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洋洋
编丨江城的菌菌
这是本专题的第二篇文章。记者、非虚构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于七月结束了他在四川大学的任教工作并返回美国。大环境的变化影响了何伟近年的写作进程，来自中国的报道越发稀缺和重要，于是，他持续记录重返中国后的见闻。他还鼓励学生们记录一切，现在留下的记录，或将在未来回响。他的学生洋洋写下这学期的课堂感受，讲述了何伟这两年的日常和写作生活。幕升幕落，故事永续。
盛夏里成都多是潮湿溽热的。过了傍晚六点，气温表仍然指向30℃。几滴雨水落到地砖上，旋即在高温中蒸发，闷热的暑气让人透不过气来。
江安校区东南角，文科楼四区二楼匹兹堡学院212教室中，何伟正忙进忙出，准备着自己在川大的最后一堂“新闻与纪实文学导论”课。半个月前刚过52岁生日的他，外表看上去比同龄者年轻不少，初见时让人很难不怀疑是不是做过拉皮手术。
他的确对整形手术产生过“兴趣”。前一周的一篇学生习作关注了成都的医疗整形行业，文中提到了由政府牵头主办为消费者提供优惠折扣的“医美节”。何伟指着自己眼睛问道：“这个活动还有吗？打几折啊？我想去拉个双眼皮能便宜多少？”，故作严肃的神情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最后一堂课上，他依旧穿着那件近乎标志性的墨绿色格子衬衫和深蓝色裤子，擎着一罐330ml的无糖百事可乐，背着线头外露的巨大绿色户外背包，包身磨损得厉害。
7月1日，周四，18:34，安顿好大家后，第一节课总算开始，而这比本来的时间晚了四分钟。或许是由于最后一课的特殊性质，教室后端多了几位面生的旁听者。何伟的朋友，译者何雨珈搬了小板凳坐在教室右后方。
例行介绍完课程考核要求后，是一如既往的学生例文朗读环节。没想到甫一开场即遇到麻烦。“接下来我们请Emma朗读一下她的文章。Emma，在吗？Emma？……没来？”四下传来一阵讪笑。投影屏幕上显示着Emma的例文，其人却不知所踪。
时值考试周，校园里大多数课程都已经结课。何伟这门课成绩考评完全依据学生的平时作品，没有期末考试，故一直延伸到学期的最后一周，在考试周里显得格外突兀。
此时，Emma刚结束考试在宿舍休息，完全忘了自己今晚这堂课，收到同学消息后才从宿舍匆匆赶来。考试周昼夜颠倒的突击复习让大家疲态尽显，坐我右手边的Danielle刚落座就开始环顾四周问询周围人是否读过这周的阅读材料——她自己根本没时间。左边的Alan则是一上课就从iPad里翻出电磁学PPT开始默默复习。
在课上，大家或许是忙着复习之后的考试，又或许是太过疲惫，对何伟的提问反应并不热烈。大多数问题需要坐在后排来旁听的老师帮忙回答甚至是何伟自己搭腔救场。
“Emma不在，那接下来我们先看看Taylor的。”听到自己的名字，原本一手托腮空洞盯着投影屏幕的我猛然坐直起来。由于缺乏英文语境，我对自己的英文名并不敏感，但经过何伟一学期的课程，听到英文名竟也有了条件反射。这是我本学期的习作第一次被当作例文，也是这个学期、这门课程、何伟在川大整个教学生涯课堂上所展示的最后一篇学生例文。
初识何伟，是在高中的图书馆里。那是一本2012年版的《江城》。封面上，夕阳把群山、沟谷和船夫染成一片昏黄。或许是被翻阅太多，书页右下角卷了边，塑料膜也与封皮分了家。高中时的阅读大多没有什么目的性，不过是找份读物打发时间。《江城》读来顺畅，才几天晚自习，这本书就被我狼吞虎咽地翻完了。
彼得·海斯勒，这个陌生美国人的文字在我脑中建构出了一个充满烟尘、燥热和噪声的江边小城，他作为外来者看待涪陵人的视角也让我感到新奇。彼时的我自然不知道手中所握的正是“非虚构写作”，更不能预知在不远的将来，自己会成为这个作者的学生。
3月11日，是何伟的“新闻与纪实文学导论”在本学期的第一次授课。由于记错了上课时间，当我手忙脚乱地从西园宿舍赶到校园东边的匹兹堡学院时，已是上课十分钟后了。我慌忙敲门，找到教室最后一排的空座位坐下。课堂一开始，大家需要介绍自己的英文名、院系、家乡并谈谈对新闻的看法。
在我之前的同学们大方自信，侃侃而谈。而我却愈发慌乱，心跳加速，开始浏览之前的申请信以便提取一些可以直接被念出来的语句。没多久，何伟就念到了我的名字，在我举手之后走到了我跟前。我磕磕巴巴地用着申请信里的句子完成了自我介绍。“谢谢Taylor，你对新闻的定义很理想化。”听完我近乎是照搬申请信念出来的陈述，何伟评价道。当天下课后，我拿着一本早已备好的新版《江城》找他签名，他在扉页上写下了寄语：
For Taylor，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together this term!
