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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非常诚实，没有去掩饰，也没有过度地把它政治化，它就是我自己的表达。”
在过去的2025年，作为女权主义者，你经历了什么？什么事曾牵动你的心弦？你又希望带着怎样的愿景走进2026？
本文汇集了十一位年龄、职业、境遇各不相同的女权主义者的年终自述。这既是一份关于过去一年的回顾，也是对未来的探问和展望。
在她们的讲述中，我们得以见证女权行动可能的多种面向：不只是参与某一次声援，也在现实的限制中，突破、探索充实、自由的生活方式，保持敏锐和共情，持续地“做事情”。
2025年3月，英国伦敦中国女权主义者缝制的妇女节游行标语 来源：@weareallchainedwomen
2025，我们有哪些重要的经历？
回顾过去的一年，这些讲述者们有人以律师或志愿者的身份介入个案；有人参与海内外的倡议；有人在对公共事件保持观察的同时，对社会关系、个人成长也有了更多思考……
搭建支持网络
弦子，33岁，自由职业者
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我年底关注到了遭逼婚后逃家女生的个案。这些女生在结束义务教育之后，家里就不让她们读书或工作了，而是让她们处于等待婚姻的状态。她们往往会在小红书之类的社交平台求助，有的女生在大家齐心协力之下，安全地去了别的城市；但也有的女生回了老家，之后她们的手机可能会被收走，就不能再对外界联系。
很多求助是在小红书或者抖音上被发现的。会有很多女生愿意帮她们，比如提供策略，或者线下去陪她们报警。但是资源特别匮乏，如果没有官方介入，你是很难跟她的家人抗衡的。地方妇联和救助站缺乏可持续的资源，而如果涉及到民族问题，警察会更加用维稳的思路去处理，媒体也更难有空间报道。女生在中间是受到双重的压迫。
我在之前其实根本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还会这么普遍地发生，尤其是在民族和宗教的维度上。小红书或者抖音，因为算法问题，也是个比较封闭的平台，所以虽然有个案的求助，但很难让大家持续的将这个问题作为社会议题去关注。
另外一段经历是，去年和一群朋友共居了一段时间。她们从主流的生活方式中撤出，深入彼此生活、互相支持的状态，给我提供了一种对女权主义生活的想象。
当然大家拥有的东西都很少。比如你不再为父权制添砖加瓦，离开公司去做自由职业，中间也要付出很多个人的代价，要维持生计。所以这个乌托邦会处于一个漂移、不安稳的状态。但大家确实会为了女权和友谊，而为彼此承担更多，希望尽力地去维持它。
如果这个社会能给年轻女性和非主流的人提供更多资源，其实我们就有更多的自由，可以去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
弦子：“朋友画了我们在一起的样子。”
路晓，25岁，公益人
相比前几年，我已经有点脱离社会热点了，也减少了对女权活动的参与，因为有点悲观，只想先过好自己的日子。即使这样，我依然觉得需要从个人的角度去关注那些事，哪怕只是转发一下，或者跟着大家一块儿举报一下，都算是在做出改变了。而不是说“跟我没关系，反正都是她们的事儿”。
我之前觉得应该先“润”出去，但最后选择进一家关注性别议题的公益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也是希望可以在擅长的领域做一点事情。
现实和自己想象当中不太一样，有很多琐碎、受创，但至少目前在我看来，还是能够影响到一些人，感觉自己相比以前单纯在线上发声的时候更落地了。
小练，36岁，公司职员
2025年是我结束产假回到职场，正式作为职场妈妈度过的第一年。我已经舍弃了非常多的社交，但因为工作的关系，能陪伴小朋友的时间还是很短。为了每天能多一两个小时，就把家搬到了离公司最近的地方。
但同时我还在坚持做了8年的对性别暴力受害者的志愿支持工作。这可能是我对自己女权主义者身份的一种确认。
现在我对于很多公众事件的关注和参与都减少了，但还是想做一些具体的，能够帮助到其他女性的事情。而且在我生了小朋友之后，对在婚姻中受到家暴的女性的处境又多了一份切身的体会，尤其是明白，那些当初为了照顾小孩辞职的女性，要离开婚姻真的是太难了。所以更加希望给类似的当事人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持。
