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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之夜，陪老妈看春晚。虽然新闻标题说“38岁的春晚，积极拥抱年轻人”，但给我的感觉，这台晚会体现出的是某种“老人想年轻化，而年轻人又取悦老人”式的审美——就好像女孩子初次上门的“好嫁风”，要端庄才讨老人喜欢。
其结果，老人觉得这样已经够新潮，点缀了很多新元素，甚至到了太多太新、应接不暇的地步；而年轻人则觉得这根本算不上“新”，至少和自己喜欢的“新”不是一回事。不仅如此，“新”被接纳，表面上看是从边缘进入了中心，实际上也意味着被收编了，成为这花团锦簇中不起眼的一分子。
在这一点上，它的确很像是中国家庭的写照：不管代沟多大、一家人平日如何离多聚少，但为了在阖家团圆的时刻维持表面上的一团和气，至少都表面上退让一步——有时，老人觉得自己已经足够让步，但年轻人却觉得，真正做出更多让步的还是自己，毕竟这个家的秩序是围绕着家长建立的。
因为试图在一个“和谐”秩序下让每个人各安其分、各有所得，这到最后就势必变成一锅大杂烩，只不过老人或许觉得大红大绿才显喜庆，年轻人却觉得这些花里胡哨的“中国式赛博朋克”让人不知说什么好。
确切地说，这一点历来如此，只是今年尤甚。从1983年至今，春晚已走过38年历史，在一个社会还相对单纯的年代，尽力弥合差异，保持统一的审美和步调，至少事后看来还不算是难事，但越到社会多元化，要再做到这一点就越难——因为此时的“众口难调”已经不是靠一点点让步和隐忍就能解决的了。
最终，试图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结果，可能是所有人都不满意。但这是坏事吗？换一面看，这正是社会多元化的结果，即便它不完全是好事，那也是为了“好事”必然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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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家庭生活里，人人都知道：为了维持表面的和谐，有些个人感情是必须被压抑的。这一点甚至无须明言，我们从小就都无师自通。
今年春晚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前一个半小时，对过往这一年的新冠只字未提，主持人甚至说：“庚子鼠年，我们战胜了严重的洪涝灾害……”那些惊天动地的呐喊与哀伤，仿佛没发生过。
只在一个细节上可以看出一点不同：观众都戴着口罩，而且显然都是统一配发的，绝大部分都是喜庆的红色，而不是市面上常见的白口罩。我原本以为凭核酸证明入场就行了，因为录节目时就都不戴口罩的。
直到晚会将半，小品《阳台》里才终于提到了疫情，那也是已经到快熬出头的欢庆时刻，并且非常不真实地，小品中的武汉人居然在解封之前就不戴口罩了。只有接下来那一声“解封了”的欢呼，以及观众眼角渗出的眼泪，才可以合法地宣泄出来。
在这样的举国欢腾和避免触碰痛处的小心翼翼之中，去年除夕的武汉，已恍如隔世。那是武汉封城的第二天，多达20多家医院公开向社会紧急求援。很多人可能已经不记得了，但我无法忘记。那个除夕很冷清、愤怒、郁闷，因为就在那天下午，我自己也被豆瓣禁言7天，说不出话。
中国人在除夕原本就注重消灾祈福、逢凶化吉，对痛苦的记忆也大多就想让它悄悄过去，最好当它没发生过。确实，我知道这样的社会无意识是会起作用的，重提痛苦过往不仅不讨人喜欢，更有甚者，被认为没必要**，“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但这一次不一样，如果不正视它，它不会就这样过去。法国学者Michel de Certeau有一句名言：“被压抑的过去终将会作祟于现在。”它或许还将作祟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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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看上去如何，这个新年是很不一样了——这也不意外，在新冠之后，一切都变得不同了，新年又岂能例外？
对于把“回家团圆”看作是绝对律令的中国人来说，这是摆在眼前的坚硬现实。1月19日，石家庄大雪，一名在校隔离的老师在雪地里写字，有人远远地看到，拍下来放大看，才发现是“想回家”三个字。
疫情影响了很多人的出行，这一年到外地、或从外地回老家，首先就是咨询当地要什么手续。听说云南为保旅游业，大理、丽江等地都明确了不要核酸检测报告，但海南作为“国际旅游岛”，也管得严，外地来过冬的，也都要核酸证明。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回家过年”也就可有可无了。各地都出台了各种措施，强调“在地过年”——就像以前的计划生育，为了让你这么做，那些标语简直都把话说绝了，诸如“回家是冒险，钱包还会扁；过年留公司，亲情不会减！”“是否被逼婚？是否被相亲？何以解忧，唯有留守。”
有时，这也常常表现为软硬两手的“威逼利诱”：“与其返乡隔离十四天，不如留苏多赚四五千。”这乍看起来至少比泛道德的规劝好，因为它好歹提供补偿和激励，像杭州为留守的打工者提供每人一千元的激励，但不清楚这成本由谁来承担。
那些无论如何也想回家的人，却发现，自己的高铁车次突然被临时取消了。在山东，还有人开玩笑说，今年新年回老家的人会面临尴尬：回乡意味着你在体制内混得不好，开大奔回去都没用。
这也是真实的中国，一种五味杂陈的“年味”：人们忍受着思乡与不便，这未必出自他们的自愿，只是因为种种现实的顾虑，暂时隐忍下来，换取至少是表面的太平无事。有时这出以沉默，有时这像是无声的呐喊，另一些时候甚至是拿自己的苦楚来开玩笑。
不知道怎么的，这让我想起《红楼梦》里的“元妃省亲”，元春回到贾府娘家，在盛大的排场和欢天喜地中，是亲人之间隐忍的痛苦，她说出“当初竟送我到那见不得人的地方”，几个字道尽哀伤。记得有人批注过说，这是“以乐景写悲，益增一倍哀乐”。
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