（给Taylor：期待这学期与你共事！）
寄语之后，是两个难以辨认的符号、竖着排列的两个中文字“何伟”和日期。何伟写中文极慢，像刚刚学会写字的孩子，一笔一划地把完整的字像拼火柴棍一样组装起来。虽然过去二十多年了，还是与《江城》里描述的学习中文时的场景没什么两样。
前几周的课程中，我无法克制自己猎奇式的窥探，这种行为的动机来自于对何伟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和记者、作家多重身份的艳羡。课上，他会向我们展示他家在科罗拉多拥有的草原牧场。“有大概三十亩地大，在中国就是个地主了！”大家一阵哄笑过后，他顿一顿继续说：“我这个也不算什么，我邻居有六百多亩！”
介绍第一次到中国的经历时，他会给我们展示当时乘坐的轮船——从重庆到涪陵，如今动车只需要四十分钟的路程，二十多年前坐船却需要整整一夜。对于任何对这个世界怀有好奇和探索欲的年轻人来说，这种生活的吸引力不言而喻。
开课一个月过后，是上交第一次大作业personal essay（个人故事）初稿的时间。在课程系统里提交不久后，何伟就在下面贴出了回件。点开回件文档，映入眼帘的是密密匝匝的批注。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收到过授课老师如此细致批注的回件。
打开文档往下划，前几个事无巨细的批注就让我羞愧不已。“单词拼错了”“给这个单词加上引号”“把说话人放在直接引用的第一句后面，复习引用和首字母大写的规范”“主谓要一致”……这些技术性的错误本都可以通过检查避免。何伟也在批注里给出了鼓励：“你写得不错，（文章的）记述和主题都很棒，但还可以根据这个结构框架传达更加复杂的东西。”
学期中段完成大作业和阅读分析课堂文章的过程中，我逐渐经历了对此前各种天真想象的祛魅化。一篇刊载于杂志上寥寥数千字的文章，背后也有无尽的付出。何伟曾每隔两月前往浙江，在《速成城市》（Instant Cities）一文中记录了浙西小城丽水一年间飞速的工业园区建设和城市化前沿的推进过程。
此外，他对于文档总有着细致有序的分类。在分析《多恩医生》（Dr. Don）这篇人物特写时，为了展示自己对故事元素的修改和编排重组过程，他向我们展示了几个版本的修改稿。而最后一版的修改稿序号已经来到了53。
除了传授理论知识的教师，何伟同时也是活跃的从业者、写作者。他的课堂很多时候也从写作者自身的主位视角出发，去阐释形式与技巧要点。由于课上阅读文章的作者不少都是何伟自己及其亲友，学生能够比较容易在课堂上听到作者本人的声音并提问，了解到写作者编排素材达到最佳表达效果的全过程。
例如分析Ian Johnson书中描写晋北乡间葬礼的阴阳先生和哀乐队的选段时，就请到了因签证问题暂离中国的Ian在Skype上与我们交流。之后的一节课上，何伟讲到夫人Leslie写于 2008年的一篇人物特稿《镀金时代，镀金监笼》（Gilded Age, Gilded Cage）时，直接把Leslie请到了课堂上亲自分享。
新闻系的Susan接受着自己专业课上相对传统的中国院校式新闻写作训练。这种教学方式偏重理论传授，往往先给出“倒金字塔体”“华尔街日报体”等写作理论模型结果，再让学生反推运用到编排实践材料。何伟的课程则正相反。他总是先分析作品，再在作品中提取出理论。又因为在课堂上可以听到作者本人的声音并提问，这给了Susan迥然不同的感受与体验。
第一堂课见到英文系的何琳老师时，她一头披肩长发和方框眼镜的造型在讲台下一群学生里显得格外突兀，让人不禁想起高中英语老师。我起先甚至怀疑她是匹院安插的教务监督老师一类的角色。何琳在何伟来到川大后才开始读他的作品，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非虚构写作“既有乐趣又有知识性”的特点。