回顾行动历程
猪西西，30+岁，实习律师
我经历了两次维权。一次是在学校工作期间被拖欠、克扣工资。后来我一边自学，一边咨询其他律师，也积极向各个部门进行投诉，最后通过劳动仲裁拿到了工资和一点离职补偿。
另一次是被驾校教练性骚扰，选择报警。公安部门有立案，但是出具了不予处罚决定书，于是我又申请行政复议。同时我也告了驾校侵权和违约。
以前总是作为消除歧视和暴力的志愿者去援助他人，所以我的通讯录里有很多律师、社工的联系方式。当收到求助的时候，我非常容易就能请他们提供支持，没有什么耻感。但是当我为自己的维权问题去问别人的时候，就觉得很难开口，因为好像它不是一个公益案件。现在我还在慢慢克服这种羞耻的感受。
小糕，26岁，毕业后待业中
我曾经因为年轻，处在一种非常困顿、无力的状态。而在海外留学期间，我才阴差阳错开启了作为女权主义者、甚至活动者的自我认同，开始去参与抗议、做社群工作，而不只是看看网络上的新闻。
去年我离开英国的那一天，朋友们五六点钟就起床，去机场送我。其实我本来觉得没必要，因为去机场的火车票特别贵，每个人都要花十几磅。但大家肯定也是想要传递对我的感情和支持，所以我也很感动。
在飞机上，我发了一条动态，说“这么多年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不舍的同时也为自己高兴，过去的这些时间在英国做了很多尝试和努力，最后才能收获如此坚实的朋友网络。
回国后，我好像回到了最开始的地方，但某种意义上也是面对新环境、新挑战。相比以前，我无论是情绪还是认知上都变得更有力，虽然有很多挫折和暂时的迷茫，但整体心态还是蛮积极的，认识了一些在国内做行动的朋友，也能够探索更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Jessica，27岁，博士生
2025年3月，我和伙伴们在伦敦办了一个展，展示我们过去三年的女权主义行动。只策划了一个月不到，时间非常紧张，但最终还是办成了，有挺多人来看，也有人从我们的展览中受到了一些启发。
就在这样又满又累的行程下，3月8日的时候，我们还动员了很多人一起去参加游行。虽然那天有很多突发的情况，在街上甚至还受到了骚扰，但这件事让我回看了自己的行动历程。之前我只把参与抗议活动当作和朋友聚会，不想那么宏观地看待它们，而这次展览和游行，让我重新发现这些事情很重要。
在英国，作为一个东亚移民、酷儿女权行动者，我们的这些行动和经验是不会被主流的美术馆、博物馆认可的，但我们也可以对它们进行存档，并向其它地区的女权行动社群以及更多的人展示和肯定行动的意义。
Jessica：“几年前参加一个公众号上举办的非二元知识竞赛，拿了第一名，这件‘父权制度，死路一条’的T恤就是奖品。虽然听起来好像蛮好笑的，但我觉得衣服很酷，游行的时候也经常穿。”
自我照顾与成长
Kaka，30+岁，自由职业
过去一年做的工作跟性别和女权不直接相关，所以在行动上好像没有做什么很具体的事情。但如果是个人生活中，因为我没有在某个地方全职上班，时间变多了，所以和一些女权主义者朋友的交流也多了起来，变得更亲密了。
我觉得和女权主义者朋友们的交流，不在于从智识上获得了什么新知——当然这部分也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有人可以倾听你的烦恼和感受，然后真诚地给出反馈。因为理念相近，所以对这些朋友会有天然的信任感，反过来她们也没有辜负这层信任关系。
比如我会跟朋友们讨论在工作上的困难，与团队合作的不顺，或是会经常自我怀疑。因为大家都是心怀平等、尊重的理念，且对权力会有反思的人，所以我们会讨论健康的职场环境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可能没有答案，但是这个讨论的过程感觉很赋能。不会说马上就有看似有效、能解燃眉之急，但实则很畸形，不利于人的长久发展的建议，而主流社会中其实充斥着这样的毒鸡汤。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作为女权主义者的重要经历，反正作为一个普通人，对我来说是挺重要的。
艾莉卡，29岁，律师
有一天和朋友在家里看《利兹与青鸟》，交流了很久关于女同性恋、百合文学的话题，对我来说是一段非常美好的经历。
