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不想写袁凌，但昨天在某群里见到一个媒体行业的天问，就莫名想写几句。
这个天问是：如果一个地方的市委书记或者市长落马，跟线记者会怎么看待自己写过的新闻与社论？
按照一般地方纸媒的规矩，跟市委书记与市长的文字记者各有一人，基本都是领导眼中最优秀的记者，而且报社内部的认可不够，还需要上面的全方位认可，才能承担此“重任”。在百度上随手一搜，宿迁、通辽和九江等城市都有数任市委书记落马，贵阳等则有数任市长落马。这些事情本不罕见，但在地方报社的层面，就颇有可能出现一个跟线记者历经几任落马官员的情况。
对于这个问题，我倒是没太多贬低的看法。这年头大家都是打份工，记者也是人，也得养家糊口。领导让你干这事儿，有多少人能坚持不干、自甘淡泊呢？终究不是杀人放火作奸犯科，仅仅是本职工作而已。有人会嫌那些稿子不好看，但这也不是记者本人能决定的。落马官员的那些事儿，小小记者参与进去的可能性很低，除非是那种真正长袖善舞的人。大多数人最多在内部提拔中占点优势而已，更何况能成为这样的跟线记者，原本就是领导眼中最强、提拔几率相对较大的。
但靠文字吃饭的人，往往比别人多一分顾忌，毕竟白纸黑字留下了印记。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人就处于一种两难境地，有时因言获罪，有时又因为阿谀留下骂名，要在中间取一个平衡，看着路很宽，实则不容易。当年冯友兰加入“梁效”，被妻子痛斥为“天快亮了尿炕”，固然可笑，但在那个历史情境下，也难免令人唏嘘。
做记者也是这样，调查记者几乎绝迹，大多数人其实都是混碗饭吃，但今天吹捧的官员明天落马，去年大肆渲染的招商举措或市政工程今年没了动静，在各地都不少见。
当年新闻界有句话，说一个好记者的职业生涯，起码要留下一些几十年之后再看，仍然能让自己心潮澎湃、感觉不枉此生的报道。这个要求显然太高了，没有多少记者，能有勇气细细考究自己过往的报道，哪怕是一两年前的。
所以，靠文字吃饭的人，最应该敬畏的从来不是钱，而是体面与尊严。别的行当原本也应该如此，但一个跑销售的，靠点头哈腰喝酒应酬换取订单，往往结果大于过程，不会留下太多痕迹，如果自己觉得值得或者无所谓，那就真的无所谓。写字的人不同，白纸黑字留下了，一时褒贬要承受，一世褒贬也要承受。我就有不少朋友，因为不愿舍弃体面与尊严而离开原本旱涝保收的媒体岗位或者机关单位。有人会觉得这样的体面和尊严十分无谓，但人生在世，各有所需，有些人求的无非是个安心。
袁凌就是一个安心的写作者。数年前，我就读过袁凌的作品，那是用尽心力的采访和写作，容不得取巧。我有不少朋友都认识袁凌，不过我一向随性随缘，倒没有搭桥结识的想法，但他这几年的书，我断断续续都读过。
前几天刷屏的那篇《一个贫穷的作家决定重新找工作》，我没有转，因为并不太喜欢有煽情成分的流量式标题和文中的一些写法。
写作者穷不穷，其实因人而异。一来跟领域有关，畅销书作家肯定滋润，不太畅销但勤快的也能积少成多，二来跟时势有关，比如当年网络历史写作大潮就捧红了《明朝那些事儿》，穿越和盗墓等网络文学的风潮又让一批网络写手几世无忧，即使是严肃写作，前些年互联网大厂们有钱的时候，也建立了一系列平台。
但不管什么时代，袁凌所选的都是一条叫好不叫座的路——非虚构写作。
真正的非虚构写作，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漂泊在路上的采访，与底层的细致接触，大量资料的梳理，还有字斟句酌的写作，加上漫长的出版审校流程，还要考虑审查因素，一本书能出来实在不容易。至于销量，读的人都会叫好，但大多数人一无所知，他的题材天生就与畅销书绝缘。
昨天还看到有人说，国家会扶持写作，袁凌为什么不加入作协、领取各种项目基金呢？这就是典型对写作完全无知者的想象，如果袁凌是这样的人，也不可能写出那些作品。而且，袁凌并非没有机会赚钱，2003年考取清华博士，32岁成为新浪网新闻中心副总监，都是成为普通中产的机会，但他另有所求。
从朋友们对袁凌的描述来看，他反而是这个社会上难得过得安心的人。
他并非真的贫穷，日子不是过不下去，他的年收入甚至比许多这两天关心或嘲笑他的人还要高。我的朋友张丰说得对：“袁凌要‘重新找工作’，是因为预感到图书市场滑坡，想找一份编辑的工作补贴生活，可以更从容地写作。他还有不少想写的主题，谈起那些，他的眼里就会有光亮。”
他固然没有房没有车没有北京户口，但他仍然有一面墙都是书的书房。张丰还写道：“有一位年轻的写作者，无比羡慕袁凌有一个和他志同道合，同样喜欢非虚构写作的妻子。”
对于袁凌来说，最大的困境并不是生活，也不是书是否畅销，而是有可能无法出版“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就像张丰说的那样：“这个社会已经有一套体系，确保以‘说出真话’为职业的人，不能过比较富裕的生活。”
我对袁凌最大的敬佩，是他作为一个名气极大的写作者，居然没有自己的社交媒体（这也成为许多人眼中袁凌“不懂社会”的证明）。可是，一个人要有多大的坚持、自信与专注，才能拒绝社交媒体啊？起码，我就不可能做到。要是写了个十万加，我还会沾沾自喜一下，跟编辑探讨出版时，偶尔也会提到“如何好卖”，我这样的俗人，恰恰证明了某些人的可贵。
最重要的是，袁凌是安心的。他从不需要担心，自己的写作对象会在一夜之间身败名裂。二三十年后，他仍敢于翻开自己的作品，回顾自己的一生。
我曾经跟一位朋友探讨过“为何要写作”这个问题，我们的答案是一致的：“很多年后，当自己的孩子翻开父亲的书时，仍然会对父亲有一份尊重而非鄙视。对于孩子来说，这远比钱更重要（当然，我是个俗人，表示钱仍然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