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差一点当了总统？没错，如果当时他同意的，没准历史上就真多了一位“李大总统”呢？怎么回事呢？且听我道来。
1900年，因义和团运动与清廷保守势力合流，酿成激变，帝国主义列强趁机发动侵华战争，整个华北地区几乎全部卷入变乱之中。在此举国鼎沸情势之下，李鸿章、张之洞等东南督抚发起“东南互保”，在南方与列强讲和，实现局部和平。
在东南与朝廷政见歧异的情况之下，列强、保皇党、海外革命党人与东南督抚关系渐呈微妙情势，所以就有人提出“两广独立”，而且呼声越来越高。
于是呢，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与梁启超等保皇党妥协，谋求策反两广总督李鸿章，在两广建立“独立”政府，拥戴李鸿章为：“两广共和国总统”。
说来奇怪，在庚子年的乱局中，不仅是华南的孙文一系，似乎有很多体制外的变革势力都寄希望于李中堂这个安徽人，希望他能与腐朽的旧体制做切割，带着中国走向现代社会。
此时大家都有一个奇怪的幻觉，觉得李鸿章李中堂或许可以救中国。
1900年6月，章太炎写信给李中堂：“某等所望于公者，则明绝伪诏，更建政府，养贤致民，以全半壁，今世足以定天下者，无过相国”。而康圣人更是在《知新报》上直言：“天时不可失，人心不可违，变乱之间，差于毫发，成败所决，惟公图之”。
甚至连一度主张过暗杀李鸿章的梁启超当时也为李鸿章谋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拥两广自立，为亚细亚洲开一新政体”，中策是“督兵北上，勤王剿拳，以谢万国”；下策是“受命入京，投身虎口，行将为顽固党所甘心”。
这听起来像个笑话，但确实真正存在的事实，这来源于孙中山、梁启超、刘学询（李鸿章的幕僚）、日本革命党和英国友人的通力合作，但这个合作只存在了一个月不到。
而这件事背后的最大的推手其实是一个叫何启的人。他是孙中山幕后的金主，也是香港殖民政府立法局华人议员。
这位何启是香港华人领袖，雅丽氏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的创始人，与孙中山可以说是有师生之谊。何启对李鸿章印象一直很好，其原因可能在当初西医书院创立之时，还在北方担任直督的李鸿章就是其赞助人之一。孙中山的老师、西医书院教务长康德黎曾经盛赞李鸿章为“中国之俾斯麦也”。
何启和西医书院与李鸿章的这种关系不可能不对孙中山产生影响，或许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那件事与之也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他与孙的助手陈少白商议，“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这个建议得到陈少白的赞同，后者立即联系在日本的孙中山。
李鸿章这边负责与革命党人联络的是其幕僚刘学询。这个刘学询在广东能量很大，是个黑白通吃的人物，不仅开了赌馆，富可敌国，而且还能影响当地官员的升迁，被人戏称为“地下组织部长”。
所以啊，身为地方土豪的刘学询，有着深厚的高层人脉。早在甲午前后，刘学询就受到两广总督李瀚章、广东巡抚刚毅的赏识和庇护。1899年，刘学询得到出任军机大臣的刚毅之推荐，赴日本考察。返国之后，刘学询又与李鸿章来往密切。李鸿章出任粤督之后，刘学询以“差遣委用”的身份出任李氏幕僚。
从孙中山那边论，刘学询不仅与其有同乡之谊，更有深层来往。1899年刘学询访日期间 ,曾与孙中山多次秘密会见，表示“若政治革命 ，可以协力，种族革命，恐其事甚难”。刘学询性格特质中有枭雄与野心家的色彩，他对两广独立，李鸿章出任总统一事非常热衷。
在刘学询的穿针引线下，李鸿章同意与孙文会面。此时，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也竭力推动李鸿章与孙文联合，实行两广独立。卜力和孙中山给李鸿章开出了一张诱人的支票：如果独立成功，将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两广共和国”的“总统”。
不过呢，粤省独立的计划可能只是何启、刘学询以及革命党人的密谋，李鸿章对之或许知道，但应该不会当真。至于孙中山，似乎也是“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是也认为“此举设使成功，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 ”。
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进行试探性接触。1900年6月17日，孙中山一行从日本乘船抵达香港海面 ，为防范李鸿章“设阱诱捕”，“不欲冒险入粤”，特派宫崎寅藏等三位日本友人赴广州与李鸿章的代表刘学询会谈，会谈双方就特赦孙中山、保障他的生命安全和贷款十万两两个问题 ，达成了共识。
但是，就在这次会谈之后的第二天。朝廷却发布谕旨，命李鸿章北上赴京，收拾那一堆烂摊子。李鸿章似乎放弃了与革命党人的密谋，立即宣布遵旨北上。
莫非李鸿章之前完全是对革命党人的虚与委蛇，其实也不尽然。义和团运动与清廷保守权贵合流之后，北京政局陷入混乱，未来充满了不可预知性。“东南互保”算是一种未雨绸缪，“两广独立”可能也是李鸿章内心一种最糟糕的危机应对方案了，划地自保而已。
李鸿章虽然宣布遵旨北上，但并未动身，这莫非他真的在计划搞独立，对清廷阳奉阴违，这也是过于高估李中堂的胆识了。朝廷谕旨令李鸿章北上，粤省官绅却极力挽留，《中国旬报》记载 ，当清廷“特召粤督李鸿章入都，粤省绅商纷纷禀留”。可见，李鸿章在广州，就意味着秩序的稳定。李鸿章逡巡不行，可能与此有关。
另外，朝廷起初的谕旨仅仅命李氏北上，而未涉及职衔，李鸿章三思之后 , 当虑 及与其含糊 应命 , 不如坐待挟成 。直到后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任命到达，李鸿章才愿意动身北上。
1900年7月17日，李鸿章乘招商局“安平”轮离穗北 上，经香港时，受到港英当局隆重欢迎，并与香港总督和各国驻港领事会晤。在李鸿章抵港前一天，孙中山也已经从西贡返抵香港海面。因英方受清廷要求而下的驱逐令，当时的孙中山是无法登陆的。
港英当局可能还想再作努力，但是孙中山此时已经放弃希望，以为“ 李以八十老翁 , 本无远大理想 , 今既取道北上，未必因外人之劝告而终止其行 ”。
港督卜力试图做最后努力，劝说李鸿章独立，说“ 刻下是两广脱离清廷独立之良好机会 ”。李鸿章对“两广独立”之事不置可否，但是却耐人寻味地探寻了 “英国希望谁当皇帝 ”。卜力回答道：“西方大概会征求他们所能找到的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的意见，然后作出决定。”李中堂眯起了眼睛，似乎终于拿定了主意，他说：“慈禧皇太后是中国最强有力的人。”
这场“两广独立”的努力最终化为空花泡影，在天津陷落的时候，李鸿章启程北上，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孙先生也继续努力，完成他希望完成的事业。
李中堂在北上的路途中说：“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份，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梁启超曾断言，李鸿章没有“独立”的魄力，但在我看来，李中堂有没有魄力不是这件事的关键，说到底，李中堂还是局中人，在他的心里天然排斥共和，他的东南互保，保的恐怕还是大清的安危，对他抱有“总统”的希望，本身就是一件可笑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