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文库】海鸥如是说｜我不能接受一个人因为彩虹旗被处分

今天的文章里，我们聊一聊清华大学彩虹旗处分事件，剖析一下处分本身的不规范性，并且深挖其中的高校与学生权力不对等问题。

本文架构

01 清华大学“彩虹旗”处分的不规范性

02 高校与学生的权力不对等问题

03 高校不应滥用权力进行恐同行为

01、清华大学“彩虹旗”处分的不规范性

事件起因

2022年5月14日，清华大学的两名学生在校内超市的留言墙小桌上放了10面彩虹旗，两个月后的7月11日，ta们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了大学的处分（警告及严重警告）。两份处分决定书如下：

”清学处[2022\

”清学处[2022\

但是这两份处分是存在非常大的问题的。首先，清学处[2022]73号和74号处分不符合《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证据充分”的要求；其次，两份处分援引了《清华大学学生纪律处分管理规定实施细则》，但该细则的相应条款并不能为两份处分决定书提供依据，因此也导致两份处分不符合《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依据明确、定性准确”的要求。

高校处分的法律依据

先来看教育部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简称《规定》）对高校处分决定书的规定：

处分决定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一）学生的基本信息；（二）作出处分的事实和证据；（三）处分的种类、依据、期限；（四）申诉的途径和期限；（五）其他必要内容。（第五十三条）

学校对学生的处分，应当做到证据充分、依据明确、定性准确、程序正当、处分适当。（第五十四条）

两份处分不符合“证据充分”的要求

高校对学生做出处分决定，最重要的一个要件就是必须明确 “作出处分的事实和证据”。在清学处[2022]73号处分中，对事实和证据的描述仅有“未经批准在校内超市内擅自散发宣传品”，既没有指出“散发的宣传品是什么？属于何种违法物品？”，也没有指出“散发的宣传品的数量有多少？造成的不良影响有多大？”。因此，清学处[2022]73号处分中不符合 “证据充分”的要求。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74号处分，不予赘述。

两份处分不符合“依据明确、定性准确”的要求

处分决定必须要有相应的处分依据，因此“没有依据、依据不明确、引用依据有误”的处分都是不规范的。上述两份处分援引的《清华大学学生纪律处分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简称《细则》）第三十七条第九款如下：

 擅自设置或者散发宣传品造成不良影响且不听劝阻，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其中具有传播非法内容、人身攻击、造谣惑众等严重情节的给予记过以上处分。（《细则》三十七条第九款）

这一条款并不能作为本彩虹旗事件的处分依据。原因有三：

第一，我国并不存在禁止“彩虹旗帜”这一宣传品的法律法规。“宣传品”是传舆论学术语，目前我国法律法规中对“宣传品”这一概念定义并不清晰。在传舆论学术用语中，“宣传品”是直接承载宣传思想内容的具体物质形式，例如报纸、电视片、传单、录音带、宣传画、标语等。正如刘建明等（1993）指出的，“宣传品”是直接传播宣传内容的具体物品。[1]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设置及散发宣传品非常普遍，超市张贴广告、企业进行招聘、个人派发传单等都不违法，也无需提前申请批准。因此，“擅自”发放宣传品本身并不违法，除非法律法规规定某种宣传品违法。

我国（及北京市）的法律法规目前对三种宣传品有专门规定，一是广告宣传品（规范性规定）[2]；二是邪教宣传品（禁止性规定）[3]；三是公共区域标语宣传品（规范性规定）[4]，除此之外的宣传品并不违法。由于彩虹旗帜本身并不是法律法规所禁止的宣传品，因此摆放彩虹旗帜是公民的表达行为，此种表达自由受到法律保护。[5]

第二，清华大学的《细则》并未明确散发何种宣传品是违反规定的，根据行政法中高校规定不得与上位法抵触的原则，只能解释为“擅自设置或者散发‘国家法律法规等禁止的’宣传品”。由于彩虹旗不违法，因此摆放不违法的彩虹旗不属于《细则》规定的第三十七条第九款之情形。

第三，即使清华大学认为彩虹旗违法，根据《细则》第三十七条第九款，进行处分还需要“造成不良影响”。处分书并未说明两名同学的摆放旗帜行为造成了任何“不良影响”。

综上，清学处[2022]73号和74号处分不符合“证据充分、依据明确、定性准确”的要求，应当撤销，并对两名学生进行道歉。

02、高校与学生的权力不对等问题

缺位的法律救济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该高校的管理规章和细则是模糊且宽泛的，而且其处分决定书也非常不规范。这其实正是高校与学生的权力不对等的体现，而且这一现象并非局限于清华大学。事实上，中国的高校中普遍存在高校对学生权力不对等的问题，大学滥用权力的问题也是层出不穷。

高校对学生的权力不对等问题，本质上是由于高校的“行政管理权力”[6]导致的。高校作为学生的管理者，拥有着制定规定、执行规定的权力。高校对学生的处分行为，作为其维持管理的一种重要途径，本身也有很大的裁量空间，而且我国对于学生处分的法律救济也十分有限。

我国法律法规中只对高校涉及“学籍”的处分行为提供了司法救济。高校的处分行为，在不涉及“学籍”的情况下，往往会被认定为“内部管理行为”。此时如果学生对处分不满，只能向校内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申诉。然而高校校内的申诉机制不仅往往存在设计缺陷[7]，还通常只是流于形式，甚至还有学生申诉处理机构负责人自己复查自己的情况[8]。

不仅高校内部申诉机制存在问题，教育行政部门在接受学生申诉时也往往偏袒学校，刘驰（2021）就指出“从现有陕西省近三年相关学生申诉案例分析看，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基本上都是做出了维持结论”。[9]

滥用的高校权力

此种权力不对等问题，不仅体现在高校对学生的处分行为中，还体现在高校对学生日常生活的过度干涉，例如部分高校要求学生“每天必须走10000步，不合格计入体育成绩”[10]，或是“强制要求学生到指定的单位实习” [11]。这些行为由于不是处分行为，更加属于法律调整范围之外。学生受到过度的干涉之后，也基本无法寻求救济。

此种情形下，由于缺乏救济途径，学生往往只能寻求媒体的帮助，而在高校看来，寻求媒体帮助又是“罪加一等”的行为。

03、高校不应滥用权力进行恐同行为

缺乏约束的权力往往会被滥用，当高校对学生的权力不对等与性别偏见结合起来时，则会进一步伤害到学生群体（特别是性少数群体）。在中国，性少数群体的权益不仅不到充分的保障，ta们还遭受着污名、歧视、排斥，甚至伤害。

这些不平等的对待存在于方方面面，法律政策、学校教育、就业、家庭、生理医疗、心理卫生、传媒、社会服务、等等。《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就指出，超过 80% 的性少数人士曾因自己的性倾向、性别身份或性别表达方式感到困扰，而且只有略超过 10% 的受访者表示曾在学校接受过多元性别教育。[12]

高校本应是教会学生知识、克服偏见的地方，不能成为性别歧视和迫害的推波助澜者，因为这是教育的底线。我们的路还有很远要走，但是请高校们不要再开历史的倒车了。

最后，我们会坚定地站在被处分的两名同学们这边，一起守护你们的尊严，决不让步。

我们不能接受一个人仅仅因为放置了彩虹旗就被处分。现在不能，以后也绝对不能。

作者

海鸥接着说（原“海鸥如是说”），安特卫普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