这部电影的主题是关于离别。而年底，我为了搬家在找房子，特别想住得离朋友近一点，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发现自己不擅长离别。因为我一直在考虑和别人的关系，而不是自我。作为女权主义者的一项重要课题，就是要拥有独立人格。我意识到自己和朋友的生命会交织，但同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过去我其实是一个有点空心的人，最近开始增加了自己的主动性，也明确了生活的目标，就是要省钱、学英语，然后出去读书，把自己在国内对司法、女权的经验和思考写出来。
汤包，32岁，失业女青年
回想起来，很多线下女权小伙伴的“奔现”，往往都是经由朋友介绍，或因同在某个共同的群聊而相识。今年也不例外。在朋友的牵线下，我和一位伙伴在线上简单聊了聊，得知彼此身处同一座城市。虽然平日都有全职工作，但也觉得或许可以抽空见面认识一下。
起初的交流中，我们很默契地避开了敏感话题，直到真正要见面时，才开始谈及各自正在做的事情。原来，对方正在筹备一个反家暴的公益行动社群，希望我也能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我当即表示愿意参与，并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一些行动经验与思考。
随后的交流更是愈发热烈，我们彼此回应，在碰撞中逐渐形成共识，也更加清晰地意识到，我们共同的愿望，是推动女权真正迈向现实与行动，哪怕只是跨出微小的一步，也足以让人感到振奋与雀跃。
Alex，26岁，英语老师
2025年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给照顾好了，但我觉得这也挺重要的。之前做公益的时候也是，只有把自己先照顾好，才有可能去帮助其他人。我现在处在一个更有力量，也更有爱的阶段，有很多想去做的事情。
去年我作为英语老师，开始做神经多元和性少数友好的线上教学。其实最开始是为自己上课的舒适程度考虑，因为在机构里，面向社会学员上课，对性别、政治方面的议题聊得比较深入的时候，经常会很受挫。而且我害怕和学员讨论这些，因为在单位没有办法公开表达个人立场。而和社群伙伴一起聊这些议题，对彼此都有支持和成长。
MJ，32岁，金融分析师
我以前一直有计划冻卵，也查了国外的机构，做了很多研究。当时的想法是，我确定自己不想要一个父权体系下的婚姻，但如果我40岁后想要单身生育，自己做一个妈妈，也可以提前准备好备选项。
但是2025年我的想法产生了改变，不太想冻卵了。我觉得这不是从女权主义的角度作出的选择，更多的是我自己越来越清楚，到底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我可能就是不太想成为一个母亲，也没有那么多的能量和精力去承担起作为母亲的责任，再加上自己也没有那么喜欢小孩，就越来越觉得：我真的要去买这样一个后悔药吗？想清楚了之后，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到万全，就算到时候真的后悔，那也没什么。
第二件事情是，我从下半年开始写歌，已经写了8首。作为一种自我表达，我还是非常享受这个过程的。
我其实有一点受霉霉的启发。她是一个创作能力很强的人，但是大众很喜欢给女性原创音乐人打标签，说她的歌都是在写男朋友。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她有很多歌跟恋爱没有关系，而是写她的家人，或者她的一些想法、态度。所以我决定，就像写日记一样写歌，没有回避写恋爱和分手，但也写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朋友、猫、父母、拔牙……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认识过我，去把这些歌听完，也会对我这个人有立体的了解。
这件事情让我挺自豪的：我对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非常诚实，没有去掩饰，也没有过度地把它政治化，它就是我自己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