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素
2020年2月2日晚，南柯在上海郊区的租房里又是彻夜难眠。天快亮时，他登陆知乎，整理起“危机思路”，写下第一篇日记：1. 做好抗击暴力收款的准备。2. 好好工作，争取每个月多挣一点。不要怕啥996，只要多给工资，累死也值。3. 开源节流，能不吃的就不吃，能不买的就不买，省一点是一点。
南柯清算自己的债务：京东借钱总欠款44485元（人民币，下同），360借钱总欠款23869.8元，宜人贷总欠款110873元……自己已欠下十多家网贷平台、连本带利一共43万元。那一天，南柯痛下决心，他要“强制上岸”（意指“强制结束借贷生活”）。
“不算利息，我还有39万元本金要还。”今年7月13日晚，南柯在电话中坦言。他自称“92年生人”，声音透出些许腼腆。他告诉我，自从在知乎上发表《网贷43w强制上岸日记》后，马上引起关注，不断有网友发表评论，还有人要求加他的微信。“80后，90后，还有一些四五十岁的人，包括一些退休或快退休的人。我们一共组了20多个群，每个群大约100多人。”他说，他不会将群拉满500人，“人少才能彼此知晓有商量，会在这里面成为朋友。”
时隔一年，负债者南柯已成为渡人上岸的群主，他还开了一微信公号——“我们的上岸之路”。目前，他的每月收入来自两份稳定兼职。一份是给一家自媒体公司做编辑，空余时间再做点其他活。“一共四五千元，除掉房租1200元，生活费一千多，剩下的钱把能还的先还了，够了。”他说，他原本就怀疑“人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如今负债累累，更了断了感情生活的羁绊，“一人待着挺好。”
“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在中国兴起，成为多数年轻人自幼共同成长的工具与娱乐生活方式，因此，年轻人对于各种形式的触网行为接受度极高，同时具备了前卫、新潮、追求新鲜感的消费意识。”2019年，市场调研公司尼尔森（Nielsen）在对中国一线至五线城市、18岁至29岁学生或在职人员等进行信贷消费在线调查后，于《中国消费年轻人负债状况调查报告》中指出：年轻人中，总体信贷产品的渗透率为86.6%。工作的90后中，有57%存在实质性负债。（编注：报告通过每月待还款金额占月收入的比重可测算，中国年轻人平均债务收入比（即负债率）为41.75%。如果扣除掉消费信贷作为“支付工具”的部分，那么年轻人的每月实质偿还债务收入比将降为12.52%）
其中一些人，和南柯一样，最终陷入了债务的泥潭。而拉住他们向下沉的，是时代野心投射在个体身上的欲望，是城乡折叠、贫富差距下的挣扎，是普通人面对生活波折时的脆弱与惊惶，以及，缺乏监管、诱人沉迷的网贷系统。
十年前，南柯从合肥一所大专院校毕业。学过商务英语的他先后在该市的婚恋网站、快递公司谋职。“第一份工作工资两千不到，第二份做数据输录员，干了大半年，可以拿三四千元。当时家里催婚，自己心思也在浮动。一个大专生在一个二三线城市发展机会可想而知。”于是2014年，南柯在淘宝上开店，并从合肥回到了家乡——那是安徽下面的一个小地方。
“我在淘宝上为拖延症者做监督。我不需要说话，打字就可以；或者用语音服务，听人吐槽。”这份略带心理咨询意味的项目在网上开业不久，每月纯收入3000元，他也从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我能从这种沟通中获得观察世界的养分。”可他满意的事业在家乡父老眼里却是“不务正业”，最后，南柯关掉了淘宝生意。但从此，他对自己的赚钱能力有了自信——“你想想，就算进富士康打工，每个月工资也不过5000元左右。”2015年，南柯来到上海一家自媒体做公号，除了正常上下班，还兼顾淘宝生意。但他改弦易辙，在网上做起实体货物交易。之后，他又进入一家创业公司，他说那时，“人变得不太理智起来。”
“眼看别人成家立业，自己的压力无形增大。家人也在电话中催婚，可我家经济条件并不好，老家买一套房也得要五六十万，首付也得二十万，还有婚后的人生规划怎么办？”南柯决定齐头并进，他一边跟人学做投资理财，接触比特币，一边在淘宝店上屯货准备大赚一笔。只是投入运营成本的同时，他的开销也在加剧。