课堂上的学生例文和讨论会展示相对私人的观点和感受，何伟为了课堂空间对于学生的相对安全与舒适，一般不接受长期旁听。何琳老师曾连续三学期向何伟提出旁听课程的申请，前两学期都遭到回绝，直到最后一学期她的旁听请求才被勉强同意。由于课堂容量小到只有二十来个，外界的影响和干扰又被尽可能地排斥在课堂外，课上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自由和机会展示自己的想法和态度，而这样的机会近乎是一种特权。何伟对原则的坚持让课堂成为了一个气泡，它排开了日常琐碎的学习生活，单纯地将写作之美和我们对写作的讨论、对世界的畅想包容其中。
听闻何伟即将离开川大的传言后，我一直没有勇气找他确认。他在课堂上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直到何雨珈发出那条豆瓣广播证实了传言，我才萌生通过写作记录这个时刻的想法。
本学期临近结束的某堂课上，两位一高一矮、大家素未谋面的女士开门溜进教室最后一排坐下，而后开始拿出手机开始拍摄课堂。课后，两位女士利落大方走上讲台前介绍自己是“媒体工作者”，个子稍矮的女士自称是何伟的“大粉丝”，高个女士则打趣说：“我没有她（矮个女士）那么狂热，我算个‘中粉丝’吧。”两位女士十分兴奋，一番签书合影过后，“中粉”女士提到自己对非虚构写作的概念非常有兴趣，作品也曾经在相关大赛中获奖，主动出击询问何伟：“不是采访，能请您一起喝个下午茶聊聊天吗？”听到这里，我心中一惊——我正准备在课后向何伟申请采访，面对这位女士，不知他会作何反应。何伟回答：“我最近要准备回美国，比较忙，可能没有时间。”遭到婉拒后，“中粉”女士并不灰心，继续提出能否跟随何伟一同外出采访取取经。在外采访时，何伟通常都是一个人，连妻子Leslie也不会随同，遑论陌生的“中粉”女士。二位女士离开过后，面对我的采访请求，何伟并未犹豫，只是点点头爽快答应，让我有时间随时告诉他。
长久以来积累的社交智慧和辞令足以让何伟油滑地应付许多场合，但这种“糊弄”的智慧从来不会被施展到学生身上。他对待学生的确有着异于他人的宽松与真诚，作为他的学生，这些小小的“特权”总是让我既欣喜又感激。
去他家拜访的那个午后，成都断断续续地下着大雨。客居成都的外国人多聚居于城南的桐梓林。不过比起桐梓林，何伟更偏爱市中心府河边的自然环境。在埃及，何伟一家住在尼罗河中一座小岛扎马莱克上有近百年历史的公寓里；在成都，他们同样与河流比邻而居。
一家人租住在东门大桥附近一座门禁森严的高档小区中，走出小区后门就是府河边上的绿道，这里既是何伟的运动场，也是两个孩子的游乐场。何伟从小练跑步出身，跑步和写作一样成为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不需要上课的日子里，何伟会早起开车送孩子去上学，回来之后继续工作，下午出门沿着府河跑步。
何伟家里不看电视，孩子也没有自己的电子产品，做完功课日常的消遣就是阅读：既读新闻，读《纽约客》，读《纽约时报》；也读文学，读列夫·托尔斯泰，读鲁迅，读老舍。何伟的每一篇报道女儿们都读过。中国作家里她们喜欢老舍，不那么喜欢巴金和茅盾。
为了培养孩子的独立性，两夫妻秉持着与一种迥然不同于一般中国父母的放养模式，给予了孩子们极大的自由空间。假期时，他们几乎毫无顾虑地放任孩子们自己出门到处游玩，以至于常有热心路人看到孤零零的两个小女孩心生疑窦，上前问她们父母在哪里，是不是走丢了需要帮助。
谈起在成都常去的饭店，何伟掏出手机向我们强力推荐了一家私房饺子馆。何伟一家入乡随俗都能吃辣，辣子鸡、麻婆豆腐这类重麻重辣的菜都不在话下。在饺子馆里，他最爱的也是麻辣红油水饺。饺子馆坐落在二环路边一座大院深处底层的居民楼里，红油水饺是极其老派的成都味道，味型层次丰富，预期之中的麻和辣过后是浓重的回甜。
