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世人遗忘许久之后，孔乙己这个鲁迅笔下的形象突然又活过来了。
从表面上看，他仍然是那个穷酸书生，读过书但生活凄惨，但在央媒亲自下场斥责他“下不来的高台”、“脱不下的长衫”之后，其内涵已经大变——谁都知道，这说的哪里是孔乙己？分明就是当下进退两难的大学毕业生，对孔乙己的鞭挞，无非是想说：“你们之所以陷入这样困窘的处境，只能怪你自己放不下身段。”
显然，这回避了对结构性问题的批评，转而谴责个体不够努力、不能放低条件，其隐含的意味，一言以蔽之，“点背不能怨社会，命苦不能怪政府”，要怪只能怪你自己。
谈到这些，有朋友感慨：“小时候让你千军万马挤上独木桥，恨不能一心只读圣贤书，长大了却又要让孔乙己脱下长衫。”当形势大变时，似乎别的什么都不用改，只要你能屈能伸就行了，中国人还真是可塑性极强。
一如当下国内的很多现象，这既像是一种保守取向的回应，又像是一种后现代的态度：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你得为所有过错负全责，压力已经从外部转移到了内部。借用法兰克福学派学者Volkmar Sigusch的话说，在那样的处境下，人不能表现出无助，出现什么问题，“超级现代人会认为是自己的错，而不会去怪罪体制。”
然而，这原本应当有一个必要前提，那就是现代自我的成形——个体不仅能认识和感知到自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并且能自由、自主地行动，基于此，他们才应当为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现在的问题是：你没有得到这种权利，却要为并非全然是自己造成的结构性困境负责。
如果说这听起来抽象，那这么说吧：当下大学毕业生之所以找不到工作，难道是因为他们清高爱面子吗？如果只要拉下脸，摆地摊就能过上好日子，那现在的年轻人真不在乎。
别看现在社交媒体上许多博主纷纷晒出“脱下长衫后，孔乙己的生活有多快活”，但且不说这些灵活就业的收入不稳定（美国和日本早就证明，灵活就业导致年轻人的贫困率上升），真要做好，除了少数幸运儿，那绝对是开启hard模式。把这样艰难的转型说成只是“脱下长衫”那么轻巧，这本身就是脱离实际的口吻。
回头来说，鲁迅当年为什么要写孔乙己这样一个形象？仅仅是为了嘲讽读书人放不下架子吗？当然不是。
那一袭长衫，并不只是无谓、无用的“臭架子”，也是孔乙己的尊严。咸亨酒店里有身份的“长衫客”可以坐下来慢慢品酒，平头百姓（“短衣帮”）才站着喝，而孔乙己却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点明了他的尴尬处境：他是一个有着“士”的身份，但却不得不混迹于底层的人物。
人们之所以嘲笑孔乙己，并不只是因为他的品行，而首先是这种身份上的格格不入。实际上，鲁迅交代得很清楚：尽管总因这样那样的缺点饱受讥讽，但孔乙己“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
看客们之所以取笑他，没有说出来的一层意味是：“你自诩为知识分子，却与我们为伍。”我妈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当年下乡，有一句话让她久久不能释怀：“什么老三届初中生，肚子里有点墨水了又怎么样？还不是和我们一样下地干活。”
问题就在这里：即便脱下长衫，也并不能让孔乙己免于被讥讽，因为哪怕和我们干一样的活，你仍然融入不进去——“和我们一样”证明你的落魄，当然值得奚落；但就算你真的想和我们一样，人人都清楚“你还是和我们不一样”。换句话说，“短衣帮”是一个孔乙己无法加入的俱乐部。
长衫并不只是孔乙己的面子，也是他的安身立命的“士格”，而在丧失这一自尊之后，他在那些看客们眼里甚至连“人格”都得不到，一个酒店小伙计也都不尊重他，其生死无人在意，似乎他是一团空气，没有人把他当人看待。
乍看起来，鲁迅是在批判孔乙己，但在我看来，他真正批判的其实是那些看客们——对于孔乙己的处境，没有一个人能感同身受，只有隔膜、冷淡、嘲讽，包括小说中的“我”。在此，他以一种冷峻而克制的笔触，展现出一幅真实到可怕的散沙化社会景象：人与人之间缺乏联结，人们对他人的生死全然无动于衷。