2015年11月27日﹐大楼门口贴着向淘宝店主借贷的大广告，前有一名女士正运载着货物 。摄：Zhang Peng/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第一笔网贷来自支付宝。“那是2016年，最初借的本金不多，大约是一两万，然后是五万。后来借得多了，人就陷入利息这些事里。”南柯称自己跟群里很多负债者一样，对数字不敏感。他从来不算自己借了多少笔钱，每笔利息本金是多少，只知道那种感觉犹如抽烟，一旦上瘾就成了习惯。只有每月即将面临逾期，他才如梦方醒。“有多恐怖？——如果今天某笔借款快逾期了，我下班回来，赶紧翻查有没有能申请的网贷平台。不断下载，不断尝试，直到有一家可以借出钱来还债。等过几天，又有一笔借款要到期，前次操作再次上演。”——这就是他40多万网贷的由来。
“以贷还贷在金融机构里是一律禁止的事情。” 曼哥在国有银行从事信贷业务，担任过公司客户经理和网点行长，现在主要负责项目的风险管理。 可他进而指出，“监管是真空的。实际上钱花到哪里，谁也不管。”
中国网贷行业发轫于2013年左右，随后便进入野蛮生长、监管真空的时代。2017年，中国网贷行业贷款规模高达4300亿美元，彼时，英美两国的网贷总贷款规模才400多亿美元。最疯狂的时候，中国网贷公司数量高达6000余家，远高于同阶段其他资本市场的体量。与高速膨胀相伴的，是不断发生的P2P爆雷潮，以及由此产生的、不计其数的“金融难民”。
中国政府于2016年起出台系列政策整治网贷。但据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公开表示，截至2020年6月，网贷平台还有出借人的8000多亿元没有回收。
2020年8月20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从原来的24%-36%，调整为15.4%。
这是一条“分割线”，南柯指出，但现存的网贷负债者里，大部分人都是在此时间点前借贷 。
“如果按照36%的利息算，借一万元的利息就是3600元。对于很多负债人来说，一个月工资可能都到不了。因为借贷的都是年轻人，工作与收入都不稳定。再加上很多人拿到钱后用于消费，在消费大于收入的情况下，经济状况就是负循环。”南柯补充道，负债者中，高学历者也占部分比重。他们之所以敢借贷，是因为他们普遍相信自己发展潜力大，坚信负债能通过以后的工作升职加薪填平。如果他们是做生意或投资，则会相信自己赚取的钱，能够高过利息增长的速度。”但是，“很少有什么生意赚钱的速度能赶上网贷利息增长的速度。”
最怕看到他们失望的眼神
南柯在负债者人群里，一次次地刷新三观。
“教人上岸的群五花八门，通常会遇到三种情况。”他说：第一种是劝负债者玩人间消失。第二种是玩一些营销机构的套路，比如某人包装成高大上的专家，西装革履，引负债者入群，再教他们一些付费课程。第三种，比如某高利贷或某家网贷平台的工作人员，私下让群主在群里为其做推广。通过群主介绍到该平台借贷的负债者，每借出一万块钱，群主可以从中抽成500到1000元。还有卖POS机的人也来找我在群里推销。因为负债者中，有人想利用POS机刷卡套现，这是一门刚需。还有一些人说是推荐群里女孩做兼职直播赚钱，其实背地里是做卖卵代孕交易。我就遇到过，有人在群里声称自己卖过一次卵，还想再卖一次。还有人做色情服务，想潜伏在群里发展下线，被我识破，将他与他搭上的下线一块踢走。再有过有钱人加我微信，问我能不能介绍愿意提供性服务的女负债者。他在网上看到了这个群体的存在，很想满足一下自己的猎奇心理。
2017年9月23日﹐北京的年轻情侣在银行等候时于手机上观看视频。摄：Zhang Peng/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你能在这个圈里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不过，”他话音一转，“加我入群的女生很多，大多数人人品不错。社会上，不论信用卡还是网贷，总会优先借给女生。她们不仅申请网贷的机率大，也更容易受到恫吓还钱。”南柯总结起群里女性负债的缘由：买买买，高消费是其一。情感受骗是其二——比如遭遇“杀猪盘”，或被亲近的人骗。还有一类是为了家庭。他感到，“在这里面，女性的奉献会多一些。”
今年4月底，我在上海静安区的一座广场见到一头长发、一脸阳光的小颖。之前，是她向我推荐南柯的公号，并讲述了自己身负20多万网贷的来龙去脉。