当我向矮瘦精干的老板娘问起“带一对双胞胎的外国人”时，她笑道：“他们经常来这吃，那两个女娃娃好乖哦！”老板娘曾是成都名店钟水饺的老员工，后来自立门户，在钟水饺更多地成为一种旅游名片的当下传承了老手艺，她的经历是中国时代发展浪潮的一个剪影。“她对烹饪非常着迷，如果在平时，她会是出现在我故事中的那种人物。不过我从来没有想过采访她，因为我知道我肯定没有那个时间。”——对于何伟来说，大环境的变化前所未有地影响了两年来他的写作。
何伟原计划在成都教书五年。他本想在前两年仅专注于课堂和家庭，适应重返中国教学和生活的节奏，暂时把写作的优先级置后。但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和中美关系恶化这两桩他口中的“危机”事件发生，他不得不调整生活重心。写作于是和课堂一起重新占据生活的主流。
他在《纽约客》的发稿量或许最为直观。何伟与《纽约客》并没有签署固定合约，杂志社对发稿量没有硬性要求。整个2019年下半年，他未发一稿。而2020年至今，则已有八篇文章登出。
一方面，由于中美关系紧张、签证政策紧缩和报道环境受限，驻华外国记者特别是美国驻华记者数量急剧减少，真正来自中国的报道愈发稀缺；另一方面，“危机”的不断发展使得英文世界更加渴望听到有关中国的故事。外部环境的压力激发了何伟自身的内驱力，也推动了这一年多来的报道和写作。
“在这个时刻，我有义务这样做。”两年来，算上各种假期，何伟完全没有工作的日子只有十来天，他常常一到假日就飞去外地采访。成都、涪陵、武汉、张家口、北京，全中国各地都是他的足迹。过去一家人在科罗拉多时，冬天有去滑雪胜地特柳赖德度假的习惯。去年寒假，他们安排了自驾去河北崇礼滑雪的旅程。何伟由这趟滑雪度假旅程连结到中国全民上冰雪的号召、北京冬奥会的筹备进展和美国国内对北京冬奥会的争议，在《纽约客》发表了《在一个满是初学者的国度学习滑雪》（Learning to Ski in a Country of Beginners）。
作为报道者、写作者，职业的敏锐刻进了他的日常行为。要将“工作”和“生活”剥离开来，对何伟来说近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的格子衬衫上日常别着一支水笔，裤包里揣着巴掌大的笔记本方便随时拿出来记录素材。
何雨珈曾经和何伟一起前往涪陵拜访老朋友，也是《江城》的译者李雪顺。三人一起坐在涪陵宾馆大厅里聊天。老宾馆的每张桌子上都摆了“禁止吸烟”的立牌，但立牌边上就是烟灰缸，四周依旧有人照常吞云吐雾，形成一种奇异的反差。何伟见状突然起身绕着大厅走了一圈，回来问李雪顺和何雨珈是否发现这个现象。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已是司空见惯，但在何伟的眼中，它依旧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有趣细节。
十多年后重返中国，何伟的名气已不可与当年同日而语。他的作品从当年仅在小圈子中传阅，到公开出版，逐渐走入大众视野、声名鹊起。在豆瓣上，“中国三部曲”的前两部《江城》和《寻路中国》均有超过四万条评分，且分数都高于九分，位居豆瓣图书Top40之列。在中国提起非虚构写作，何伟成为必然绕不开的人物。
沿着府河跑步时，偶尔会有迎面走来的路人喊出他的名字。通过各种渠道联系或接触到他的媒体和书迷也不在少数，但何伟似乎并不把自己的名气所带来的关注度视作一种负累，亦或说他的行事方式在最大程度上隔绝了名气对自己写作的影响：他对社交媒体极为淡漠，和他人沟通最主要的还是依靠邮件；他也对现代科技近乎排斥，对于各种APP、小程序的使用极其陌生。第一学期刚到成都时，他想要用滴滴打车却不知道如何操作，站在路边一时窘迫只能找路人帮忙。没想到路人认出了何伟，于是开始一边教何伟怎么使用滴滴，一边请他帮忙签名。
何伟唯一的公共社交媒体账号是《纽约客》个人主页链接的推特，头像是一张年轻时的黑白照片，下面的个人网站域名早已过期。该账号在2009年发布了只有一个单词“写作中（writing）”的推文之后就再也没有发布任何动态。