诸如孔乙己、祥林嫂、阿Q这样的人物，千百年来在中国社会上一直都有，但从未有人写过这一群像，直到鲁迅将一束光投射到他们身上，他们的生活处境才第一次被“看见”了。鲁迅之所以是鲁迅，就在于他把国人长久以来视为理所当然的无意识存在，转化成了令人震惊的反思对象。
这是鲁迅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在著名的“幻灯片事件”后，鲁迅就意识到，改造中国社会的首要前提，就是批判那些对同胞遭遇麻木不仁的“看客”，唤起人们的共情，因为这种共情才是产生联结、促成行动的基础。
1926年，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他沉痛地说：
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做“流言”的种子。
对鲁迅来说，这是一种莫大的悲哀：且不说尊严，人的存在本身都“不算什么”了，锥心泣血的痛苦，对看客们而言不过是谈资。钱理群在《游戏国里的看客》洞悉了鲁迅何以对此耿耿于怀：
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游戏场，大剧场”，一切真实的思想与话语一旦落入其中，就都变成了供看客鉴赏的“表演”。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反复描写的“看客”现象，就是一种全民族的“演戏”与“看戏”。
这样的全民表演，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消解力量：下层人民（祥林嫂、孔乙己们）真实的痛苦，有理想、有追求的改革者、精神界战士（夏瑜们）真诚的努力与崇高的牺牲，都在“被看”的过程中，变成哈哈一笑。
阿Q
当然，鲁迅所谋求的并不只是让这些小人物博取廉价的同情，至少他在对他们近乎悲悯的共情之下，对他们身上的弱点、缺陷也从不有所隐讳。这就是鲁迅：他既呈现真实的国民性，但又并不因此而拒绝给予同情。他们都是人。
然而，近些年来，对鲁迅笔下人物的理解却带上了一种迥然不同的意味，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原本是对阿Q这种人物既有共情又具批判的审视，但现在这句话的意思通常都侧重在“可恨”上——“别看那人很可怜，其实必有可恨之处”，这就阻止了对他人的共情，倒是更接近于“受害者有罪论”了。
有朋友和我说，他最反感的一句话，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因为他一位中学老师就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用以为自己拒绝同情他人辩护。这背后隐含着一种绝对化的道德观：“只有毫无可恨之处的人，才值得同情。”然而，且不说这样的人未必存在，这也意味着对“同情”设定了极高的门槛，完全违背了鲁迅的本意。
同样的，祥林嫂原本是一个遭际悲惨的女性，周围人对她只有肤浅的关心而谈不上有什么深切的同情，但到现在，“祥林嫂”通常被用来挖苦那些啰嗦哀怨的人物，倒不如说更让人敬而远之。
至于《药》里的“人血馒头”，本来是血淋淋地表现烈士的流血牺牲都无法触动愚昧的国民，然而在这些年的舆论场上，这个词常常倒是被用以阻止你深入探究。一有什么惨烈的公共事件发生，如果你发声关注，就可能被扣上这么一顶帽子，仿佛只有你沉默不语，让这事就这么过去，才算是对死者及其家人的尊重。
鲁迅已遭到背叛。像这样的种种误读，意味着人们和鲁迅之间已产生了距离，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横亘其间。虽然鲁迅的经典看似仍是鲜活的，但它已得到重新阐释，以适应全新的社会需要。
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作品已经获得了“经”的地位，而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也确实需要对经典的全新的阐释来“适今”，并在现实的创造性实践中深化理解。不过，这种与时俱进不应该是拿鲁迅来为现实辩护，而应当是通过对鲁迅的重新理解来开辟新的可能。
以中国思潮更新迭代的速度之快，不同世代的人有不同理解也不算意料之外，甚至究竟有没有鲁迅的“本意”也众说纷纭，然而，如果当代对鲁迅的解读竟然走向了他曾经批判的那一面，那这种误读，难道不是悲哀？