“小颖”是这个东北姑娘上大学做微商时给自己起的化名。她说她在一岁时，父母离异，从此与母亲、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尽管家境并不富裕，“可妈妈从没在我面前流露过辛苦，抱怨。我妈妈认为女儿就应该富养，她能满足我的，会尽量满足我。”
2017年大学毕业前夕，校园贷正流行。小颖记得很清楚，那是她第一次接触分期乐（一个向年轻人提供分期消费的金融服务平台）。“它雇佣学生在每个寝室门口、楼道口张贴海报、发传单。促销人员也会发放礼品——如果你在平台注册个人信息，它就送你两个苹果。”她不加思索地注册了自己的身份证号。那会儿的她只想领走那份“伊甸园的果实”。
“以后，它经常给你推送广告。比如借你一万，借你五千，你可以分12期、36期偿还。”这种信息让小颖产生暇想，“它就像一张信用卡。如果大人能够使用信用卡，那我们是不是也能使用它？”那时她正在实习，工资微薄，可她想为自己办张健身卡，《小时代》里的白领精英不都是下班后赶去健身房？“一张健身卡要5000多块，我一个月工资才2000块。”这时，分期乐上静静躺着、还未动用过的“万元额度”向她招起了手，“我突然看到它发来的信息，告诉你额度快要到期了，要不就去试一下？”第一次借款，小颖选择借贷5000元，分36期还款。“它没有告诉你，它的风险性以及后续的事情。”输入对方发来的验证码，点下确认键的两秒钟，她手机里的重要信息已自动被对方获取。那里有她的家庭住址、紧急联系人的电话，还有她近期的通话记录。“你必须要让它读取。”那时的她已不敢按下“stop”。十分钟后，借款就打来了。
“从小到大，周围的人都在跟我灌输，妈妈不容易，外公外婆不容易。等你长大了，你要好好报答他们。”正式工作后，她迫不及待地为家人购置高档用品，带他们出入高级餐厅，“不用我妈花钱，每次在外吃饭，都是我来。”同时，她的消费欲望也在膨胀。有段时间，她的早餐就是一杯星巴克的咖啡。一个月里，光喝咖啡的钱就接近工资的一半。“然后下班冲到健身房，签字的一瞬间感到自己老厉害了。销售人员冲你姐长姐短的，你会有一种众星捧月的感觉。”
小颖在分期乐上的一万元额度早已用完。为免逾期，她开始在其他平台上借款，“大多已记不清名字了，只要还款就卸载这款App。”不仅如此，她还陆续办理了几张银行信用卡，额度累加到3万元。
“举个例子——我这个月借了100元，按合约利息，下个月要还120元。可我没钱还，为了还款，我还是去借贷120元。那么按照合约利息，我在下下个月就要还150元。”2018年，先后在水产公司及外企上班的小颖，月工资已有三四千元。如果没有负债，她或许能在家乡过上小资生活，起码不至于入不敷出。实际状况却如她在微信上所写，“利滚利地”——借款由最初的5000元滚到了14万。
2021年7月13日，北京大学的毕业典礼，有大学生在典礼进行时哭泣。摄：Jiang Qiming/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校园贷于2014年兴起，到2016年，借贷宝压榨借贷人“持裸条借款”（指借贷人手持身份证拍摄裸照作为“裸条”抵押，一旦逾期无法还款将被公布裸照给家人朋友）、大学生负债者自杀等案件屡屡遭媒体曝光。人们发现，多数发放短期贷款的平台几乎没有对学生还款能力进行审查，贷款的年化利率则达到15%到24%。政府随后发布一系列文件进行专项整治，但校园贷仍以各种名目继续渗透校园。小颖就是在专项整治后依旧陷入借贷的泥沼。对于整治效果，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科技室主任尹振涛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效果的好坏在于执行力度和监管力度。与此同时，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公检法部门对其他机构，尤其是违法违规的机构要给予约束，而非只是监管部门发力。”
“我还天真地想过，既然国家严厉整顿，我的借款是不是就不用还了？”但到了2018年年底，小颖绝望地发现，十多万元的窟窿已难填补——“没有平台再给自己放款，所有的地方都借不出钱来了。”