社交媒体上对何伟的批评不在少数。有人指责他选择性报道，以各种修辞抨击体制；有人贴出《江城》中里何伟坦白自己文学审美的选段，指责说他作为“异性恋白人男性”既得利益者，无法共情社会少数群体。
面对种种批评，何伟倒是毫不在意。作为在“前互联网时代”就已经积攒了足够资源和声望的作者，可以不与社交媒体捆绑是他相对年轻世代作者一种幸运的特权。离开社交媒体和公共讨论空间，能够保障他相对少地被他人的观点左右创作，转而专注现实中的人际沟通，并避免互联网上充斥其间的攻讦及论战。
何伟想做的并不复杂，他说自己只想在当下客观准确地报道出自己所了解到的事物。某次在何伟家吃饭时，何雨珈向何伟提起外国媒体常有对中国抗疫带有偏见的报道，何伟突然带着非常抱歉的表情讲这是因为那些媒体不在中国，他们不了解中国发生了什么；他们一家人自己在中国，更能够认可中国在抗疫方面的努力。
对于奖项和荣誉，何伟并不在意，抱持着一种“得之我幸，失之我命”的豁达。何伟写作生涯中得到的荣誉和从小跑马拉松的奖牌收在一起，在家中没有特别的地方展示。在美国，2020年何伟发表的三篇文章进入了国家杂志奖报道专项的提名名单，虽然最终并未获奖，但也代表了美国业界对他报道的肯定。
本土没有斩获，何伟却在中国获得了另一批人的“嘉奖”。离开前，曾上过何伟课程的几位英文系学生为他举办了一场生日聚餐。席间，何伟获赠一条横幅，上面用红底白字写着“桃李放心飞，伟哥永相随”。何伟很喜欢这条横幅，并表示回科罗拉多后会挂起来。回国后，何伟果然把横幅挂到了屋外。在荒凉景致的衬托下，中国式的大红横幅显得既突兀又滑稽。
20：29，何伟的最后一小节课开始。这节课讨论分析的文本是何伟自己所写关于埃及生活的《家猫名唤穆尔西》（Morsi the Cat）。
在现代人所习惯的线性史观之中，历史是由点缀在时间线上一个个重要的事件和身处其中的人物所推动的。但在古埃及人认为事物总是成双成对的世界观里，时间也是如此，由neheh和djet这一对概念构成。他们生活在与日升日落、洪水消长、季节更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间循环neheh之中；所谓历史大事件，不过是对自然节律的破坏。法老离世，他即进入djet，一个属于神祇、庙宇和金字塔的时间维度。处于djet中的事物虽然结束了，但并没有离去，它们永存于当下。
古埃及的时间观启发我们用另外一种思维模式去看待世界。现实生活并不总是那么一马平川往前奔去的，如果有了足够丰富的人生经历，回头望一望，发现人生好像走进了一个命中注定的循环，在各种巧合中兜兜转转又回到了从前。
双胞胎Natasha和Ariel在一岁半蹒跚学步时就被带到了埃及并一直长到六岁，她们对埃及之外的生活完全没有认知和记忆，在埃及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她们甚至全盘承袭了埃及式的行为模式和身份认同。对孩子们来说，在开罗日常吃饭、睡觉、上学的生活循环往复，就如同neheh的一部分。所以当得知要搬离埃及，告别自己稳定并且有归属感的开罗生活时，双胞胎根本无法理解父母的决定，整整哭了一个月。
这次离开成都，双胞胎和离开埃及一样哭了。比起自小长大的埃及，中国的环境需要她们重新融入和适应。刚来时，何伟夫妇就在孩子中文水平极其有限的情况下直接把她们扔进一所本地公立小学。第一周，两个孩子因为跟不上课程也很难与人交流，每天都以泪洗面，作业也要父母帮忙完成。但一年多过去，双胞胎的中文已经远比父亲的标准和顺畅，也交到了不少好朋友。
那天登门拜访何伟时，家里看起来像是经历了一场小型爆炸。前一天Leslie带着双胞胎和猫咪尤利西斯先行离开，但家里的物品尚未收拾完备，收纳箱、文件袋一片狼藉地散落在客厅里。
