张”。
后来在学校看到很多次集会。每次都是支持巴勒斯坦的人更多，但是举着以色列和美国国旗的同学，也会在旁边站着。
这就像我当年做新闻编辑的时候，在版面上要尽量平衡各种声音。我心中更偏向支持以色列的同学，因为在抗议现场他们是少数派。
这种局面在最近被打破了。这是因为学校当局感受到来自国会的强大压力，要求制止学生集会。学生不能在标志性的Low图书馆前活动，只有在学校四处游走。最终，他们“占领”了大草坪。
到现在，我也很难说就改变了对中东问题的认知。追溯历史，这是相当复杂的事情，两面都有指责对方的理由。
但是很多次近距离观察集会，对我还是有很大冲击。我开始看到去年10月7日的恐怖袭击之后的事情，开始去了解战争对巴勒斯坦妇女儿童的伤害。那些不再是冰冷的数字，而变成了新闻——已经发生的事实。
支持以色列的朋友，可以坚持这样认为：战争总会波及无辜，这难道不是哈马斯造成的吗？（你无法反驳）哈马斯把妇女儿童当作肉盾，巴勒斯坦人要自由，首先应该反抗哈马斯；那些伤亡数字都是巴勒斯坦当局公布的，不可信……
坦白说，我以前也是这样看问题的。我必须忽视10月7日之后发生的事情，不然会给自己造成痛苦。
实际上，这是一种偷懒或者胆怯。因为如果去注视和思考战争中具体的苦难，就会损害自己的已有认知，会动摇“自己的世界”。
在这样的习惯中，巴勒斯坦的事情被概念化、抽象化和非人化。我们把它变成历史知识，变成地缘政治，变成策略——中国人是多么善于宏观思考人类和民族的命运。
但是，近距离接触那些学生，来自中东的面孔，年轻的美国白人，以及热忱的中国留学生，我至少改变了自己的目光：这个世界还有另一种声音。
一个哥大学生给我留言说，萨义德的书是人类学必读，但是直到现在他才意识到，那不是理论，而是“活的巴勒斯坦”。他的评论让我惭愧，因为我也从来没有真正关注过巴勒斯坦，那非常遥远，也和我无关，我一直关注的是“理念”。
最近写了几篇哥大学生抗议行动的观察，大部分都发在这个公号上，没有留言功能，但是仍有很多人发私信过来。可以看出，中国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撕裂程度，一点都不亚于美国。朋友们的留言很激烈，有时候我都不敢细看。
固化的、越来越极化、立场先行的，这就是当今的世界。区别只是美国社会充分呈现出来，而中国则是潜流而已。不要说“改变认知”，甚至尝试倾听不同意见，都变得困难。
下去去见 Andrew Nathan 教授。他说，就他所在的国际关系学院来说，绝大部分教授都反对校长请警察进学校清场的行为，他也签了好几次名了，反对处分学生。教授们都认为，校内和校外是两回事，学生的抗议是和平的，也是哥大的传统。
他是一个犹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