“我害怕真相暴露，看到他们失望的眼神。” 债务大爆发后，小颖不敢回想外公外婆还有妈妈收到礼物时开心的脸庞、为她骄傲的神情，她想硬撑到底。2019年7月，为谋求收入更高的工作，她提走在家乡仅存的6000多元公积金，接受了上海一家医药公司的工作，“对方开出的工资是8000多。”为节省开支，她在地处偏远的奉贤区租了一室一厅，每月房租2000多。添置了日常用品后，积蓄所剩无几。“每天早上要倒三班地铁，花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市中心。”
不久，对她心心念念的外公外婆来上海看她。“怀着一种诡异的心态”，她请两位老人去品尝正宗的潮州菜。她已记不清那顿华而不实的大餐消费了600还是800元，只记得当时，她一面偷偷用手机借贷、支付账单，一面五味杂陈地看向二老，“他们并不觉得这顿饭比东北大米来得实在，我却不断用金钱向他们证明自己。”
2019年年底回家过年，小颖发现来上海打拼半年，她却连超过400元的车票都不敢买。“最后买车票还是用信用卡支付，坐了两宿一夜。”她在电话里幽幽喟叹，“整容贷，佳丽贷——别人负债至少还享受过，可我从来没真正享用过，不断地以贷还贷，赚来的钱90%都用来还债，这才是真正冤的地方。”说到这里，她想起另一位负债者公开发表的心声：花钱是孤独的，还钱也是孤独的，有一种深深的空虚感。
用消费体验一把“正常生活”
“这句话就是我说的。”左一告诉我。这个26岁的负债者在电话那边传出的声音透着几分压抑。去年疫情进入后半场，他从北京回到家乡——一个毗邻江西宜春的县级市，然后“社会性死亡”到如今。
“我一直都很孤独，我的家人基本上也不与别人交流，我们都是孤独的。”他坚称自己是一个“无产者”：我们一家都是农村底层。我从小和弟弟看着父母一大早出摊贩卖水果，我从小学到初中都要帮助他们出活。过去，他们摆摊月收入还能赚到3000块，但年纪越大，生意也越来越差。主流世界里，在那些过着“正常生活”的人眼里，我父母根本无人在乎，也没人会把他们当“正常人”。他们也认命了，我们没法交流，他们也无法理解我。
我问他，“正常生活”具体指什么？“起码有尊严。”他回答。早期，他对“成功”的定义是普世价值里“有钱有闲”，受人欢迎与追捧的生活。
2021年4月18日，北京的年轻消费者在奢侈品店外等待进场时观看手机。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13年，左一考入北京一所211之列的理工科大学。“学校在昌平，与想像中的大城市不一样。”入学不到一年，他便对大学校园的好奇心消失殆尽，“有些人生活得很好。但在小卖部、食堂打工的人则薪水微薄。人在这一体制下，活得更加死板僵硬。”
大二时，左一因为学分未达到要求，不能升级。“留级更使人孤僻。”他想起逃课时，他与同一寝室的室友“躺宅”的情景，彼此没有交流， 寝室里死气沉沉。另一件事加重了他的挫败感：“高中时期的一个女同学考入天津读大学。我们恢复联系后，知道她还没有男朋友，我就上天津去找她。那天，我们一起去逛了景区，晚上一起吃了饭。结果第二天早上，她对我说，你回去吧，你不走我走。她就这么拒绝了我，我不怪她，我只觉得我追求的东西永远都得不到，或者说我就不配得到。”
2016年暑假刚过，左一瞒着家人退了学。“我把行李打包回家，向他们坦白我没读书后，他们痛骂我，朝我叫喊，我戴上耳机，终日沉默，谁劝都不理。”上次离家时，不知他退学的父母曾将下一学期的学费交给了他。在家困了一个月后，他揣着这笔钱跑去重庆，又漂到成都。2017年过完年后，他在网上看到北京西直门一家民宿在招工，在那里干了七天，又去一工业园区当保安。再后来，他辗转到南昌，暂住亲戚家，“待了一个月，尝试做保险。”由于不喜欢“被底层骗去做推销”，他返回了北京——“我在豆瓣看到首都机场附近，有一家私人开的小宾馆招前台人员。我找到老板，谈好包吃包住、月收入3000元，生活暂时安顿了下来。”这时，他停顿了片刻：在那儿，我真正走入了以贷还贷。
因为经常上夜班，左一白天不是睡觉就是上网。“互联网是打开自己眼界的地方。”如果说对过往还有几分留念的话，那就是上大学时，他有过对精神生活的向往。那时他喜欢看文艺片，喜欢上网搜索“宣扬个人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文章”，还曾坐上两个小时的地铁，只为参加“单向街”举办的活动。