准备在沙发上坐下时，何伟大喝一声制止了我——前几天尤利西斯尿在了我正要坐下的地方还没来得及清理。正对大门的玄关墙壁上，贴着孩子们的课程表和作息安排表。客厅和阳台之间的推拉门边，是几个塞得满满当当的塑封袋，不同的袋子上用马克笔标着两个女儿的中英文名和学号、班级，孩子中文名随母姓张，叫张兴采和张兴柔。双胞胎前几天跟朋友们开了一个小小的告别party，塑封袋里都是朋友们送出的离别礼物。袋子里一张便利贴上是孩童特有的稚拙笔迹：“亲爱的采采和柔柔：到了美国祝你们身体健康，看到我送你们的礼物，希望你们能想起中国的同学们。”
（为保护个人隐私，部分信息已经处理）
何伟端坐在客厅的椅子上，面带倦容。前一天送妻女上飞机回来之后，他一直在收拾行李，夜里也没怎么休息。由于还有最后的工作等待处理，同时要回一趟涪陵跟老友告别，他要晚妻女半个月离开中国。
早在四月初，何伟就得知自己的聘任合同不能得到续签。随后，他曾经三次向院方提出协商请求。前两次找到了教务长，最后一次找到了系主任。为了续签合同，何伟提出自己可以在薪酬和课时量上作出让步，但院方似乎并没有在这两个层面进行协商的意愿，每次请求得到的回复都是直截了当的拒绝，而每次给出的原因又不尽相同，没有沟通回旋的机会和余地。在四川大学聘任外籍教师的过程中，这种由校方主动拒绝续签的情况并不多见。
向院方提出的协商请求失败后，一切尘埃落定。一家人的签证将于夏天到期，他们开始准备离开的事宜。为了不影响日常行课，何伟从未向我们主动提起自己将要离开的消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六月中旬院方再度通知何伟，他下一学年的合同可以续签。但开弓没有回头箭，此时一家人早已做好离别回乡的准备。
不过即使没有合同的变故，何伟一家人本来也计划在夏天回乡探亲访友。离家两年，年近八旬的父母更加老迈，不少朋友也相继离世，他们觉得自己应该回去看看。人到中年，除了见证新生命的成长，也注定要面对越来越多的生离死别。虽然国际旅行尚限制重重，但他们认为多想办法总能行得通，如果回到中国因为隔离赶不上新学期开学也可以上网课。
回到科罗拉多，一家人的当务之急是让孩子们重新适应美国的生活，这已经是他们在五年内的第四次搬家，何伟对于让孩子们不断经受如此剧烈且频繁的变动感到有些歉疚。而对他自己来说，则总算可以告别在成都身兼两职的高强度工作，转换进入相对轻松舒适的生活轨道，从容地继续手头正在进行的写作项目。
科罗拉多里奇威的家是他的避风港，比起东西海岸的大城市，中西部的生活静谧简单，他们可以安然地守着那三十亩地做“小地主”。邻居们既不是作家，也对中国和埃及没有太多了解，一家人在那里的生活与当地其他家庭没有什么两样。
科罗拉多的生活固然闲适，何伟在中国待五年的计划却没有改变。为了方便出外采访和送孩子上学，何伟来中国几个月后买了一辆二手本田CR-V。这次离开中国，他并没有将这辆二手车处理掉，而是托朋友帮忙暂时保管。
跟里奇威当地小学沟通后，女儿们每周有两到三天上午接受聘请的中国老师线上授课，按照中国课程体系学习语文和数学两门科目。线上课程结束后，何伟再开车把她们送去学校。主观上，一家人仍然做好了随时返回中国的准备。
课堂上，何伟为我们朗读了美国纪实文学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的一段文字，文段末尾写道：“一段写作的结束对作家来说是伤感的，就如同小小的死亡。当作家写下最后一个字时，故事看似结束了，但它记录的人事还在继续，早把作家抛到了身后，所以没有一个故事真正地完结。”
像djet一样，故事本身结束了，但它没有离开，它永存于当下。《家猫名唤穆尔西》发表之后，一位犹太裔物理学家联系到何伟，何伟一家人在开罗扎马莱克所租住的公寓曾经属于他们家族，他的幼年也在那里度过。埃及独立建国后，犹太人被驱逐出境，他的家族也随即逃亡海外。他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在公寓里长大，有趣的是，六十年后，另外一对双胞胎女孩也在这里成长度过了幼年。曾经的拥有者和居住者六十年后在杂志上与故国自己成长的公寓重逢，不禁让人慨叹故事与时光之间奇妙的联结。
