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运城环卫工人佩戴定位工牌在风雪中作业，被问及为何不歇息时，工人直言“不动要被罚款”。
城管局随即澄清，称定位器兼具SOS呼救与智能调度功能，并无“静止即罚”之说。那意思是，绑在环卫工身上的乃是“安全神器”。
然而，该局此前向媒体解释时，却曾提及“轨迹时限”“休息不可超时”等字眼。
这前后矛盾，恰是“为你好”式管理的典型样本——表面以安全之名温情包装，内里却以数据监控之名，将劳动者钉在冰冷的规则链条上。
明明在为难底层弱势群体，却要说成“为你好”，这种操控性修辞包装，在当下社会屡见不鲜。运城这事冲上热搜排行榜，足见公众共情之深、恻隐之切。
运城官方称定位器“为保障安全”，却未配套极端天气作业标准、防寒装备补贴或弹性工时制度。“管理惰性”就这样被美化为“科技赋能”。
诸如此类，外卖骑手被算法催单、工厂工人因抬手频率低被扣绩效、网约车司机因接单慢被降权——技术规训的异化实践，正从物流、制造蔓延至公共服务领域，形成系统性压迫网络。
这些案例的共同点是：技术或规则成为控制工具，而人的尊严与实际需求被边缘化。
技术监控本应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工具，但它日益被简化为一种单向度的惩罚手段，核心目的不是服务，而是“盯死你”的控制。
这是一种家长式治理的体现。管理者以“为你好”的名义，剥夺了被管理者的主体性和协商权。
控制导向的监控遮蔽了关键矛盾——不是劳动者不努力，而是管理机制未能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和合理的劳动边界。
在某些行业，劳动者的休息、喘息甚至如厕等基本生理需求，竟被系统机械地归类为“非生产性行为”。
这种将人性尊严简化为数据指标的异化现象，不仅消解了劳动的价值，更将监督责任转嫁至算法，催生出一种新型的“数字官僚主义”。
管理者以数据为免责盾牌，用系统逻辑替代人性判断，最终将本应服务于人的技术工具，异化为压迫劳动者的无形枷锁。
这种以“安全”“效率”之名行控制之实、以技术中立为幌子转嫁管理责任的模式，其压迫性远超传统剥削手段，堪称数字时代的“周扒皮”。
正如环卫工人被迫佩戴定位工牌这类“智能监控”设备，为何技术赋能的“先行者”总是底层劳动者？
过去有一种说法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将这一实践逻辑挪用至技术应用领域，我们是否也该倡导“让一部分人先戴起来”？
但这一“优先体验”不应指向环卫工等弱势群体，而应成为管理者与公共服务决策者的必修课——让领导们率先佩戴定位神器，绝非作秀，亦非为难，而是检验技术工具是否真正以人为本的必要步骤。
这种“领导先戴”的实践，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积极意义。
其一，体现安全需求的平等性。领导群体肩负着更大责任，面对更为复杂的场景，按说突发风险更大，定位器的SOS功能对他们而言并非冗余设计。
若技术仅服务于底层劳动者，变成“底层专属”，这对领导是一种不公平。领导的安全不能首先得以保障，身为百姓情何以堪？
其二，让管理者亲身体验技术监控的双面性。唯有亲身体验监控的双刃剑特性，才能避免工具沦为压迫手段。
当决策者与被管理者站在同一技术平台上，数字官僚主义的“家长式统治”，便失去根基。
“为难底层劳动者”的现象，本质是权力不对等的结果。领导不戴，因其无需承受被监控的压力；弱势群体的劳动者戴，因其缺乏话语权。
这种不对等催生了“为你好”的虚伪包装——将管理成本转嫁给弱势群体，却以“安全”“效率”之名合理化。
唯有领导先戴，才能打破这种不对等，让技术回归服务本质，而非控制工具。
诸如环卫工人的定位工牌，必须让领导们先戴起来！他们齐刷刷率先戴上，那场面，那气势，定会像一群“时尚先锋”在街头走秀，绝对正能量爆棚，拉风到没朋友，让人眼红他们是不是要去参加“时尚劳动大赛”。
领导带头示范，不仅能提升治理效能，更能彰显对劳动者尊严的尊重。
这不仅是技术体验的平等化，更是权力关系的重新调整。
当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共享同一套技术规则，数字时代的劳动关系便从控制和服从，转向共治与协作。
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数字控制新式剥削的蔓延，让公共服务领域回归人性化，让“为你好”不再成为为难底层劳动者的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