不知何时起，他打开的“界面”换作了网红直播。“比如他们推荐北京SKP顶层的‘游园惊梦’，说那里的淮扬菜非常有名，我就会记下来。虽然那里的店员只把我当成一个普通消费者，我却体验到从未有过的感觉——特别好！”接着，他光顾起名牌服装店与潮鞋店，“标价一千多元的衣服，换作过去，我想都不敢想。”回味售货员热情接待他的场景，他想起自己刚来宾馆打工时，被人带到城中村的商店，花20块钱添置的衣裤。他感慨道，只有从打工者变为奢侈品消费者的那几个小时里，“才算过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且从此，他与他人在网上建立起了“谈资”，“他们发布的消息，我都知道。我们总算有了交流，能够融进一个圈里了。”
“我很早就在使用花呗（蚂蚁金服推出的一款可于支付宝消费时使用的消费信贷产品，和信用卡的功能类似）。在办理那张美容卡之前，我从来都是克制消费，一个月借出的钱连一千块都不到,不逾期不分期，省到不愿多付一分钱利息。”电话中，左一说起2018年，在顺义一家美容院门口，有人向他推销按摩服务，“体验一次，只要30元。”在按摩床上，“我穿着一条短裤，女生为我按摩肩颈腰背。”他强调，虽然与异性平时接触很少，但那不是他与异性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而是第一次获得异性带来的满足”。对方边按摩边问他，办张卡嘛，1280元可以做十次。待他离店时，他刷了一千多元办了一张美容卡。
2015年9月13日，蚂蚁金服刚推出了一款综合理财App，旨在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一站式金融超市。摄：Zhang Peng/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十次服务很快就在“满足后，还想再度满足”的循环链中用尽。前前后后，他在美容卡上一共投掷了两万多元——几乎是他打工攒下的全部。“我想摸她们的手，她们直接拒绝。而每当卡里没钱时，她们又会劝你消费办卡。久而久之，男人对女人的那点蠢蠢欲动变得厌烦——我对她们的手段感到厌烦。”左一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就算花钱还是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到底什么才能让他真正感到满足？我问道。“无压力地在北京生活，能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能够正常地消费，能与相爱的人精神对等地交流。”他答。
2019年1月，因为工作不够用心，左一被老板辞掉了。“离开时，手里没钱。为了租房，我在花呗上借出两万元。”那时的他相信，只要找到工作，就一定能还上这笔钱。即使落魄，他还是难舍逛商场、泡美容院、吃大餐与买名牌。为此，他开通了一系列信用卡，“一切正规银行开的网贷，我都尝试了一遍。”一时间，他仿佛拥有了“聚宝盆”，他要用它们补偿过去。于是，“一年之内花掉了十多万”，即便如此，“如果自己能有更多的钱，我会报复得更凶。”他说。
一张银行信用卡逾期一个月后，左一收到催收员打来的电话。对方口气不善地问他，既然没钱还借什么钱？如果再不还钱，就派人来找他。“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欠了多少钱。”左一懊恼道。那时他想到了家，“想回到有人关心自己的地方。”
2020年5月，房租到期，在北京漂泊已久的左一回到家乡。起初，他抱有幻想：与父母商量还款，向亲戚朋友求援，先把外债全部还清，再找一个正式工作。“结果，没人帮你。”除了远在云南大理工作的弟弟，每个月会从微薄工资里转给他一两百元，劝他振作。“花钱是孤独的，还钱也是孤独的。”电话中，他重复这句话。
“你还会还这笔钱吗？”我打断了他。
“有天能还就还吧……”但是暂时，他选择“无视”现实，将手机设置“免骚扰”，对短信里的关键词做屏蔽。“还接到过法院传票，我也无视掉了。”过去他眼中的“枷锁”，如今成为保护他的“盔甲”——“谁会来农村找我？这里连门牌号都不准。”唯一没有被他“无视”掉的，大概只剩下互联网了。每天为了打发无聊，他会在上面搜索“更无聊”的内容，“现在，它们反而让我感到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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