每学期末的最后一次小作业，何伟总会问大家几个关于未来的问题，并在回件中给出自己的回应和寄语。英文系的Serena从小一直有着作家梦，不过是写虚构小说的作家。正是因为何伟的作家身份，Serena申请了他的课程。何伟的课程又意外影响了她的职业规划。
在与何伟的接触的过程中，她不断地受到鼓励。何伟告诉她，每个作家有着不同的成长道路，鼓励她去发表文章、写书，这让Serena的作家理想从小说转变到了非虚构写作而且更加强烈。在课程最后的寄语里，何伟写道：“你有极好的基础。尽管在这个年纪，几乎没人可以找到确切的道路，但随着时间你一定能够确定方向，不管方向是非虚构还是小说或者其他类型。一定要找到方法保持写作，不管是以什么形式。”
在保研季，Serena试探性地申请了复旦和北外的国际新闻专业，结果成功收到了录取。在本科的最后一年里，Serena选修了新闻系的课程，自己也开始采写稿件发表，进行着新闻实践与小说创作，契合了何伟的寄语——继续写作，不管以什么形式。
乍一听Serena的英文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黑人女子网球名将Serena Williams。比起网球场上壮硕彪悍的Serena，学生和写作者Serena身材娇小，但身上的力量和坚韧却不逊于打网球的Serena。不知是因为何伟的耳濡目染还是天生如此，我总觉得她身上对于报道和写作的激情和责任感同何伟有几分相像。
最后一次小作业里，何伟问我们二十年后会做什么。我回答说还不清楚，至少当前没有确切的答案。对新闻，我或许有着一些模糊的热情和理想，却远没有强烈到将它作为职业方向。就算经过这一学期课程，我对新闻似乎也没能产生更大的激情。但至少通过作品的阅读分析和自己的采写实践，我感受到真诚地去记录，去写作对于自己和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何等重要。无论多么个体化的生命体验记录，也是这个时代的底稿。在作业最后，我特别感谢了何伟这一点。“我会记住你对我们说的，让写作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在回件里，他告诉我：“你的思想和写作相比于你的年龄来说是很超前的。我对你的习作印象非常深刻，也很开心你能参与校园里的新闻实践。对有理想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希望你能继续努力找到适合你的道路。保持联系，有需要帮忙的时候请联系我。”我又想起拜访他家那天。离开时，我们站在拖鞋散落满地的玄关上，他主动伸出手拥抱我，轻声说：“我们不久过后会再见的。”今日暂别，终后会有期。幕升幕落，但故事永续。
课堂最后，何伟提醒大家，笔下的事物可能会不断变化，但只要我们保持联络，持续跟进，时间就能帮助我们成为真正的记录者。要记录一切，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所记录的东西会不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变得重要。“下课！”随着一声清脆而坚定的中文，何伟在四川大学短短两年的教学生涯暂告落幕。
走出文科楼，雨已经停了。何伟向往常一样走出教室，下楼，走入停车场。21:41，他开着那辆棕色的二手本田CR-V驶出了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地下车库，路过我们时摇下车窗挥了挥手。他与我们告别，就像二十三年前与涪陵的学生告别，“飞船加了速，迎着江流逆水驶了过去”。微弱的尾灯渐行渐远，一转弯，又消逝在远处一片寂静的黑暗里。
注：文中Emma、Taylor、Danielle、Alan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